22 华北的小衣经济与社会变正 征，但其混合的比例，则随村庄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变化，地因村 庄所遭受的外来势力的性质不同而变化。 过去的研究 美国史学家心目中的中国村庄的形象，主要来源于形式主义 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威廉·施坚雅的研究。施坚雅企图纠 正人类学主流派只注重小社团而忽路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的实体主 义倾向。他写道： 人类学者在中国社会作实地调查时，把注意力几乎全集 中在村庄上，大多歪出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见。要是说中国 的小农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那个世界不是村庄，而 是基层市场共同会。我要指出的是：小农的实际活动范国，行 不是一个狡腔的村落，面是二个若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施 坚雅，1964一65：32)。 根据施氏的说法，基层集市是地方市场系统的三层等级中最 低的一级。在这里，“农户一般贸易需要”都可得到满足。它也是 农产品和工艺品向上流动的起点，和供应小农消费的费物向下流 动的终点。一个典型的基层集市，是一个约有18个村和1,500个 农户的核心点。所及范围，约为50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同上： 3,6)。 根据施坚雅羊1949年在成都东南25公里的集市高片子所作 的三个月的实地调查的结果，当地一个小农： 到50岁时，在基层市集赶集已达3,000次。他与该共同 体的每一戶男子平均至少在同一街造上.碰面，000次。他在 市上向来自各方面的小阪购物。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茶馆 内与运处村庄的小农期友社交往来，…上集市的人很少不
第一章探时的的题 23 在一两个茶馆为消舞至少一个钟头。在好客和联谊的礼俗 下，任何进门的村民，都可以立即成为座上客。在茶馆里消 的一个绅头，无可避免边扩大了个人的交标圈子，也加深了他 对这共同体私会其他部分的认识（同上：35）。 在这样一个图象中，每个小农都“与同一个市场系统中所有的成年 人有点头之交”。基层市场共同体是媒婆、秘密社会、宗教组织、 方言等等的基层空间范围（同上：4041）。一言以蔽之，它是“小 农的社会生活的圈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同上：4041）。 施氏后来把早期分析市场的模式，延伸成为一个包含八层等 级的“中心地”的模式，上达县城以及区域性和中央的大都市。同 时，市场系统也上延而成为整体的“区域系统”，把中国分为八个 “大区域”，每区围绕它的中心都市。此外，在空间之外兼颠到时 间，把市场结构和区域系统上潮到它们的历经数世纪的“周期节 奏（施坚雅，1977a,1977b)。 施氏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 结果儿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在美国学 术界影响之大)。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 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因此，未注意到村庄这 个单位。这个假说，在过去许多学术研究中有所体现，表达得最明 白的，也许就是今日在美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的西达·斯科波尔，一 位全靠第二手文献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比较史理论家：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 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京场共同体。…虽然农 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填正的 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市集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 参加宗教议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斯科波尔，1979：149）
24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形式主义学者的不甚重视村庄的观点，也得到其他几种研究 者无意中的支持。美国学者对“帝国后期”中国政治结构的研究， 多集巾于国家政权和上绅阶级。庶民小农，除了在叛乱期外，都被 视为纯粹被动地受国家统治和士绅领导的对象。游公权的主要著 作《中国农村：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1960)，是运用国 家、土绅这个二元分析模式的好例子。他采用的基线，出自官僚制 度本身所绘制的理想状态：所有乡村农户，都系统地编入以十为单 位的小组，一为赋税之用（里甲制），一为治安之用（保甲制）。这 样，国家官僚政权在理论上深人到自然村内，乃至每家农户。萧氏 义把社会上所有领导分子等同于士绅。他写道：“说士绅是乡村组 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普在没有士绅的状态下 存在；但没有士绅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1960： 31)。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纯粹为被动因素的图象中，中国历代社 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主要出于国家和士绅二元之间的权力转移。 在十九世纪，国家正式机关的权力衰落，而权力重心则移向“非正 式”的士绅政权。村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单独分析的必要。 瞿同祖(1962)和张仲礼(1955)在他们很有影响的研究中，采 用了大体上同一的模式。和萧公权一样，瞿同祖将所有地方社会 领导层，等同于土绅。在国家机关之外，他只注意政府和士绅的关 系，并没有考虑到村庄自身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它与国家之间的 关系。张仲礼也和萧公权一样，强调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非公职 性的领导作用，而无视村庄中可能存在着的自发的领导。 基于这些研究，孔飞力指出了“军事化”的长期趋势：它开始于 十八世：纪末年，为镇压白莲数叛乱而在土绅领导下成立的地方团 练。这个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从国家向士绅的转移(197心)， 又成为二十世纪地方“自治”运动中士绅僭取更大政治权力的背
第一章探讨的问题 25 景。孔氏认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土意劣绅的兴起，是国家权力 问正绅转移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基于此，他认为这些人物 的来源，是旧口的下层【：绅(1975)。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1979)， 孔氏继这一分析之后，进一步讨论因国民党政府冀图将地方政府 重新官僚化而起的磨擦神突，这可样是国家与上钟之间权力交 替转移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所有这些研究的基本假定，是自然村完全被深人基层社会的 国家政权和士绅所控制，结合于上层的体系之内。这个规点，和 施坚雅认为村庄完全结合于大的贸易系统的模式，是互相支持的。 所以，即使事实上村庄民一般全是庶民，设有士绅或甘员，他们 仍可坚持说，只需研究国家和」绅，就足以了解村落的组织和政治 生活。 这个农村的图象，也得到中国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的 支持。在那些研究之中，农民常被描绘为一个跨越村庄、作整体性 行动的“农民阶级”。当然，在农民意识形态和行为特征等一些课 题上常有热刻的论争（见《中国历史年鉴1979：刘广京，1981），但 极少有学者考虑到，农民是否有可能，有时只以村庄整体成员的身 份和意识作出行动。 中国关于革命史的研究，大多同样地强调阶级行动，而不考虑 村民的内向闭塞性。我们从一些著作中，很少看到把村庄作为一 个值得注意的单位来研究的资料。这会使我们觉得自然村共同体 似乎在革命中不起任何作用，虽然在后来改造农村社会时，实际上 保留了自然村这个基本单位。 有的学者曾对这个主导的阶级模式提出商榷，但他们多从宗 族关系而非村庄共同体的观点出发。他们指出宗族关系常跨越阶 级，而使农民组织和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例见傅衣凌，1979）。他]
2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没冇考虑到与亲族交织，但不可与之等同的自然村这一单位。在 这方面，他们的观点和近年西方人类学者在台湾和香港所作的研 究相当接近。后者多把注芯力集中千一些望族，而无视般的村 心（沃森，J982,对这些研究作了敏锐的总结）， 实体主义的观点，主要在日本学术界中得到表达。平野芳太 郎是较界的个提倡者。他认为中国的村庄，是一个具有内在权 力结构、宗教组织和信仰合一的共同体。但平野氏并不是实体主 义学派最理想的光锋。他在学术以外另有政治目的：在他看来，由 村庄共同体组成的东亚式社会，与西方个人主义式的社会根本不 同，而可以视作“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当时戒能通孝从综合形 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了平野氏。他强调中国的村落 是-个分散而又不平等的社会：它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或公共财产。 其中一家一户各自分别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它的权力基础是阶 级利和暴力，而不是村民的自发支持。我能的目的，是要提倡他自己 理想中的西方的发展途径：私有财产和小农个人主义导致了资本 主义的发展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一个所有成员都以平等地 位参与政治的真正的近代国家共同体（旂田巍，1973：35一49）。戒 能与平野的论争，使人联想到最近美国学术界波普金(1979)与斯 科特(1976)的论争。 实体主义学派在R本的起源尽管不理想，但村庄共同体”的 概念，后来仍在学术界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一些日本社会 科学家在中国作的实地调查，是一个得助于日本人类学研究的优 良传统的调查。它搜集了相当多有关农村内部纽织的具体资料。 后来的学术分析，即使持形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都一致把 村庄共同体问题，放在讨论和研究的中心。例如清水盛光〔1951) 沿实体义传统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步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