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卷第4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5 No.4 2008年12月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Dec.,2008 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 杨凤岗 [摘要]迄今为止，宗教的经济学研究进路还仅限于分析基督教国家的宗教现象，尽管这一进路的核 心理论家们对其普适性充满信心。并且，宗教市场的供给理论所考察的只是宗教性表达的一种形式 一正式宗教组织里的宗教参与（成员身份和活动参与）。为分析当代中国（一个与欧美国家在宗教传 统和宗教管制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的宗教现实，文章提出了一个三色市场模型：红市（官方批准的宗 教)，黑市（官方禁止的宗教）和灰市（合法性/非法性地位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状态的宗教）。灰市这一概 念突出强调的是宗教性表达的非制度化方面。三色市场模型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复杂的宗教现象，而 且还可以被拓展应用到其他社会。 [关键词]宗教经济学；黑市；灰市；管制；宗教需求 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吸引了众多社会学家在中国开展创新性研究]，然而，中国社会的宗教 变迁却被忽视一极个别例外2]。本文试图做出两方面贡献：对当代中国复杂的宗教现象进行总 体概述，并提出一个三色市场模型，这一模型可以被拓展应用到其他社会，尤其是那些具有高度宗 教管制(heavy regulation)的社会。尽管中国政府对宗教实行严格控制，宗教在中国还是得到了复 兴。在无神论执政党的统治下，宗教不仅能够存活甚至得以复兴的现象，引发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国家对宗教的增长或减少的控制力有多大？具体言之，为什么宗教取缔措施遭到失败？世俗 主义的国家能在多大范围内推行世俗化？如果高度管制对于减少宗教参与失效，那么会出现怎样 的后果？本文认为，宗教的高度管制将不会导致宗教的衰亡，而是会导致宗教现象的复杂化一引 致三种宗教市场的出现。三色市场各自不同的运作机制(triple-market dynamic)意味着，宗教管理 者将难以对宗教事务进行管制。 一、宗教需求与供给 近年来，一种经济学的研究进路被用以解释美国[3，、西欧5,6、南美[)和东欧[8-1]的制度性 宏观宗教变迁。这种进路是从一个简单的观念开始：与商业经济和其他经济一样，宗教也可以构成 一种经济： 宗教经济(a religious economy)是由一个社会中的所有宗教活动构成，包括一个现在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讲座教授。 ①本文译自杨凤岗教授的“The Red,Black,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发表在美国《社会学季刊》2006 年春季号)一文。此文基于中国宗教经验现实对当今西方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宗教市场论一所存在的不足进 行了有益的讨论，并做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推进。此文发表后，曾引起西方宗教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很高 的评价（该文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分会2006年度唯一杰出论文奖）。鉴于国内宗教社会科学研究刚刚起 步，理论和经验研究还很薄弱的现实，译介此文可以为国内学者更好开展规范的宗教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参 照。—译者
·9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的或潜在的信徒“市场”，一个或多个为吸引或维持信徒的组织，以及这个（些）组织所提供 的宗教文化[413① 对宗教的经济学研究进路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它仅限于分析基督教国家的宗教现象[山。尽管 宗教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家们认为这种进路具有普适性4]，但几乎所有应用这一经济模型的经验研 究都仅限于欧美的宗教现实一基督教的某些形态处于主导地位。虽然已有研究试图将这种模型 拓展到欧美之外的社会12]，和基督教以外的宗教[13]，但所涉及的非西方社会的宗教现象仍凤毛麟 角。本文将全力集中关注具有特殊宗教和政治传统的当代中国宗教现实。我认为，经济学进路可 以适用于中国，但却需要提出一个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宗教市场的复杂性。 宗教经济学现有模型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忽略了对非制度化宗教的考察。几乎所有采用经济 学进路的研究，都只关注到宗教性表达(religiosity)的一种形式，即正式宗教组织中的宗教参与（其 测量依据是成员身份及活动参与)。这么做的部分原由是，试图用量化数据建立数学模型。研究者 不该遗忘的是，一些因素虽然可能难以量化，却毫无疑问地起着关键作用。每个社会都有非制度化 的宗教信仰及其实践，其中包括那些名称不断变化的“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间宗教” (folk religion)、“神秘教”(occults)、“内隐宗教”(implicit religion)、“伪宗教”(pseudo-religion)或“准 宗教”(quasi-religion)。非制度化的信仰行为在非西方社会中尤为普遍。宗教不仅由宗教组织供 给，而且也可以通过个体的萨满(shamans)、女巫(witches)、神谕宣示者(oracles)、尊师(gurus)、仪式 专师(ritual specialist)等来供给。通常情况下，这些个体的供给者并不是专业神职人员(clergy)或教 士(ecclesiastics),而是兼业者(moonlighters)。本文提出的三色市场模型既用于解释非制度化的宗 教，又用以解释制度化的宗教。 二、宗教经济中的管制 宗教经济与商业经济一样，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反应敏感。宗教市场最重要的变化通常是管制 (regulation)或取消管制(deregulation)。“通过改变宗教生产者[教会(churches)、布道家(preach- ers)、宗教奋兴者(revivalist)等]的激励与机会，和改变宗教消费者（教会成员）的不同选择，管制限 制竞争”[1450 在Stark和Finke4看来，国家管制实施的宗教垄断会滋生懒惰的神职人员，并随之助长一个 宗教性变动较低的社会。与之相反，在一个取消管制的市场中，即一个自由市场，宗教多元化倾向 于战胜宗教垄断。“只要一个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那么它就会非常多元化”，即会有更多的宗教组 织通过竞争占有一部分市场4]1。同时，命题754]1指出，“只要宗教经济是无管制和充满竞争 的，宗教参与的整体水平就会高”。 美国的宗教变迁似乎是宗教管制取消效果的俱佳例证。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废除宗教的法 定建制地位（即对宗教市场取消管制）200多年以来，美国人口中的宗教信徒比例从1774年的17% 稳步增长到l990年的62%[3)。在欧洲的有关研究支持了类似的结论。Stark和lannaccone6、 Stark和Finke4]第9章认为，当前一些西欧国家的宗教参与率之所以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 (在这些国家)的法律建制地位被确立或得到其他支持的结果。尽管宗教自由被写进所有现代民族 国家的宪法中，但直到最近，一些西欧国家不是维护官方的国家教会（全部由公共宗教税收支持）， 就是通过政府补贴和授予特权支持特定的教会。 虽然管制是宗教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需要对其进行澄清。批评者们15,16)] ① 此处翻译参阅，斯达克、芬克：《信仰的法则》，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37，定义23。一 译者
第4期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 ·95· 指出，完全没有管制的宗教市场并不存在，国家的管制既可以对宗教不利，也可以对宗教有利。为 进一步澄清这一概念（管制），有必要区别宗教管制的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上，管制可以包括 用以管理宗教事务的所有法律和规条。例如，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了宗教的基本规则，还 有适用于宗教组织的建筑区域性质(zoning)和税收等其他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管制的”宗 教经济并不存在。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事实上允许那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7]333，而且“允许完 全没有约束的自由将会危及社会”[18]31。不过，尽管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差距[6-18)，美国的宗教 管制并未蓄意限制某种信仰，而是保证宗教平等竞争和自由实践。然而，从另一方面说，管制的实 质在于限制。法律法规要么对某些宗教组织实施限制，要么对所有宗教组织的某些行为或活动进 行限制。如Stak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暗指的，作为限制的管制可以看作是对宗教管制的狭义界定。 限制性管制是一个变量一在不同社会，从高限制到低限制的不一而同，或在同一个社会的不 同阶段的变化不一。Chaves和Cannt19]建议用一个含有六个变量的量表对宗教经济的管制进行量 化①。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可以按序列等级来测量管制。管制的一个极端是，对所有宗教的完全禁 止或取缔。这种做法很少实施并且通常难以持久，共产党严格控制下的阿尔巴尼亚(Gjuraj,2000) 和中国就是例证。在苏联和其他苏维埃社会，当时至少还一直存在着一些合法的宗教组织。与完 全取缔这一极端最为接近的是垄断，即除一种宗教外，其余的全被禁绝。中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一 些穆斯林国家的宗教经济实质上是垄断宗教经济，国家通过高度管制对其进行保护。垄断的下面 是寡头统治，即只有几种宗教获得许可，而其余的则被压制。当前的大多数国家属于这一类。管制 的另一个极端是所谓的自由放任或自由市场，即没有一个宗教组织被排除在外，尽管有最低限度的 行政约束（这种约束是针对所有的宗教）。美国是最出色的宗教自由市场。 以上这些管制类型的序列等级是清晰的，从较严格到不太严格。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看成是 定量的一禁绝所有，禁绝除一个之外的其他所有，禁绝除一部分之外的其他所有，或不禁绝任何。 然而，不同管制类型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相等。全部禁绝与垄断之间的差异比寡头统治与自由放 任之间的差异要大一些。因此，这个量表具有定序变量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垄断或寡头统治的宗教经济中，管制不仅是对其他宗教实施禁绝，而且也会 对所支持的某个（些）信仰施加一定的限制。为了换取政治庇护或特权，获准的宗教必须接受政治 限制。国家可通过获准的宗教对越轨宗教行为实行密切监管。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更宽泛的意义 上理解“管制”，就会发现，一个自由的宗教市场并非是无管制的。 我们再来看Stark和Finke所提出的命题75[4]19，这个命题似乎暗示，取消管制会导致宗教参 与的增加。假如这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希望减少宗教的政权就会努力维护或增加宗教管制。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政权，自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以来，党和国家 出台各种政策限制、减少、甚至消灭宗教。然而，这种压制性或限制性管制并未奏效。在高度管制 下，宗教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开始复兴。若经济学的理论是正确的，则必定有某些看不见的市场力 量在发挥作用。 诚然，在宗教市场管制较为严格的当代西欧，制度性的宗教参与低于管制较为宽松的美国宗教 市场。然而，另一方面，欧洲的新兴宗教(new religious movements)却高于美国。美国每百万人中 有1.7个新兴宗教，而欧洲的则为3.4个。若考虑到欧洲新兴宗教的数目倾向于被低估，上述差异 将会更加显著[4]255。显然，限制性管制并没有减少边缘的或非法的新兴宗教。事实上，限制性管 制与较高比例的新兴宗教之间存在关联。这似乎充满反讽意味，但却指出市场规律的一只“看不见 ①“是否(1)存在独一的官方委任的国家教会；(2)存在对某些宗派而非其他宗派的国家官方认可；(3)是国家指 定或承认教会领袖；(4)是国家直接发放教会人员的工资；(5)存在一个教士的纳税制度；(6)是国家在免税后 直接对教会的运转、维护或资金花费实施补贴[19]280
·9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的手”在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Stark和Finke4]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命题来补充命题75。三色市 场模型将会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用以解释在现有理论中未被解释的市场力量。 三、高度管制下的三色宗教市场 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实行高度的宗教管制。压制性管制可能会导 致宗教性表达的一种形式一正式宗教组织中的参与一的减少，但也会导致宗教性表达的其他 形式（包括非制度化的信仰及其实践）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事实上，高度宗教管制并非导致宗教参 与的减少，而是造成宗教市场的复杂化，引致具有不同运作机制(dynamics)的三色宗教市场的出 现。高度管制的宗教市场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 定义1红市(a red market)是由所有合法的（官方批准的）宗教组织、信众和宗教活动构成。 换言之，红市又可以被称之为“开放市场”(open market),因为其中的宗教交易是公开进行的。 然而，这个市场又不是对所有的宗教组织都同等开放。而且，开放市场中官方批准的宗教组织必须 遵守政治权威的命令。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开放市场沾染着“红色”印记一官方共产主义意识 形态的一种颜色。这种红色印记体现在神职人员的言辞、神学话语和获准宗教组织的宗教实践 上[21,2]。在其他垄断和寡头统治的宗教经济中，开放市场同样也会受到政治权威的限制，尽管这 种印记可能会以别的颜色或色调呈现。 定义2黑市(a black market)是由所有非法的（官方禁止的）宗教组织、信众和宗教活动构成。 黑市中的宗教交易是在地下或秘密地进行。 定义3灰市(a gray market)是由所有合法性/非法性地位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状态的宗教和信 仰组织、信众和宗教活动构成。 这些组织、个体和活动处在宗教管制的一个灰色地带一可以视其为既合法又非法，或者既不 合法又不非法。 三色市场模型的核心概念是灰市。由于它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性质，灰市是最难进行界定的。 大体而言，灰市包括两类宗教实践：(1)现存合法宗教组织的非法宗教活动，（2)以文化或科学而非 宗教的形式所展现的宗教或信仰实践。 由合法的宗教供给者和消费者所进行的第一类宗教实践，违反了宗教的限制性管制。例如，一 项管制禁止在宗教场所之外传教或向儿童传教。一些家庭成员和在其他场所是合法教派的朋友， 可能会无视这项管制，在家里聚会讨论他们的信仰，在此过程中，向他们的未成年子女灌输宗教信 仰。此外，宗教组织或个体可能会带着传教的隐藏动机提供社会服务。管制这类宗教活动需要有 考虑到合法边界的、更为详尽复杂的法规，并且在执行这些法规的过程中，权力部门必须花费巨大 的精力去澄清那些模棱两可的边界线或边界范围。同时，由于宗教供给者和消费者对不利法规的 反应非常灵活，因此，权力部门几乎不可能对模棱两可的宗教交易实施管制和（或）执行这种管制。 逃避管制的灵活性使研究者很难对灰市宗教性表达的范围提供资料证明和进行量化。 第二类宗教性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非正式或内隐的宗教和信仰。宗教研究的学者的已有研究 所涉及的这些宗教性活动有：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准宗教(quasi- religion)、新纪元神秘教(New Age occults)、巫术(magic)、瑜伽(yoga)、顾客观众膜拜(client and au- dience cults)或新精神信仰(new spiritualities))[23-26]。尽管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赞同其中的每一种活 动都具有宗教性，但宗教社会学家不关注这些划分，而一致认为另择信仰(spiritual alternatives)是 与传统宗教在竞争信众。另择信仰(alternative spirituality)不仅使学者难以对其做出界定，而且也 使权力部门难以对其实施管制。另择信仰者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文化的或科学的，而非宗教信仰。 例如，萨满信仰(shamanism)会以民族或民间舞蹈的方式被实践，精神治疗(spiritual healing)可能以
第4期 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 ·97· 另外一种医疗技术的名义而被使用。作为文化或科学，这些活动是否在宗教管制的范围之外，还备 受争议。然而，权力部门无论如何都会努力控制这些活动，特别是当它的宗教性方面变得越来越明 显。简言之，作为灰市的一部分，非正式信仰行为是对宗教管理者和研究者的一个持久挑战。 尽管关于三色宗教市场可以提出数个命题，但其中的三个是本文的核心。 命题1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被限制，黑市就会出现（即使个人会为之付出高昂的 代价)。 黑市是高度管制的逻辑后果。只要权力部门通过对某些宗教组织和活动的批准来限制宗教， 那么这一管制与此同时就将其他的宗教组织界定为非法的，并以此实现将其消灭的目的。虽然存 在宗教管制，但历史上有无数的宗教嗜好者(religious virtuosos)[27-29]不顾现实环境，愿意追求和实 践被禁的宗教（如有必要，秘密进行）。总有一些人愿意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付出较高代价，甚至是牺 性自己的生命。当国家对某些宗教交易的禁止达到某些市场区位(market niches)的宗教需求在开 放市场中无法得到满足的程度时，黑市就会出现来填补这个空缺。 除了宗教嗜好者以外，普通人群的宗教需求也不能被长久压抑。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创造宗教 表达和消费宗教产品。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时期(1966一1976)，当所有的宗教组织都被查禁，非正 式的宗教活动又遭到压制，中国大众的宗教热情找到了一个看似不大可能的宣泄途径一对毛主 席的个人崇拜，或广义上的“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30]。在毛之后，气功取代了毛崇拜(Mao ism),成为中国人宗教热情的一种无意识宣泄①。 命题2只要红市是被限制的且黑市遭到压制，灰市就必然会出现。 黑市宗教的风险和代价都很高。与之同时，红市中的宗教组织数量有限，且对许多人来说难以 进入。而且，由于政治权威所施加的限制，被许可的宗教组织一般带有红色印记，所以经常会提供 “净化的”或“过滤的”宗教产品和服务[21,22]。当人们的宗教需求在红市中得不到满足，同时又不愿 冒在黑市被惩罚的风险，灰市就会出现来填补这个空缺。在灰市中，个体寻求非正式的宗教实践和 另择信仰，如毛主席个人崇拜或气功。另一种情形是，合法存在的宗教组织通过提供非法的宗教服 务来逃避管制。 命题3宗教管制越严厉，宗教灰市就越大。 三色市场中每个市场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管制的严厉度及其执行的有效性。在 一个低度管制的宗教经济中，如美国，开放市场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宗教需求。在一个高度管制的 宗教经济中，代价较高的黑市只能吸引极少数的宗教嗜好者，而红市对大多数人来说要么难以进 入，要么没有吸引力。不能或不愿进入开放市场或黑市，许多人就诉求灰市来满足宗教需求，于是 导致一个庞大灰市的产生。 命题3看起来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持续的无神论教育似乎已减少 了人们的宗教需求。然而，几乎所有后苏联社会中的宗教性反弹现象[⑧，10,31-33]说明，人为地减少 宗教需求往往不切实际，或顶多是暂时的⑧。在苏联时期，一些宣称是无神论的人却是谨慎的宗教 信徒34,351。或许，更多人实践的是灰市信仰的另择形式一例如，大众宗教36)、萨满教[3刃或列宁 个人崇拜[8]一以其代替“真正的”宗教。在中国的文革时期，红市并不存在，黑市遭到严厉的压 ①我将在下文描述灰市时，对气功的宗教性方面做出更多的讨论。把气功作为一种宗教的无意识消费也是其他 一些学者的观点。例如，David Ownby最近谈到，“众多的气功练习者很少意识到他们的活动的宗教性方面，尽 管许多的气功师是参照传统的信仰和宗教话语来解释气功书籍”（见华盛顿一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 会于2005年5月23日举行的“中国的非官方宗教：超越党派统洽”圆桌会议)。 ②唯一的例外是东德，其传统宗教的宗教性反弹并不明显。然而，这只是个例外一需要对其进一步研究和解 释[9,10]，并非宗教性反弹的普遍模式。我的推测是，宗教灰市中的另择信仰有可能在东德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