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各种基本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还是个很值得怀疑的事情,但 是落后地区人们命运的某些改善却不是不可能的。 最近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本研究课题中提出的(以及 作为依据的)论点更加息息相关。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统治及与之 有关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一些情况捅了出来,再一次有力地把 落后国家步入幸福富裕社会之途的险峻公之于众。但是,把苏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东欧、东南欧所有国家在这之后所犯的过 错统统归咎于斯大林、贝利亚及其同伙的邪恶个性,只不过是“个 人迷信”走向了它的反面。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而且人们一般都 认为:的确应当由“整个制度”对领导者所犯下的过错承担责任,这 样的认识也是完全可理解的。然而,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 整个“制度”必须加以否定,则是荒唐之至。因为,应为斯大林及其 傀儡们的行为受到指责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受到外来侵略 威胁又面临内部对抗的落后国家为了拼命地高速发展而形成的政 治体系。在德国的希特勒篡夺政权之后,俄国所面临的独特环境, 以及在令人担惊受怕的冷战时代,东欧东南欧国家普遍所处的特 殊情况下,这样一种政治体系的出现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天生 就是一个恐怖和高压的体系。它的确意味的是—一而这是一个头 等重要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和不发达的国家里极有 可能成为一种落后的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资源 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般特点”。这对西 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合理性、可取性和潜在可能性没有影响。 事实上,这更突出了它的紧迫性。因为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社 会,不会被迫进行向工业化目标的“急行军”;不会被迫从可怜的低
收入中拿出原本用于大众消费的一大块;也不会不得不从有限的 总产出中拿出可观的份额投入到军事用途中去。这样的一个社会 主义社会不但会针锋相对地打击西方的浪费、不合理性、文化和道 德上的堕落,而且会致力于帮助解决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匮乏疾 病和饥饿的问题。西方的社会主义一旦牢固地建立起来,就会自 始至终消除重新出现政治和社会压迫的基础和需要,而政治和社 会压迫则是东方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特征。因此,对西方的社会 主义者来说,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重新致力于探究 理性、进步和自由的原因,以加倍的努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 展,因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这些努力的最终成功—在东方和西 方都是一样。只有这些努力能使经济上发达的国家重新恢复它们 在世界上现已丧失的在道德、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领导地位。 只有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民主大道上的发展和指引,才能终止人 类至今所经受的无穷苦难 1953年秋季学期,我在牛津大学开办了一个讲座课,以最梗 概的形式讲授了本书的内容。在重新审阅讲稿以便出版的过程 中,我做了许多形式上和具体内容上的修改。写作过程也是学习 过程。在我把原来笔记上粗糙的构思变成明白易懂的理论表述的 过程中,很多论点显得越来越清晰了。我并不抱有“面面俱到”的16 幻想。本书的范围涉及广泛,每走一步都会碰到大量的繁难问题 和隐含意义,令人感到困惑。我所能期望的,是勾勒出一个大致的 轮廓,并由此而提供一份初步的地图;而它的主要作用,我希望,是 鼓励作更远的旅行和激励更深人的探索。 通过这项研究,我有幸接触到一些对类似问题进行思考的好 朋友。我特别感谢查尔斯·皮特海姆、莫里斯·多布、莱欧·霍布曼
迈克尔·卡莱斯基奥斯卡·兰格和球·罗宾逊。他们花费时间和精 力,热心地讨论与本书主题有关的内容,或阅读了全部或部分的手 稿。他们的建议和批评非常宝贵。我也感谢约翰莱克利夫勇挑 重担润饰文字,将我的风格体现在明白易懂的英文中;哪怕他还 留下一小部分工作未完成,就很难想象这本书没有他的帮助将会 是什么样子。我感谢伊丽莎白霍布曼为本书准备了索引;感谢西 皮尔·梅和凯瑟琳·温斯顿负责这本书的印刷出版事宜。我最感激 的是保罗·M斯威齐;他与我的深厚友谊已近20年。他的勇气、 洞察力和毫不动摇的信念使他的作品成为战后美国思想史上最引 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对于我来说始终是取之不尽的激励和鼓舞的 源泉。几乎本书中所有的论点,我们都在一起讨论过,我很难说哪 部分思想是他的,哪部分思想是我自已的。我还要说,不论是他, 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对书中的错误和混淆负责。这完全是我自 已的过失,有的时候是由于我的固执己见。 在引用外国作者的观点时,我或者引用英文译本,或者在某些 17场合下,我是引自原文,但以英文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对 相关段落作了翻译。 保罗·A.巴兰 于加利福尼亚洛斯网尔托斯 956年12月
1962年重印本前言 为了给本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写前言,也为给在美国发行的 重印本写前言,我再次审阅了这本书,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矛盾心 情。我首先想到的是,再一次把这本书原封不动地奉献给读者,也 许算不上很不礼貌。无论本书写成以来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是此 后的反思和研究—一有一部分反思和研究是由本书遭到批评而引 起的——都没有政变我的看法:作为一个总体来说,本书所提出的 观点和论据仍旧是完全有效的。但是还有一些考虑使我感到不 安涉及的只是书中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全书。因为,要是我现在重 新撰写本书的话,我会努力克服我所认为的那些弱点,并且更加全 面、更加令人信服地陈述本书的几个主题。但是,由于其他并非无 关的工作的压力,我不可能完成这样重大的修订任务,我不得不采 取“既往不咎”的原则,尝试通过这篇前言,扼要阐述本书中特别需 要重新考虑和补充的那些方面,以解决总体和局部之间的矛盾。 前言中所谈问题的顺序并不由它们的重要性来排列,而由它们在 本书出现的先后来排列。 尽管我努力澄清对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的混乱看法,也
就是消费者主权的概念,但获得的成功却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哪 个其他领域像在这个问题上那样,传统经济学家的局限性如此明 显而又有害地妨碍深入的观察。坚持把现有经济和社会秩序看作 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只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来思考 问题,即使最能干的学院经济学家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所有资产 阶级思想的基本困境:被迫不断地在几个同样有害的办法中作出 选择。就像判了死刑的犯人有权在吊死和枪决之间“自由选择” 样资产阶级经济学永远会受到以下一些问题的困扰:垄断的不合 理性是否比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好些?破坏手段的累积是否比失业 好些?导致富人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否比公平分 配和极大地减少储蓄和投资好些?同样,人们把消费者主权也看 作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是否—尽管许多人受到广告和高压推 销术的大量冲击——应当享有自由去按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收 入,还是不得不接受按“人民委员”判断最适合于他们的一篮子 商品。很容易看到,面对这种二难推理,经济学家的确受到“霍布 森选择”的困扰。敬畏地跪在消费者“默示偏好”"( revealed prefer ences)的绝对真理面前,使得经济学家处于令人心烦的地位,即不 得不拒绝对由此导致的产出构成作出判断,从而也拒绝对作为我 们社会明显特征的浪费和文化堕落作出判断。另一方面,拒绝把 消费者“默示偏好”作为最后手段而赞成政府强加的一套决定也同 样令人沮丧,并且意味着废除福利经济学的所有学说;更重要的 是,意味着废除经济学家积极争取保持的个人自由的所有准则 刈这种困境有两种不同的保守反应。一种思想流派以否认这 *人民委员(cma),前苏联对政府各部部长的H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