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有个别错误则是任何人都难免的)。因此，经我与译者商定，本 书在翻译过程中对所有被引用的中文史料均按英文原意直译，而 以译注的方式抄录被引用的原始中文史料，以使读者能够较方便 地观察和判断何伟亚对中文史料解读之正确与否。我要特别说明 的是，出版社本来不大认同这种不合“常规”的翻译原则，但仍 同意为学术的求真而别具一格，这是应该特别感谢的！如果这一 做法有何不妥，自然应由做出提议的我来承担一切责任。 最后我要感谢山东大学的刘天路先生居间联系，请到本书的 作者何伟亚为中文版写序；同时也要感谢何伟亚本人的欣然允 诺，使中译本增色。从不长的中文版序中可以看出，何伟亚对其 著作的后现代倾向并不强调甚至有所淡化，这大约提爪出作者对 读者的某种希望。的确，本书的长处和不足当然与其所运用的理 论和方法相关，但却都不仅仅体现在无论何种理论和方法之上； 在关于后现代取向的喧嚷过去之后，本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最终 取决于它是否推进了我们对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和整个18世纪 中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读者可以从任何角度阅读本书，但若能 不忘这一点，作者和译校者的辛劳便物有所值了。 罗志田谨记 2001年4月20日初稿 2001年10月20日改定 31
中文版序 〔美】何伟亚(James L.Hevia) 《怀柔远人》书中译本的出版，是特别难得的荣誉和殊 遇。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选择翻译该书，使我感到很荣 幸。而且，我很乐意借此机会就这本书向中国读者略做说明。这 本书由20多年以前开始的一项研究发展而来，它体现了一种原 初的努力，旨在重新审视19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与合作之性 质。从其初始阶段起，这项研究就受到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之内和 之外的许多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有力影响。 正如在本书导言中所谈到的，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之内，对 以前有关19世纪中国的诠释构成主要挑战的是保罗·柯文(Paul Cohen)讨论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史观；其结果，突出在 现代化研究中那个停滞不前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晚期中华帝国被 一个充满变革的中国所取代。而且，其中的一些研究表明，是该 重新评估长久以来一直得到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强调的那个汉化 的清王朝模式的时候了。然葡有趣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 史观并没有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这可真不 妙，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本身质疑了这样的观念，即中国文 化是在遥远的往昔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信仰；并由此开启了 1
怀柔远人：马陛尔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一种可能，即对被费正清构建进其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之朝贡模式 的许多假定—特别是其确认中国的对外关系只是中国一成不变 的文化态度在外部关系上的投射一进行再分析： 与中国研究领域之内的这些进展差不多同时，对西方帝国主 义和殖民主义的史学研究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在这方面，爱 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是最明显而适宜的例子；同时也还有许多其 他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建立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学者的研 究基础之上。这些分析也从欧洲研究的进展中汲取了灵感，如福 柯(Foucault)关于现代性的史学研究、经由雷蒙德·威廉斯对经 济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观念而实 现的文化观念的改写和重构，以及日见增多的关注殖民地世界对 欧洲帝国主义中心之多方面影响的史学论著。除此之外，当代人 类学对有关非西方社会中的礼仪那种社会科学式的诠释已产生出 许多理论上的挑战。既然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正建立在这些早期理 论中的一种，即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那么，根据这些新兴 的批判性分析来重新审视朝贡体系模式就应该是很重要的。这些 发展都对《怀柔远人》产生了影响，它们与清史研究的相关性在 本书的各部分中均有所探讨。 我把自己的目标确定为构建一种对马嘎尔尼使团的对称性叙 述，这样的叙述将不偏重清廷或英国任何一方对这一事件的记 录；在此过程中，这样的叙述将有助于打破类似传统对现代、中 国对西方、或中国孤立主义对西方世界主义这样过分简单的两分 法。构建一种对称的叙述还意味着探究其他有关礼仪程序的争议 性冲突例子（壁如清宫廷与西藏喇嘛），并指出正是19世纪英国 人马嘎尔尼使团的评价和清代以后的中国及欧美学者的史学论著 制约了我们对使团的认识。 作为一种组织陈述的原则，对称性特别体现在我把陈述分开 2
中文版序 以便彰显其差异的决定。基于以下几个理由，这样做很重要：首 先，历史学家已经运用英国人对于事件的叙述来限定整个遺使过 程中什么是重要的；第二，前此的研究把清廷方面的资料当做中 国孤立主义和错误的优越感（中国中心主义）的例证；第三，英 国使团已经被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制造成西方现代性的代表。 因此，要做到对称实际上意味着把一种修正过的对情帝国礼仪的 理解带人对外关系领域，同时也重新评价在英国记载中找到的 “事实”，并质疑它们在当时整个事件中到底有多么重要。（譬如， 英国的记载和后来的西方关于这一使团的史著都非常注重马嘎尔 尼对磕头要求的拒绝，而清廷的记载却不然。相反，他们似乎更 关心英国礼物的性质以及英国人赋予这些札物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种侧重点的转移，我分析了乔治三世和乾隆皇帝 的信函，后者对那些曾在强调中国孤立主义的人来说长期以来一 直是个象征性的偶像。我也坚持把使团视为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 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考察一个满汉混杂的而非纯粹华夏的帝 国的关注所在：探究清廷与英国不同主权观念的竞争；重新审视 这次遭遇中仪式在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就英国方面而言，这意味 着承认马嘎尔尼的关注不止于磕头，而英国派遣这一使团本兼有 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双重目的。 在讨论礼仪的社会科学诠释时，我批评了那种把礼仪与被认 为更“实质”的议题如政治或商业分离开来、并用功能主义的术 语方式来进行诠释（即作为既存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象征性再 现或这类秩序的合法化)的倾向，并质疑那种要么把礼仪视为严 格死板的规则，要么反过来把礼仪视为独裁领袖精明的操纵技巧 的类型性描述。这样的诠释不但忽略了清帝国礼仪在宗教、字宙 和形而上学方面的因素，而且极为过分地简化了清皇帝与其他统 治者的关系。 3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本书也探讨了关于这次使团的既存史学论著。从这些讨论中 得出的-个结论是：在使团访华的整个过程中酒现出来的争执和 迷惑并不是跨文化的误解。我质疑这种诠释的原因有二：第“， 批评以文化为中心的观念，即把文化视为一种潜藏在行为之下的 信仰或价值观的本质部分；第二，提请注意文化主义的诠释在分 析国际争端或冲突时的影响。通过把冲突说得似乎不可避免、跨 文化误解这一说法不但试图原谅欧洲人在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 性军事活动（由此就使为帝国主义辩护成为可能），而且从历史 理解的角度来看，它也使得对诸如马嘎尔尼使团、鸦片战争、义 和团运动这样的事件做出区分变得困难。 其次的批评是关于20世纪的历史学家对待马嘎尔尼使团、 尤其是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产品这一议题的方式：从马嘎尔尼所携 物品的有用性不言自明（它们被设定为最新型的科学设备）这一 假定出发，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把乾隆皇 帝的回应诠释为中国孤立于真实世界的一个主要实例，有些人甚 至进而认为中国由此错失了一次现代化的机会。我的感党是清廷 所拒绝的乃是蕴含在马嘎尔尼描述礼物时所赋予其的优越性。 这里扼要叙述的关于侧重点和诠释的差异也涉及方法上和理 论上的议题，它们经常迷失在那些凝注于现代化和现代民族国家 之完整性的学者的争论之中。其中之一是贯穿于历史研究中长期 聚讼不休的社会科学关怀与人文学科关怀的对立。在社会科学 中，抽象的模式提供框架，以对各种被时间和空间隔离开的事物 做出普遍的概括，而现象通常作为数据被编织入这些模式之中。 与此相对照的是，以人文学科为导向的历史学则倾向于把现象看 做独特的事例，历史诠释包括对这些事例特别之处的解说，并可 能一但并非必然一一会引向概括性的结论。我本人处理礼仪的 取向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中人文学科取向对立于社会科学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