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信息量倍增的时间仅仅需要18个月至5年的时间。① 时至今日，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信息传播的壁垒被逐个击破，人们每时每 刻都沉浸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以至于有学者早在21世纪初就预言：“新世纪 头三年所产生的信息会超过过去30万年所累积的信息总和。”②现在看来，信息 的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之前的预测。最新研究表明：“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 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4倍，而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 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9倍。”®2014年11月19日在中国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新媒体新生态”论坛上透露：“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发展初期以PC为 主，而从2012、2013年开始，移动端的播放量达到千万集，且移动流量超过P℃ 流量的两倍。”④ 这种情形之下，势必会造成信息超载现象。换言之，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与信 息处理的专业性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频频出现。譬如， 普通公众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海量信息的检索、筛选与判断？谁来帮助 人们突破层层信息迷雾，参透信息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二)传播“渠道霸权”时代终结，公民“自我赋权”时代来临 纵观人类传播的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会从根本上改变 人类接收信息的理念与方式。新传播革命从本质上带来了传播主权的移位，打破 了以往前三次传播革命中，国家、商业机构、媒介组织对于传播权力的实质性独 享，而这种独享首先源自其对于传播渠道的掌控，进而通过权力、资本、技术、 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资源的独占，形成一种“渠道霸权”。第四次传播革命则 从根本上终结了这种“渠道霸权”时代。我国传播学者喻国明教授对此进行了鞭 辟近里地剖析一 在那个传播渠道短缺的时代，谁拥有了渠道这样一种稀缺资源，谁就拥有传 播市场的霸权地位。然而，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 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一种不可遏止的方式释放出来，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 模及其品种质量都有了爆发式的增长。.在传播通道规模扩张和大量堆积的大 背景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我们引以 为最有价值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为其大量“过剩”而变得价值打折：从传播 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 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衰减。.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打个比方，如果社 会上只有5个传播通道时，我掌握其中的一个通道就拥有平均20%的市场占有率： 当社会上的传播通道增加到50个时，我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就衰减成了2%，而当 社会上的传播通道激增至500个、5000个时，我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就会落入0.2%、 0.02%这样一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一尤其当你的内容与人们的需要不相 适应时，人们有限的注意力的选择自然会远离你、忽略你、抛弃你。于是，“渠 道霸权”的时代终结了，一个新的传播竞争时代开始了。⑧ “渠道霸权”时代之所以会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媒介技术的普及，尤 其是自媒体的大行其道。谢因·波曼在《自媒体》中提出，所谓自媒体即是指“普 ①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34-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转引自[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陆佳怡、孙志刚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 信什么》，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③[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3页，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13。 ④张洋：《新媒体新生态》，载《人民日报》，2014-11-20。 。喻国明：《“渠道霸权”时代的终结一一兼论未来传媒竞争的新趋势》，载《当代传播》，2004(6)。 21
21 社会的信息量倍增的时间仅仅需要 18 个月至 5 年的时间。① 时至今日，互联网技术日趋成熟，信息传播的壁垒被逐个击破，人们每时每 刻都沉浸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以至于有学者早在 21 世纪初就预言：“新世纪 头三年所产生的信息会超过过去 30 万年所累积的信息总和。”②现在看来，信息 的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之前的预测。最新研究表明：“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 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 4 倍，而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 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 9 倍。”③ 2014 年 11 月 19 日在中国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 大会“新媒体 新生态”论坛上透露：“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发展初期以 PC 为 主，而从 2012、2013 年开始，移动端的播放量达到千万集，且移动流量超过 PC 流量的两倍。”④ 这种情形之下，势必会造成信息超载现象。换言之，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与信 息处理的专业性之间产生了巨大落差，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频频出现。譬如， 普通公众如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海量信息的检索、筛选与判断？谁来帮助 人们突破层层信息迷雾，参透信息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二）传播“渠道霸权”时代终结，公民“自我赋权”时代来临 纵观人类传播的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会从根本上改变 人类接收信息的理念与方式。新传播革命从本质上带来了传播主权的移位，打破 了以往前三次传播革命中，国家、商业机构、媒介组织对于传播权力的实质性独 享，而这种独享首先源自其对于传播渠道的掌控，进而通过权力、资本、技术、 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资源的独占，形成一种“渠道霸权”。第四次传播革命则 从根本上终结了这种“渠道霸权”时代。我国传播学者喻国明教授对此进行了鞭 辟近里地剖析—— 在那个传播渠道短缺的时代，谁拥有了渠道这样一种稀缺资源，谁就拥有传 播市场的霸权地位。然而，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 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一种不可遏止的方式释放出来，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 模及其品种质量都有了爆发式的增长。.在传播通道规模扩张和大量堆积的大 背景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我们引以 为最有价值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为其大量“过剩”而变得价值打折；从传播 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 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衰减。.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打个比方，如果社 会上只有 5 个传播通道时，我掌握其中的一个通道就拥有平均 20%的市场占有率； 当社会上的传播通道增加到 50 个时，我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就衰减成了 2%，而当 社会上的传播通道激增至500个、5000个时，我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就会落入0.2%、 0.02%这样一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尤其当你的内容与人们的需要不相 适应时，人们有限的注意力的选择自然会远离你、忽略你、抛弃你。于是，“渠 道霸权”的时代终结了，一个新的传播竞争时代开始了。⑤ “渠道霸权”时代之所以会终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媒介技术的普及，尤 其是自媒体的大行其道。谢因·波曼在《自媒体》中提出，所谓自媒体即是指“普 ①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34-35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② 转引自[美]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陆佳怡、孙志刚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 信什么》， 12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③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13 页，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13。 ④ 张洋：《新媒体 新生态》，载《人民日报》，2014-11-20。 ⑤ 喻国明：《“渠道霸权”时代的终结——兼论未来传媒竞争的新趋势》，载《当代传播》，2004（6）
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以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 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与新闻的途径。”①2000年，网络日志一一博客 (Bog)开始进入中国，揭开了个人自由表达与网络出版的新形式。2006年，博 客技术先驱blogger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创建了新兴公司 Obvious,并推出了Twitter服务，开启了个性化即时信息服务的新时代。2007年 5月，中国大陆首个微博应用一一“饭否”诞生。2010年，新浪、腾讯、百度等 互联网公司相继推出微博服务，当年因此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微博(Wibo) 是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种“个人信息即时共享综合平台”。2011 年，腾讯公司推出了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一一微信 (英文名：wechat). 近十多年来，各种自媒体的代际更迭以及技术上的“低门槛”，使普通人得 以迅速拥有并且快速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自媒体，变“我们的媒介”为“我的媒 介”，形成“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格局，美国学者克莱·舍基甚至用“人人都 是记者”来表述现时代的特征，在他看来，“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旧的障 碍，从而消除了大众传媒特征性瓶颈。结果，以前专属媒体从业人员的种种工作 被广泛地业余化。”®基于此，普通社会大众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天下大事， 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报道新闻，同时还能用极具个性化的表达直接对国家政治 经济发展、社会公共生活、个人生存际遇等大事小情发表意见，从而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知情权与话语权，从根本上实现了“自我赋权”一一“第四次传播革命将 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自我赋权'落到实处。过去表面上拥有传播权利 的普通公民，现在借助互联网传播、新媒体技术，在知情、表达方面真正享受到 言论自由权利，同时，通过多种渠道的‘公共空间’‘自媒体’延伸了传播的‘象 征性权力’”。@ (三)两个舆论场 “渠道霸权”的终结与公民的“自我赋权”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形成 了“两个舆论场”。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他 指出：“一指以党报党台等为核心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一指以微博、BBS、QQ、 博客等为主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历来就有，但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出现，凸 显了两个舆论场的差异，当然也与社会转型、价值多元有很大关系。而需要引起 重视的是，两个舆论场对立，将会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影响社会和谐。”①“两个 舆论场”在体现当前舆论环境日趋复杂的同时，更预示着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 的信息博弈与话语争夺将日趋激烈。诚如李良荣教授分析得那样一一 新传播革命以前，“舆情”就是来自传统媒体的报道。所谓媒介建构的现实， 报道什么，社会就是什么，普通大众没有能力质疑，国家政府也没有途径质疑。 现在，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诞生，它沟通虚拟与现实、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 层决策，形成多方互动，构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与行动的新“舆论中 心”。回 总而言之，新媒介技术引发了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促发了新媒介的繁荣。 藉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前所未有地强化与落实。从 ①转引自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一一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载《现代传播》，2012(4)。 。[美]克莱·舍基，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3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⑧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一一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载《现代传播》，2012(4)。 ④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人民网评：打通“两个舆论场” 一善待网民与网络舆论①》，人民网-观点频道， 2011年7月11日 ⑧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一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载《现代传播》，2012(4)。 22
22 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以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 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与新闻的途径。”① 2000 年, 网络日志——博客 （Blog）开始进入中国，揭开了个人自由表达与网络出版的新形式。2006 年，博 客技术先驱 blogger 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创建了新兴公司 Obvious，并推出了 Twitter 服务，开启了个性化即时信息服务的新时代。2007 年 5 月，中国大陆首个微博应用——“饭否”诞生。2010 年，新浪、腾讯、百度等 互联网公司相继推出微博服务，当年因此被称为“中国微博元年”。微博（Weibo） 是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种“个人信息即时共享综合平台”。2011 年，腾讯公司推出了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 （英文名：wechat）. 近十多年来，各种自媒体的代际更迭以及技术上的“低门槛”，使普通人得 以迅速拥有并且快速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自媒体，变“我们的媒介”为“我的媒 介”，形成“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格局，美国学者克莱·舍基甚至用“人人都 是记者”来表述现时代的特征，在他看来，“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旧的障 碍，从而消除了大众传媒特征性瓶颈。结果，以前专属媒体从业人员的种种工作 被广泛地业余化。”②基于此，普通社会大众不仅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天下大事， 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报道新闻，同时还能用极具个性化的表达直接对国家政治 经济发展、社会公共生活、个人生存际遇等大事小情发表意见，从而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知情权与话语权，从根本上实现了“自我赋权”——“第四次传播革命将 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自我赋权’落到实处。过去表面上拥有传播权利 的普通公民，现在借助互联网传播、新媒体技术，在知情、表达方面真正享受到 言论自由权利，同时，通过多种渠道的‘公共空间’‘自媒体’延伸了传播的‘象 征性权力’”。③ （三）两个舆论场 “渠道霸权”的终结与公民的“自我赋权”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形成 了“两个舆论场”。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之一。他 指出：“一指以党报党台等为核心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一指以微博、BBS、QQ、 博客等为主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历来就有，但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出现，凸 显了两个舆论场的差异，当然也与社会转型、价值多元有很大关系。而需要引起 重视的是，两个舆论场对立，将会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影响社会和谐。”④“两个 舆论场”在体现当前舆论环境日趋复杂的同时，更预示着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 的信息博弈与话语争夺将日趋激烈。诚如李良荣教授分析得那样—— 新传播革命以前，“舆情”就是来自传统媒体的报道。所谓媒介建构的现实， 报道什么，社会就是什么，普通大众没有能力质疑，国家政府也没有途径质疑。 现在，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诞生，它沟通虚拟与现实、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 层决策，形成多方互动，构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与行动的新“舆论中 心”。⑤ 总而言之，新媒介技术引发了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促发了新媒介的繁荣。 藉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前所未有地强化与落实。从 ① 转引自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载《现代传播》，2012（4）。 ② [美]克莱•舍基，胡泳、沈满琳译：《未来是湿的》，36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③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载《现代传播》，2012（4）。 ④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人民网评：打通“两个舆论场”——善待网民与网络舆论①》，人民网-观点频道， 2011 年 7 月 11 日 ⑤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载《现代传播》，2012（4）
这个意义上说，新传播革命建构了我们理解媒介素养的新维度。 二、媒介素养内涵的延展 基于新传播革命的视域，媒介素养的内涵必然会产生新的拓展。 美国著名的“媒介素养中心”(CML)认为，为适应21世纪的媒介文化及媒 介教育的需要，应对原有的媒介素养概念进行扩展。该中心提出的媒介素养概念 是这样表述的：“媒介素养是21世纪教育的重要途径。媒介素养为近用、分析、 评估、创作和参与各种媒介信息提供了一个架构。这些媒介从印刷媒介到影像再 到互联网。媒介素养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时也为民主 公民提供了质询和自我表达的必要技能。”① 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学者也不约而同地将新传播技术与当下中国的基本国 情相勾连，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新内涵。 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认为：在新传播技术条件下，当人人能参与信息的生 产与传播时，媒介素养就应当成为公民一种必备的素质，同德智体美劳一起融入 到社会的通识教育中。如今，专业的新闻机构和非专业的新技术使用者共同绘制 了今天的传播图景，传统的媒介素养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传播环境。如果不及时为 媒介素养赋予新的内涵，新传播技术不仅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却可能反 过来压制和奴役它的主人。新传播技术条件下的媒介素养至少应该有下列几方面 的新内涵： 1.重新认识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生产新媒介素养的内涵首先涉及到使用者 对新媒介的认知问题，其次才是对新媒介的使用。 2.努力掌握新媒介的使用技能 3.积极倡导“交往理性”@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彭兰教授也认为，以往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更多是 针对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也就是作为纯粹的消费者的受众。但是，在社会化媒 体时代，受众不仅是消费者，更是内容的一种生产者，是媒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因此，对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众媒介素养的认识，需要从建设者或生产者这样 一个角度加以扩展。基于此，她将公众的媒介素养分为六个方面： 1.媒介使用素养：不仅体现为相关技术的掌握，还应该表现为对新媒体技术 和应用的合理、合法以及节制的使用等。 2.信息消费素养：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的辨识、分析 与批判能力。 3.信息生产素养：负责地发布信息和言论的素养、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的 素养。 4.社会交往素养：不仅表现为对相关技术的掌握，还表现为对交往对象的选 择、交际网络的维护等方面、包括尊重他人的表达权利、隐私权、知识产权等方 面。 5.社会协作素养：与协同工作的其他人达成一致目标的能力：为自己在协同 系统中定位的能力；执行协同任务的能力；与协同工作的他者进行有效沟通的能 力。 6.社会参与素养：关注公共事务，积极参与公共话题交流，尊重公共规则和 ①张艳秋：《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⑧参见芮必峰、陈夏蕊：《新传播技术呼唤新“媒介素养”》，载《新闻界》，2013(14)。 23
23 这个意义上说，新传播革命建构了我们理解媒介素养的新维度。 二、媒介素养内涵的延展 基于新传播革命的视域，媒介素养的内涵必然会产生新的拓展。 美国著名的“媒介素养中心”（CML）认为，为适应 21 世纪的媒介文化及媒 介教育的需要，应对原有的媒介素养概念进行扩展。该中心提出的媒介素养概念 是这样表述的：“媒介素养是 21 世纪教育的重要途径。媒介素养为近用、分析、 评估、创作和参与各种媒介信息提供了一个架构。这些媒介从印刷媒介到影像再 到互联网。媒介素养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时也为民主 公民提供了质询和自我表达的必要技能。”① 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学者也不约而同地将新传播技术与当下中国的基本国 情相勾连，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新内涵。 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认为：在新传播技术条件下，当人人都能参与信息的生 产与传播时，媒介素养就应当成为公民一种必备的素质，同德智体美劳一起融入 到社会的通识教育中。如今，专业的新闻机构和非专业的新技术使用者共同绘制 了今天的传播图景，传统的媒介素养已经不适合当今的传播环境。如果不及时为 媒介素养赋予新的内涵，新传播技术不仅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却可能反 过来压制和奴役它的主人。新传播技术条件下的媒介素养至少应该有下列几方面 的新内涵： 1.重新认识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生产新媒介素养的内涵首先涉及到使用者 对新媒介的认知问题，其次才是对新媒介的使用。 2．努力掌握新媒介的使用技能 3．积极倡导“交往理性”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彭兰教授也认为，以往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更多是 针对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也就是作为纯粹的消费者的受众。但是，在社会化媒 体时代，受众不仅是消费者，更是内容的一种生产者，是媒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因此，对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众媒介素养的认识，需要从建设者或生产者这样 一个角度加以扩展。基于此，她将公众的媒介素养分为六个方面： 1.媒介使用素养：不仅体现为相关技术的掌握，还应该表现为对新媒体技术 和应用的合理、合法以及节制的使用等。 2.信息消费素养：在海量信息中筛选有效信息的能力、对信息的辨识、分析 与批判能力。 3.信息生产素养：负责地发布信息和言论的素养、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的 素养。 4.社会交往素养：不仅表现为对相关技术的掌握，还表现为对交往对象的选 择、交际网络的维护等方面、包括尊重他人的表达权利、隐私权、知识产权等方 面。 5.社会协作素养：与协同工作的其他人达成一致目标的能力；为自己在协同 系统中定位的能力；执行协同任务的能力；与协同工作的他者进行有效沟通的能 力。 6.社会参与素养：关注公共事务，积极参与公共话题交流，尊重公共规则和 ① 张艳秋：《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8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② 参见芮必峰、陈夏蕊：《新传播技术呼唤新“媒介素养”》，载《新闻界》，2013（14）
他人的表达权，学会理性表达与讨论。① 媒介素养是基于不同媒介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新诉求的产物，新媒介技术 为我们建构了一幅新的传播图景，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的主客体 关系，藉此公民的传播自主权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媒介素养的内涵则势必 要做新的调整与改变。 三、认识并理解三对关系命题 我们认为，为了因应新传播革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公民在建构自身 媒介素养时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理解以下三对关系命题： (一)事实与观点 美国社会学者赫伯特·甘斯说过：“新闻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符号场域与公民 阶层提供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全面的、典型的图像（或建构）。”②因此，为了确保 新闻展现给公民的是“全面、典型的形象”，记者就必须在新闻中只提供事实， 而不提供个人观点。通常意义上说，事实是客观的，是不应该带有任何情绪的： 观点则是主观的外化，是对某一事实的带有针对性与倾向性的表达。因此，对于 普通公民而言，当我们面对海量的信息，首先必须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观点， 哪些是被“观点”包装的“事实”，哪些是隐藏在“事实”背后的“观点”。如果 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这些内容，很可能会造成误判。例如下面这篇报道一一 山东微山干部进门“狗不咬” 本报济南5月16日电“千部进村多了、入户久了，村里的狗都‘误’把他 们当成自家人，亲着呐！”微山县傅村街道间庄村党支部书记高文东笑着说。在 山东微山县，农家养的看家狗遇到走村入户的机关干部，就像遇到老熟人般摇起 尾巴打招呼。 近年来，微山县从选派3000名千部“大规模进村入户，面对面谈心交流”， 到1300余名医护人员成为群众“家庭医生”，再到今年3月启动干部“进百姓门、 吃百姓饭、知百姓事、帮百姓忙”联系农户教育实践活动，有效改善了千群关系。 “每名千部都有自己的联系户，每个农户都有固定联系人。”微山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张洪雷介绍，机关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自费吃农家 饭，受到群众欢迎。目前已梳理群众意见建议3000多条。 (《人民日报》2013年5月17日) 这篇报道的初衷是为了说明微山县联系农户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丰硕。标题 “干部进门‘狗不咬’”看似形象，实则是记者预先设置的“观点”。导语中，记 者虽然借村党支部书记之口说出了“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却经不起推敲： 何以见得狗摇尾巴就是“误把干部当成自家人”？村支书又是如何知道狗的真实 “想法”？村里到底有多少只这样的狗？（因为导语中用了一个副词“都”，那 么显然记者应该统计过，否则村支书的话就不是事实，只能是观点。)更为重要 的是，既然要反映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那么，受益者一一农户的现身说法才更 具有说服力。但是，记者通篇只采访了微山县傅村街道闫庄村党支部书记高文东 和微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洪雷两个人，前者暗示当地的狗与下派干部更亲了， 是因为干部下乡频繁。后者则是为了表明农户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但是“受到 群众欢迎”一句简单的间接引语却显得过于空洞.这篇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记 者将早已定格好的“观点”置于报道的事实之中，这样反而让人感觉不够真实。 ①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5)。 ⑧[美]赫伯特甘斯，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3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4
24 他人的表达权，学会理性表达与讨论。① 媒介素养是基于不同媒介环境所带来的新问题、新诉求的产物，新媒介技术 为我们建构了一幅新的传播图景，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的主客体 关系，藉此公民的传播自主权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媒介素养的内涵则势必 要做新的调整与改变。 三、认识并理解三对关系命题 我们认为，为了因应新传播革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公民在建构自身 媒介素养时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并理解以下三对关系命题： （一）事实与观点 美国社会学者赫伯特·甘斯说过：“新闻最重要的目的是为符号场域与公民 阶层提供有关国家与社会的全面的、典型的图像（或建构）。”②因此，为了确保 新闻展现给公民的是“全面、典型的形象”，记者就必须在新闻中只提供事实， 而不提供个人观点。通常意义上说，事实是客观的，是不应该带有任何情绪的； 观点则是主观的外化，是对某一事实的带有针对性与倾向性的表达。因此，对于 普通公民而言，当我们面对海量的信息，首先必须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观点， 哪些是被“观点”包装的“事实”，哪些是隐藏在“事实”背后的“观点”。如果 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这些内容，很可能会造成误判。例如下面这篇报道—— 山东微山 干部进门“狗不咬” 本报济南 5 月 16 日电 “干部进村多了、入户久了，村里的狗都‘误’把他 们当成自家人，亲着呐！”微山县傅村街道闫庄村党支部书记高文东笑着说。在 山东微山县，农家养的看家狗遇到走村入户的机关干部，就像遇到老熟人般摇起 尾巴打招呼。 近年来，微山县从选派 3000 名干部“大规模进村入户，面对面谈心交流”， 到 1300 余名医护人员成为群众“家庭医生”，再到今年 3 月启动干部“进百姓门、 吃百姓饭、知百姓事、帮百姓忙”联系农户教育实践活动，有效改善了干群关系。 “每名干部都有自己的联系户，每个农户都有固定联系人。”微山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张洪雷介绍，机关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自费吃农家 饭，受到群众欢迎。目前已梳理群众意见建议 3000 多条。 （《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17 日） 这篇报道的初衷是为了说明微山县联系农户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丰硕。标题 “干部进门‘狗不咬’”看似形象，实则是记者预先设置的“观点”。导语中，记 者虽然借村党支部书记之口说出了“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却经不起推敲： 何以见得狗摇尾巴就是“误把干部当成自家人”？村支书又是如何知道狗的真实 “想法”？村里到底有多少只这样的狗？（因为导语中用了一个副词“都”，那 么显然记者应该统计过，否则村支书的话就不是事实，只能是观点。）更为重要 的是，既然要反映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那么，受益者——农户的现身说法才更 具有说服力。但是，记者通篇只采访了微山县傅村街道闫庄村党支部书记高文东 和微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洪雷两个人，前者暗示当地的狗与下派干部更亲了， 是因为干部下乡频繁。后者则是为了表明农户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但是“受到 群众欢迎”一句简单的间接引语却显得过于空洞.这篇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记 者将早已定格好的“观点”置于报道的事实之中，这样反而让人感觉不够真实。 ① 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5）。 ② [美]赫伯特•甘斯，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396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二)事实与真相 很多时候，事实离我们很近，真相却很远。也许你是一个新闻事件的当事人， 你完全亲历了整件事的全过程，但仍然未必了解事情的真相。对此，李普曼剖析 地很到位：“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 以清楚的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 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而只有当社 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换言之， 在绝大数情况下，事实与真相是有差别的，是难以重叠的，因此，认识事实并不 代表洞悉真相。 在“媒介化社会”的今天，情形似乎更加复杂。“社会化媒体上的公民新闻 传播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碎片化传播，这通常表现为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观 察视角的分散化、信息文本的零散性和信息要素的不完整性。”®“碎片化传播” 必然带来“信息的碎片化”。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当海量杂乱无章、真假难辨、 碎片化的信息扑面而来时，不要说真相，即便是仅仅了解事实，也变得不那么容 易。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对新闻事实“三个层级”的划分对我们理解事 实与真相的关联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第一个层级的新闻事实，是那些已经展现为动态事件的新闻事实的表象 (Events),如温州动车组发生重大事故。这一层次的事实，任何目击者都可以 呈现其基本的事实面，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现场的基本情况等等。要 再现这样的事实，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在现场，有基本的叙事能力和能够使用手 机这种简易的传播工具就可以了。 第二层级的新闻事实，则需要通过更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能获取，如这次事 故中有多少人员伤亡，是天灾还是人祸，是技术原因还是人工操作失误所致。这 一层级的事实是对事件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Patterns)的挖掘。对于这一层 级的事实的挖掘，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挖掘与呈现的技术，甚至方法 论的基础，一般普通公众是没有能力完成的。 第三层级的新闻事实，则是更为隐藏的事实，那就是需要回答这一事故背后 是否有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是否存在腐败和行政不作为，这一事件又会对社会 产生怎样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等等。这需要聚焦于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 (Structures),即构成这种事件模本的深层原因。对于这一层次的新闻事实的 梳理和挖掘，显然需要更专业的知识、更科学的方法、更坚强的意志和更专业的 精神。⑧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新闻事实的三个层级中，第一和第二个层级尚属于基 础性事实层面，第三个层级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真相”层面。而且，第二层级和 第三层级的事实都对事实采集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亦即专业的理念与专 业的信息采集、信息挖掘技术。尤其在新传播革命时代，浅层次的事实，人们几 乎唾手可得，但是，更深层次的事实以及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却比以往更加扑 朔迷离。今天的社会公众已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事实，作为专业事实采集者的新 闻工作者，如果不具备专业能力，就无法为公众采集到更深层次的事实，进而为 他们获悉真相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2013年4月7日，《新文化报》刊发报道《长春老人因脑梗塞摔倒白衣女 ①[美]沃尔特·李普曼，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2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5)。 ⑧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载《新闻记者》，2013(3)。 25
25 （二）事实与真相 很多时候，事实离我们很近，真相却很远。也许你是一个新闻事件的当事人， 你完全亲历了整件事的全过程，但仍然未必了解事情的真相。对此，李普曼剖析 地很到位：“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 以清楚的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 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而只有当社 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①换言之， 在绝大数情况下，事实与真相是有差别的，是难以重叠的，因此，认识事实并不 代表洞悉真相。 在“媒介化社会”的今天，情形似乎更加复杂。“社会化媒体上的公民新闻 传播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碎片化传播，这通常表现为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观 察视角的分散化、信息文本的零散性和信息要素的不完整性。”②“碎片化传播” 必然带来“信息的碎片化”。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当海量杂乱无章、真假难辨、 碎片化的信息扑面而来时，不要说真相，即便是仅仅了解事实，也变得不那么容 易。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对新闻事实“三个层级”的划分对我们理解事 实与真相的关联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第一个层级的新闻事实，是那些已经展现为动态事件的新闻事实的表象 （Events），如温州动车组发生重大事故。这一层次的事实，任何目击者都可以 呈现其基本的事实面，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现场的基本情况等等。要 再现这样的事实，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在现场，有基本的叙事能力和能够使用手 机这种简易的传播工具就可以了。 第二层级的新闻事实，则需要通过更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能获取，如这次事 故中有多少人员伤亡，是天灾还是人祸，是技术原因还是人工操作失误所致。这 一层级的事实是对事件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Patterns）的挖掘。对于这一层 级的事实的挖掘，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挖掘与呈现的技术，甚至方法 论的基础，一般普通公众是没有能力完成的。 第三层级的新闻事实，则是更为隐藏的事实，那就是需要回答这一事故背后 是否有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是否存在腐败和行政不作为，这一事件又会对社会 产生怎样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等等。这需要聚焦于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 （Structures），即构成这种事件模本的深层原因。对于这一层次的新闻事实的 梳理和挖掘，显然需要更专业的知识、更科学的方法、更坚强的意志和更专业的 精神。③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新闻事实的三个层级中，第一和第二个层级尚属于基 础性事实层面，第三个层级其实已经涉及到了“真相”层面。而且，第二层级和 第三层级的事实都对事实采集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亦即专业的理念与专 业的信息采集、信息挖掘技术。尤其在新传播革命时代，浅层次的事实，人们几 乎唾手可得，但是，更深层次的事实以及隐藏在事实背后的真相却比以往更加扑 朔迷离。今天的社会公众已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事实，作为专业事实采集者的新 闻工作者，如果不具备专业能力，就无法为公众采集到更深层次的事实，进而为 他们获悉真相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2013 年 4 月 7 日，《新文化报》刊发报道《长春老人因脑梗塞摔倒 白衣女 ① [美]沃尔特·李普曼，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283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 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5）。 ③ 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载《新闻记者》，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