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与白天:性别的社会建构 黑夜与白天:性别的社会建构 JUDITH LORBER 郑丹丹等译 对大多数人来说,谈论社会性别就像鱼儿谈论水一样。鱼儿每天生活在水里,但可能并未觉察水的存在。社会性别是我们日常 生活的绝对基础,因此,对这种大家早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和先决条件进行质疑,简直就像考虑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一样多 余。社会性别无处不在,以致于我们相信它是基因带来的遗传现象。如果说社会性别是通过人类的互动、社会生活而被不断地 创造和再造的,而且是那种社会生活的脉络和秩序,大多数人都觉得难以置信。然而,正像文化,社会性别确实是我们毎个人 持续不断地“表现社会性别”( doing gender)而得来的一种产品( West and Zimmerman1987) 每个人都在表现社会性别”( doing gender)而不自觉。今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一个衣着讲究的男子推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 昨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看到一个男子胸前用背包兜着一个很小的婴儿。男人在公共场所照顾很小的孩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至少在纽约是这样。但是很显然,这两位男子还是很显眼,大家都冲他们赞许地笑。每个人都在表现社会性别—那两个 改变了父亲角色形象的男子和那些默默为他们鼓掌的乘客。但是在其他一些大家很少注意的地方,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别现 象存在。那个婴儿穿着白色的衣裤,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从穿戴分辨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个推车里的孩子穿着深蓝色的T 恤和深色印花的裤子。当他们要下车的时候,父亲给孩子戴上一顶篮球帽。哦,男孩,我想。然后,我看到孩子耳朵上戴着很 小的耳环。当他们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孩子穿着小小的花鞋和有彩带的袜子。不是男孩。社会性别区分出来了 社会性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如此耳熟能详,以致于我们要想关注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有时不得不故意忽视和扰乱我们 对男女两性该如何行动的预期。社会性别标志和信号无处不在,以致于我们经常注意不到,除非他们缺失了或含混不清。这时 我们会觉得很难受,直到我们成功地把那个人置于某种社会性别地位,否则我们会觉得乱套了。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男女两 性外,还有异装者( transvestite)(穿异性服装的人)和变性者( transsexual)(通过手术改变性别的人)。异装者和变性者通 过穿着、言谈、行走、被认为具有男人或女人特点的姿势等,小心地建构他们的社会性别地位。事实上,所有“正常”人也都在 这么做。 对个人而言,社会性别建构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其基础是根据婴儿外生殖器形状划分的生理性别类型。2父母常常按孩子的生理 性别类型给他们穿着打扮,因为他们不想别人总是问他们孩子的性别。通过命名、穿着和其他一些表现性别的方式,生理性别 类别变成社会性别地位。一旦一个孩子的社会性别很清楚了,人们就根据性别对待他们,孩子也就对这些不同的对待而产生不 同的反应——他们的感觉和行为都会不同。一旦他们能说话,他们会把自己归入那一社会性别。从这时起到青春期,生理性别 不再起什么作用。但是到青舂期,个体的性感觉、欲望、行为都已经被社会性别化了的规范和期望界定好了。在精心编排并且 社会性别化了的舞会上,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们有意识地接近或避开对方。父母也都是社会性别化了的,大家对母亲和父亲有不 同的期待,而且不同性别的人干不同的工作。成年人作为母亲和父亲所做的工作,作为低等工人和高等老板所做的工作,构成 了女人和男人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经历产生不同的感觉、意识、关系、技能,这些正是形成我们说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 径。3所有这些过程就构成了对社会性别的建构。 社会性别角色在变化——现在父亲们开始照顾很小的婴儿,男孩和女孩穿一样的衣服、受一样的教育,女人和男人干同样的工 作。尽管一些传统的社会群体还很严格地保持着社会性别差异,但在其他的群体中这些差异开始模糊。既然如此,那个一岁的 孩子为什么要戴耳环?为什么把孩子的性别标记出来,确保男孩不被当成女孩,女孩不被当成男孩,这些还显得那么重要?如 果搞错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很显然,那将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要解释为什么社会性别化过程从人一出生就开始,而且是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持续不断地参与完成的,我们必须在考察个人体 验社会性别的方式外,还把社会性别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作为社会制度,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自身生活的重要方式之 ˉ。人类社会的存在依赖可预见的劳动分工、对稀缺资源的有结构的分配、对孩子和其他需要照顾者的分配好了的责任、共同 价值和这种价值向新成员的系统性的传递、合法的领导、音乐、艺术、故事、游戏以及其他一些符号产品。对社会中不同工作 的承担者进行选择的方法之一,是以他们所显示的作为—比如天赋、干劲、和能力等—一为依据。另一个方法是以社会性 别、种族、民族等先赋性成员资格而定。尽管不同的社会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用到这两种分配成员工作和承担责任的方式中的 一种,但每一个社会都会用到性别和年龄等级作为分化标准。每一个社会都会把人分为“小男孩和小女孩”、“大姑娘和小伙 子"以及“女人和男人等,建构男女群体之内的相似性以及男女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且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角色和责任。个性特 征、感情、动机和雄心等都会从不同的生活经历中流淌出来,并导致这些不同群体的成员成为不同类型的人。这种社会性别化 的过程和结果被宗教、法律、科学和社会整个的价值观所认可和赞同。 要把社会性别当作社会制度来理解,必须区分人的行动和动物行为的差别。动物喂养自己,并喂养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能独立 生活。人类则不仅要提供食物,还要提供藏身之所和蔽体之物。而且,如果他们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继续存在,就必须教会他 们的孩子这个特殊群体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再生产了社会性别、家庭、亲属关系和劳动分工—这些者 是动物中所不存在的社会制度。最基本的社会群体被认为是家庭,他们的交配模式被认为有一夫一妻制、群婚制、一夫多妻制 等。最初的行为被用来证明生理性别差异的普遍存在,这种差异存在于由进化带来的遗传承继( Haraway1978)但是动物的 生理性别差异和人类社会性别差异完全不同:动物之间没有亲属关系纽带;动物的交配不由婚姻方式决定;动物中的控制等级 不同于人类的分层系统。动物根据生理性别、年龄这两种依赖于生理而非社会差异的关系类别进行分群。人类则创造了社会性 别和年龄群体这样一些社会性质上而非生理性质上不同的类别。4 对动物而言,生理成熟意味着能授精或受孕:它的标志就是进入发情期和性吸引阶段。对人类而言,青春期意味着可 它的标志是显示适宜婚配的仪式。尽管生理上青春期的到来是以第二性征(来月经、乳房发育、射精、阴毛和腋毛) 为志 的,但社会意义上的成年则是以某种仪式为标志的,这种仪式可能是女子初入社交界舞会、沙漠徒步旅行、成年礼、大学毕 业、第一次成功的狩猎或继承财产等。人类有标志从儿童到青春期、青春期到成年的仪式,以及结婚、出世、死亡等的仪式
黑夜与白天：性别的社会建构 黑夜与白天：性别的社会建构 JUDITH LORBER 郑丹丹等译 对大多数人来说，谈论社会性别就像鱼儿谈论水一样。鱼儿每天生活在水里，但可能并未觉察水的存在。社会性别是我们日常 生活的绝对基础，因此，对这种大家早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和先决条件进行质疑，简直就像考虑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一样多 余。1社会性别无处不在，以致于我们相信它是基因带来的遗传现象。如果说社会性别是通过人类的互动、社会生活而被不断地 创造和再造的，而且是那种社会生活的脉络和秩序，大多数人都觉得难以置信。然而，正像文化，社会性别确实是我们每个人 持续不断地“表现社会性别”（doing gender）而得来的一种产品 (West and Zimmerman 1987) 。 每个人都在“表现社会性别”（doing gender）而不自觉。今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一个衣着讲究的男子推着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 昨天，在公共汽车上，我看到一个男子胸前用背包兜着一个很小的婴儿。男人在公共场所照顾很小的孩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至少在纽约是这样。但是很显然，这两位男子还是很显眼，大家都冲他们赞许地笑。每个人都在表现社会性别——那两个 改变了父亲角色形象的男子和那些默默为他们鼓掌的乘客。但是在其他一些大家很少注意的地方，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性别现 象存在。那个婴儿穿着白色的衣裤，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从穿戴分辨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个推车里的孩子穿着深蓝色的T 恤和深色印花的裤子。当他们要下车的时候，父亲给孩子戴上一顶篮球帽。哦，男孩，我想。然后，我看到孩子耳朵上戴着很 小的耳环。当他们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孩子穿着小小的花鞋和有彩带的袜子。不是男孩。社会性别区分出来了。 社会性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如此耳熟能详，以致于我们要想关注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有时不得不故意忽视和扰乱我们 对男女两性该如何行动的预期。社会性别标志和信号无处不在，以致于我们经常注意不到，除非他们缺失了或含混不清。这时 我们会觉得很难受，直到我们成功地把那个人置于某种社会性别地位，否则我们会觉得乱套了。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男女两 性外，还有异装者（transvestite）（穿异性服装的人）和变性者（transsexual）（通过手术改变性别的人）。异装者和变性者通 过穿着、言谈、行走、被认为具有男人或女人特点的姿势等，小心地建构他们的社会性别地位。事实上，所有“正常”人也都在 这么做。 对个人而言，社会性别建构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其基础是根据婴儿外生殖器形状划分的生理性别类型。2父母常常按孩子的生理 性别类型给他们穿着打扮，因为他们不想别人总是问他们孩子的性别。通过命名、穿着和其他一些表现性别的方式，生理性别 类别变成社会性别地位。一旦一个孩子的社会性别很清楚了，人们就根据性别对待他们，孩子也就对这些不同的对待而产生不 同的反应——他们的感觉和行为都会不同。一旦他们能说话，他们会把自己归入那一社会性别。从这时起到青春期，生理性别 不再起什么作用。但是到青春期，个体的性感觉、欲望、行为都已经被社会性别化了的规范和期望界定好了。在精心编排并且 社会性别化了的舞会上，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们有意识地接近或避开对方。父母也都是社会性别化了的，大家对母亲和父亲有不 同的期待，而且不同性别的人干不同的工作。成年人作为母亲和父亲所做的工作，作为低等工人和高等老板所做的工作，构成 了女人和男人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经历产生不同的感觉、意识、关系、技能，这些正是形成我们说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 途径。3所有这些过程就构成了对社会性别的建构。 社会性别角色在变化——现在父亲们开始照顾很小的婴儿，男孩和女孩穿一样的衣服、受一样的教育，女人和男人干同样的工 作。尽管一些传统的社会群体还很严格地保持着社会性别差异，但在其他的群体中这些差异开始模糊。既然如此，那个一岁的 孩子为什么要戴耳环？为什么把孩子的性别标记出来，确保男孩不被当成女孩，女孩不被当成男孩，这些还显得那么重要？如 果搞错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很显然，那将改变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要解释为什么社会性别化过程从人一出生就开始，而且是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持续不断地参与完成的，我们必须在考察个人体 验社会性别的方式外，还把社会性别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作为社会制度，社会性别是人类组织自身生活的重要方式之 一。人类社会的存在依赖可预见的劳动分工、对稀缺资源的有结构的分配、对孩子和其他需要照顾者的分配好了的责任、共同 价值和这种价值向新成员的系统性的传递、合法的领导、音乐、艺术、故事、游戏以及其他一些符号产品。对社会中不同工作 的承担者进行选择的方法之一，是以他们所显示的作为——比如天赋、干劲、和能力等——为依据。另一个方法是以社会性 别、种族、民族等先赋性成员资格而定。尽管不同的社会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用到这两种分配成员工作和承担责任的方式中的 一种，但每一个社会都会用到性别和年龄等级作为分化标准。每一个社会都会把人分为“小男孩和小女孩”、“大姑娘和小伙 子”以及“女人和男人”等，建构男女群体之内的相似性以及男女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并且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角色和责任。个性特 征、感情、动机和雄心等都会从不同的生活经历中流淌出来，并导致这些不同群体的成员成为不同类型的人。这种社会性别化 的过程和结果被宗教、法律、科学和社会整个的价值观所认可和赞同。 要把社会性别当作社会制度来理解，必须区分人的行动和动物行为的差别。动物喂养自己，并喂养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能独立 生活。人类则不仅要提供食物，还要提供藏身之所和蔽体之物。而且，如果他们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继续存在，就必须教会他 们的孩子这个特殊群体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再生产了社会性别、家庭、亲属关系和劳动分工——这些都 是动物中所不存在的社会制度。最基本的社会群体被认为是家庭，他们的交配模式被认为有一夫一妻制、群婚制、一夫多妻制 等。最初的行为被用来证明生理性别差异的普遍存在，这种差异存在于由进化带来的遗传承继（Haraway 1978）。但是动物的 生理性别差异和人类社会性别差异完全不同：动物之间没有亲属关系纽带；动物的交配不由婚姻方式决定；动物中的控制等级 不同于人类的分层系统。动物根据生理性别、年龄这两种依赖于生理而非社会差异的关系类别进行分群。人类则创造了社会性 别和年龄群体这样一些社会性质上而非生理性质上不同的类别。4 对动物而言，生理成熟意味着能授精或受孕：它的标志就是进入发情期和性吸引阶段。对人类而言，青春期意味着可以婚配： 它的标志是显示适宜婚配的仪式。尽管生理上青春期的到来是以第二性征（来月经、乳房发育、射精、阴毛和腋毛）为标志 的，但社会意义上的成年则是以某种仪式为标志的，这种仪式可能是女子初入社交界舞会、沙漠徒步旅行、成年礼、大学毕 业、第一次成功的狩猎或继承财产等。人类有标志从儿童到青春期、青春期到成年的仪式，以及结婚、出世、死亡等的仪式
但动物没有这些( van Gennep1960)。根据一个社会婴儿和死者的性别分化程度,针对男孩和女孩会有不同的出生仪式,对男 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葬礼仪式( Biersack1984,132-3),青春期、婚礼、成为父母的仪式都是具有社会性别意味的,它们会产 生“女人”、“男人”“新娘”丶、“新郎丶、“母亲、“父亲”等。动物没有这些相应的地位。 在动物中,一母所生者可以互相交配,同样,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可以。但人类有乱伦禁忌,还有一些规则鼓励或是禁止不同亲 属群体成员之间婚配Lev- Strauss I1956.[1949]1969。同一种类的任何动物都可能会喂养别的幼体(也可能不喂,取决于动物的 种类),但人类一般只由亲属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人类往往把对孩子的抚养义务限制在他们的亲属群体成员之内,或是通过 收养仪式把他们要养的孩子纳入亲属群体之中 物中的统治地位取决于它们身体的大小或成功的威胁姿势和信号。这些等级往往与生理性别有关,在一些种类中,获得统治 地位会改变生理性别本身( Austad1986)。人类社会的分层模式往往建立在对剩余食物的控制、财产的拥有权、对他人劳动和 性服务的合法占有、对婚姻的强制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等基础之上。如果一个女性取代男子占据了统治地位,她的社会 位可能是那个男子的,但她的生理性别不会改 动物的交配、喂养和养育行为由本能和模仿性学习而决定,并且按生理性别和年龄来排序( ancaster1974)。在人类社会中,这 些行为是被教会的,并且通过社会建构了的性别和年龄等级来进行符号性的强化和排序。社会性别和年龄地位有时完全忽略或 是超过了生理性别和年龄的作用。雌性和雄性动物(除非它们生理上真的发生了变化)不能互相改变,动物幼崽也不能取代成 年动物。可是对人类而言,即使不做变性手术,女人可能成为丈夫和父亲,男人可能成为妻子和母亲( Blackwood1984),婴 儿可能作为国王或王后统治国家 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声称社会性别完全由生理学——男女之间的生殖差异造成,由此使社会性别合法化。但是社会性别和生理性 别并不是一回事,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并不会自动从外生殖器和生殖器官这种男女间最主要的生理差异而产生。在先 赋性社会地位的建构上,生理差异比如性别、发展阶段、肤色和身材大小等是最主要的原始标志。它们不是社会性别、年龄等 级和种族等社会地位的来源。社会地位是通过教、学、模仿、强化等过程精心建构的。基因、荷尔蒙和生物进化对人类社会制 度的贡献被社会实践所改变。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物质基础,但是文化和社会实践将那个基础改变成具有不同模式和限制 的东西。经济不仅仅是生产食物和货物并把它们分给要吃和用的人;家庭和亲属并不仅仅只是性交和生殖;道德和宗教并不等 于大脑的恐惧和狂喜;语言远远不只是舌头、喉咙发出的音节。没人会吃“货币"或‘信用;“上帝和“天使的概念是学术论文的 主题;不仅仅是词汇,还有物体,比如说国旗,会对一个国家的公民“诉说 相似地,社会性别不能等同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生理差异。社会性别是一些社会建构的地位。西方社会只有两种社会性别,“男 人”和女人有些社会有三种社会性别—男人、女人和假女人( berdaches/ hijras/ aniths)。假女人生理上是男人,但在行 为、穿着、工作以及其他大多数方面都被当作社会性的女人,用我们美国话说就叶男女人”( male women)。在非洲和美国印 地安社会中还有一种社会性别地位,就叫男人心态的女人”( manly hearted women),她们生理上是女人,但是作为男人工 作、结婚和为人父母,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女男人”( female men)( Amadiume1987, Blackwood1984)。她们并不需要像男人那样 行为或穿着以获得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社会责任和特权,只要有钱买一个妻子就能使她们成为男人。 现代西方社会的异装者和变性者最接近上面说的这些第三社会性别,但他们并没有被制度化为第三类社会性别( Bolin1987)。 变性者在生理上是男性或女性,他们做变性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外生殖器。他们这么做是想在生理结构上与他们希望过的生活及 他们对自己的社会性别认同一致。他们没有成为第三性,而是改变了社会性别。异装者指的是男人像女人一样生活,或是女人 像男人那样生活,但他们并不想做变性手术。他们的穿着、容貌和态度都和相反社会性别的成员应该表现的一致,这样他们 就“跨越”了(pass)·他们也改变社会性别,有些人是暂时的,有些人则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如此。直到19世纪还有异装妇 女作为男士兵参战,他们中有的人和女人结了婚,有些人战争一结束就重新过女性生活并和男子结婚。有些人在受伤后接受治 疗时被发现是女性,有些到死后才发现。还有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女性,比利狄莆顿( Billy Tipton)为了当爵士音乐家,从事 这样一种男性职业,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都作为一个男人活着。她最近死了,享年74岁,留下一个妻子和三个养子。对他 们而言,比利狄莆顿是丈夫和父亲,而对于一起演奏和游历的音乐家而言,比利狄莆顿是“男孩们中的一员”(纽约时报 1989)。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女性为了从事更有声望、有钱的职业而跨越成为男人( Matthai1982,192-93) 由此可见,社会性别并不完全取决于生理学基础。社会性别的界限是可以突破的,从一种社会性别到另一种社会性别的个人和 社会组织的转换促使我们主意到文化、社会和审美上的不和谐”( Garber1992,16)。这些奇怪的或偏差的或第三类社会性别向 我们显示出我们往往习以为常的事实—人们必须学习做一个男人和女人。那些为了演出或是取乐而穿女性服装的男性通常从 女性杂志中学习如何成功地表现女性气质”( do femininity)(aber1992,41-51)因为异装现象正是社会性别建构过程的直接 见证,玛杰瑞噶伯( Marjorie Garber)认为这一现象具有“非凡的力量可以干扰、暴露、挑战并质疑本来的和稳定的身份 认同这样一种概念”(1 社会性别弯曲( gender bending) 分析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现象只不过是生理学、荷尔蒙和人类天性造成的。男女之间的差 异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我们认为不论社会做些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一现象。但是实际上,男女两性和很多动物的两性相比在外 型上更相似,人类男女两性之间在品质和行为等方面也是相似大于差异(CF, Epstein1988),如果不是有意地使用了一些显示 社会性别的服装、发型、珠宝、化妆品等,女人和男人看上去会更像。即使在那些妇女裸露乳房的社会,也有显示社会性别身 份的衣物、文身、珠宝和发型等 西方化的社会人们常常穿着牛仔裤、T恤和旅游鞋,这使得男人跨越为女人、女人跨越为男人这种异装更为容易。长发男子可 能会被称为"女士”,而短发女子常常被当作男性,除非他们有意为这种含混提供具有社会性别意义的标志( Devor1987, 1989)。简莫里斯( Jan morris)在《谜》这本记叙他进行变性手术前后的事件的自传中写到,当他想试一试改变性别地位的感」 觉时,一会儿变成男人、一会儿变成女人是多么的容易。当时,莫里斯还有阴茎,穿着中性的衣服,仅仅是背景本身就可以使 人成为男人或女人: 有时候我在很小的范围经历那种男女转换的矛盾心理,这让人感到不舒服。在旅游者俱乐部,很显然我被当成男人,女人只有 在一天中的部分时间能待在那儿,而且即使在那些时间内,也是让她们待在尽可能少的地方。但是在仅仅几百码远的地方还有 女士俱乐部,在那儿我被当成女人。我经常直接从一个俱乐部到另一个俱乐部,在路上悄悄地转换角色。“再见,先生 一个俱乐部的门卫对我说;“你好,女士”,另一个俱乐部的门卫这么欢迎我。(1975,132) 在公共领域角色中的社会性别转换实际上是很常见的现象。伊丽莎白二世能生孩子,但她到沙特阿拉伯作国事访问的时候,被 当作—个受人尊敬的男士,只有这样才能和沙特的元首会晤、进餐。因为在沙特,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的男女之间是不允许在女
但动物没有这些（van Gennep 1960）。根据一个社会婴儿和死者的性别分化程度，针对男孩和女孩会有不同的出生仪式，对男 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葬礼仪式（Biersack 1984， 132—33）。青春期、婚礼、成为父母的仪式都是具有社会性别意味的，它们会产 生“女人”、“男人”、“新娘”、“新郎”、“母亲”、“父亲”等。动物没有这些相应的地位。 在动物中，一母所生者可以互相交配，同样，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可以。但人类有乱伦禁忌，还有一些规则鼓励或是禁止不同亲 属群体成员之间婚配(Levi-Strauss 1956. [1949] 1969)。同一种类的任何动物都可能会喂养别的幼体（也可能不喂，取决于动物的 种类），但人类一般只由亲属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人类往往把对孩子的抚养义务限制在他们的亲属群体成员之内，或是通过 收养仪式把他们要养的孩子纳入亲属群体之中。 动物中的统治地位取决于它们身体的大小或成功的威胁姿势和信号。这些等级往往与生理性别有关，在一些种类中，获得统治 地位会改变生理性别本身（Austad 1986）。人类社会的分层模式往往建立在对剩余食物的控制、财产的拥有权、对他人劳动和 性服务的合法占有、对婚姻的强制权以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等基础之上。如果一个女性取代男子占据了统治地位，她的社会 地位可能是那个男子的，但她的生理性别不会改变。 动物的交配、喂养和养育行为由本能和模仿性学习而决定，并且按生理性别和年龄来排序(Lancaster 1974)。在人类社会中，这 些行为是被教会的，并且通过社会建构了的性别和年龄等级来进行符号性的强化和排序。社会性别和年龄地位有时完全忽略或 是超过了生理性别和年龄的作用。雌性和雄性动物（除非它们生理上真的发生了变化）不能互相改变，动物幼崽也不能取代成 年动物。可是对人类而言，即使不做变性手术，女人可能成为丈夫和父亲，男人可能成为妻子和母亲（Blackwood 1984），婴 儿可能作为国王或王后统治国家。 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声称社会性别完全由生理学——男女之间的生殖差异造成，由此使社会性别合法化。但是社会性别和生理性 别并不是一回事，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并不会自动从外生殖器和生殖器官这种男女间最主要的生理差异而产生。在先 赋性社会地位的建构上，生理差异比如性别、发展阶段、肤色和身材大小等是最主要的原始标志。它们不是社会性别、年龄等 级和种族等社会地位的来源。社会地位是通过教、学、模仿、强化等过程精心建构的。基因、荷尔蒙和生物进化对人类社会制 度的贡献被社会实践所改变。每一个社会制度都有它的物质基础，但是文化和社会实践将那个基础改变成具有不同模式和限制 的东西。经济不仅仅是生产食物和货物并把它们分给要吃和用的人；家庭和亲属并不仅仅只是性交和生殖；道德和宗教并不等 于大脑的恐惧和狂喜；语言远远不只是舌头、喉咙发出的音节。没人会吃“货币”或“信用”；“上帝”和“天使”的概念是学术论文的 主题；不仅仅是词汇，还有物体，比如说国旗，会对一个国家的公民“诉说”。 相似地，社会性别不能等同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生理差异。社会性别是一些社会建构的地位。西方社会只有两种社会性别，“男 人” 和“女人”。有些社会有三种社会性别——男人、女人和假女人（berdaches /hijras /xaniths）。假女人生理上是男人，但在行 为、穿着、工作以及其他大多数方面都被当作社会性的女人，用我们美国话说就叫“男女人”（male women）。5在非洲和美国印 地安社会中还有一种社会性别地位，就叫“男人心态的女人”（manly hearted women），她们生理上是女人，但是作为男人工 作、结婚和为人父母，她们的社会地位是“女男人”（female men）(Amadiume 1987; Blackwood 1984)。她们并不需要像男人那样 行为或穿着以获得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社会责任和特权，只要有钱买一个妻子就能使她们成为男人。 现代西方社会的异装者和变性者最接近上面说的这些第三社会性别，但他们并没有被制度化为第三类社会性别（Bolin 1987）。 变性者在生理上是男性或女性，他们做变性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外生殖器。他们这么做是想在生理结构上与他们希望过的生活及 他们对自己的社会性别认同一致。他们没有成为第三性，而是改变了社会性别。异装者指的是男人像女人一样生活，或是女人 像男人那样生活，但他们并不想做变性手术。他们的穿着、容貌和态度都和相反社会性别的成员应该表现的一致，这样他们 就“跨越”了（pass）。他们也改变社会性别，有些人是暂时的，有些人则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如此。直到19世纪还有异装妇 女作为男士兵参战，他们中有的人和女人结了婚，有些人战争一结束就重新过女性生活并和男子结婚。6有些人在受伤后接受治 疗时被发现是女性，有些到死后才发现。还有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女性，比利·狄莆顿（Billy Tipton）为了当爵士音乐家，从事 这样一种男性职业，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都作为一个男人活着。她最近死了，享年74岁，留下一个妻子和三个养子。对他 们而言，比利·狄莆顿是丈夫和父亲，而对于一起演奏和游历的音乐家而言，比利·狄莆顿是“男孩们中的一员”（纽约时报 1989）。7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女性为了从事更有声望、有钱的职业而跨越成为男人(Matthaci 1982, 192-93)。8 由此可见，社会性别并不完全取决于生理学基础。社会性别的界限是可以突破的，从一种社会性别到另一种社会性别的个人和 社会组织的转换促使我们注意到“文化、社会和审美上的不和谐”（Garber 1992, 16）。这些奇怪的或偏差的或第三类社会性别向 我们显示出我们往往习以为常的事实——人们必须学习做一个男人和女人。那些为了演出或是取乐而穿女性服装的男性通常从 女性杂志中学习如何成功地“表现女性气质”（do femininity）(Garber 1992, 41-51)。因为异装现象正是社会性别建构过程的直接 见证，玛杰瑞·噶伯（Marjorie Garber） 认为这一现象具有“非凡的力量……可以干扰、暴露、挑战并质疑‘本来的’和稳定的身份 认同这样一种概念”（1992，16）。 社会性别弯曲 （gender bending ） 分析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现象只不过是生理学、荷尔蒙和人类天性造成的。男女之间的差 异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我们认为不论社会做些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一现象。但是实际上，男女两性和很多动物的两性相比在外 型上更相似，人类男女两性之间在品质和行为等方面也是相似大于差异（C. F. Epstein 1988）。如果不是有意地使用了一些显示 社会性别的服装、发型、珠宝、化妆品等，女人和男人看上去会更像。9即使在那些妇女裸露乳房的社会，也有显示社会性别身 份的衣物、文身、珠宝和发型等。 西方化的社会人们常常穿着牛仔裤、T-恤和旅游鞋，这使得男人跨越为女人、女人跨越为男人这种异装更为容易。长发男子可 能会被称为“女士”，而短发女子常常被当作男性，除非他们有意为这种含混提供具有社会性别意义的标志（Devor 1987, 1989）。简·莫里斯（Jan Morris）在《谜》这本记叙他进行变性手术前后的事件的自传中写到，当他想试一试改变性别地位的感 觉时，一会儿变成男人、一会儿变成女人是多么的容易。当时，莫里斯还有阴茎，穿着中性的衣服，仅仅是背景本身就可以使 人成为男人或女人： 有时候我在很小的范围经历那种男女转换的矛盾心理，这让人感到不舒服。在旅游者俱乐部，很显然我被当成男人，女人只有 在一天中的部分时间能待在那儿，而且即使在那些时间内，也是让她们待在尽可能少的地方。但是在仅仅几百码远的地方还有 一个女士俱乐部，在那儿我被当成女人。我经常直接从一个俱乐部到另一个俱乐部，在路上悄悄地转换角色。“再见，先生”， 一个俱乐部的门卫对我说；“你好，女士”，另一个俱乐部的门卫这么欢迎我。（1975，132） 在公共领域角色中的社会性别转换实际上是很常见的现象。伊丽莎白二世能生孩子，但她到沙特阿拉伯作国事访问的时候，被 当作一个受人尊敬的男士，只有这样才能和沙特的元首会晤、进餐。因为在沙特，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的男女之间是不允许在女
子不戴面纱的情况下接触的。在现代埃及,开商店或饭店的下层妇女穿男人的衣服,用非女性化的具有攻击性方式行事。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则能获得有权威的位置。在这些情况下,都存在一个重要的地位转化现 象:这些妇女在这种情形下都被当作男人一样对待。从她们的个人观点而言,她们还是女人,可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她们是男 在很多种文化里,剧场和舞蹈中盛行这种社会性别的弯曲。比如日本的卡布奇( kabuki)就是既演男人又演女人的男演员;莎 士比亚的剧组中没有女演员,朱丽叶和麦克白女土都是男孩子演的。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充满了关于性别转换的评论。女主角们 常常女扮男装,剧中的其他女性角色就爱上了她们。同时,扮演这些女扮男装的妇女的男孩们表现出对男子特征的渴望。1在 《如你之愿》( As You Like I)中,当罗丝林德( Rosalind)为自己保护性的男性着装辩解时,莎土比亚对男性也作了评论: (如果我是男人)更好 因为身材高挑 我所有方面都做得像男人 手持长矛 但是内心深处 凭借虚张声势和好战的外表 像许多懦弱的男人一样 以此来应对内心的恐慌 (Li.115-2) 莎土比亚的观众能够欣赏这种双重的次级文本:罗丝林德,一个女性人物,是一个穿着女孩衣服的男孩,后来又穿得像个男 孩;就像勇敢的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能根据服装和角色的改变而表现或消逝一样( Howard1988435).12 《蝴蝶》是大卫黄( David hwang,1989)根据真人写的一部关于社会性别含混的现代剧。花旦石培蒲(音译)( Shi Peipu) 作为男人是一个间谍,同时又扮成女人,给法国外交官戈利马德( Gallimard)当情妇( Bemstein1986).这种关系持续了20 年,石培蒲甚至假装为戈利马德生了个孩子。“她¨还假装不好意思脱光衣服。作为蝴蝶,石培蒲扮演了给-一个“真正的男 人做情妇的美妙的东方女性( Kondo199)。用戈利马德的话来说,这种美妙就是“穿着和服的窈窕淑女,她们为一文不值的 外国恶魔的爱而献身。不论我们给她们施以什么样的惩罚,她们都默默承受,并无条件地用加倍的爱反馈给我们”(D. H. Hwang 1989,91)。当发现这个美妙的女性一直在欺骗他,实际上“她”是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真正的男人”的时候,戈利马德扮演了蝴 蝶的角色,穿上日本歌姬的长袍( geisha' s robe),自杀了。“因为男人和女人被定义为对立的名词,颠倒是可能 的”( Kondo1990b.18).3 然而,尽管在工作中、社会关系上、文化产品中,跨越社会性别的边界很容易,社会性别地位还是保留着。异装者和变性者并 没有冲击对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他们的目的是成为女性气质的女人和男性气质的男人( Kando1973)。那些不想改变生理结 构但又想改变社会性别行为的人在建立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时要困难得多。一种被霍利戴沃( Holly Dever)称为社会性别混 淆者”( gender blenders)的妇女鹑短发、穿中性的裤装、衬衫和舒适的鞋子,她们不戴首饰、不化装。这些妇女认为自己的日 常服饰是女性的。有一个这样的妇女说:“我总是穿牛仔裤,但我不穿男式服装”( Devor1989.100)。她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是妇 女,但因为不愿意“表现女性气质”( do feminine),她们经常被当作男人(1987,1989,107-42)。戴沃这样说:“她们抱怨得 最多的是公共洗手间。她们一再谈到不让进或被赶出女洗手间的耻辱。类似的地方还有公共更衣室,买内衣也几乎成为一件难 以完成的大事”(1987,29)。还有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怪现象,这些妇女中有一部分人说如果她们穿着套裙,就会觉得自己 像个异装者。有两个甚至说当她们穿套裙的时候,别人就是这么叫她们的”(1987,31)。她们对这种社会性别混淆的解决办法 是在私下里认同自己是女性,但在公共场所转换成为男性,以避免街头的性骚扰,得到更好的工作。而且,如果她们是同性恋 者的话,还可以公然和她们的情人亲昵( Dever1989,107-42)有时,她们干脆去男卫生间。如果她们的名字比较中性,比如叫勒 斯礼什么的,就能避免在她们必须交验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时出现争论。但是大多数女性的名字都是比较女气的,这样她们的 外貌和身份证就和名字不太协调,她们的社会性别地位也就常常受到威胁。1如果能够的话,她们发现跨越为一个男性要比改 变关于妇女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的刻板印象容易得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弯曲( bending gender rules)和社会性别间的跨越( passing between genders)不仅没有 损害反而保存了社会性别的边界。在只有男女两种社会性别的社会中,这种社会性别的二分法并没有被异装者扰乱,因为其他 人觉得异装者只是暂时的混乱—“实际上骨子里还是男人或女人”.通过变性手术,变性者最终成为某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 性别——具有相应性器官的“男人或女人”( Eichler1989)。当女人为了业务关系而像男人那样穿着时,她们是在暗示,在那 种情形下她们希望受到和男人一样的对待。当她们穿女性服装时,则希望被作为女性对待 通过男性服饰,女企业家们表示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她们希望不失去尊重和名声而悬搁( suspend)那种对于女性行为的期望。 通过不吸引人的"穿着,她们表示不希望在公事上施展自己生理方面的魅力。她们大声而又具有攻击性的玩笑与她们谦逊的行 为举止形成强烈反差,并吸引着男人…对角色悬搁公开发出信号可以使角色期待不受损害,保持正常的运转 对个人而言,社会性别意味着相同 尽管生殖器官、体型、衣着、态度、性特征和角色等的各种可能的组合能产生人类的无穷变化,但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取决于 生产和维护有限的几种社会性别地位、促使这些地位的成员彼此类似并维护这种类似。个人生来是有生理性别分化的,但并没 有社会性别分化,他们必须学习成为男子气的或女人味的。15正如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说的:“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 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1952,267) 孩子们学习走路、说话,并模仿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认为男孩和女孩应该有的模样。瑞依伯德威斯特尔( Ray birdwhistell)分 析了作为人际沟通手段的身体动作。他把上述那些习得的社会性别表现称为第三类生理性别特征”( ( tertiary sex characteristics),并认为这些特征被用来区别社会性别,因为人类是一种两性分化很不明显的物种—他们仅有的生理性别标 志就是生殖器官(1970,39-46)衣着,往往掩盖了生理性别,但显示了社会性别,这看上去有点自相矛盾
子不戴面纱的情况下接触的。在现代埃及，开商店或饭店的下层妇女穿男人的衣服，用非女性化的具有攻击性方式行事。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则能获得有权威的位置。在这些情况下，都存在一个重要的地位转化现 象：这些妇女在这种情形下都被当作男人一样对待。从她们的个人观点而言，她们还是女人，可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她们是男 人。10 在很多种文化里，剧场和舞蹈中盛行这种社会性别的弯曲。比如日本的卡布奇（kabuki）就是既演男人又演女人的男演员；莎 士比亚的剧组中没有女演员，朱丽叶和麦克白女士都是男孩子演的。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充满了关于性别转换的评论。女主角们 常常女扮男装，剧中的其他女性角色就爱上了她们。同时，扮演这些女扮男装的妇女的男孩们表现出对男子特征的渴望。11在 《如你之愿》（As You Like It）中，当罗丝林德（Rosalind）为自己保护性的男性着装辩解时，莎士比亚对男性也作了评论： （如果我是男人）更好 因为身材高挑 我所有方面都做得像男人 腰挎气派的利斧 手持长矛 但是内心深处 依然存有女性的恐惧 凭借虚张声势和好战的外表 像许多懦弱的男人一样 以此来应对内心的恐慌 （L.i. 115-2） 莎士比亚的观众能够欣赏这种双重的次级文本：罗丝林德，一个女性人物，是一个穿着女孩衣服的男孩，后来又穿得像个男 孩；就像勇敢的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能根据服装和角色的改变而表现或消逝一样（Howard 1988, 435）。12 《蝴蝶》是大卫·黄（David Hwang，1989）根据真人写的一部关于社会性别含混的现代剧。花旦石培蒲（音译）（Shi Peipu） 作为男人是一个间谍，同时又扮成女人，给法国外交官戈利马德（Gallimard）当情妇（ Bernstein 1986）。这种关系持续了20 年，石培蒲甚至假装为戈利马德生了个孩子。“她”还假装不好意思脱光衣服。作为“蝴蝶”，石培蒲扮演了给一个“真正的男 人”做情妇的美妙的东方女性（ Kondo 1990b）。用戈利马德的话来说，这种美妙就是“穿着和服的窈窕淑女，她们为一文不值的 外国恶魔的爱而献身。不论我们给她们施以什么样的惩罚，她们都默默承受，并无条件地用加倍的爱反馈给我们”（D.H.Hwang 1989，91）。当发现这个美妙的女性一直在欺骗他，实际上“她”是一个比他更强大的“真正的男人”的时候，戈利马德扮演了蝴 蝶的角色，穿上日本歌姬的长袍（geisha’s robe），自杀了。“因为‘男人’和‘女人’被定义为对立的名词，颠倒……是可能 的”（Kondo 1990b.18）。13 然而，尽管在工作中、社会关系上、文化产品中，跨越社会性别的边界很容易，社会性别地位还是保留着。异装者和变性者并 没有冲击对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他们的目的是成为女性气质的女人和男性气质的男人（Kando 1973）。那些不想改变生理结 构但又想改变社会性别行为的人在建立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时要困难得多。一种被霍利·戴沃（Holly Dever） 称为“社会性别混 淆者”（gender blenders）的妇女剪短发、穿中性的裤装、衬衫和舒适的鞋子，她们不戴首饰、不化装。这些妇女认为自己的日 常服饰是女性的。有一个这样的妇女说：“我总是穿牛仔裤，但我不穿男式服装”（Devor 1989. 100）。她们的社会性别认同是妇 女，但因为不愿意“表现女性气质”（do femininity），她们经常被当作男人（1987，1989，107-42）。戴沃这样说：“她们抱怨得 最多的是公共洗手间。她们一再谈到不让进或被赶出女洗手间的耻辱。类似的地方还有公共更衣室，买内衣也几乎成为一件难 以完成的大事”（1987，29）。还有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怪现象，这些妇女中有一部分人说“如果她们穿着套裙，就会觉得自己 像个异装者。有两个甚至说当她们穿套裙的时候，别人就是这么叫她们的”（1987，31）。她们对这种社会性别混淆的解决办法 是在私下里认同自己是女性，但在公共场所转换成为男性，以避免街头的性骚扰，得到更好的工作。而且，如果她们是同性恋 者的话，还可以公然和她们的情人亲昵(Dever 1989,107-42)。有时，她们干脆去男卫生间。如果她们的名字比较中性，比如叫勒 斯礼什么的，就能避免在她们必须交验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时出现争论。但是大多数女性的名字都是比较女气的，这样她们的 外貌和身份证就和名字不太协调，她们的社会性别地位也就常常受到威胁。14如果能够的话，她们发现跨越为一个男性要比改 变关于妇女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的刻板印象容易得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弯曲（bending gender rules）和社会性别间的跨越（passing between genders）不仅没有 损害反而保存了社会性别的边界。在只有男女两种社会性别的社会中，这种社会性别的二分法并没有被异装者扰乱，因为其他 人觉得异装者只是暂时的混乱——“实际上骨子里还是男人或女人”。通过变性手术，变性者最终成为某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 性别——具有相应性器官的“男人”或“女人”（Eichler 1989）。当女人为了业务关系而像男人那样穿着时，她们是在暗示，在那 种情形下她们希望受到和男人一样的对待。当她们穿女性服装时，则希望被作为女性对待： 通过男性服饰，女企业家们表示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她们希望不失去尊重和名声而悬搁（suspend）那种对于女性行为的期望。 通过“不吸引人的”穿着，她们表示不希望在公事上施展自己生理方面的魅力。她们大声而又具有攻击性的玩笑与她们谦逊的行 为举止形成强烈反差，并吸引着男人……对角色悬搁公开发出信号可以使角色期待不受损害，保持正常的运转。 对个人而言，社会性别意味着相同 尽管生殖器官、体型、衣着、态度、性特征和角色等的各种可能的组合能产生人类的无穷变化，但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取决于 生产和维护有限的几种社会性别地位、促使这些地位的成员彼此类似并维护这种类似。个人生来是有生理性别分化的，但并没 有社会性别分化，他们必须学习成为男子气的或女人味的。15正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说的：“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 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1952，267） 孩子们学习走路、说话，并模仿他们所处的社会群体认为男孩和女孩应该有的模样。瑞依·伯德威斯特尔（Ray Birdwhistell）分 析了作为人际沟通手段的身体动作。他把上述那些习得的社会性别表现称为“第三类生理性别特征”（tertiary sex characteristics），并认为这些特征被用来区别社会性别，因为人类是一种两性分化很不明显的物种——他们仅有的生理性别标 志就是生殖器官（1970，39-46）。衣着，往往掩盖了生理性别，但显示了社会性别，这看上去有点自相矛盾
在儿童早期,人类通过与父母的互动发展具有社会性别差异的个性结构和性倾向。到青少年时期,他们按照社会性别分化了的 参照系行动,学校、父母、伙伴和媒体引导他们进入社会性别分化了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成年以后,他们在社会的分层系统里 找到相应的社会性别地位。因此,社会性别既是天生的,也是后天获得的( West and zimmerman1987) 过会性别是后天获得的这种说法,在一个事故性的变性者的例子中得到了最有戏剧性的揭示。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妥在进行包 皮环切术时损坏了阴茎( Money and Ehrhardt1972,118-23)。这样,这孩子的生理性别就变成了“女性”,并且在他十七个月的时 候,给他做了一个阴道。他的父母被告知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这个孩子(双胞胎中的一个)当成女孩养大。医生告诉他们这孩子 还太小,根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孩子的社会性别归属感大概在岁的时候发展起来,那时他们开始把物品归 类,并意识到自己身边的人也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别—大的,小的;粉红肤色的,棕色的;男孩,女孩。3岁也是孩子们的样子 出现仪式般的社会性别分化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给男孩剪短发,并给他穿上具有明显男子气的衣服。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囯男 孩3岁前穿不分男女的童装,3岁则开始穿短裤( Garber1992,1-2)。 那个因为事故而改变性别的孩子的父母回头去培养他的女性气质,成功了。裙子、发带、首饰使这孩子看上去漂亮、整洁叉“优 雅”。更明显的是,这孩子的性格也开始女性化了 这个小女孩有很多假小子的特征,比如精力充沛、好动、固执,常常是女孩群中的头。 我教 她要懂礼貌,要安静。我总强调这些品质。我以前从不会管理,但是我以后要管理我的女儿,使她更安静、更像女孩”·一开 始,这孩子是双胞胎中占控制地位的那个。3岁的时候,她对她兄弟的控制,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就像老母鸡。后来反过来了 如果有人欺负这女孩,那个男孩就会保护她( Money and Ehrhardt1972,122) 这个孩子开始表现为像个假小子,并不是基因或荷尔蒙的原因。据她母亲说,她自己小时候就是个假小子。这位母亲在成长过 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只是“自然地成为一个女性。所以她坚持要让她这个变性的女儿学得更好。对母亲和孩子 两人来说,对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都超过了任何可能是天生的特征。 人们遵循社会性别规范的要求是因为道德的力量和现实的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这样做。看看这位母亲对女儿的管教中包括了多少 关于恰当的社会性别化的行为的指导就知道了:“我教你衣服的边掉下来的时候该怎么把它弄好,这样你看上去就不会像个邋遢 鬼。我看你是很想当个遗退鬼。”( Kincaid1978) 社会性别规范内化在人们走路、动作甚至吃饭的方式里。在非洲的某个社会里,男人被认为应该用“整个嘴吃饭,而且是痛痛快 快地吃。女人则只用嘴唇吃饭,并且要有所保留和节制,不能像男人那样只管吃个痛快”( Bourdieu980190.70)。在这个社 会中,男人和女人还学着用不同的方式走路,以表明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 有男子气的男人…要挺直腰板面对他要走过去见或准备迎接的人。即使是在戒备状态下,他也不能遗漏周围发生的任何事 情相反,一个有家教的女人…应该用小碎步走路,要避免身体、头、手的任何不恰当的运动,低着头,眼睛盯着脚指 头,尤其是当她要经过男人堆的时候。(70) 很多文化都不仅仅在衣着、姿势和举止等方面对儿童进行社会性别教化。他们直接用身体表现社会性别。在传统中国社会,母 亲把女儿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以提高她们的性吸引力。犹太父亲切除男婴的包皮以显示他们和上帝的关系。非洲社会的妇女对青 春期以前的女孩进行阴蒂切除,并把她们的内阴唇刮去,使外阴唇长拢,以保护她们的贞洁并确保她们结婚的能力。在西方社 会,妇女用硅填充术丰乳,并做外科整容术来获得文化所宣扬的理想的女性美。汉娜帕帕纳克( Hanna Papanek,1990)发现这 实践强化了实施者和被实施者,也就是成人和孩子两方面的优越或次级感。犹太父亲和儿子的生殖器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家 庭统治地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证明。非洲母亲和女儿的生殖器则是她们共同的从属地位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证明。16 桑德拉伯姆( Sandra Bem,1981,1983)认为,正因为社会性别是一种影响认识世界的很强大的先验图式”( schema),人们 应该避免使孩子落入所谓的典型的社会性别化了的态度和行为框架中,为此人们要进行经常的、主动的斗争。1972年,《女性 杂志》(Ms. Magazine)发表了露易丝古尔德( Lois gould)关于如何养育一个没有性别类型的孩子的幻想。这个实验要求不让 父母之外的任何人看到这个孩子的生殖器官,而且既不把这个孩子当男孩对待,也不当女孩对待。这个叫X的孩子要做男孩和 女孩做的所有事情。这个实验是如此成功,以致于X班上的所有孩子都想看X怎么做,并向他学。在故事的结尾,人们问这个实 的创造者,X长大后会怎么样?这个科学家的回答是,到那时候,X到底是什么将是很清楚的。她的答案暗示荷尔蒙会起作 用,因此X是男是女就会揭晓。这个含糊的、某种意义上有点自相矛盾的结尾使古尔德避开了陷阱。不论是她还是我们大家都 不清楚一个完全不分性别长大的人,在生理上和社会表现方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荷尔蒙只能产生第二性征,并不能产生社会性 别或性特征。仅仅靠乳房、胡须和月经并不能导致社会意义上的男子气概或女人味。事实上,正是在青春期,第二性征开始明 显出现的时候,很多社会给孩子们举行很多重要的仪式,这些仪式正式标志他们完全地被赋予了社会性别——也就是说,可以 结婚了,并且成人了。 大多数父母通过取名、宣布孩子出世、穿着等给他们刚出生的孩子创造了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世界。孩子与冋同性和异性照顾者 的关系会建构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个性特征。通过认知发展,孩子们从和自己同样社会性别、种族、宗教、民族及社会阶级的人 中获知并实践自己应有的行为,抛弃不合适的做法。如果他们的社会类别获得较高评价,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也会很高。反之, 如果他们的社会类别地位很低,他们就会失去自尊心( Chodorow1974),很多想不分性别地养育孩子的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父 母,很快不敌社会性别规范的作用而失去了对孩子的控制(T. Gordon1990,87-90),我把儿子送到一个有意不分性别的小学, 那儿甚至卫生间都不分男女。在他七、八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活动,叫方圜”。我注意到在玩“方圆"的女孩都化 了妆,但没有一个男孩化妆。游戏结束后我就此事问了老师,她说,“波比说他不化妆,他在孩子们中很有影响,所以所有的男 孩都不肯化了。”后来我又和儿子讨论了很久,讨论对社会性别模式的坚持问题。他使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坚持社 式,是那些追随小领袖的男孩,还是那些听从那个女老师的女孩?事实上,他们都是,因为他们都追随同性领袖并按 照适合他们社会性别的方式行事(男演员可以化妆,但真正的男孩是不化妆的) 对人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男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子汉气概和女人味。但是一旦社会性别被赋予之后,社会秩序 建构个体的社会性别规范和期待,并迫使个体遵循之。个体可以改变社会性别中的一些因素,可以暂时或永远改变社会性别, 但是他们必须使自己符合社会认同的少数社会性别类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重构了社会的男女观念。“如果我们恰当地表现了 社会性别,我们同时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了这种制度安排…如果我们没有恰当地表现社会性别,作为个体,而不是制度安 排,我们会被要求解释(自己的个性、动机和企图)”( West and Zimmerman1987,146) 一个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实践再生产着该社会关于男人和女人应该如何行动的观点 Bourdieu980]1990)社会性别化 的社会安排被宗教和文化产品调整,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霸权最强有力的支持方式是 这种过程被隐形化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可能的替代最终都不可能( Foucault197, Gramsci171.17 对社会而言,社会性别意味着差异
在儿童早期，人类通过与父母的互动发展具有社会性别差异的个性结构和性倾向。到青少年时期，他们按照社会性别分化了的 参照系行动，学校、父母、伙伴和媒体引导他们进入社会性别分化了的工作和家庭角色。成年以后，他们在社会的分层系统里 找到相应的社会性别地位。因此，社会性别既是天生的，也是后天获得的（West and Zimmerman 1987）。 “社会性别是后天获得的”这种说法，在一个事故性的变性者的例子中得到了最有戏剧性的揭示。一个七个月大的男婴在进行包 皮环切术时损坏了阴茎（Money and Ehrhardt 1972,118-23）。这样，这孩子的生理性别就变成了“女性”，并且在他十七个月的时 候，给他做了一个阴道。他的父母被告知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这个孩子（双胞胎中的一个）当成女孩养大。医生告诉他们这孩子 还太小，根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孩子的社会性别归属感大概在3岁的时候发展起来，那时他们开始把物品归 类，并意识到自己身边的人也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别——大的，小的；粉红肤色的，棕色的；男孩，女孩。3岁也是孩子们的样子 出现仪式般的社会性别分化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给男孩剪短发，并给他穿上具有明显男子气的衣服。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男 孩3岁前穿不分男女的童装，3岁则开始穿短裤（Garber 1992,1-2）。 那个因为事故而改变性别的孩子的父母回头去培养他的女性气质，成功了。裙子、发带、首饰使这孩子看上去漂亮、整洁又“优 雅”。更明显的是，这孩子的性格也开始女性化了： 这个小女孩有很多假小子的特征，比如精力充沛、好动、固执，常常是女孩群中的头。她母亲试图改变她的男孩气：“……我教 她要懂礼貌，要安静。我总强调这些品质。我以前从不会管理，但是我以后要管理我的女儿，使她更安静、更像女孩”。一开 始，这孩子是双胞胎中占控制地位的那个。3岁的时候，她对她兄弟的控制，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就像老母鸡。后来反过来了， 如果有人欺负这女孩，那个男孩就会保护她（Money and Ehrhardt 1972,122）。 这个孩子开始表现为像个假小子，并不是基因或荷尔蒙的原因。据她母亲说，她自己小时候就是个假小子。这位母亲在成长过 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只是“自然地”成为一个女性。所以她坚持要让她这个变性的女儿学得更好。对母亲和孩子 两人来说，对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都超过了任何可能是天生的特征。 人们遵循社会性别规范的要求是因为道德的力量和现实的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这样做。看看这位母亲对女儿的管教中包括了多少 关于恰当的社会性别化的行为的指导就知道了：“我教你衣服的边掉下来的时候该怎么把它弄好，这样你看上去就不会像个邋遢 鬼。我看你是很想当个邋遢鬼。”（Kincaid 1978） 社会性别规范内化在人们走路、动作甚至吃饭的方式里。在非洲的某个社会里，男人被认为应该用“整个嘴吃饭，而且是痛痛快 快地吃。女人则只用嘴唇吃饭，并且要有所保留和节制，不能像男人那样只管吃个痛快”（Bourdieu [1980] 1990.70）。在这个社 会中，男人和女人还学着用不同的方式走路，以表明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 有男子气的男人……要挺直腰板面对他要走过去见或准备迎接的人。即使是在戒备状态下，他也不能遗漏周围发生的任何事 情……相反，一个有家教的女人……应该用小碎步走路，要避免身体、头、手的任何不恰当的运动，低着头，眼睛盯着脚指 头，尤其是当她要经过男人堆的时候。（70） 很多文化都不仅仅在衣着、姿势和举止等方面对儿童进行社会性别教化。他们直接用身体表现社会性别。在传统中国社会，母 亲把女儿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以提高她们的性吸引力。犹太父亲切除男婴的包皮以显示他们和上帝的关系。非洲社会的妇女对青 春期以前的女孩进行阴蒂切除，并把她们的内阴唇刮去，使外阴唇长拢，以保护她们的贞洁并确保她们结婚的能力。在西方社 会，妇女用硅填充术丰乳，并做外科整容术来获得文化所宣扬的理想的女性美。汉娜·帕帕纳克（Hanna Papanek，1990）发现这 些实践强化了实施者和被实施者，也就是成人和孩子两方面的优越或次级感。犹太父亲和儿子的生殖器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家 庭统治地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证明。非洲母亲和女儿的生殖器则是她们共同的从属地位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证明。16 桑德拉·伯姆（Sandra Bem，1981，1983）认为，正因为社会性别是一种影响认识世界的很强大的“先验图式”（schema），人们 应该避免使孩子落入所谓的典型的社会性别化了的态度和行为框架中，为此人们要进行经常的、主动的斗争。1972年，《女性 杂志》（Ms. Magazine）发表了露易丝·古尔德（Lois Gould）关于如何养育一个没有性别类型的孩子的幻想。这个实验要求不让 父母之外的任何人看到这个孩子的生殖器官，而且既不把这个孩子当男孩对待，也不当女孩对待。这个叫X的孩子要做男孩和 女孩做的所有事情。这个实验是如此成功，以致于X班上的所有孩子都想看X怎么做，并向他学。在故事的结尾，人们问这个实 验的创造者，X长大后会怎么样？这个科学家的回答是，到那时候，X到底是什么将是很清楚的。她的答案暗示荷尔蒙会起作 用，因此X是男是女就会揭晓。这个含糊的、某种意义上有点自相矛盾的结尾使古尔德避开了陷阱。不论是她还是我们大家都 不清楚一个完全不分性别长大的人，在生理上和社会表现方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荷尔蒙只能产生第二性征，并不能产生社会性 别或性特征。仅仅靠乳房、胡须和月经并不能导致社会意义上的男子气概或女人味。事实上，正是在青春期，第二性征开始明 显出现的时候，很多社会给孩子们举行很多重要的仪式，这些仪式正式标志他们完全地被赋予了社会性别——也就是说，可以 结婚了，并且成人了。 大多数父母通过取名、宣布孩子出世、穿着等给他们刚出生的孩子创造了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世界。孩子与同性和异性照顾者 的关系会建构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个性特征。通过认知发展，孩子们从和自己同样社会性别、种族、宗教、民族及社会阶级的人 中获知并实践自己应有的行为，抛弃不合适的做法。如果他们的社会类别获得较高评价，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也会很高。反之， 如果他们的社会类别地位很低，他们就会失去自尊心（Chodorow 1974）。很多想不分性别地养育孩子的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父 母，很快不敌社会性别规范的作用而失去了对孩子的控制（T. Gordon 1990, 87-90）。我把儿子送到一个有意不分性别的小学， 那儿甚至卫生间都不分男女。在他七、八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活动，叫“方”“圆”。我注意到在玩“方圆”的女孩都化 了妆，但没有一个男孩化妆。游戏结束后我就此事问了老师，她说，“波比说他不化妆，他在孩子们中很有影响，所以所有的男 孩都不肯化了。”后来我又和儿子讨论了很久，讨论对社会性别模式的坚持问题。他使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坚持社 会性别模式，是那些追随小领袖的男孩，还是那些听从那个女老师的女孩？事实上，他们都是，因为他们都追随同性领袖并按 照适合他们社会性别的方式行事（男演员可以化妆，但真正的男孩是不化妆的）。 对人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上的男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子汉气概和女人味。但是一旦社会性别被赋予之后，社会秩序 建构个体的社会性别规范和期待，并迫使个体遵循之。个体可以改变社会性别中的一些因素，可以暂时或永远改变社会性别， 但是他们必须使自己符合社会认同的少数社会性别类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重构了社会的男女观念。“如果我们恰当地表现了 社会性别，我们同时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了这种制度安排……如果我们没有恰当地表现社会性别，作为个体，而不是制度安 排，我们会被要求解释（自己的个性、动机和企图）” （West and Zimmerman 1987,146）。 一个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实践再生产着该社会关于男人和女人应该如何行动的观点(Bourdieu [1980] 1990) 。社会性别化 的社会安排被宗教和文化产品调整，得到法律的支持，但是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霸权最强有力的支持方式是 这种过程被隐形化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可能的替代最终都不可能 (Foucault 197; Gramsci 1971)。17 对社会而言，社会性别意味着差异
社会性别作为建构社会生活的方式无处不在,它要求社会性别地位具有清晰的分化。不同的天赋、性偏好、身份认同、个性特 征、兴趣爱好和反应方式等分化着个体的身体和社会经验。然而,所有这些在西方文化中都被组织在社会和法律认可的仅有的 两种社会性别地位中,也就是“男人和女人”18在对社会性别进行建构的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在做什么并不重要,甚至 即使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也没关系。关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坚持的只是,男人和女人做的事被“看成”( perceived as)是不 一样的 如果男人和女人做的是相同的工作,他们往往在空间上被隔离以保持社会性别的分化,而且这个工作也往往被冠以不同的名 字,比如主管秘书和行政助理( Reskin1988)。如果男女之间的差异开始模糊,社会的¨相同禁忌”(s 作用了(G. Rubin1975.178)·1%76年,著名的西点军校开始招收女学员。在舞会上,据说校方管理者“看到那些都剪着短发、穿 着灰色长裤,看上去象镜子照出来的影像一样相似的一对对舞伴,感到很是烦扰”∵于是颁布了一条规定,以后女学员在这种场 合下必须穿裙子才能跳舞( Barkalow and Raab199053)。19美国海军的女兵被要求化妆——最少必须抹口红、上眼影—她们必 须上化妆课,学习化妆、做发型、仪态和礼仪。这种女性化的做法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使她们和男兵区别开来。克里斯蒂威 廉姆斯( Christine williams)引用了一个25岁的女教官的话:“很多女兵本来并不化妆,她们比较像假小子或是运动型的。她们 以为入伍了能继续当假小子。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兵”(1989,76-77).20 如果社会性别差异是由于基因或荷尔蒙等生理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性别弯曲和社会性别含混等现象就只可能发生在那种因染 色体有问题而导致外生殖器分不清男女的阴阳人身上。由于社会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都可以像异性那 样行为,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些行为规范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变成既空洞又丰富的类别概念。说空洞是因为他们没有终极 的、先验的意义;说它丰富是因为即使他们看上去很固定,在它的内部也还依然存在可替代的、被否定的、被压制的概 念”( J W.Scott98849).然而,尽管个人可能在社会性别地位间游移、转换,社会性别的界限还是必须保持的。否则,整个 社会性别化了的社会秩序就会坍塌。 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是,正是社会性别地位和衣着、态度、空间隔离等这些外在表现,使得社会性别弯曲或社会性别跨越成为可 能,甚至可以说成为一种必要。分化了的种种社会性别地位的社会性存在产生了地位转换的需要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性别分 化,异装和变性是亳无意义的。如果服装本身就不分性别,你就不可能穿异性的服装。如果兴趣和生活方式不是按社会性别分 化的,就没有必要改造自己的生殖器官来符合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工作本身没有分为“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女人就 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要从事某一职业而跨越为男人,也没有必要为了发号施令或是与客户不客气地讨价还价而在公共场合穿得像 个男人。 当变性者在自传中谈到自己变性后才觉得成为真正的自 社会性别的边界得到保持。异装者的故事也“巩固了社会和生 理性别的规范”( Garber1992.69)。在异装者的叙述中, 是迫于社会和经济的压力而进行伪装以获取工作、逃避压 迫、获得艺术上或政治上的“自由”( Garber1992.70) 真实身份”被揭露的时候,大家只是对这个人轻易而成功地跨 越为异性感到惊异,并没有因此而怀疑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被赋予的东西( something of a put-on) 社会性别排序 大多数社会依据声望和权力对社会性别进行排序并把他们建构成不平等的,因此,从一种社会性别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性别也意 味着在社会等级上的上下移动。在北美印地安人的某些文化中,社会等级的排列是:男性男人、男性女人、女性男人、女性女 人。妇女在这些社会中生产重要的可用于交换的耐用品(筐、织物、罐子、装饰了的皮货),而且能控制自己生产的物品和获 得的收益。因为妇女的工作领域可以获得财富和声望,因此对年轻男子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买卖—但是他们必须在社会性别 地位上变成女人才行。类似地,其他一些社会中,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妇女被允许变成男人一男人心肠”( manly hearts)。哈 瑞特怀特海德( Harriet Whitehead,1981)写到 以上这两种反应都揭示出不愿意或不能将声望的来源——财富、技能、个人能力——从男子汉气概中区分并独立出来。而且 这里还隐藏了一种暗示,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从事女性工作也能获得成就、财富或社会权力,那一定是因为这个人至少在某种程 度上,是个男人…-个女人如果做男人做的事获得成功,她将被当作男人来获得尊重.…对社会文化—一这实际上往往意味 着对男人而言——更具威胁性的是,女人不是被当作男人,而是作为她们自身被当作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美印地安社 的男异装者( berdache)制度才受到抨击。从社会方面而言,被男异装者模仿是对女性的恭维,但从解剖学方面而言,妇女被 这种男异装者自以为是的优越性微妙地伤害了(108) 在美国,从男到女的变性者手术后如果改变职业收入会减少:而从女到男的变性者则收入则会增加( Bolin198815360, Brody 1979)。男人进入女人的职业领域,比如说当护士,比女人进入男人的领域,比如说当医生,获得的声望更低。激进女权主义 者杰尼丝雷蒙( Janice Raymond)感到从男到女的变性者比真正的妇女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妇女一样,一生都在接受 对于从属和被压迫地位的社会化。她说 我们知道自己生来就有女性的染色体和生理结构,而且不论我们有没有被社会化成所谓正常的女人,等级制都已经或将要把我 们当作女人对待。变性者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没有一个男人能有这种在这个文化中作为女人出生、被安排的经历。他能拥有 的只是希望作一个女人和像一个女人般行事的经历。但这种社会性别经验只是变性者的经验,而不是女性的经验。手术只能給给 变性者装上假乳、置入女性器官,但并不能赋予他作为女性出生在这个社会的经历(1979,114) 因为女人成为男人地位会上升,而男人变成女人地位会下降,爱莲娜休沃特( Elaine showalter,1987)对电影《宝贝儿》提 出了批评。这部电影中,达斯汀霍夫曼扮演了一个演员,他为了得到份工作而跨越成为一个女人。“多萝西”( Dorothy) 了支持妇女的权利不被侵犯或遭受性骚扰,在那一年中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休沃特( Showalter)觉得这部影片所传递的信息 是双重边缘化的( double edged):“多萝西的女权主义'言论不是对压迫妇女的反应,而更像是一个被当成女人对待的男人的本 能的男性反应。影片暗示妇女必须由男人教会她们如何去争取权利.影片表示女权主义思想如果来自男人的话,它的威胁性 就小得多”(123)。像雷蒙( Raymond)一样,休沃特也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或曾经是一个男人,使得那些从男到女的变性者 或是男异装者,比那些社会性别地位一直是“女人的妇女有更多的社会优越性。2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并不因为社会性别 转换而消失的经验上的优越性。 然而,对一个从男到女的变性者而言,作为女人生存的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她的个性特征。作为詹姆士( James),莫里斯 ( Morris)当过兵,作过记者、登山运动员;作为简(Jan),莫里斯是一个成功的游记作家。但是从社会上看,詹姆士远远高 于简,所以简慢慢发展出一种被看作是西方社会女性特征的“习得的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 人们常说性别间社会隔阂的鸿沟正在缩小,但是我只能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性不同的 面、任何时候、任何接触、任何安排、任何反应,无一不是对男女区别对待的。我被称呼时那声音里的语气,排队时旁边
社会性别作为建构社会生活的方式无处不在，它要求社会性别地位具有清晰的分化。不同的天赋、性偏好、身份认同、个性特 征、兴趣爱好和反应方式等分化着个体的身体和社会经验。然而，所有这些在西方文化中都被组织在社会和法律认可的仅有的 两种社会性别地位中，也就是“男人”和“女人”。18在对社会性别进行建构的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在做什么并不重要，甚至 即使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事情也没关系。关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坚持的只是，男人和女人做的事被“看成”（perceived as）是不 一样的。 如果男人和女人做的是相同的工作，他们往往在空间上被隔离以保持社会性别的分化，而且这个工作也往往被冠以不同的名 字，比如主管秘书和行政助理（Reskin 1988）。如果男女之间的差异开始模糊，社会的“相同禁忌”（sameness taboo）就开始起 作用了(G. Rubin 1975.178)。1976年，著名的西点军校开始招收女学员。在舞会上，据说校方管理者“看到那些都剪着短发、穿 着灰色长裤，看上去象镜子照出来的影像一样相似的一对对舞伴，感到很是烦扰”。于是颁布了一条规定，以后女学员在这种场 合下必须穿裙子才能跳舞 (Barkalow and Raab 1990,53)。19美国海军的女兵被要求化妆——最少必须抹口红、上眼影——她们必 须上化妆课，学习化妆、做发型、仪态和礼仪。这种女性化的做法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使她们和男兵区别开来。克里斯蒂·威 廉姆斯（Christine Williams） 引用了一个 25岁的女教官的话：“很多女兵本来并不化妆，她们比较像假小子或是运动型的。她们 以为入伍了能继续当假小子。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兵”（1989，76-77）。20 如果社会性别差异是由于基因或荷尔蒙等生理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性别弯曲和社会性别含混等现象就只可能发生在那种因染 色体有问题而导致外生殖器分不清男女的阴阳人身上。由于社会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都可以像异性那 样行为，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些行为规范是什么：“‘男人’和‘女人’变成既空洞又丰富的类别概念。说空洞是因为他们没有终极 的、先验的意义；说它丰富是因为即使他们看上去很固定，在它的内部也还依然存在可替代的、被否定的、被压制的概 念”（J.W.Scott 1988. 49）。然而，尽管个人可能在社会性别地位间游移、转换，社会性别的界限还是必须保持的。否则，整个 社会性别化了的社会秩序就会坍塌。 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是，正是社会性别地位和衣着、态度、空间隔离等这些外在表现，使得社会性别弯曲或社会性别跨越成为可 能，甚至可以说成为一种必要。分化了的种种社会性别地位的社会性存在产生了地位转换的需要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性别分 化，异装和变性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服装本身就不分性别，你就不可能穿异性的服装。如果兴趣和生活方式不是按社会性别分 化的，就没有必要改造自己的生殖器官来符合自己的身份认同。如果工作本身没有分为“女人的工作”和“男人的工作”，女人就 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要从事某一职业而跨越为男人，也没有必要为了发号施令或是与客户不客气地讨价还价而在公共场合穿得像 个男人。 当变性者在自传中谈到自己变性后才觉得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时候，社会性别的边界得到保持。异装者的故事也“巩固了社会和生 理性别的规范”（Garber 1992. 69）。在异装者的叙述中，他或她“是迫于”社会和经济的压力而进行伪装以获取工作、逃避压 迫、获得艺术上或政治上的“自由”（Garber 1992. 70）。当他们的“真实身份”被揭露的时候，大家只是对这个人轻易而成功地跨 越为异性感到惊异，并没有因此而怀疑社会性别本身就是一种被赋予的东西（something of a put-on）。 社会性别排序 大多数社会依据声望和权力对社会性别进行排序并把他们建构成不平等的，因此，从一种社会性别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性别也意 味着在社会等级上的上下移动。在北美印地安人的某些文化中，社会等级的排列是：男性男人、男性女人、女性男人、女性女 人。妇女在这些社会中生产重要的可用于交换的耐用品（筐、织物、罐子、装饰了的皮货），而且能控制自己生产的物品和获 得的收益。因为妇女的工作领域可以获得财富和声望，因此对年轻男子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买卖——但是他们必须在社会性别 地位上变成女人才行。类似地，其他一些社会中，积聚了大量财富的妇女被允许变成男人——“男人心肠”（manly hearts）。哈 瑞特·怀特海德（Harriet Whitehead，1981）写到： 以上这两种反应都揭示出不愿意或不能将声望的来源——财富、技能、个人能力——从男子汉气概中区分并独立出来。而且， 这里还隐藏了一种暗示，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从事女性工作也能获得成就、财富或社会权力，那一定是因为这个人至少在某种程 度上，是个男人……一个女人如果做男人做的事获得成功，她将被当作男人来获得尊重……对社会文化——这实际上往往意味 着对男人而言——更具威胁性的是，女人不是被当作男人，而是作为她们自身被当作好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美印地安社 会的男异装者（berdache）制度才受到抨击。从社会方面而言，被男异装者模仿是对女性的恭维，但从解剖学方面而言，妇女被 这种男异装者自以为是的优越性微妙地伤害了（108）。 在美国，从男到女的变性者手术后如果改变职业收入会减少；而从女到男的变性者则收入则会增加（ Bolin 1988, 153-60; Brody 1979）。男人进入女人的职业领域，比如说当护士，比女人进入男人的领域，比如说当医生，获得的声望更低。激进女权主义 者杰尼丝·雷蒙（Janice Raymond） 感到从男到女的变性者比真正的妇女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妇女一样，一生都在接受 对于从属和被压迫地位的社会化。她说： 我们知道自己生来就有女性的染色体和生理结构，而且不论我们有没有被社会化成所谓正常的女人，等级制都已经或将要把我 们当作女人对待。变性者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没有一个男人能有这种在这个文化中作为女人出生、被安排的经历。他能拥有 的只是希望作一个女人和像一个女人般行事的经历。但这种社会性别经验只是变性者的经验，而不是女性的经验。手术只能给 变性者装上假乳、置入女性器官，但并不能赋予他作为女性出生在这个社会的经历（1979，114）。 因为女人成为男人地位会上升，而男人变成女人地位会下降，爱莲娜·休沃特（Elaine Showalter ，1987） 对电影《宝贝儿》提 出了批评。这部电影中，达斯汀·霍夫曼扮演了一个演员，他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跨越成为一个女人。“多萝西”（ Dorothy）为 了支持妇女的权利不被侵犯或遭受性骚扰，在那一年中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休沃特（Showalter）觉得这部影片所传递的信息 是双重边缘化的（double edged）：“多萝西的‘女权主义’言论不是对压迫妇女的反应，而更像是一个被当成女人对待的男人的本 能的男性反应。影片暗示妇女必须由男人教会她们如何去争取权利……影片表示女权主义思想如果来自男人的话，它的威胁性 就小得多”（123）。像雷蒙（Raymond）一样，休沃特也认为，作为一个男人或曾经是一个男人，使得那些从男到女的变性者 或是男异装者，比那些社会性别地位一直是“女人”的妇女有更多的社会优越性。21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并不因为社会性别 转换而消失的经验上的优越性。 然而，对一个从男到女的变性者而言，作为女人生存的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她的个性特征。作为詹姆士（James），莫里斯 （Morris）当过兵，作过记者、登山运动员；作为简（Jan），莫里斯是一个成功的游记作家。但是从社会上看，詹姆士远远高 于简，所以简慢慢发展出一种被看作是西方社会女性特征的“习得的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人们常说性别间社会隔阂的鸿沟正在缩小，但是我只能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性不同的生活经历后，我觉得任何方 面、任何时候、任何接触、任何安排、任何反应，无一不是对男女区别对待的。我被称呼时那声音里的语气，排队时旁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