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者记录 白京武，男，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 子”，1966年夏天在学校中被“劳改”并遭红卫兵毒打。1966年8月投河 自杀。■ 白素莲，女，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 学生毒打致死。■ 毕金钊，男，医生，从1950年代起任天津总医院（后改名为天津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 亡。时年约60岁。 毕金钊医生毕业于齐鲁医学院（现山东医科大学），曾出国留学，医术 精湛。1949年以前曾经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医院里工作。文革当局指控他 是“国民党特务”，逼迫他交出用于“特务活动”的枪支武器。■ 卞鉴年，男，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 查”，被关进“牛棚”，被扣除工资，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 尽。时年43岁。■ 卞雨林，男，清华大学化工系003班学生，于1968年5月30日在清 华大学两派组织武斗中，中箭死亡。■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5
受难者记录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5 白京武，男，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1957 年被划成“右派分 子”，1966 年夏天在学校中被“劳改”并遭红卫兵毒打。1966 年 8 月投河 自杀。■ ----------------------------------------------------- 白素莲，女，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在 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 学生毒打致死。■ ----------------------------------------------------- 毕金钊，男，医生，从 1950 年代起任天津总医院(后改名为天津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于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 亡。时年约 60 岁。 毕金钊医生毕业于齐鲁医学院(现山东医科大学)，曾出国留学，医术 精湛。1949 年以前曾经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医院里工作。文革当局指控他 是“国民党特务”，逼迫他交出用于“特务活动”的枪支武器。■ ----------------------------------------------------- 卞鉴年，男，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 查”，被关进“牛棚”，被扣除工资，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 尽。时年 43 岁。■ ----------------------------------------------------- 卞雨林，男，清华大学化工系 003 班学生，于 1968 年 5 月 30 日在清 华大学两派组织武斗中，中箭死亡。■
受谁者记录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 中学副校长。从1966年6月初开始，她被“揭发”和 “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 死于校中。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 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 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当时这个学校没有正校长。 在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辙出学 校。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 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后者中大部分是 学生，这些人也都是红卫兵的负责人。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 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 “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 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 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 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 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 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 “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 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 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 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 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 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 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 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 26 中因信息中心制作
受难者记录 卞仲耘，1916 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 中学副校长。从 1966 年 6 月初开始，她被“揭发”和 “斗争”。1966 年 8 月 5 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 死于校中。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 被害 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 帮”。他们“斗争” 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 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当时这个学校没有正校长。 在 7 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 校。7 月 31 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 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后者中大部分是 学生，这些人也都是红卫兵的负责人。 8 月 5 日下午 2 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 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 “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 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 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 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 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 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 “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 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 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 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 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 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 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 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 26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受谁者记录 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 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 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 斑斑血迹。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 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 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 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 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 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 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 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 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 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 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 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 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一一当时他 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 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 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 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去抠洗厕所，弄得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 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 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 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 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窦疾病。他们四个人，不 但自己身受毒打，并且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 受的折磨，极其深重。刘致平和梅树民在1990年代去世的时候，年纪都不 太老。他们在文革中所受的伤害显然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和寿命。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7
受难者记录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7 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 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 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 斑斑血迹。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 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 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 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 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 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 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 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 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 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 医院。时值 8 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 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 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 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 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 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 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 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去抠洗厕所，弄得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 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 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 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 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窦疾病。他们四个人，不 但自己身受毒打，并且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 受的折磨，极其深重。刘致平和梅树民在 1990 年代去世的时候，年纪都不 太老。他们在文革中所受的伤害显然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和寿命。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
受谁者记录 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 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 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尧第二天到西单 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 至今。即使是在当时普通人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 清晰可见。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 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 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 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 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来， 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 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 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 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 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 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 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 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 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不能杀人，这是最为古老和始终不变的人类社会的法律和信条。北 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杀人，要设立案卷， 经过审判和批准，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别的刽子手去杀。土匪强盗罪犯不服从 法律，可是他们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学校，更是传 授文明之地，从来不是监狱和刑场。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 中心地区，在一所有五十年历史的女子中学，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 位中学校长，一位母亲，一个未经审判的人，被她的红卫兵学生们，用这样 野蛮残酷的方式杀害了。 28 中因信息中心制作
受难者记录 28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 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 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 7 人名字的纸片。这 7 人中有 6 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 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尧第二天到西单 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 至今。即使是在当时普通人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 清晰可见。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 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 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 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 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来， 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 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 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 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 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 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 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 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2000 年 6 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 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 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不能杀人，这是最为古老和始终不变的人类社会的法律和信条。北 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杀人，要设立案卷， 经过审判和批准，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别的刽子手去杀。土匪强盗罪犯不服从 法律，可是他们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学校，更是传 授文明之地，从来不是监狱和刑场。但是，在 1966 年 8 月 5 日，在北京市 中心地区，在一所有五十年历史的女子中学，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 位中学校长，一位母亲，一个未经审判的人，被她的红卫兵学生们，用这样 野蛮残酷的方式杀害了
受难者记录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1916年。关于她的经历，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 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 逐渐致富，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1937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 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 战争爆发，1938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 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 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了去共产党统 治区。王晶尧是她在大学的同学。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 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 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 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 一。1949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 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 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由于是重点 学校，又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在地很近，很多高级干部的女 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 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当时，学生进入这所中学需 要参加北京全市统一的初中或者高中升学考试。文革前，考试分数是录取条 件之一，但是录取学生并不完全按照分数高低的顺序录取。方法是划出一个 分数段，这个分数段里的人数多于学校可能录取的人数，学校从分数段中挑 选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 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 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 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指示学校的老 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 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 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 说，卞仲耘是他们的女儿的老师。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9
受难者记录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29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 1916 年。关于她的经历，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 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 逐渐致富，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1937 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 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 战争爆发，1938 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 1941 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 年毕 业。1941 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1945 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了去共产党统 治区。王晶尧是她在大学的同学。1949 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 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 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50 岁，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 学已经工作了 17 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 1917 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 一。1949 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 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 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由于是重点 学校，又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在地很近，很多高级干部的女 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 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当时，学生进入这所中学需 要参加北京全市统一的初中或者高中升学考试。文革前，考试分数是录取条 件之一，但是录取学生并不完全按照分数高低的顺序录取。方法是划出一个 分数段，这个分数段里的人数多于学校可能录取的人数，学校从分数段中挑 选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 1965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 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 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 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指示学校的老 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 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 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 说，卞仲耘是他们的女儿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