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马尔厅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产生权力关系”而并非“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礼仪 对中西双方都非常重要，同样有象征意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 政治理论和外交实践中，相互尊重主权和国与国间的平等正是通 过仪式来确认及达成的（第76页）。所以，双方都不想做出太多 让步而想使对方就范：马嘎尔尼想让中国官员按欧洲外交规矩行 事，而中国人却想让马嘎尔尼叩头。 “对满清的统治者来说，高下之分乃是通过复杂的对话来实 现的，通过这些对话的持续运作，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 统治之中。而在英国那种被自然化了而且正在自然化的话语中， 高下之分体现了行为者的内在本质、是其本性的外在表现”（第 212页)。这里所谓的“对话”包括从上奏通报、进贡、仰拜、 赏赐等一整套仪式性程序，马嘎尔尼却一直提出进行欧洲外交常 用的谈判（谈判不成则可能意味着动武）。对“谈判”这一新事 物，清朝官员始终看不出其必要性何在，在马嘎尔尼看来这正体 现出对理性的“抵御”。何伟亚认为，礼仪（包括书写下来的文 本和具体实行过程)更多是一种充满权力运作的“政治话语”， 而不一定是什么反映“文化”特征的表述。故英国派驻使臣的要 求未能获准“并非跨文化间相互误解的问题，而是由于清廷宜员 未能适当地安排（礼仪）程序而导致的失败”（第186页)。 在这次中英交往中，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敕谕在西方是广为人 知的文献，但几乎一直被误读（程度容有不同）。英国哲学家罗素早 在1922年就说过，“只有到这一文献不再被认为是荒唐可笑时，[西 人】才能理解中国”。研究马嘎尔尼使团最深人的中国学者朱雍在这 一点上不幸与多数西人相同，他到20世纪80年代末仍明确说，“从 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乾隆帝的敕谕乃“是外交上的一桩笑话”④。这 ①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第306页。 26
译 序 正是何伟亚希望纠正的：在“现代眼光”里可笑的敕谕，如果从乾 隆时代的眼光来看，或者就不一定可笑了。 何伟亚成功地指出：广为引用的乾隆帝（后来并逐步扩大到 此后相当时期里的清政府甚至大多数中国人)对“先进技术”的 抵拒，是一种现代（应注意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现代”） 式的误读；乾隆帝在说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 物”一语时，针对的是“礼物”而不是“生产礼物的技术及知 识”（何伟亚甚至认为这一长段语句更多是具体针对马嘎尔尼对 礼物的夸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周锡瑞仍在引用 此语来证明乾隆帝对“西方科学之先进”的毫无兴趣。薇丽柯恩 (Joanna Waley一Cohen)于1993年已撰文指出：关于中国对西 方18世纪的技术发展视而不见的观念是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才产 生于西方，并被史家投射回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解释之中①。何伟 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长期〈虽然更多是无意中)影响中外学者的 问题。 应注意的是，马嘎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 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对时人特别是后来的史家越来 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先进西方工艺产品如轮船、火车、电报及快 速连发枪等，对乾隆帝和马嘎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换言之， 近代象征西方“先进”或“优越”的“船坚炮利”，那时基本不 存在。故当时不仅中英双方国家实力大致相当，即使在技术层 面，通常认知中“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那样的对立性区 别也还不明显（只要查一下一般的自然科学年表，即可知马嘎尔 尼访华时“西方科学之先进”不过尚在形成之中)。 不过，何伟亚对乾隆帝随后对贸易的明显同样心态似乎太轻 1 Joanna Waley-Cohen,"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American Histortcal Revtew,98:5 (1993),pp.1525-1544. 27
怀柔远人：马叹尔R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描淡写地滑过去了。后者证明，天朝“不贵奇巧”实不无四川话 所谓“提虚劲”的意思，热河行宫中已藏有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足 以使马嘎尔尼自愧不如的奇巧物件（它们碰巧都非中国所生产） 本身就充分说明其实天朝还是欣赏这些礼品的。正如朱雍已指出 的，天朝物产丰饶，不需外夷货物一类“话语”在整个乾隆朝不 断重复出现①。这样，何伟亚试图表明乾隆帝的救谕更多是具体 针对马嘎尔尼使团而不是阐述一般的外交原则（两者其实不矛 盾〉，似不十分站得住脚。 但何伟亚有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乾隆帝（以及中国官员） 的眼里，对外贸易不只是涉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经济行 为，恐怕更多是一种政治、社会或文化行为（第194~195页， 按清代粤海关由内务府管辖，这主要是出于经济需要还是政治需 要，仍需考察，很可能两者皆在清帝考虑之中)。乾隆帝给英￡ 敕谕及给中国官员的许多上谕中屡述关于对外贸易可能造成的杜 会问题，过去都视为一种“落后”或“预固”的思维，徜不从 “现代”眼光而回到当时的眼光平心考察，即可见其顾虑之所在 (正如乒乓也可行使外交功能一样，“外贸”的含义在今日也不限 于经济价值)。 针对过去认为清廷对来访的马嘎尔尼使团态度冷淡的西方认 知，何伟亚成功地指出中英两国对使团一事都非常认真（乾隆帝 的深切介入即是明证，中国学者朱雍已论及此点)，这无疑体现 了研究的进展。但双方共同的认真中也有不同，毕竞清廷是被动 一方，而且似不存在非要接待使团不可的愿望。故双方对礼节的 处理虽同样认真，在整个事件上，显然英方的认真程度要超过中 方。若从乾隆帝及其廷臣的观念看，也许这一使团不过好像天上 ①朱雍：《不愿打开的巾国大门》，第80页， 28
译序 下了一场偏东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原非什么引起持久注意的大 事 客观上也许真如何伟亚所说，这是两个带扩张性的“帝国构 建”的碰撞：但至少中国官员主观上恐怕没有那样高远的意识与 认知，否则不会出现中方关于马嘎尔尼究竟是否行三跪九叩礼的 记录不详这一问题。中国官员对礼仪要求的一丝不苟，也许更多 是考虑他们怎样向皇帝交差，而不一定是对礼仪本身的特别尊 重。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真首先是被动的：英人既来之，便须按 规矩办；其次，他们在认真处理此事时考虑清朝内部的实际因素 或者还超过考虑对外关系的一般推侧（两者当然是相互关联的）。 正如有评论者注意到的，何伟亚在谈到马嘎尔尼所在的“英 国”时多见其共性而少见其差异(Robert A.Bickers的书评即注 意到他常将不列颠与英格兰混为一谈)。其实，即使不论殖民地， 就在大不列颠本土之中也正有许多种族与文化的差异。身为爱尔 兰人的马嘎尔尼在英格兰的伦敦谈论“公共领域”，是否会有某 种程度的认同危机呢①？如果何伟亚把他讨论清朝内部种族文化 歧异的方法运用于英纶三岛居民（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思想联 系与差异)，而将其探讨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之社会语境和 学理语境的取向用于讨论清代考据学中“礼学”的兴起与如何实 施“宾礼”等礼仪的关系，相信会有更深人的认识。 从总体言，如主张“中国中心观”的柯文(Paul A.Cohen) 所说，何伟亚“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不仅考察马嘎尔尼使团， 而且全面考察从18世纪至今中西互动这一整个课题的全新方 式”。的确，何伟亚提出的考察方式不仅新颖，面且眼界远更开 阔，尤其他对中英双方的对称性处理，即寻求一种既非“西方中 ①从宗被到生活习俗，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都还有其他许多程度不同的歧 异。崇尚理性的马嘎尔尼能否完全超脱双方的多层面歧异，至少需要考证。 29
杯柔远人：马嘎尔形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心”也非“中国中心”的取向，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同时他在对 马嘎尔尼使团的个案研究中也时常触及并探索一些更具通论性质 的史学基本问题，这就使此书可以为更广泛的相关学者所阅读。 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这部分或因为有 关马嘎尔尼使团的专著已较多，不必重复许多过去已基本清楚的 史实)。所以这本书若能与任何一本同一专题但兼重叙事的著作 共读（比如与前引朱雍的著作或佩雷菲特那本在中国颇得喝彩的 《停滞的帝国》对看)，或更能见其长，也更能见其新颖之处。 鸣谢和说明 或许因为我曾为《怀柔远人》写过书评，本书最初由杜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与我联系翻译事宜。我自知中英文俱不足以胜任， 乃商请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邓常春女士担任翻译工作。初稿译 出后，我有幸请到四川大学外语学院的王晓路先生出任审校，后 王先生事忙无暇全校，在大致审阅初稿之疑难问题后提出了翻译 体例方面的系列修订意见，对初稿的修改裨益极大。此后适留学 加拿大的刘明先生返回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任教，我素知刘先生曾 译过好几本书并主编过辞典，又特地敦请他出任审校，幸蒙刘先 生不弃，对译稿逆行了至为详尽的校改，才有今日的模样。书此 以记译书之不易，并对三位在教研繁忙中能拨冗从事此嘉惠学林 之业深表感激和敬意！ 另外，由于何伟亚对中文史料的解读能力曾引起学者（主要 是美国学者)的争议，而他对这一事件的诠释当然是依据他所读 出的史料之含义；甚至可以说，《怀柔远人》一书的成败在很大 程度上实系于作者是否基本读懂了他所处理的清代中文史料（偶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