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入：马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注的字面意义言，我认为史学诠释必须以史料为基础， 今日“后现代”已有脱离其实际含义而成象征的趋势，反对 的赞成的都渐趋极端。对不少人来说，被视为“后现代”是荣 耀；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指为“后现代”或其“同道”便自然成 为“鸣鼓而攻之”的对象。我愿意猎此说明我对“后现代史学” 基本态度：许多后现代理论我尚读不甚懂，但后现代主义对既存 史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值得认真面对；实则“后现代史 学”本身不仅不是没有差异的铁板一块，而是充满歧异，其中相 当一些治史取向并非近年才创造出来，不过得到倾向于“后现 代”的史家之强调而已：无论如何，学术领域不必是一统天下， 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 “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现代规念无疑对推动史学研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我同 意，现代性对史学（也许包括其他一些人文和社会学科）的负面 影响同样不小，应该引起史家的充分注意。我不认为凡是被现代 性“污染”（何伟亚语，第243页）过的“话语”都必须从史学 言说中剔除，当然，对某些现代术语和概念进行适当的“排污” 处理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解构”方法最有用武之地）。比如， 去除歧视之后的“文化误解”在我看来就仍是解释中外关系中存 在的许多问题的有效工具，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中不少问题正来源 于“文化误解”。且误解也不仅仅在出问题的一面，具体时空内 的具体中外各方对另一方均有一些非常正面的迷思（如伏尔泰对 中国的想像性表述，I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特别多见或抽象或具 体的“西方”之长处，其中许多都有非常期显的想像成分)。 从我外行的眼光看，后现代主义具有与现代主义同样强烈的 “破字当头”倾向：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多持程度不同何却 明显的贬斥态度，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态度实甚相类。他 16
译序 们在意识层面努力不像现代主义者那样认为“我们比前人更优 越”，但其不得不在大致仍处现代的社会里打天下这一实际处境 使得他们对各种现代观念不能不取攻击的态度（而具体仍多采贬 斥的手段)，无意识中还是依稀透露出“我们比前人更优越”的 味道。 正如周锡瑞已注意到的，“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而他要立 的则没那么清楚”①。依我的陋见，一种研究方式或研究取向总 以建设为主方能持久。后现代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解构意识也许使 他们较难跨越从破到立这一阶段，但何伟亚提倡的“允许歧异的 介人”和“更为开放的思维”又提示着这一转化的可能：到后现 代主义者真能从破字当头转向建设为主时，也许他们对史学研究 会做出更大的建设性贡献。我衷心希望能看到这一天。 具体回到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之上：，正因为何伟亚的视角与前 大不相同，他所提倡的新观察角度所及之处多为过去所忽略者， 故这些新领域其实仍需要大量的史实重建工作。何伟亚的贡献也 许更多在提出了数量不少的应该注意的面相和问题，而不一定已 完成了对这些面相的考察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对这些过去相对忽 视的面相进行更深人的史实重建，必将进一步丰富马嘎尔尼使团 的时代形象和历史意义。下面分专题稍微深人地讨论本书的两个 重点。 “多主制”与“宾礼” 在西方既存研究的基础上，何伟亚整合并强调了清王朝在从 西藏到蒙古这一广大地域的特殊政策，特别指出了藏传佛教格鲁 ①周锡瑞：《后现代式莳究：塑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卜一世纪》I997年12 川号，第115页。 17
怀柔远人：马唯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炎 派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及清土朝对其有意识的运用（这一点尤 为众多西方学者所赞赏)。他强调，清王朝并不仅仅自视为中国 之主，而有着欲为其势力所及的各种政治文化体系的王中之王的 野心。故“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才是清政府对其帝 国的想像（第30页）。 但他接着暗示在乾隆帝及其臣属的心目中蒙古各部与不列颠 同类，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据清代政治体制，蒙古各部在理藩 院（民国时的蒙藏委员会即其机构上的逻辑发展）治下，而英国 等的“朝贡”则属礼部主客司管辖。虽然理藩院到咸同时期曾一 度参与处理西洋方面的“夷务”，但在乾隆时则不然。何伟亚也许 因为乾隆帝在通常接见蒙古王公的热河接见马嘎尔尼面产生出这 样的联想，但这仅仅是个巧合（乾隆帝先已到热河）而非特意的 安排（本应在北京觐见的缅甸使节也与马嘎尔尼同时到热河觐见 乾隆帝，且何伟亚自己也注意到南掌国一老挝的使节就曾因乾 隆帝先已在热河而前往觐见之，这两国都属主客司的接待范围)。 更重要的是，何伟亚特别重视的“宾礼”所涉及的对象即是 主客司所接待者。周锡瑞已指出何伟亚对“宾礼”中“国家声教 既讫四夷，来宾徼外山海诸国，典之礼部”一句断句有误，所以 理解有问题。但“典之礼部”在这里的重要之处还不仅是周所说 的礼部一直在收集记录涉外事件的材料，而是界定礼部主客司职 责及“宾礼”本身所涉的范围，即清《皇朝通典》（卷60）“宾 礼”所说“傲外山海诸国来朝入贡属于礼部职掌者”。所谓“徼 外”，即今日所说的境外。而徼外诸国又进一步分为真正“朝贡” 之国和“通市”之国。《大清会典·礼部·主客清吏司》（卷39） ①许多非藏人又称之为黄教，甚至笼统称为喇嘛教，其实严格的称谓应为戴传 佛教格鲁派，且这仅是所谓喇嘛教中的一派而非其全体，这一点承四川大学 历史系冉光荣师指教。 18
译序 具体指明：属于“四裔朝贡之国”的只有朝鲜、琉球、越南、南 掌、苏禄、缅甸，“余国则互通市焉”（与此相呼应，这两类“徼 外”国家也都列入清《通典》之《边防典》)。 这一层级内外的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正标志着何伟亚 所关心的“满清对其帝国的想像”之实际意谓：与历代中国皇朝 一样，清统治者（及“宾礼”等典章的编撰者）虽然把来贸易者 名义上视为“朝贡”，而又视这些来“朝贡”的各国为名义上的 “属臣”，心里却十分明白哪些是实际的教化和政治管辖所及的区 域、哪些是“声教”被及之区、哪些是“声教”不及之区。不论 文字上有多少想像性的上下等级区分和“包容”，天朝对其实际 的“统治”，显然有着清晰而务实的认识，即对“徼外”诸国只 寻求象征性的“统”而不期望实际的“治”（或可说是inclusion without ruling)@。 故何著中反复出现的“统治”(rulership)二字实需要有所 界定：传统的华夏皇帝并不一定要真正“统治”天下所有的区 域，如朱雍注意到的，明太祖对日本入已说得非常清楚：“如臣， 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按日本在清《会典》 中未列入“朝贡国”)②。如果清朝真想实际“统治”天下，则是 一个可以增强何伟亚试图区别特定的“满清”与一般意义的“中 国”这一重要论点的时代转变。但观乾隆帝在敕谕中对欲派大使 驻北京的英王说：“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 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入即能习学，尔国自有 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这就清楚表 ①本段及以下数段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规》， 《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夷夏之辨的开煎与封闭》，《中国文化》 第14期i1996年12月)。 ②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第280页。 19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明清廷同样并不想要真正“统治”天下所有的区域（何伟亚已注 意到清廷的“差序包容”有较大的想像成分，但“统治”二字实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从蒙古到西藏这一广泛区域全部成为教化所及之区，基本是 清代才出现的新局面。如清《皇朝通典·边防典》序文（卷97） 所说：唐代杜佑《通典·边防典》所记范围，皆声教不通的“荒 外之国”，“名白边防，实即列史之《四裔传》”。到了本朝，则 “汉唐以来所谓极边之地”在今日皆成“休养生息渐仁摩义之众” 了。实际上，清人对其所面临的新现实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 程。针对蒙藏这一特殊区域，清政府新设理藩院以处理其事务。 故清《皇朝通志·礼略·宾礼》（卷46）特别标明：各札萨克（蒙 古)、青海、西藏及西域回部外藩朝贡仪节，载于《会典·理藩 院》编，不包括在“宾礼”的范围之内。 蒙藏区域已不属“宾礼”（及其执行机构礼部主客司）的范 围是乾隆朝修典各方的共识，但其在典籍里究竟应归属何处，在 一段时间里尚非所有修典人员都十分清楚。前引清《通典》在界 定“宾礼”所涉的范围时指出，由于本朝声威超越历代，“凡蒙 古之族，无不隶于臣仆。其内附之事，并详具《边防典》中”， 已不再風于“微外山海诸国”了。然而《边防典》（清《通典》 卷100)则说：内札萨克（蒙古）各“自本朝龙兴之初”已 “久为臣仆”，而外蒙喀尔喀各部也在康熙帝北征后“受职归化”， 故“皆不得以‘边’目之”，自然也不在记述范围之内。在涉及 蒙藏区域时之所以出现（并需要做出）这样纷杂的解释，正体现 了清廷逐步适应与前不同之管辖范围的进程。 惟这一区域在清代虽已渐成直接的教化所及之区，该区域内 的“教化”实已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之教，而是掺和了甚或 更多是蒙藏回等特定的“教”。或可以说，清朝广阔统治区域中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