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没冇考虑到与亲族交织，但不可与之等同的自然村这一单位。在 这方面，他们的观点和近年西方人类学者在台湾和香港所作的研 究相尚接近。后者多把注芯力集中千一些望族，而无视一般的村 心（沃森，1982，对这些所究作了敏锐的总结）， 实体主义的观点，主要在日本学术界中得到表达。平野芳太 郎是较只的一个提倡者。他认为中国的村庄，是一个具有内在权 力结构、宗教组织和信仰合一的共同体。但平野氏并不是实体主 义学派最理想的光锋。他在学术以外另有政治目的：在他看来，由 村庄共同体组成的东亚式社会，与西方个人主义式的社会根本不 同，而可以视作“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当时戒能通孝从综合形 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了平野氏。他强调中国的村落 是个分散而又不平等的社会：它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或公共财产。 其中一家一户各自分别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它的权力基础是阶 级和暴力，而不是村民的自发支持。我能的目的，是要提倡他自己 理想中的西方的发展途径：私有财产和小农个人主义导致了资本 主义的发展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一个所有成员都以平等地 位参与政治的真正的近代国家共同体（旂田巍，1973：35-一49）。戒 能与平野的论争，使人联想到最近美国学术界被普金(199)与斯 科特(1976)的论争。 实体主义学派在H本的起源尽管不理想，但村庄共同体”的 概念，后来仍在学术界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战时瑚，一些日本社会 科学家在中国作的实地调查，是一个得助于日本人类学研究的优 良传统的调查。它搜集了相当多有关农村内部组织的具体资料。 后来的学术分析，即使持形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都-致把 村庄共同体问题，放在讨论和研究的中心。例如请水盛光(1951) 沿实体主义传统和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一步假
第.登探计的问遇 21 设闭塞的村庄，是和“东方伪专制主义”相互关连的。仁井田陛 (1963:365一83)则上要从家族织和阶级关系肉角度来研究农村 社会。而今堀诚仁(1963：42-一61)则强调各种形式的“共同你”，不 过是掩盖和维特阶级统治和制削的]且。旂田巍(1973)在清楚地 区别了自己的观点和平驴，背水的过分夸张的分析的不同之后，提 出了一些关于村庄的比较具体和综合性的分析。 华北的村庄 西方形式主义和日本实体主义学派关于中国村庄的看法，所 以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者所依赖的实证根据不同。 西方的学者多着重研究中国较先进的地区，即那些商品经济 较发达，社会分化较明显，而宗族组织较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 他们多强调村庄结合于市场系统与上层社会亲族网的一面。 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则多受战时在华北平原所作实地调 查的影响。该地区农业以旱作为主，且缺乏河道运输。因此，农村 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远低于长江下游和四盆地。小农为市场生产 的比率较低，为贩卖产品而上集市所花的时间也较少。商品经济 的不发达和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造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一即在 生产关系上与外界接触较少的人—一为主的社会。村庄成员的绝 大部分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这又意味者国家改权在村民生活中 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一因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国家赋役已经摊 丁入地。国家政权渗入村庄，又促使村庄政治组织为应付国家赋 税而形成。村庄之中，居民未经高度阶级分化，缺乏显要人物，又 使家族的组织结构较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地区薄弱。华北农村的 宗族，一般只有少量族产（几亩祖坟地），而不会跨越村与村或村与 市之间的界限。这样的家族结构，加强了村庄的内向性
28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在现存的西方形式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之中，我 们首先需要把实体主义形象中商品化程度较低而比较内向的村 庄，重行纳入我们注意的课题之中。美国裴宜理最近的研究 (1980:152-207),说明华北平原本世纪20年代的红枪会，是 个以个别农村为基础的村庄自卫性运动，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要 社会基础，为防御盗贱、反抗国家苛捐杂税，在抗战期间又成为抵 抗侵略者的村庄武装组织。刘少奇1938年在总结华北抗战经验 的一个报告中，曾清楚地指出这种组织的性质。根据他的报告，红 枪会，天门会、联庄会等等都是“单纯的武装自卫组织”，“对一切问 题都是从本身利益出发，谁去骚扰掠夺他们，他们就反对谁”，而不 会“积极出来反日、打土匪、打游击等”（刘少奇，1938：51）。施坚雅 本人，似乎既考虑到红枪会这类现象，又为了纠正自己过分夸张了 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在1971年提出了一个同时考虑到闭塞分散 的和与外界相结合的村庄的模式。在那个分析中，一个自然村会 伴随朝代的盛衰，而经历周期性的“开*与“闭”(1971). 为了探讨村庄组织与其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本书采用 了30年代日本社会科学家在数一鲁西北平原所搜集的关于33 个村落的实地调查资料。据此，我把这些地区的自然村分为7个 类型。区别高度商业化、商业化程度较低和中等商业化的村庄（细 节见第二章和附录)，有高度发达手工业的村庄、市郊村庄、作为移 徙东北佣工工人家乡的村庄，以及严重遭受军队蹂搦的村庄。本 世纪变化不大的村庄，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以用来了解清代自然 村的基线。 至于清代的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本书用十九世纪一 个县政府的档案资料，来探讨当时税收情况和国家对村庄权力的 限度。30年代，关于各村如何针对现代国家机器企图进一步控制
第一章·探讨的问题 29 农村而采取的措施的口述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的情况 本书将试图证明清代华北的村庄，在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均比我 ]过去想像的要闭塞得多。 二十世纪的变化 清楚地了解十九世纪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明 瞭二十世纪的变化，美国魏裴德(1966)、孔飞力(1970)，和周锡瑞 (1976)的著作，说明了近代地方士绅权力扩张的事实：先是通过对 付农民起义的“军书化”，继而通过士绅领导的地方“自治”和改良 运动，把权力扩展开来。同时，美国刘广京(1978)和麦金农(1980) 指出，国家机器试图把地方政权重新官僚化，以扭转士绅领导下的 军事化和地方“自治”的趋势。欧内斯特·扬(1977)则说明这两种 趋势的同时扩张，导致了地方分权与中央再度集权的交替呈现，军 事化和地方议会与正规政府的官僚化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 上述两种矛盾趋势，以及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使我们忽视了二 十世纪农村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两欧，国家权力渗入 农村，是从政权分封的封建时代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环节。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已十分清楚地指出这两个过程， 把它们合称为近代国家机器的形成”（蒂利，1975a,b)。但研究 中国的学者的注意力，则被吸引到更加惹人注日的一些课题里面 去了：在帝国主义入侵下部分主权的丧尖，王朝政权的衰落和崩 遗，以及军阀割据。此外，因为我们主观上习惯赋予中国占代在朝 政权以现代的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 这在西方则是进入近世之后才出现的)，而民国改府现代化的程 度，又远远不如当时的西方政府，清代与民国国家机器之不同，遂 显得模糊不清
30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本书在村级资料的基础上，试图描述二世纪自然村与国家 政权之间的关系的演变情况。在此，我愿再度强调赋税，这村庄 和国家之间的主要交义点。二小让纪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并对 乡村的渗入和榨取，都超越清代的国家机器。 本世纪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止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 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木将指出，伴随半无产化过程而来 的，是紧密内聚村庄的「门益松散化。自耕农之转化为部分或完仑脱 离土地所有、每年以部分时间外出佣工的贫农，意味着许多村民与 村庄整体关系的逐渐松驰，以及紧奔村庄向较松散的社团的转化。 在二于世纪频繁的天灾人祸摧残之下，更多的自然村也日趋松散 半无产化与官僚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与国家之间 新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村级政府一村庄内在权力组织与外米政 权的主要交叉点一一尤其显前易见。行的地方出现了“士篆劣绅 和恶霸”（后者是北方较通用的称谓）的褴用权力，鞣職村庄。也 就是当时毛泽东(1927)，费孝通(1948)和丁玲(1949)等人都曾注 意到的问题，这种村政权的兴起，正是本书所探讨的农业内卷化， 和伴随商业性农业而来的阶级分化，怎样影响山然村及其与国家 关系的明显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