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 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 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 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 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 会”，或者走进南湖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 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 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 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 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 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 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 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 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 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 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 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 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 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 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
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 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 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 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 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 会”，或者走进南湖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 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 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 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 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 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 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 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 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 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 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 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 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 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 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
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我安慰她，我 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说：“总有一天会 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 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 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 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 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 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 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 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 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 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 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 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 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 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 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 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 个人不知道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 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 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
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我安慰她，我 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说：“总有一天会 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 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 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 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 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几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 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 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 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 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 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 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 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 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 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 X 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 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 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 个人不知道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 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 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
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见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 地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宜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 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 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 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 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了家信，请假回 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 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 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 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 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 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 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 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 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 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 的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 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 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 给提去关了一个时期还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
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见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 地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 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 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 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 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了家信，请假回 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 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 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 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 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 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 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 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 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 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 的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 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 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 给提去关了一个时期还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