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六：抗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 （6学时) 【教学目标与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背景：让学生认识中华民族从局部到全面抗 战局势的发展：让学生掌握抗战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 流砥柱作用。正确认识日本侵华的历史史实，对中华民族抗争史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对 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教学重点：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 2、教学难点：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关系 【教学内容】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二、日本侵华历史 三、国民党正面战场 四、共产党敌后战场。 五、抗战胜利的原因 六、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七、拓展训练：全民族抗战铸就抗战精神。 九一八事变 学术引领 对中日两国而言，九一八事变影响深远。它加速了日本称霸世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进程，也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展：它路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促 进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更推动了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 一、事变由日本军部、内阁、学界等共同挑起 曾景忠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载《史学月刊》，2008年 第2期)一文中指出，日本内阁与军部在侵华方针上并非存在着单纯的一致性或者对抗性， 而是如同歌唱表演一样，联合演出了一曲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对唱，九一八事变 将起之际，日本驻沈阳领事曾对关东军武力袭击进行劝阻：接着并调，在军方的强力施压下， 内阁屈从军部，外交追随军事；继而和唱，日本外交为军事侵略掩饰、辩解。此外，日本还 在外交上阻挠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外务部首先以中日两国“直接 交涉”为由，阻挠中国向国际联盟寻求援助。在国际联盟做出日本撒兵的决定后，又抛出了 中日关系“基本大纲”，提出中日达成协议后，日本做出才会撤兵。该大纲共有五个条款，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其中第五条是中国“尊重条约上所规定日本在满洲之一切权益”，该条款涉及1915年签订的 “二十一条”，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王希亮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家层侵华国策的趋同》（载《历史研究，201年第4期） 一文中指出，九一八事变是由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军官阴谋发动的，而日本政府最初确实出 台了“不扩大方针”。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摆脱1929年的经济危最初确实出台 了机，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间、天皇在侵华国策上逐渐趋同，最终达成一致，旗 帜鲜明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尤其是在对待“伪满”政权问题上，日本政府不惜退出国 际联盟也要承认“伪满”政权的“合理性”。 欧阳军喜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满洲问题”上的反华宜传一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 查会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文中指出，为 了给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做辩护，19291933年间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太平洋 问题调查会，抛出所谓“民族生存权说”“特殊权益说”“防俄防共说”“人口过剩说”等学 说。 “防俄防共说”是指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是为了防止俄国的扩矿张，是一种“自卫的活 动”，满洲是日本阻止俄国推进共产主义思想渗透的第一道防线。“人口过剩说”指出，日 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为养活更多的人口不得不向地广人稀的满洲移民。“民族生存权说” 与人口过剩说相似。“特殊权益说”指出，日本在地理上与满洲相近，日本已在满洲进行了 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满洲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的经济发展都是日本维护当地和平的结果，这 些都使得日本应该在满洲享有特殊权益。以上种种学术，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站不住 脚跟，更掩盖不了太平洋调查会为日本侵略行为狡辩的实质。除此之外，日本太平洋问题调 查会还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与日本政府的态度一致，完全沦为日 本政府的一种宣传工具。 二、不抵抗政策符合张学良本人的意愿 部分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时，由于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东 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子抵抗，致使东北三省沦陷，而张学良也蒙受“不抵抗将军”骂 名，做了“替罪羔羊”。曾景忠在《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载《史学月 刊)，2003年第8期)一文中指出，东北地区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张学良与蒋介石实质上是各 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如果张学良本人不想执行不抵抗政策，完全可以 不执行。曾景忠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 抵抗政策。当时，蒋氏对于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只是指 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谣言，并于9月21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南京国民政 府在外交、军事、政治上采取忍痛含愤、诉诸国际联盟、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可见 蒋介石并非不抵抗，而是“准备抵抗”。 徐畅在《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文借助新发 表的张学良的谈话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自称没有判断清日本要发动战争侵略中国， 所以他才没有下令抵抗。徐畅将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通过对张学良个人心理的分析后指 出，即使张学良完全看清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也极有可能仍然实行“不抵抗政策”。 原因有三：首先，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二人的共识；其次，张学良迷信和平，迷信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国际联盟；最后，张学良并未作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军事准备，为保存东北军的实力， 张学良不能贸然抵抗日军侵略。 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走向统一 荣维木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载《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文中指 出，九一八后中国政局存在着分裂的现实与统-的趋向，日本正是利用中国的分裂而施展侵 略阴谋，从而使它对中国的局部侵略到全面侵略步步得是。但是，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 的扩张，都增长了中国的份抗日情绪，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转换的 希望。文章指出，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增长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对南京的向心 力，而且也使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采取了羁嬤政策，从而加强了南京国民政府影响力，进而 促进国家的统-。同时，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统代替了分裂，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使中国形成了抵抗外侮必需的全民族的统 战线。 贺新城在《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问题》（软<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一文 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是从自身分裂开始的。文章指出，“九一八”后至八一 宣言》发表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仍要求推 翻国民党的统治。在统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出现过严重失误，国民党也坚持“攘外必先安 内”政策。最后，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共两党适应民族利益的需要，不断地修正自己不 切实际的主张，才走上了团结统共同抗日的道路。 七七事变 学术引领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等一系列事端的继续与扩大 同时，它也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又一个转析点，并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 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七七事变爆发的起因 袁成亮在《从“六.二九事件”到“卢沟桥事变”一关于“谁制造了卢沟桥事变”问题 的又一考察视角》（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 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由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与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合谋制造的。对此袁成亮从 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六，九事件”是一次未遂的卢沟桥事变。日本符务机关及 华北驻屯军预谋在6月29日起事，我方在5月份获知此事，于是增加兵力这次阴谋的不成 功，才有了卢沟桥事件的强化防务，因此日方明谋未能得逞。正是有华北周内将发生重大 事件”“七夕之夜，再次预谋，从而也就有了当时流行的诸如务机关及华北驻屯军开始特 策划新的行动，袁成亮指出，由日本驻华特务机关与华北驻屯军联合导演的、意在占领我国 华北地区的卢沟桥事变，不久便由一起“地方性事件”迅速扩大为日本政府全面侵华的“全 局性事件”。 金卫星在《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一 文中指出，七七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日本方面来看，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政 局和对外战略从多元到一一元、从无序到有序的重要转折，也是内阁与军方从分歧到协调致 的重要转折，由此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的 “举国致”局面：从中国方而米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 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战线，中国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妥协退让。日方无视中国政局的变 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市变的真正原因。 日本学者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伊文成、李树满、南昌龙等译，58页，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一书中诡辩道，造成战争契机的卢沟桥事件是偶发事件。日本学 者井上清也在《日本军国主义（第3册）》（马黎明译，2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书 中诡辩道，卢沟桥事件是否为日军蓄意炮制的“第二次柳条湖事件”很值得怀疑。对此， 吴相湘，陈在俊、曲家源等中国学者从三个方面进了反取。第一，纠缠“第一枪”问题没 有意义，卢沟桥事变是在中国发生的，就如同强盗人室反而纠缠主人是否打过强盗样没有 道理。们为澄清史实，中国学者仍然提出证据说明“第枪”并非中国人所放。第二，驳斥了 日本的“无计划论”，指出卢沟桥事变完全是日本对早已确定了的侵华计划的主动实施。第 三，取斥了日本的“非国谋论”，指出声沟桥事变是日军有预谋的行动，其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借此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二、七七事变爆发后国际社会的反应 就杨在《试析“七七事变”后英美的不同反应》（载《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 第4期)一文中指出，七七事变爆发后，美国坚持不干涉政策，而英国的态度却渐渐由纵容 向强硬转变。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七七事变使英国认识到日本的野心，而日本在 中国的扩张，严重危及英国的在华利益。关国的在华利益抵不到英国的六分之，而且日本是 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它担心支持中国会影响美日贸易。第二，H本在中国的扩张危及到英国 远东殖民地的安全，而且担心本在中国战场迅速取胜，就可能和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联 手对欧洲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从而威胁英国本土的安全。而美国没有殖民地，地理位置的优 越性也使其暂时不会受到战争的威胁，没有必要与英国结盟共同对敌。第二，经历过30年 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英国已无力单独对抗日本，需要借助其他大国的力量，而它对苏联 心存芥蒂，只能求助于美国但关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严重，他们害怕美国卷人战争，所以 不愿介人。 刘小娟在《英国人眼中的卢沟桥事变》（载《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中 指出，关于七七事变是如何开始的这一问题，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方而是被迫行动的。关于卢 沟桥事变是否为口本策划已久、蓄意制造的这一问题，英国政府认为，一方面日本不是有意 挑起冲突的，另一方面中国方面采取的行动也尤可厚非。关丁卢沟桥事变未能以协议的方式 和平解决而导致事件不断扩大、日趋严重，其责任在谁这一一问题，英国政府认为责任完全 在日木军方而与A本政府无关。英国虽然意识到日本扩张的意图，但它坚信日本不会利用此 次事变在此时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英国希望能够和Y解决此事变，避免中日冲突的扩 大，它向中日两国都提出过抗议、照会等，企图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调解。虽然英国在调解 过程中有较明显的祖日倾向，但它也并非一味地迁就日本，也曾对日本就不举行英日谈判- 一事提出过警告。英国方面自己采取行动，另方面积极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当美国几次拒绝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英国提出的联合行动要求后，英国仍单独警告日本。英国之所以不断地对日本退让，其最终 目的是为了维护它在中国及远东的特权和地位。英国的退让是它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一种 手段，而非心甘情愿地迎合日本的要求，显示了英国维护它在中国霸权的企图。同时，英国 对日本始终存在着既妥协又斗争的两个方面，而争夺霸权的一面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正因为 这样，才决定了英、日之间的战争最终必将爆发。 从国际上来讲，1937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样做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 摆脱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各国都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再加上一战造成的巨大创伤， 许多国家还没有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害怕战争。第二，从国内来讲，美国担心支持 中国会影响美日贸易。第三，第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内的孤立主义者大行其道。美国人普 遍认为，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战争纠纷只要不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 成危害，美国就没有必要为了他国的利益而卷人到战争或地区冲突中去。 李世安、陈淑荣在《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卢沟桥事变后英国的对日政策，从九一八事 变后的缓靖政策，转变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被迫的援华抗日政策。英国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中 国，但不愿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开战：英国官方不愿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但允许通过民间方式 援助中国：英国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但英国对日退让的底线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 的状态”。英国的这种对日政策虽然仍是一种妥协，而目还没有完全摆脱绥蜻政策的阴影。 但英国的政策已经有了实质上的改变，它没有出卖中国来与日本妥协，实现其维护在远东利 益的计划。这也说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不存在英美等国勾结共同出卖中国的“远东慕 尼黑阴谋”。 r.H.罗曼诺娃在(3040年代远东的苏中经济关系》（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于东林译，152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一文中指出，七七事变爆发后，苏联对华政策调整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中苏两国在1937年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正是依据 该条约，苏联分三次通过信用贷款向中国提供了合计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为中国后来的 全面抗战提供巨大的物资保证，并由此开始了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大规模援助。 孙才顺在《如何评判抗战期间中苏关系中的是与非一论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恶化的 原因》（载《抗口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七七事变后，中国进行的全面 抗战，符合苏联的利益：同时，苏日矛盾不断激化，冲突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对 中国实施军援，对日本的武装挑衅也给予沉重打击。然而，苏联并不想积极介人中日战争， 日最终与日本缔结了“蒙满边境协定”。对中国的援助也仅想借助中国拖住日本，所以苏联 虽然尽可能对中国援助军火、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但不愿出兵。苏联对华援助也是有定 限度的，且，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无不是出于直接的本民族利益的需 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要旨，而中国只是其可供利用的一个筹码而已。由此看来，苏联的对 华政策从本质上讲，体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利民族利己主义。 三、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战和选择 曾景忠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有有才下定抗战决心》（载《民国档案》，2008年 第1期)一文中指出，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积极应战。这主要表现在以 This document is produced by free version of Print2Flash.Visit www.print2flash.com for mor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