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析视角与观点;第五部分讨论新结构经济学践行“知成一体,以成证知”的理念,并介绍其在政策 实践上的具体新框架与新主张;第六部分是总结。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 (一)早期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林毅夫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并深受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影响。其在北京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题为《社会主 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的表现形式》,指导老师为张友仁教授。林毅夫 教授(2018)曾撰文提及:“他(张友仁教授)教导了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 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从一个 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选择 并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思路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时期,林毅夫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金融市场 (林毅夫,1984),研究发现金融市场中的交换也遵守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即在交换中左右两边 的商品所凝结的抽象劳动数量也应该相等;而且这种交换是在不同时间内相同价值量的交换, 但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金融市场中的价值规律要求在交换中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量。 后来,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也正是基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发展实践经验,以国际通行的新古典经 济学研究方法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内核提供了新的范式突破口。③ (二)初步成型阶段 在该阶段,林毅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方面,主要是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方法研 究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技术变迁、农业现代化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对中国农村经济发 展的影响,同时关注制度变迁和重新解释“李约瑟之谜”。关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研究雏形 也初见端倪。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为“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 s agricultural reforn: 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中文译为: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制度变迁原因与效应的研究》),这应该是林毅夫 经济学研究的发轫之作。他毕业后延续了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Lin,1987;Lin,1988)。至今,国 内外经济学界许多人仍称呼林毅夫教授为农业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研究农业经济学是具有 定时代背景的。19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由集体生产队逐步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国农 村经济发展较快,而且获得连年丰收。但是,当时以Ward(1958)、 Domar(1966)以及Sen(1966)为 代表的既有文献认为集体经济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较高,且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的。然而,上述主 流文献很难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林毅夫的博士论文则通过 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农场为最佳的农业生产组织,主要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劳 动投入难以监督,而且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的农业增产之中约有1/2归结于家庭联产 ①引自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②参见林毅夫:《论正常利息与价值规律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金融硏究》1984年第l期 ③参兒付才辉:《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④根据陈听(2015)的回忆,1991年林毅夫曾向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彼时其主要精力已放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由 此可见,这一阶段林毅夫的研究关注点已经由中国农业发展向中国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过渡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析视角与观点；第五部分讨论新结构经济学践行“知成一体，以成证知”的理念，并介绍其在政策 实践上的具体新框架与新主张；第六部分是总结。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 （一）早期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林毅夫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并深受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影响。其在北京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题为《社会主 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的表现形式》，指导老师为张友仁教授。林毅夫 教授（2018）曾撰文提及：“他（张友仁教授）教导了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 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从一个 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选择， 并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思路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的历史唯物主义。” ①在这一时期，林毅夫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金融市场 （林毅夫，1984），研究发现金融市场中的交换也遵守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即在交换中左右两边 的商品所凝结的抽象劳动数量也应该相等；而且这种交换是在不同时间内相同价值量的交换， 但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金融市场中的价值规律要求在交换中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量。② 后来，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也正是基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发展实践经验，以国际通行的新古典经 济学研究方法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内核提供了新的范式突破口。③ （二）初步成型阶段 在该阶段，林毅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方面，主要是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方法研 究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技术变迁、农业现代化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等对中国农村经济发 展的影响，④同时关注制度变迁和重新解释“李约瑟之谜”。关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研究雏形 也初见端倪。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为“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中文译为：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制度变迁原因与效应的研究》），这应该是林毅夫 经济学研究的发轫之作。他毕业后延续了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Lin，1987；Lin，1988）。至今，国 内外经济学界许多人仍称呼林毅夫教授为农业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研究农业经济学是具有一 定时代背景的。1980 年代初期，中国开始由集体生产队逐步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国农 村经济发展较快，而且获得连年丰收。但是，当时以 Ward（1958）、Domar（1966）以及 Sen（1966）为 代表的既有文献认为集体经济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较高，且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的。然而，上述主 流文献很难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农业的增产、农民的增收。林毅夫的博士论文则通过 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家庭农场为最佳的农业生产组织，主要源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劳 动投入难以监督，而且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的农业增产之中约有 1/2 归结于家庭联产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引自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2 期。 ② 参见林毅夫：《论正常利息与价值规律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金融研究》，1984 年第 11 期。 ③ 参见付才辉：《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 年第 4 期。 ④ 根据陈昕（2015）的回忆，1991 年林毅夫曾向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彼时其主要精力已放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由 此可见，这一阶段林毅夫的研究关注点已经由中国农业发展向中国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过渡。 • 9 •
财纟研究2018年第9期 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上述研究成果为人们从深层次理解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发轫点的农村制度改革与变迁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比较系统严谨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经验证据,被舒尔茨教授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 之作。基于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林毅夫于199〗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第8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 文“ 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rual growth in China”,该文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最佳论文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从集体农场向家庭农场的改革伴随着农业的增 产。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虽然农业生产在期 初有所增加,但在1959-1961年却出现了导致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这种现象在 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经出现过。 为了解释这个重要现象,林毅夫(1990)的论文“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 s agricultural crisIs In1959-1%61”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证明,在农业生产劳动存在监督困难的条件下,农业 合作化运动的推行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 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 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 衷于合作化运动的人误认为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从而把社员退出的权 利给剥夺了。这样一来,当某些社员偷懒时,那些勤劳的社员无法行使退出权以自保,所以就会 跟着偷懒,最终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全面大幅下滑(Li,1990a)。该文于1990年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后来,鉴于此篇论文的影响力,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曾在1993年第17卷出版专辑(一期共6篇论文)专门讨论退出权假说和导致农业合 作化运动的失败原因(Lin,1993)。后来,林毅夫进一步解释了1959-1961年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 的饥荒为何集中于农村(Lin,1998;Lin和 James,2003)。他研究发现,这主要源于1953年中国所 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支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的赶超战略,政府以统购 统销的方式将农村剩余转移至城市,以支持工业化运动和保证城市居民的农产品供给。在粮食 大幅减产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保证城市居民的农产品配给而导致农村缺粮 更加严重,因此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发生在农村而非城市。后来,林毅夫与杨涛(2000)针对 sen(19%6)所提出的食物获取权与饥荒之间关系的影响假说进行研究,在 Economic journa上发 表了题为“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1959-61”的论文。这是第一篇以 严谨的实证检验来验证食物获取权对饥荒影响的论文。 在20世纪90年代,林毅夫教授就农业现代化问题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2篇论 文,主要研究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性对农业技术的影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 想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所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系(Lin等 1989: Lin F, 1990; Lin, 1990b; Lin, 1991b: Lin, 1991c: Lin, 1991d; Lin, 199le: Lin, 1992a; Lin, 1992b Lin,1994;Lin,1995b;Lin和Wen,1995;Lin,1996)。林毅夫教授(1996在对中国各省市及其区与 地市等一级农业科研机构调研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这一重要著作。这一著 作从总体上论证了农村要素市场、耕作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信贷制度对农业现代化技术推广的 影响机制。上述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国际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尤其是1991年 以“ 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为题目发表 ①Sen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上述研究成果为人们从深层次理解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发轫点的农村制度改革与变迁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比较系统严谨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经验证据，被舒尔茨教授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 之作。基于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林毅夫于 1992 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第 82 卷第 1 期上发表了论 文“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rual growth in China”，该文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 政策研究中心 1993 年度最佳论文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从集体农场向家庭农场的改革伴随着农业的增 产。但是，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在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虽然农业生产在期 初有所增加，但在 1959−1961 年却出现了导致 3 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这种现象在 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经出现过。 为了解释这个重要现象，林毅夫（1990）的论文“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证明，在农业生产劳动存在监督困难的条件下，农业 合作化运动的推行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 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 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 衷于合作化运动的人误认为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从而把社员退出的权 利给剥夺了。这样一来，当某些社员偷懒时，那些勤劳的社员无法行使退出权以自保，所以就会 跟着偷懒，最终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全面大幅下滑（Lin，1990a）。该文于 1990 年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上发表。后来，鉴于此篇论文的影响力，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曾在 1993 年第 17 卷出版专辑（一期共 6 篇论文）专门讨论退出权假说和导致农业合 作化运动的失败原因（Lin，1993）。后来，林毅夫进一步解释了 1959−1961 年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 的饥荒为何集中于农村（Lin，1998；Lin 和 James，2003）。他研究发现，这主要源于 1953 年中国所 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支持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的赶超战略，政府以统购 统销的方式将农村剩余转移至城市，以支持工业化运动和保证城市居民的农产品供给。在粮食 大幅减产而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用行政手段保证城市居民的农产品配给而导致农村缺粮 更加严重，因此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发生在农村而非城市。后来，林毅夫与杨涛（2000）针对 Sen（1996）所提出的食物获取权与饥荒之间关系的影响假说进行研究，①在 Economic Journal 上发 表了题为“Food availability，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的论文。这是第一篇以 严谨的实证检验来验证食物获取权对饥荒影响的论文。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林毅夫教授就农业现代化问题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12 篇论 文，主要研究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性对农业技术的影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 想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所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系（Lin 等， 1989；Lin 等，1990；Lin，1990b；Lin，1991b；Lin，1991c；Lin，1991d；Lin，1991e；Lin，1992a；Lin，1992b； Lin，1994；Lin，1995b；Lin 和 Wen，1995；Lin，1996）。林毅夫教授（1996）在对中国各省市及其区与 地市等一级农业科研机构调研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这一重要著作。这一著 作从总体上论证了农村要素市场、耕作制度、教育体制以及信贷制度对农业现代化技术推广的 影响机制。上述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国际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尤其是 1991 年 以“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为题目发表 2018 年第 9 期 ① Sen 为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10 •
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上的文章。在该文章中,林毅夫(199la)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 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否,以及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化皆会影响 要素相对价格和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进而也会诱致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变迁(Lin,199la; Lin,1999)。该篇论文还进一步以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文中所提出的命题假说。文章还进一步 拓展了 Hayam和 Ruttan(1985)所提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动引起的诱致性 技术变迁假说,将其适用范围延伸至计划经济,乃至缺乏市场的农业社会。 1992年林毅夫教授将自己多年来研究农业经济的论文汇集成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该著作中的10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 经验分析,重点分析了农业技术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时,该著作被誉为研究中国经 济学问题的最具国际规范的学术成果,并获1993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另外,林毅夫教授 (1999)Bie x "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获得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年度最佳论文 奖。后来,林毅夫教授于2000年出版了第二本农业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 与中国农业发展》.该著作将制度和技术当作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是林 毅夫教授继1992年《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之后,又一部使用规范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 来探讨中国农业、农村与经济发展中制度和技术问题的专著,它将主流经济学方法、制度经济学 理论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密切结合,弥补了制度经济学缺乏实证分析的缺陷 与此同时,林毅夫关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学术观点也已逐渐呈现。 他在1988年分析经济发展战略时曾指出,随着日元、新元等币种的升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 力成本会逐步上升,这样会促使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或地区,这 就为中国利用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为此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国际机遇以促使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林毅夫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始于1986-1987年其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 博士后期间。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了解改革的原因 林毅夫阅读了大量当时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既有文献,撰写了一篇题为“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的学术文章,并于1989年发表于 Cato Journal的 卷首,中文稿则以《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年第4期。这篇文 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此文将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引进国 内,而且将制度变迁区分为两类,即强制性变迁( Imposed Change)与诱致性变迁( Induced Change),前者是指由政府采用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推动而直接产生的变迁,后者是指人们在追 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自发产生的变迁。制度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其中诱致性制度 ①参见陈昕:《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读书》2015年第1期。 ②该书获得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2002年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 ③参见林毅夫:《外向型战略的最佳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改革》1988年第3期:林毅夫:《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社 体制比较》,1988年第4期 ④林毅夫教授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鼓励外国学生的博士论文写自己 祖国所发生的问题。鉴于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林毅夫的博士论文选题为“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n: 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中文译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制度变 迁原因与效应的研究》) ⑤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在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上的文章。在该文章中，林毅夫（1991a）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 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否，以及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化皆会影响 要素相对价格和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进而也会诱致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变迁（Lin，1991a； Lin，1999）。该篇论文还进一步以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文中所提出的命题假说。文章还进一步 拓展了 Hayami 和 Ruttan（1985）所提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动引起的诱致性 技术变迁假说，将其适用范围延伸至计划经济，乃至缺乏市场的农业社会。 1992 年林毅夫教授将自己多年来研究农业经济的论文汇集成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该著作中的 10 篇论文是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 经验分析，重点分析了农业技术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当时，该著作被誉为研究中国经 济学问题的最具国际规范的学术成果，①并获 1993 年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另外，林毅夫教授 （1999）的论文“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获得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年度最佳论文 奖。后来，林毅夫教授于 2000 年出版了第二本农业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 与中国农业发展》，②该著作将制度和技术当作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是林 毅夫教授继 1992 年《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之后，又一部使用规范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 来探讨中国农业、农村与经济发展中制度和技术问题的专著，它将主流经济学方法、制度经济学 理论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密切结合，弥补了制度经济学缺乏实证分析的缺陷。 与此同时，林毅夫关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学术观点也已逐渐呈现。 他在 1988 年分析经济发展战略时曾指出，随着日元、新元等币种的升值，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 力成本会逐步上升，这样会促使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或地区，这 就为中国利用国内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为此，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国际机遇以促使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③ 另外，林毅夫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始于 1986-1987 年其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 博士后期间。④当时国内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了解改革的原因， 林毅夫阅读了大量当时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既有文献，撰写了一篇题为“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的学术文章，并于 1989 年发表于 Cato Journal 的 卷首，中文稿则以《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 年第 4 期。这篇文 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此文将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引进国 内，而且将制度变迁区分为两类，即强制性变迁（ Imposed Change）与诱致性变迁（ Induced Change），前者是指由政府采用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推动而直接产生的变迁，后者是指人们在追 求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自发产生的变迁。⑤制度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其中诱致性制度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参见陈昕：《林毅夫与他的发展经济学理论》 ，《读书》，2015 年第 1 期。 ② 该书获得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 2002 年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 ③ 参见林毅夫：《外向型战略的最佳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改革》，1988 年第 3 期；林毅夫：《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1988 年第 4 期。 ④ 林毅夫教授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鼓励外国学生的博士论文写自己 祖国所发生的问题。鉴于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林毅夫的博士论文选题为“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n institutional change”（中文译为：《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制度变 迁原因与效应的研究》）。 ⑤ 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11 •
财纟研究2018年第9期 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而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导致新制度的供给不足。这样,政 府在弥补制度供给不足方面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贯穿于林毅夫教授后来的许多 论著、与学界的争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受这篇文章的影响, North holland出版社 在组织出版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工具书系列之一“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时,邀请 林毅夫教授与 Jeffrey Nugent教授合写了一章“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新制度经 济学是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决定及其变迁的理论,而制度及其变迁是新结构经济学的 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决定及其变迁的许多论述虽然同属于新制度 经济学的范畴,但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还研究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决定及其变迁的机制。 在这一阶段,林毅夫教授还重新诠释了“李约瑟之谜”。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而且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果卓绝,总体上领先于世界各国一千多年 13世纪就具备了工业革命的种种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许多史学者所提到的促使英国在18世 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但是,为何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且此后中国逐步落后 于西方国家?2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并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 Needham,1969)。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进一步质疑:为何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 萌芽,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在中国得到深化? 对于“李约瑟之谜”,林毅夫(2007b)研究发现技术发明方式的差异性是导致“李约瑟之谜” 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是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为 主。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地理气候条件优越,能够养活的人口多,劳动者也相对较多,因此当 时中国出现技术发明的概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但是,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以研发人员在 实验室里所进行的可控实验为主,因此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其中,这种发明方 式的转变主要基于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的产生则以先天对自然现象具有好奇心 的人掌握了后天学习得来的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能力为前提。当时,中国缺乏对具有强好奇心 高智商人群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得那些对自然现象具有先天好 奇心且具有高智商的人乐于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以进入统治阶层而获得高回 报,所以科学革命及其以后的工业革命也就难以在中国自发产生。对于韦伯的疑问,林毅夫教授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前现代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进而使 得中国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与规模经济也难以得到提高,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企业雇佣人数也 就难于增加,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并未真正深化。最后,林毅夫教授将这些观点整理成文,以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中文译为:《李约瑟之 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为题发表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杂 志1995年第43卷第2期上。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不仅通过建立一个技术发明模型来说明技术 ①通常只有在一个领域或专题上被认为是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才会得到邀请为 Handbook写专章,这对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林毅夫 而言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②关于“李约瑟之谜”解释的文章其思考和写作可能是林毅夫教授所有文章中历时最长的。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历史与发展感 兴趣,并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谜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古代曾遥遥领先于世界诸国,但到了近现代却变得如此落后了呢?后来林毅 夫教授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③参见韦伯( Max weber):《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载于《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④虽然该论文发表在1995年但该文的主要观点却形成于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博士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舒尔 茨( Theodore W. schultz)教授向林毅夫问及这个谜题时,林毅夫随口回答,是因为科技创新方式不同所致。舒尔茨教授觉得此观点甚有新意 后来,林毅夫又多次谈及这个观点,然而,直到1993年秋天,林毅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中国经济发展》课程时才将上述观点整理成 12·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而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导致新制度的供给不足。这样，政 府在弥补制度供给不足方面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贯穿于林毅夫教授后来的许多 论著、与学界的争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受这篇文章的影响，North Holland 出版社 在组织出版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工具书系列之一“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时，①邀请 林毅夫教授与 Jeffrey Nugent 教授合写了一章“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新制度经 济学是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决定及其变迁的理论，而制度及其变迁是新结构经济学的 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决定及其变迁的许多论述虽然同属于新制度 经济学的范畴，但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还研究产业、技术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决定及其变迁的机制。 在这一阶段，林毅夫教授还重新诠释了“李约瑟之谜”。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而且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发展的成果卓绝，总体上领先于世界各国一千多年， 13 世纪就具备了工业革命的种种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许多史学者所提到的促使英国在 18 世 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但是，为何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在中国，且此后中国逐步落后 于西方国家？②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并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Needham，1969）。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进一步质疑：为何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 萌芽，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在中国得到深化？③ 对于“李约瑟之谜”，林毅夫（2007b）研究发现技术发明方式的差异性是导致“李约瑟之谜” 出现的主要原因。首先，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是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为 主。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地理气候条件优越，能够养活的人口多，劳动者也相对较多，因此当 时中国出现技术发明的概率明显高于西方国家。但是，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主要以研发人员在 实验室里所进行的可控实验为主，因此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其中，这种发明方 式的转变主要基于 15−16 世纪的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的产生则以先天对自然现象具有好奇心 的人掌握了后天学习得来的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能力为前提。当时，中国缺乏对具有强好奇心、 高智商人群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使得那些对自然现象具有先天好 奇心且具有高智商的人乐于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以进入统治阶层而获得高回 报，所以科学革命及其以后的工业革命也就难以在中国自发产生。对于韦伯的疑问，林毅夫教授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前现代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进而使 得中国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与规模经济也难以得到提高，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企业雇佣人数也 就难于增加，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并未真正深化。最后，林毅夫教授将这些观点整理成文，以 “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中文译为：《李约瑟之 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为题发表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杂 志 1995 年第 43 卷第 2 期上。④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不仅通过建立一个技术发明模型来说明技术 2018 年第 9 期 ① 通常只有在一个领域或专题上被认为是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才会得到邀请为 Handbook 写专章，这对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林毅夫 而言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② 关于“李约瑟之谜”解释的文章，其思考和写作可能是林毅夫教授所有文章中历时最长的。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历史与发展感 兴趣，并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谜题：为什么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古代曾遥遥领先于世界诸国，但到了近现代却变得如此落后了呢？后来林毅 夫教授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③ 参见韦伯（Max Weber）：《儒教中国政治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和行会》，载于《韦伯文集：文明的历史脚步》，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④ 虽然该论文发表在 1995 年，但该文的主要观点却形成于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博士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舒尔 茨（Theodore W.Schultz）教授向林毅夫问及这个谜题时，林毅夫随口回答，是因为科技创新方式不同所致。舒尔茨教授觉得此观点甚有新意。 后来，林毅夫又多次谈及这个观点，然而，直到 1993 年秋天，林毅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中国经济发展》课程时才将上述观点整理成 文字。 • 12 •
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变迁方式差异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并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中国未能成功地将技术变迁的方式 转变为依靠近代科学来加以指导的原因。2006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 洲主要经济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上发表关于“自宋以来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演 讲。在该讲座中,林毅夫教授将其对“李约瑟之谜”问题的研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加以 整合,第一次把对“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冋”的解释与对“中国奇迹之谜”的解释逻辑一致地 整合在技术变迁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之中(林毅夫,1995a;Lin,2008)。22017年10月 27日,林毅夫教授应邀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做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主题为“李约瑟 之谜和中国的复兴”。在这次讲座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使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 分析和解答“李约瑟之谜”。 在这个阶段,尽管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但是他也在不断反思宏观经 济理论。当时,对于1988年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本应该采取提高名义利 率的办法来进行治理,而当时的政府却以“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这被现代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和无效的)。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促使林毅夫教授逐渐 开始尝试放弃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转而从现象本身出发 来提出理论。后来,林毅夫教授在自我总结时说,在1988年以前,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认为他自己在农业 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 有的理论假说,或者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点延伸性的工作。他甚至认为,这 一阶段即使说他自己有独创的见解,如退出权假说等,那也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的观点。但自 从他真正理解了1988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林毅夫教授 开始扬弃凡事皆从现有西方主流理论出发的分析方法,在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换之以“常无”的心态,先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 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为达成目标如何做出最优选择,即理 性分析的“本体”,再来分析与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林毅夫教授通过研究 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进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此,我们认为初步 成型阶段至关重要。从此以后,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视野逐步从中国农村扩展至中国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领域。 (三)系统阐述阶段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开始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进行独 创性研究,并在研究“中国奇迹”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 论。据林毅夫教授自己回忆,对1988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思考以及岀访印度的经历使其彻底摒弃 了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深入洞察和分析以及与各 种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林毅夫教授(1994)认识到:“导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以及非 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 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 战略。在此战略下,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为了 ①该研讨会是应 Maddison教授亲自邀请参加其80岁生日而举办。对林毅夫教授而言,这是向世人阐释“李约瑟之谜”的绝佳机会 该文的中文稿发表在《北京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年7月第4卷第4期上,英文稿则发表在(中国经济条志Chm onic owen2008年第1卷第1期上 ③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少,而且印度也有计委,且性质和工作方式与中国的计委相似。 (c)1994-2019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变迁方式差异可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并且还进一步探究了中国未能成功地将技术变迁的方式 转变为依靠近代科学来加以指导的原因。2006 年，林毅夫教授在“世界经济发展：澳大利亚和亚 洲主要经济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讨会上发表关于“自宋以来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演 讲。①在该讲座中，林毅夫教授将其对“李约瑟之谜”问题的研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加以 整合，第一次把对“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的解释与对“中国奇迹之谜”的解释逻辑一致地 整合在技术变迁和发展战略的统一分析框架之中（林毅夫，1995a；Lin，2008）。 ② 2017 年 10 月 27 日，林毅夫教授应邀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做第二届李约瑟年度纪念讲座，主题为“李约瑟 之谜和中国的复兴”。在这次讲座中，林毅夫教授进一步使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 分析和解答“李约瑟之谜”。 在这个阶段，尽管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但是他也在不断反思宏观经 济理论。当时，对于 1988 年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本应该采取提高名义利 率的办法来进行治理，而当时的政府却以“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这被现代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和无效的）。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促使林毅夫教授逐渐 开始尝试放弃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转而从现象本身出发 来提出理论。后来，林毅夫教授在自我总结时说，在 1988 年以前，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认为他自己在农业 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因为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 有的理论假说，或者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点延伸性的工作。他甚至认为，这 一阶段即使说他自己有独创的见解，如退出权假说等，那也只是一些“零敲碎打”的观点。但自 从他真正理解了 1988 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林毅夫教授 开始扬弃凡事皆从现有西方主流理论出发的分析方法，在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换之以“常无”的心态，先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 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为达成目标如何做出最优选择，即理 性分析的“本体”，再来分析与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林毅夫教授通过研究 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进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此，我们认为初步 成型阶段至关重要。从此以后，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视野逐步从中国农村扩展至中国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形成、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领域。 （三）系统阐述阶段 在这个阶段，林毅夫教授开始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深层次问题进行独 创性研究，并在研究“中国奇迹”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 论。据林毅夫教授自己回忆，对 1988 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思考以及出访印度的经历使其彻底摒弃 了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③通过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深入洞察和分析以及与各 种不同性质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林毅夫教授（1994）认识到：“导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以及非 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的资源计划配置体制，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本 原因，是这些国家在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实行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 战略。在此战略下，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中缺乏自生能力，因而，为了 赵秋运、王 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 ① 该研讨会是应 Maddison 教授亲自邀请参加其 80 岁生日而举办。对林毅夫教授而言，这是向世人阐释“李约瑟之谜”的绝佳机会。 ② 该文的中文稿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 7 月第 44 卷第 4 期上，英文稿则发表在《中国经济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2008 年第 1 卷第 1 期上。 ③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少，而且印度也有计委，且性质和工作方式与中国的计委相似。 •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