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分层问题通常包括:人们是如何获得职业地位的,以及从这种职业地位中,人们又是如 何获得经济和物质报酬的,而这构成了财富的分配。问题由此而来:在这一过程中谁获得了 什么?曾解释过教育之重要性的技术一功能理论为这一职业分层过程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 角:人们通过在市场上为获得技能而展开的竞争来取得地位,他们的报酬与其劳动产品的边 际回报呈正比。谁的劳动技能在生产非常为人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相对具有最大的生产 力,谁就获得最高的报酬。然而,前几章中为反驳对教育在职业中之作用的精英论阐释所列 举的证据,同样也对这种比较粗略的解释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同样这些证据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人们积极关注的是获得及控制职业权力和收入 的过程,而不只是(或甚至首先是)运用技能使生产最大化。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从事生产性 的工作,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多数组织中对功劳做出评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 是在白领阶层,而工人的社会组织也有意阻止精确的评价。那些专业技能精湛的工人并没有 得到最高的报酬,他们主要处于组织的中下层(而且还是中层的旁枝末节);通向权力和收 入的最重要的途径,是经由组织化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域 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 这就是说,不仅有生产性劳动,还有政治性劳动。所谓后者,我首先是指在组织性政治 策略( maneuvering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之内所作的努力。生产性劳动负责财富的物质 生产,而政治性劳动则设定财富占有的条件。就某人按照他的生产贡献取得报酬而言,这并 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政治性劳动塑造组织结构和劳动力市场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更一般地 说,职业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环绕在工作过程周围的政治性劳动 政治性劳动首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形成了组织内部一一有时是组织之间一一的社会联 盟,并且影响着他人对工作现实的看法。这两个过程经由同样的方式齐头并进:社会网络借 助沟通过程得以形成,而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也是一种沟通过程。两者根本上都取决于文化资 源。组织性政治的结果是对收入、工作和组织本身的结构的形塑 这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着把关控制一一某种职业的入 行资格。其次,还有组织内部的职业发展渠道的结构一一它是否是一条闭塞的通道,是否能 在独立的部门内部升迁,是否允许转岗和轮岗,是否有升至最高权力机构的潜在可能,等等。 最后,也是最一般的,还有对“职位”( position)本身的塑造——哪些种类的工作被归在一 起,或者被区分开来作为单个工人的独特职责,这些职位需要多少人来做:职位任期有多长 以及采用何种付酬方式(计件制、小时制、月薪制、佣金等)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政治过程可能会涉及到组织内部的若干群体。最明显的是,经理们 在制定入行要求、职业序列和职位时有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做这些并不仅仅是出于 对成本和生产效率的考虑,还考虑到各种制度安排对于控制其下属的有用性。经理们也很关 注对他们自己职位和职业的塑造。由于经理们身处组织内部的政治过程之中,他们在进行这 种塑造时就必须跟他人联盟,并且还经常要与敌对的个人和群体对立。因此,职位的塑造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复杂和反应性的,其结果非参与斗争的任何特定一方所欲 当我们考虑到不仅拥有行业权威的经理、而且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对职位的塑 造,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即使没有直接的决策权,也凭借他们的专业能 力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以专家身份来确定现存的或将要遇到的技术问题,以及因 此而需要多少位具有何种资格的专家。没有官方权力的体力劳工在职位塑造中甚至展示出 种更有力的武器。他们工作群体的非正式组织控制着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也控制着他 it E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p 49-72
1 22.1 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分层问题通常包括：人们是如何获得职业地位的，以及从这种职业地位中，人们又是如 何获得经济和物质报酬的，而这构成了财富的分配。问题由此而来：在这一过程中谁获得了 什么？曾解释过教育之重要性的技术—功能理论为这一职业分层过程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视 角：人们通过在市场上为获得技能而展开的竞争来取得地位，他们的报酬与其劳动产品的边 际回报呈正比。谁的劳动技能在生产非常为人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方面相对具有最大的生产 力，谁就获得最高的报酬。然而，前几章中为反驳对教育在职业中之作用的精英论阐释所列 举的证据，同样也对这种比较粗略的解释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同样这些证据暗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人们积极关注的是获得及控制职业权力和收入 的过程，而不只是（或甚至首先是）运用技能使生产最大化。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从事生产性 的工作，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多数组织中对功劳做出评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 是在白领阶层，而工人的社会组织也有意阻止精确的评价。那些专业技能精湛的工人并没有 得到最高的报酬，他们主要处于组织的中下层（而且还是中层的旁枝末节）；通向权力和收 入的最重要的途径，是经由组织化的政治和行政管理领域。 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 这就是说，不仅有生产性劳动，还有政治性劳动。所谓后者，我首先是指在组织性政治 策略（maneuvering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之内所作的努力。生产性劳动负责财富的物质 生产，而政治性劳动则设定财富占有的条件。就某人按照他的生产贡献取得报酬而言，这并 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政治性劳动塑造组织结构和劳动力市场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更一般地 说，职业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环绕在工作过程周围的政治性劳动。 政治性劳动首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形成了组织内部——有时是组织之间——的社会联 盟，并且影响着他人对工作现实的看法。这两个过程经由同样的方式齐头并进：社会网络借 助沟通过程得以形成，而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也是一种沟通过程。两者根本上都取决于文化资 源。组织性政治的结果是对收入、工作和组织本身的结构的形塑。 这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着把关控制——某种职业的入 行资格。其次，还有组织内部的职业发展渠道的结构——它是否是一条闭塞的通道，是否能 在独立的部门内部升迁，是否允许转岗和轮岗，是否有升至最高权力机构的潜在可能，等等。 最后，也是最一般的，还有对“职位”（position）本身的塑造——哪些种类的工作被归在一 起，或者被区分开来作为单个工人的独特职责，这些职位需要多少人来做；职位任期有多长， 以及采用何种付酬方式（计件制、小时制、月薪制、佣金等）。 在所有这些方式中，政治过程可能会涉及到组织内部的若干群体。最明显的是，经理们 在制定入行要求、职业序列和职位时有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做这些并不仅仅是出于 对成本和生产效率的考虑，还考虑到各种制度安排对于控制其下属的有用性。经理们也很关 注对他们自己职位和职业的塑造。由于经理们身处组织内部的政治过程之中，他们在进行这 种塑造时就必须跟他人联盟，并且还经常要与敌对的个人和群体对立。因此，职位的塑造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复杂和反应性的，其结果非参与斗争的任何特定一方所欲。 当我们考虑到不仅拥有行业权威的经理、而且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对职位的塑 造，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即使没有直接的决策权，也凭借他们的专业能 力而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以专家身份来确定现存的或将要遇到的技术问题，以及因 此而需要多少位具有何种资格的专家。没有官方权力的体力劳工在职位塑造中甚至展示出一 种更有力的武器。他们工作群体的非正式组织控制着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从而也控制着他 选自 The Credential Socie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 pp.49-72
们的产出率,这便因此而间接地决定了这一类工人的所需数量。在正式场合,工会和职业协 会可以对入行要求和工作内容、有时甚至对职业发展渠道提出某种要求;而在非正式场合, 工人们通过排斥或策反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影响入行要求或针对不受欢迎的工人在组织内 部提出额外的专业要求,来对人员遴选加以控制。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一个 组织的形态和它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是一系列复杂斗争的结果 如果我们透过组织和职业内部斗争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范畴的三棱镜来看待这些组织和 职业的话,这一过程就隐而不露了。组织通常被定义为工作的场所:其结构被视为分工的方 式,而职业则被看作是工作角色。但是,所做的工作和分工的方式并不是职位和结构的中立 基础;相反,它们在权力资源允许的条件下为他人所占有或转嫁给他人 让我们来看看蓝领一白领的差别。这实际上意味着周薪(wage)支付模式和月薪( salary) 支付模式的差别(因为属于“白领”这一边的技术人员、甚至“专业人士”可能靠手完成他 们大部分的工作),即工作任期长短的差别。拿周薪的职位通常是短期的,而拿月薪的职位 任期更长,因此,它们免受职场波动影响的程度就有大小的差异。这种差别还反映了不同的 职业发展渠道;通常,每一个职业发展渠道都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有其最底层的入门工 作,而各部门之间则不提供跨部门晋升的机会。在有这种组织划分存在的情况之下,由于那 些长期的蓝领雇员要求把支配晋升的资历原则径直变成在此原则下受保护的工作,随之而来 的为谋取利益而动用的手段往往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结构。某些组织(例如美国的警察机关) 从底层向上提拔的事实表明,另一种结构也是可能的,是特定的权力制度安排产生了目前流 行的二元对立模式。相似的,大多数现代组织中文职人员的独立等级结构也仅仅建立在性别 隔离的基础之上,通常有着独立的薪资比率;在不同的权力条件之下,这些结构有可能被组 织成相当不一样的职业发展渠道和工作职责。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晚期女秘书产生之前,秘 书职位并未从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被区分出来,并且也有和副官或学徒一样的晋升机会 于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的区分是我们理解以下问题的关键:组织是如何被塑造 的,以及人们是因此而怎样被分层的。这种区分产生了两大社会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 人阶级,和从事政治性劳动的统治阶级。两个阶级都付出了精力,但是从属阶级创造了财富 而统治阶级则决定财富的分配 但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只是一种抽象的区分;在经验现实中,一个 人可能同时从事这两种劳动。来看看现代职业的种类吧。一些几乎完全贡献给了物质性工作: 生产食品、建造房屋、制衣以及生产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些完全致力于统治活动:动用或威 胁动用武力(军队、警察)。还有一些职业专注于获得并维护政治官职和闲职(这些职业可 能广泛存在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中),而另外一些则专门从事文化资源的生产(就像在 教育和传媒产业中那样)。其他职业则处于中间地带,因为物质生产不仅需要体力性的生产 劳动,还要有运输和分配劳动,以及对生产和分配进行计划的比较轻松的发号施令和书面工 作( talking- and-paperwork labor)。然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一—组织中的白领部分——并 非仅仅从事这些活动。我们不能受我们关于工作之日常定义的误导,因为唯一合法的定义都 是用生产性劳动来表述的。事实上,白领的很多活动都涉及到试图控制他人并同时捍卫自己 的自主性免受他人控制的政治性劳动。很有可能文职工作中更大的一部分就是贡献给这样的 种沟通工作一一会议、文书、报告、记录一一这些工作与物质生产几乎毫无关系,但却是 无休无止的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表面上是在计划和分配(通常又被称为“人事管理”),实际 上是为了在支配领域取得主动权,或者仅仅是为了在工作的外表下打发时间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性活动和政治性活动做出了一个分析性的区分。任何一份工作都可 以被放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同一种工作可能既有“工人阶级”的一面(生产性劳动), 也有“统治阶级”的一面(政治性劳动)。正是阶级条件在每个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相对混合, 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文化和对待权威的各种态度: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1,每个人的具
2 们的产出率，这便因此而间接地决定了这一类工人的所需数量。在正式场合，工会和职业协 会可以对入行要求和工作内容、有时甚至对职业发展渠道提出某种要求；而在非正式场合， 工人们通过排斥或策反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影响入行要求或针对不受欢迎的工人在组织内 部提出额外的专业要求，来对人员遴选加以控制。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一个 组织的形态和它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是一系列复杂斗争的结果。 如果我们透过组织和职业内部斗争所使用的意识形态范畴的三棱镜来看待这些组织和 职业的话，这一过程就隐而不露了。组织通常被定义为工作的场所；其结构被视为分工的方 式，而职业则被看作是工作角色。但是，所做的工作和分工的方式并不是职位和结构的中立 基础；相反，它们在权力资源允许的条件下为他人所占有或转嫁给他人。 让我们来看看蓝领－白领的差别。这实际上意味着周薪（wage）支付模式和月薪（salary） 支付模式的差别（因为属于“白领”这一边的技术人员、甚至“专业人士”可能靠手完成他 们大部分的工作），即工作任期长短的差别。拿周薪的职位通常是短期的，而拿月薪的职位 任期更长，因此，它们免受职场波动影响的程度就有大小的差异。这种差别还反映了不同的 职业发展渠道；通常，每一个职业发展渠道都是一个独立的工作部门，有其最底层的入门工 作，而各部门之间则不提供跨部门晋升的机会。在有这种组织划分存在的情况之下，由于那 些长期的蓝领雇员要求把支配晋升的资历原则径直变成在此原则下受保护的工作，随之而来 的为谋取利益而动用的手段往往会进一步加强这种结构。某些组织（例如美国的警察机关） 从底层向上提拔的事实表明，另一种结构也是可能的，是特定的权力制度安排产生了目前流 行的二元对立模式。相似的，大多数现代组织中文职人员的独立等级结构也仅仅建立在性别 隔离的基础之上，通常有着独立的薪资比率；在不同的权力条件之下，这些结构有可能被组 织成相当不一样的职业发展渠道和工作职责。实际上，在十九世纪晚期女秘书产生之前，秘 书职位并未从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被区分出来，并且也有和副官或学徒一样的晋升机会。 于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的区分是我们理解以下问题的关键：组织是如何被塑造 的，以及人们是因此而怎样被分层的。这种区分产生了两大社会阶级：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 人阶级，和从事政治性劳动的统治阶级。两个阶级都付出了精力，但是从属阶级创造了财富， 而统治阶级则决定财富的分配。 但是，生产性劳动和政治性劳动之间的区分只是一种抽象的区分；在经验现实中，一个 人可能同时从事这两种劳动。来看看现代职业的种类吧。一些几乎完全贡献给了物质性工作： 生产食品、建造房屋、制衣以及生产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些完全致力于统治活动：动用或威 胁动用武力（军队、警察）。还有一些职业专注于获得并维护政治官职和闲职（这些职业可 能广泛存在于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中），而另外一些则专门从事文化资源的生产（就像在 教育和传媒产业中那样）。其他职业则处于中间地带，因为物质生产不仅需要体力性的生产 劳动，还要有运输和分配劳动，以及对生产和分配进行计划的比较轻松的发号施令和书面工 作（talking-and-paperwork labor）。然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们——组织中的白领部分——并 非仅仅从事这些活动。我们不能受我们关于工作之日常定义的误导，因为唯一合法的定义都 是用生产性劳动来表述的。事实上，白领的很多活动都涉及到试图控制他人并同时捍卫自己 的自主性免受他人控制的政治性劳动。很有可能文职工作中更大的一部分就是贡献给这样的 一种沟通工作——会议、文书、报告、记录——这些工作与物质生产几乎毫无关系，但却是 无休无止的政治手段的一部分，表面上是在计划和分配（通常又被称为“人事管理”），实际 上是为了在支配领域取得主动权，或者仅仅是为了在工作的外表下打发时间。 这样，我们就对生产性活动和政治性活动做出了一个分析性的区分。任何一份工作都可 以被放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同一种工作可能既有“工人阶级”的一面（生产性劳动）， 也有“统治阶级”的一面（政治性劳动）。正是阶级条件在每个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相对混合， 产生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文化和对待权威的各种态度；正如证据所表明的那样1，每个人的具
体情况不同,因而其态度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实际的人群并不必然可以被泾渭分 明地划分成忠于不同阶级的群体,而是被划入较小的地方利益团体。我们必须牢记,即使是 通向物质生产部门核心的职位,也有其政治元素。一些重要部门的蓝领工人(尤其是那些上 层的工人阶级)拥有文化和组织资源,他们用这些资源来影响他们自己的处境,既通过正式 途径一一工会组织,甚至更重要的还通过非正式途径一一工作场所里的社会关系。结果,他 们就可以通过集体控制工作场所而在自己的工作时间里引入一些非工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 上垄断比较容易或报酬更加丰厚的工作岗位:或者他们还可以增加其任期稳固性。 现代职业世界的整体结构可以被看作为了控制工作条件和占有生产成果而对政治资源 的不同程度的占有:因此它也可以被看成是生产性工作和政治性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混杂 端是相对而言没有保障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直接受生产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另一端是纯粹 的政治劳动者,他们从事意识形态、财经和政府上层建筑的活动。上层工人阶级和中层管理 阶级从事的则是混合的工作,前者运用组织政治资源减少压力并从生产性劳动中获取利益, 后者则围绕计划和分配活动的生产性核心建立起一种精细的管理政治屏障。 闲职与职位财产( positional property) 社会阶级可以按照人们对财产的占有量进行划分,但是这种“财产”的最重要的形式并 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和金融所有物。更确切地说,是“职位”如何被塑造构成了劳动 力市场最直接的财产形式,并且正是通过对这种职位的塑造使收入得以分配。职位一词只是 一个隐喻而已(尽管它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并被认为理所当然),它被用来比喻一套看似客体 般的、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这套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任期条件下为特定个体所保留的。的 确,物质和金融财产是一个类似的隐喻,因为财产关系是一种行为关系,是指向特定的物和 人的、延续一定时期的行动,而不是所有者对物的一种物理上的关系。积位财产是决定日常 生活中的大部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关键因素。因为物质和金融财产(如果我们把家庭财 产除外的话)集中在相当小的群体内,而职位财产则在全体人群范围内塑造阶级关系,并具 有非常广泛的变异性。实际的经济冲突的细节就是发生在这个层面上的。 技术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它并没有很大地提高对大多数工作的技 能要求:绝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几乎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通过练习学会。而那些“要求”异常 大量的训练或技能的深奥专业的数量是相对较少的。“系统”并不“需要”或者“要求”某 种特定的表现:它只“需要”它所得到的,因为“它”只是谈论事物此刻碰巧如此这般存在 的一种随意方式而已。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熟练程度和聪明程度,取决于他人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要求他们,以及他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他人。更确切地说,技术进步实际所做的 是:增加所生产的财富总量,并导致围绕职业地位财产之塑造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这并不是 因为生产的必需,而是源于对增加了的财富进行分配的斗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械和组织技术都非常发达的时代里,它们足以保障每个人只需付出相 对而言很少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舒适的生活水准。这一前景已被人们企盼了很久,有时是带 着希望,有时是带着对阻碍这种前景发生的势力的愤怒,有时则是带着对紧随其后而来的厌 倦和无目的性的恐惧。然而事实上,朝向一个闲暇社会的转变并未发生,或者至少它来得是 如此缓慢,以至于似乎没什么发生了改变。大多数人依旧每周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最高职位 阶层的人则每周工作非常长的时间(在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每周工作55个小时以上); 很大一部分已婚妇女仍在工作;许多人同时做几份工作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中最显著的一种闲暇形式恰恰正是人们 最不想要的:失业,这个悖论就解决了。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这是财富得以分配的主要 方式。旨在支持无工作者的福利体系一一尽管反对者极力反对—一所再分配的财富很少。某 些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或他们家族所从事的职业控制着最大最有钱的组织。其他人则
3 体情况不同，因而其态度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实际的人群并不必然可以被泾渭分 明地划分成忠于不同阶级的群体，而是被划入较小的地方利益团体。我们必须牢记，即使是 通向物质生产部门核心的职位，也有其政治元素。一些重要部门的蓝领工人（尤其是那些上 层的工人阶级）拥有文化和组织资源，他们用这些资源来影响他们自己的处境，既通过正式 途径——工会组织，甚至更重要的还通过非正式途径——工作场所里的社会关系。结果，他 们就可以通过集体控制工作场所而在自己的工作时间里引入一些非工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 上垄断比较容易或报酬更加丰厚的工作岗位；或者他们还可以增加其任期稳固性。 现代职业世界的整体结构可以被看作为了控制工作条件和占有生产成果而对政治资源 的不同程度的占有；因此它也可以被看成是生产性工作和政治性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混杂。一 端是相对而言没有保障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直接受生产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另一端是纯粹 的政治劳动者，他们从事意识形态、财经和政府上层建筑的活动。上层工人阶级和中层管理 阶级从事的则是混合的工作，前者运用组织政治资源减少压力并从生产性劳动中获取利益， 后者则围绕计划和分配活动的生产性核心建立起一种精细的管理政治屏障。 闲职与职位财产（positional property） 社会阶级可以按照人们对财产的占有量进行划分，但是这种“财产”的最重要的形式并 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和金融所有物。更确切地说，是“职位”如何被塑造构成了劳动 力市场最直接的财产形式，并且正是通过对这种职位的塑造使收入得以分配。职位一词只是 一个隐喻而已（尽管它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并被认为理所当然），它被用来比喻一套看似客体 般的、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这套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任期条件下为特定个体所保留的。的 确，物质和金融财产是一个类似的隐喻，因为财产关系是一种行为关系，是指向特定的物和 人的、延续一定时期的行动，而不是所有者对物的一种物理上的关系。职位财产是决定日常 生活中的大部分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关键因素。因为物质和金融财产（如果我们把家庭财 产除外的话）集中在相当小的群体内，而职位财产则在全体人群范围内塑造阶级关系，并具 有非常广泛的变异性。实际的经济冲突的细节就是发生在这个层面上的。 技术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效果。它并没有很大地提高对大多数工作的技 能要求；绝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几乎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通过练习学会。而那些“要求”异常 大量的训练或技能的深奥专业的数量是相对较少的。“系统”并不“需要”或者“要求”某 种特定的表现；它只“需要”它所得到的，因为“它”只是谈论事物此刻碰巧如此这般存在 的一种随意方式而已。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熟练程度和聪明程度，取决于他人可以在多大 程度上要求他们，以及他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他人。更确切地说，技术进步实际所做的 是：增加所生产的财富总量，并导致围绕职业地位财产之塑造而展开的激烈斗争，这并不是 因为生产的必需，而是源于对增加了的财富进行分配的斗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械和组织技术都非常发达的时代里，它们足以保障每个人只需付出相 对而言很少的体力劳动便可达到舒适的生活水准。这一前景已被人们企盼了很久，有时是带 着希望，有时是带着对阻碍这种前景发生的势力的愤怒，有时则是带着对紧随其后而来的厌 倦和无目的性的恐惧。然而事实上，朝向一个闲暇社会的转变并未发生，或者至少它来得是 如此缓慢，以至于似乎没什么发生了改变。大多数人依旧每周工作相当长的时间；最高职位 阶层的人则每周工作非常长的时间（在这个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每周工作 55 个小时以上）； 很大一部分已婚妇女仍在工作；许多人同时做几份工作。2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中最显著的一种闲暇形式恰恰正是人们 最不想要的：失业，这个悖论就解决了。人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这是财富得以分配的主要 方式。旨在支持无工作者的福利体系——尽管反对者极力反对——所再分配的财富很少。3某 些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或他们家族所从事的职业控制着最大最有钱的组织。其他人则
至少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组织财产体系中占有一个中间位置。无工作者(或一直处在边缘职 位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财产资源没有权力(因而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他 们很贫穷。 那么,关于我们所假想的这个高度闲暇的技术专家统治系统,关键问题变成:谁将会去 控制它?回答很明确:在一个大众闲暇的社会里,那些极少数仍在工作的人将获得绝大部分 的财富。米歇尔( Michel)发现,控制着某个政党的管理机器的人从中获得绝大部分利益 这一发现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相似的论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能力允 许、但我们却并没有朝向一个高度闲暇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精心创造出了一个在很 大程度上多余的结构,这个结构由或多或少容易的工作构成,其中充斥着可有可无的行政性 职务和额外雇工( featherbedding),因为现代技术允许它们存在,并且还因为需要工作的人 群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由政府工作(包括教育)、受详细的劳动条例 保护的工会部门,以及那些忙着寻找新产品来使自己的工作正当化的公司寡头所形成的劳动 大军组成的庞大结构。事实上,闲暇已经被融入到工作本身中去了。发达的技术不但没有要 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期的训练,相反,却使得职业要求越来越肤浅和任意了。 本斯曼( Bensman)和维第( Vidich)对我们之所以可能走向“闲职社会”给出了一套 理由:我们技术的生产力导致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不断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从而规避经济衰退。政府雇员的大幅扩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是政府 向第三部门提供的支持,这是政府通过为专卖权和专业垄断授予越来越多的许可证而实现 的。私人闲职( private sinecures)同样存在于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内,这些公司对学历有很多 要求,并且有大范围的职员分工,还有以销售惯例、动机和再培训项目等形式存在的额外闲 暇津贴( leisure perquisites)。大组织的很多控制机制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生产效率而设置的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非生产性的闲职成分。精细的计划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将它们自己的开支 加给组织,并将财富转移给它们自己的成员;那些旨在保证保险条例得到遵守和法律得到执 行的机构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一一既来自上层也来 自下层—一在其每一步中都使得组织的政治性部门越发精细化。人们对保险公司提出的理赔 要求越多,工会的不平或关于歧视少数群体的投诉越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职位所形 成的制度化部门就越大,并且还增加了为提升自己的职位财产而斗争的组织成员的人数。闲 职部门就是以争夺对这些闲职部门本身的控制的斗争为生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合理性没有消除这种浪费,使卷入这种斗争的组织破 产呢?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这一过程并不适用。政府组织不受竞争的影响,因而也很少受 制于要求精简机构的有效政治压力。而大公司恰恰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们最能负担起这种内 部的再分配,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市场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并常常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 外部竞争并不会对减少其内部成本产生任何影响,而官僚复合体的规模以及股票持有权与直 接控制权的分离使它们只对自己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加尔布雷思( Galbraith)°这样 的技术治国论的拥护者们认为,正是这些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由于其技术领先而能够繁荣成 功,相反,因不受保护而面临市场压力的小公司,则由于其技术落后而陷于不安全和相对贫 困的境地。这无非是在以闲职部门本身的意识形态术语重复它们的沾沾自喜。 在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谈论闲职和本质上“奢侈”或“浪费”型生产的盛行,这看上去 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仅仅是从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是这样的。由于通货膨胀 和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却可能是闲职系统不平等的结果。有些人无所事事就 能获得物质财富,另一些人经济状况窘迫,而也许所有的人都很焦虑,这些情况的并存在经 济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因此, 在经济危机中技术的高生产率并未消失
4 至少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组织财产体系中占有一个中间位置。无工作者（或一直处在边缘职 位的人）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财产资源没有权力（因而通常也没有政治影响力），所以他 们很贫穷。 那么，关于我们所假想的这个高度闲暇的技术专家统治系统，关键问题变成：谁将会去 控制它？回答很明确：在一个大众闲暇的社会里，那些极少数仍在工作的人将获得绝大部分 的财富。米歇尔（Michel）发现，控制着某个政党的管理机器的人从中获得绝大部分利益， 这一发现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上的相似的论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技术能力允 许、但我们却并没有朝向一个高度闲暇的社会发展的原因所在。我们精心创造出了一个在很 大程度上多余的结构，这个结构由或多或少容易的工作构成，其中充斥着可有可无的行政性 职务和额外雇工（featherbedding），因为现代技术允许它们存在，并且还因为需要工作的人 群所施加的政治压力。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由政府工作（包括教育）、受详细的劳动条例 保护的工会部门，以及那些忙着寻找新产品来使自己的工作正当化的公司寡头所形成的劳动 大军组成的庞大结构。事实上，闲暇已经被融入到工作本身中去了。发达的技术不但没有要 求每一个人都努力工作和接受长期的训练，相反，却使得职业要求越来越肤浅和任意了。 本斯曼（Bensman）和维第（Vidich） 4对我们之所以可能走向“闲职社会”给出了一套 理由：我们技术的生产力导致了现在广为人知的“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不断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从而规避经济衰退。政府雇员的大幅扩张是这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是政府 向第三部门提供的支持，这是政府通过为专卖权和专业垄断授予越来越多的许可证而实现 的。私人闲职（private sinecures）同样存在于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内，这些公司对学历有很多 要求，并且有大范围的职员分工，还有以销售惯例、动机和再培训项目等形式存在的额外闲 暇津贴（leisure perquisites）。大组织的很多控制机制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生产效率而设置的， 但实际上却增加了非生产性的闲职成分。精细的计划部门和成本核算部门将它们自己的开支 加给组织，并将财富转移给它们自己的成员；那些旨在保证保险条例得到遵守和法律得到执 行的机构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既来自上层也来 自下层——在其每一步中都使得组织的政治性部门越发精细化。人们对保险公司提出的理赔 要求越多，工会的不平或关于歧视少数群体的投诉越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的职位所形 成的制度化部门就越大，并且还增加了为提升自己的职位财产而斗争的组织成员的人数。闲 职部门就是以争夺对这些闲职部门本身的控制的斗争为生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经济市场的合理性没有消除这种浪费，使卷入这种斗争的组织破 产呢？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这一过程并不适用。政府组织不受竞争的影响，因而也很少受 制于要求精简机构的有效政治压力。而大公司恰恰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们最能负担起这种内 部的再分配，因为它们对自己的市场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并常常得到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 外部竞争并不会对减少其内部成本产生任何影响，而官僚复合体的规模以及股票持有权与直 接控制权的分离使它们只对自己负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5这样 的技术治国论的拥护者们认为，正是这些受到高度保护的组织由于其技术领先而能够繁荣成 功，相反，因不受保护而面临市场压力的小公司，则由于其技术落后而陷于不安全和相对贫 困的境地。这无非是在以闲职部门本身的意识形态术语重复它们的沾沾自喜。 在一个经济衰退的时代谈论闲职和本质上“奢侈”或“浪费”型生产的盛行，这看上去 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但这仅仅是从技术治国论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是这样的。由于通货膨胀 和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却可能是闲职系统不平等的结果。有些人无所事事就 能获得物质财富，另一些人经济状况窘迫，而也许所有的人都很焦虑，这些情况的并存在经 济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从根本上说发生在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因此， 在经济危机中技术的高生产率并未消失
于是,“政治”领域存在于所有的组织和职业网络之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正式的政府 结构中,而对财富的再分配,在间歇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之下,则主要采取了对职业地位 财产进行重塑的形式。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通过让更多的人进入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 其中的政府和文化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普遍增加职业结构中的非工作( nonwork) 的数量。 韦伯无疑会同意这种分析思路。虽然他没有机会观察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他 的历史著作却大量运用了“薪俸职位”( prebends)这一概念——为了垄断收入而专门划分 出来的职位。由于当时的社会没有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技术专家统治的意识形态而更加实在, 所以这些职位仅仅被称作“生计”( livings),常常可以被公开买卖,被合并或者细分,而 这些纯粹是出于财政考虑并且受到权力条件变更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买卖这种职位的市场 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将其本质掩盖了起来:现在人们不再直接购买职位,而代之 以在教育文凭上投资,而教育文凭(它受到这一文化通货体系中“货币”波动的影响)反过 来又被用于购买一份免收劳动力市场竞争各方面影响的工作。 在中世纪社会,“闲职”一词本身有着一种高贵体面的含义,因为它意味着可以从教皇 或国王那里买来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而现在这个词变得不体面了,因为它不符合精英 统治论的思想一一现代垄断体系正是借这种思想得以合法化的。但是,这种结构安排的重要 性在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中甚至更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闲暇已经或多或少地转移到几乎 所有职业的内部去了。这在政府官僚体系的慢节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表现在一些学校 的艰苦竞争,以及为了夺得垄断性特权而进行的政治内讧中。但是此类努力一一为了逃避工 作而去创造或保卫某些条件—一从分析的角度讲,与生产物质成果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前 工业社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现在依然存在,贵族为了维持或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展开斗争 或政治活动,而平民的物质生产劳动则是贵族们努力要加以支配的。在工业化的美国,贵族 和平民仍然存在,有时还存在于同一种工作内部。7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在组织中如何对职位财产进行塑 造?组织性政治活动的资源有哪些?并且首要的是,在何种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预测这些资 源将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被加以分配?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活动的主要武器,都是形成联盟 和用一种关于现实的既有定义去影响他人的能力。这些都是文化的效应,而当文化按其自身 的交换结构被加以分配时,这些效应就形成其最清晰的模式。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而不是一 个重要的市场领域: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以及文化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并非是 作为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被分开的;它们仅仅被区分为目的和手段,而正是手段一一群体组织 和斗争的资源一一创造了为进步而展开的斗争的阵容。文化武器渗透进经济领域的深层,塑 造了构成“职位”的行为模式和屏障。对收入的占有取决于这些屏障形成于何处。分层,就 其最物质的层面而言,是由文化市场塑造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向这一点 文化市场 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社会资源。在日常生活中,它以物理外观的风格形式存 在,是在沟通、尤其是对话中对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文化因此而起到了如下作用:它使一个 人的自我形象戏剧化,它影响心情的形成,它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现实并创造新的现实。不 论在一场对话中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不论对话主题有多么瞬息万变,它都有某种程度上的 相应的心理共识。就这样,它提供了对社会情境以及具有操作性的社会结构的定义,该定义 在当下具有支配性 对话可能被看作文化交换,即同伴之间的协商和互相影响的话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的经验细节体现为人们之间不同类型的对话:纯粹外部的关系仅限于关于实际事务的最小程
5 于是,“政治”领域存在于所有的组织和职业网络之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正式的政府 结构中，而对财富的再分配，在间歇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之下，则主要采取了对职业地位 财产进行重塑的形式。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是通过让更多的人进入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 其中的政府和文化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普遍增加职业结构中的非工作（nonwork） 的数量。 韦伯无疑会同意这种分析思路。虽然他没有机会观察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他 的历史著作却大量运用了“薪俸职位”（prebends）这一概念——为了垄断收入而专门划分 出来的职位。由于当时的社会没有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技术专家统治的意识形态而更加实在， 所以这些职位仅仅被称作“生计”（livings），常常可以被公开买卖，被合并或者细分，而 这些纯粹是出于财政考虑并且受到权力条件变更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买卖这种职位的市场 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将其本质掩盖了起来；现在人们不再直接购买职位，而代之 以在教育文凭上投资，而教育文凭（它受到这一文化通货体系中“货币”波动的影响）反过 来又被用于购买一份免收劳动力市场竞争各方面影响的工作。 在中世纪社会，“闲职”一词本身有着一种高贵体面的含义，因为它意味着可以从教皇 或国王那里买来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6而现在这个词变得不体面了，因为它不符合精英 统治论的思想——现代垄断体系正是借这种思想得以合法化的。但是，这种结构安排的重要 性在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中甚至更大，因为在这种社会中，闲暇已经或多或少地转移到几乎 所有职业的内部去了。这在政府官僚体系的慢节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表现在一些学校 的艰苦竞争，以及为了夺得垄断性特权而进行的政治内讧中。但是此类努力——为了逃避工 作而去创造或保卫某些条件——从分析的角度讲，与生产物质成果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前 工业社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区别现在依然存在，贵族为了维持或加强他们的地位而展开斗争 或政治活动，而平民的物质生产劳动则是贵族们努力要加以支配的。在工业化的美国，贵族 和平民仍然存在，有时还存在于同一种工作内部。7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主要的问题是：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在组织中如何对职位财产进行塑 造？组织性政治活动的资源有哪些？并且首要的是，在何种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预测这些资 源将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中被加以分配？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活动的主要武器，都是形成联盟 和用一种关于现实的既有定义去影响他人的能力。这些都是文化的效应，而当文化按其自身 的交换结构被加以分配时，这些效应就形成其最清晰的模式。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而不是一 个重要的市场领域：经济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以及文化的市场。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并非是 作为基础和上层建筑而被分开的；它们仅仅被区分为目的和手段，而正是手段——群体组织 和斗争的资源——创造了为进步而展开的斗争的阵容。文化武器渗透进经济领域的深层，塑 造了构成“职位”的行为模式和屏障。对收入的占有取决于这些屏障形成于何处。分层，就 其最物质的层面而言，是由文化市场塑造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向这一点。 文化市场 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社会资源。在日常生活中，它以物理外观的风格形式存 在，是在沟通、尤其是对话中对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文化因此而起到了如下作用：它使一个 人的自我形象戏剧化，它影响心情的形成，它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现实并创造新的现实。不 论在一场对话中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不论对话主题有多么瞬息万变，它都有某种程度上的 相应的心理共识。就这样，它提供了对社会情境以及具有操作性的社会结构的定义，该定义 在当下具有支配性。 对话可能被看作文化交换，即同伴之间的协商和互相影响的话题。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的经验细节体现为人们之间不同类型的对话：纯粹外部的关系仅限于关于实际事务的最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