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 的“教化”，其实有着模糊而带多重性的认同（identity/ident- itis),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统“教化”在实际层面的区域性异 化并未在理论性的文字典籍中得到强调、作为征服者的满族贵族 在入关前和人关初期可能需要联合一些非华夏的族类以增强其实 际或象征性的地位，这些民族有的与满人有宗教上的相近处（如 何伟亚注意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满、蒙、藏之间的作用)，但 其在宗教与生活习俗等方面也相当不一致，其一致之处毋宁在于 均非华复之教。 清廷其实非常清楚其整个统治区域中何者是最主要的，他们 既要明确又并不特别强调其征服者的地位，象征着满族人特权的 满汉区别虽在实践层面得到贯彻（也有个逐渐淡化的过程），“满 汉一家”却是长期标举的口号。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和自信的增 强，清廷越来越有意识地转变其形象，从征服者转化为“犬命祈 片”的君主巴。这可以从蒙古各部马与满清的特殊关系之演变过程 看出：内蒙古各部早就与人关前的满族有类似政治军事联盟性质 的联合，故其在清初相当长的时期内享有几乎与满人相等的特权 (何伟亚已注意到蒙古各部在清代是特殊集团)。但随着满汉之别 的逐渐淡化，蒙古王公在有清一代的特殊地位显然呈现出越来越 模糊的趋势 前引明、清两朝对日本和英国态度的相近说明，清朝对其实 际“统治”的层级内外性认识基本仍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及夷夏之 辨观念那具有伸缩波动性的典型表述，并不十分需要清代柠殊的 “多主制”来协助达成。理藩院和礼部主客司既然有各自不同的 管辖范围，何伟亚在清廷对蒙藏等政策举措上的渲染实无大助于 理解乾隆帝对英国的态度。从典籍内容看，他最注重的“宾礼” )这个问题牵涉甚宽，可参看罗志出《夷复之辨与道泊之分》，《学人》第11 辑(1997年6月)。 21
怀柔远人：马唯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可以说几平完全是传统华夏文化的产物。故其再三致意的具体时 空的“满清”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之别在这里不仅没有太大 的参考意义，反有可能产生喧宾夺主的效果。 “宾札”所关涉的正是费正清讨论的“朝贡体制”①，而不是 何伟亚所关注的（主要体现在蒙、藏、回疆等广大区域的）“以 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这意味着何伟亚的两大核心视观 念及其论述统系，即“多主制”和宾礼之间虽有不可否认的关 联，但其关联毋宁更多是在清代以前，到清代出现他所谓的“多 主制”后反缺乏足够的逻辑联系，且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疏离。结 论似乎只有一个：要强调清代特殊的“多主制”及其隐喻的非华 夏倾向，便当在与“理藩院”而不是“礼部主客司”相关的文献 典籍中寻找理论资源；如果要强调“宾礼”的重要性，就只能多 关注具体的“满清”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之“同”，而不是 其“异”。 前引何伟亚所说“宾礼”不仅是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 方式，而丑体现了远更广阔的整合“天下”秩序的构想这一推广 (corollary),其实也与费正清的“朝贡体系”取向相类，即通过 一个枝节的部分引申到中国（或清朝）的全局观念②。如果把传 ① 费正清意义上的“朝贡体制”又正是何伟亚所欲挑战者，何伟亚在这方面的 贡献在干将“朝贡体制”从“结构一功能”解释取向中解放出来而置于更切 近原状的时空语境和动态进程之中。 ②这本是西方“汉学”的传统强项，傅斯年已注意到：“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 解决史籍上的四斋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 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汇作之岸趣》，见其《史料论略及其他》，第49页，辽宁教 育出版社，1997)。不过如章太炎所指出的，“审边塞而遗内治”这一“外国 人读中国史”的取向早心流人中属，成为民国新史学的一个特征，他认为： “中国之史，自为中国作，非泛为大地作。域外诸国，与吾有和战之事，则 详记之；偶通朝贡，则略记之；其他周不记也。今言汉史者喜说条支安息， 22
译序 统中国的政治观念（或文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个部分 当然都反映着全体的精神。但政教不能及的“天下（世界)秩 序”确非清朝关注的重心，“外国”更可以说是清朝政治观念中 最不受重视的部分之一。“宾礼”不过是涉及“天下”秩序的众 多清代相关钦定文献之一，是一个应对不甚受重视的特殊而非普 遍群体的文献，在清代“五礼”中也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以前 “宾礼”在“五礼”中居于“军礼”之前，在尚武的清代则移至 “军礼”之后)，其可以推广的程度是有限的①。 中英两大“谛国构建”的碰撞 何伟亚的一个研究取向，就是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或事件放到 其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因此，他强调18世纪的大 英帝国和清朝与一般意义上或一般认知中的“英国”和“中国” 有相当的不同。他受美国社会学家斯嘎琪裒(Theda Skocpol))将 国家带回社会史分析(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影响，将 “帝国”带回历史诠释之中。故他不认为马嘎尔尼使团是两个文 (上接第22页注释②)言元史者喜详鄂罗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 所不能致。且规其政治风敦，虽往日亦隔绝篇。以余暇考此固无害，若徒审 其踪迹所至，而不察其内政车谋何以致此，此外国之人读中国史，非中国人 之自读其史也”，参见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1卷2期(1924年 8月15日}，第11~12页（文页）。这方面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罗志田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天看一十四史一比同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 研究》2000年第4期；桑兵《四裔偏向与本上回应》，见其《国学与议学 一近代只外学界交往录》，第1~3D页，浙江人民出版杜，1999。 ①打个比方，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或波多黎各的政策虽然也会反映美回政治精 神的基本原则，甚至可能反映出一些美国《宪法》等基本文献中忽略的内 容，但要探讨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去考察《宪法》或比考察这些政策更能 说明问题吧。 23
怀柔远人：马顺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明或文化的遭遇，而是两个建立在“差不多水火不容”的政治准 则之上的“帝国构建(imperial formations)”之间的碰撞；双方 都是版图宽广且在扩张中的“帝国构建”，都统治着不同种族与 文化的子民；双方都各有其政治中心，也都有等级不同的属国或 殖代地，而双方也都自认为比对方优越（第25一28贞）。 对中国读者来说，何伟亚通过马嘎尔尼所属的伦敦“文学俱 乐部”简单构建的I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the pullic sphere)” 虽稍嫌简略，当有启发。该俱乐部成员包括我们熟悉的“保守” 思想家柏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史学家吉本，这些“知识贵 族”时常聚会，进行吉本所说的“男人式的交谈”（除了有近人 注意的性别歧视外，其意谓约略近于孔子所说的“言谈及义“)。 他们的讨论都围绕着探索掌握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规律，即发现真 理。而发现真理的惟一途径是理性，它又和道德密不可分。这些 “知识贵族”似乎都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式绅士，他们忠于英国 王室，同时又超越于腐败；与此同时，18世纪英国的实际政治 却相当腐败：国会议席可以买卖、官位要靠权势影响获取、得以 晋升的关键途径是上面有政治庇护人。 马嘎尔尼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仕途中得志，而他又以上述的 “公共领域文化价值观”来观察和记录中国情形，一面对中国人 “说公共领域”(speaking the public sphere),一面有意无意将英 国政治的腐败投射到中国之上①。在这样的思想武装下，马嘎尔 尼发现中国人一直以“不变的法则”来作为“抵御理性和推理的 ①马翼尔尼笔下对中国的观察直接并通过后来的诠释者问接)参与了“进 步”利“文化冲突”这类何伟亚所反对的“现代”规念的形成，但应该指 出，马嘎尔尼访华村正值和珅当权，官场减败的确期显易见、故他不一定就 是将英国政治的腐收投射到中国之上；不过，其在同样腐败的英国容场的经 历应能有助于他对中国类似现象的把握。 24
译 序 盾牌”。正是从这一思路逐渐引申出后来广泛流行的观念：与中 国人打交道必须“坚定而有理性”，这样仍不行则诉诸武力，迫 使其放弃“非理性”的态度和做法（注意理性与道德的紧密关 联)。这一观念后来成为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各次帝国主义对华 侵略战争的重要思想武器①。 何伟亚指出：这一带有特定含义的“主权平等”外交话语恰 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产物，并随欧洲扩张的进程抵达中 国。其实，关于主权平等国家互通外交的观念本身在欧洲也不过 刚刚兴起于马嘎尔尼访华前，且尚未完全成形。据英国著名外交 家和外交学家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研究，直到马嘎尔 尼访华后的1796年，与马嘎尔尼同属“文学俱乐部”的思想家 柏克才成为英国第一个用“外交”(diplomacy)这一词汇来指谓 “管理或处理国际关系”事宜之人②。故严格地说，与“差序包 容天下观”相对立的“主权平等外交观”在那时仍是一个“发展 中”的变量，而非已完全确立的准则。与其说马嘎尔尼将“自然 化了的（欧洲）霸权话语”带到中国，毋宁说他的访华本身是完 成这一“霸权话语”所象征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环节。 无论如何，是马嘎尔尼使华让后来称为“主权平等外交观” 的欧洲扩张行为方式与同样带有扩张性的清帝国建立在“差序包 容”天下观基础上的对外礼仪相遇。由于“礼仪的实施本身就会 ①对不避从“理性”（即不道德）者即可以诉请武力这一“自然主义”思路与 一些西方传教士认为中国人不遵从上帝爱邻如已（即不并放）的准则即可用 武这一宗载性思路异曲同L,仍是-种对“非我(he other)”即可不依我 之价值视处理的自我心安方式，无意中都为帝问主义侵略提供了思想武器。 关于传教士的思路，参见罗志田《传教上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 究》1996仟第6期。 2 Harold Ncolson.Diplomacy,3r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Pp.11-12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