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 的inferiority,而其中的微妙，实在是将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学者所不能 彻底领会的。 将英文diffused翻译成中文有不同译法，“分散的”、“普世的”， 但是在中文的意思理解上，“分散的”与“普世的”似乎都不带有任何 贬意，而按照欧大年所指出的英文diffused则带有明显的贬意。我们也 就此请教过其他的美国学者，他们也承认diffused在英文的理解上的确 有劣等之意。将中国宗教视为劣等的宗教，正是欧大年所不能容忍 的，因此近年来他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中一直在各种民间有组织的活动中 寻找其中的内在逻辑和理性。实际上，寺院和民间社区的祭祀仪式都 是与以家庭和乡村生活的秩序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相关的，根据家庭和 寺院的传统，他们精心安排各种计划，组织各种活动。欧氏认为融入 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是被深深地制度化的，并且不断地延续着。 它们不是个别的、分散的现象，而是制度化的。因此，我们不能以西 方基督教模式的宗教理解来判断中国人的信仰活动。 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有些困惑，这种困惑是来自于两种不同文化 体系对于相近的文化现象的表述。到底是杨氏的英文没有到达理解 diffused一词微妙之意的地步，还是欧大年对中文“分散”的理解仍然 纠缠于英文diffused而自生烦恼？这种困扰实际上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宗 教时，面对各种来自西方的名词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西方对于中国宗教的困惑并非是新近产生的，它始于与中国的最初 接触。值得重视的是，今天这种困惑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能在当今 的学术著作中找到它的踪迹。其实困惑之源并不是由于双方缺乏了 解，而是来自一种复杂的过程，即欧洲文化概念强行移植于远东文化中 的后遗症。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类似西方观念所指涉的“经济 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现象，但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中并不能以 其心智结构(structure mentales)确切地表述这些属于欧洲文明的观念。 一位法国的人类学家杜瑞乐(Joel Thorava)曾经以香港的宗教状况为 背景，试图谈论西方人对中国宗教的误解。他指出隐含的中西心智差 13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异的重要性得不到重视，其原因是由于这些来自欧洲的观念经过数代知 识分子的消化，早已成为他们心智世界的一部分，并将其十分娴熟地应 用在本土文化中。问题更为复杂的一面还在于，由于西方范式的世界 化，这些概念本身就代表着某种价值。可是这种转嫁背景导致西方在 理解中国时产生偏差，而西方对中国宗教的各种解释也正是伴随这些偏 差而来的，结果是以儒教来置换中国的宗教实践，却排斥了一个巨大的 民间宗教实践领域。这些民间实践要么被忽视、·否定，要么被低估为 原始的传统习俗。在此，中国的“宗教”几乎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 种智能和一套迷信。 其实，他涉及的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以西方的价值来解释中国的 宗教实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在我们有意摆脱西方价值 影响的过程中，也许会不自觉地落入另一种误区，结果还是未能摆脱掉 我们认为不恰当的东西。 还是回到分散的(diffused)宗教概，念上来，当我们的学者在研究中不 断地以各种证据力图证明中国宗教的组织性、制度性时，是否意味着中 国宗教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还是因为我们]证明了它并不是“分 散式的”，便使之有了文化上的高贵品性？而这样的一种企图恐怕有 落入西方价值标准之嫌。 [8)]杜瑞乐，“西方对中国宗教的误解一香港的个案”，《：十一世纪》195年6月。 14
序 言 杨庆堃的这部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于1961年由加州大学出 版社出版英文版，是研究中国的宗教、社会和文化的经典之作，对我们 理解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帮助，只可惜一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现 在复旦大学的范丽珠教授完成了此一使命，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完美的中 文译本。我希望中国的学者、官员以及普通民众都能够阅读它，因为 这里提供了中国文化的重要信息，阐述的是对中国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 宗教、祭祀仪式和信仰。对此，杨庆堃从众多的历史和人类学的资 料，特别是地方志中发掘了详细而客观的证据。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表 明了宗教的仪式和信仰是怎样成为中国社会，包括家庭、阶级、民间团 体、行业、经济活动和朝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所有的这些阶 层、宗教和社会都是相互影响，又互为支撑的。宗教的传统同时又是 个人以及社会道德的基础。 他所有的这些贡献，都对我本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来 说，杨庆堃的著作简直可以被称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因为我 已经读了不知多少遍，乃至我手上的这本书已经被我翻烂了。我对于 民间宗教教派的最早研究就是受到本书第九章的启发进行的，而我现在 研究的华北民间仪式和信仰，同样是受到了第四章中关于“民间信仰的 15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公众性”内容的影响。但是，我要补充一下，通过对民间信仰公众性 的研究，我意识到杨庆堃提出的“分散性”和“制度性”宗教的概念存 在可商榷之处。杨氏认为“制度性”宗教意指与国家、寺院的僧侣、 道观的道士以及民间宗教教派相关的仪式与信仰。问题在于他的“分 散性”宗教的提法，“分散性”意味着缺少组织结构。实际上，寺院和 民间社区的祭祀仪式都是与以家庭和乡村生活的秩序为基础的组织、结 构相关的，根据家庭和寺院的传统，他们精心地安排各种计划，组织各 种活动。因此，这种融入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是被深深地制度 化的，并且不断地延续着。它们不是个别的、分散的现象，而是制度 化的。因此，我们不能以西方基督教模式的宗教理解来判断中国人的 信仰活动。我们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应当是以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分 类为基础的，而不应该受来自于其他什么地方门户之见的限制。 这里，我由衷地祝贺范丽珠承担并顺利完成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 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教授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亚洲研究系中国研究中心 加拿大温哥华 2005年1月17日 16
作者自序 多年以来，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地位问题始终让我感到困惑，特 别是令宗教因素在传统社会中得以传播和绵延流传的宗教生活和组织结 构功能性基础。呈现在此的这部著作是透过社会学的视角来探讨这一 问题的尝试。在社会学的概念中，分散性和特殊性（帕森斯）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撰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感谢洛克菲 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和岭南大学董事们慷慨的资助；感谢匹兹堡大学(Uni- versity of Pittsburgh)的行政人员和同事们，部分地分担了我教学工作的压 力，为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环境，感谢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 field)对我研究工作的激励和支持，以及对我初稿提出的建议，感谢费正 清(John K Fairbank)的鼓励和帮助，感谢陈先生(W.T.Chan)和怀特(Arthur F.Wright)为我提供查找资料的信息，感谢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 versity)图书馆的林顿(Howard Linton)为我查找资料提供方便，感谢罗伯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