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我修改、补充，进一步阐发了原文的论点，故附录 于后。 附：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 长期安流的原因》后 邹逸麟 学术月刊>本年第2期刊载了谭其骧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 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第9期又刊我了任伯平光 生《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一文。谭文的结论是： 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啦为主，使 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 决定性因素。任文不同意谭文的看法，对谭文论点提出了儿点驳 难，从而又作出了这一时期长期安流的原因“不能归之于中游土地 利用方式的改变”，仍应归之于东汉初年王景治河的功绩的结论。 我是同意谭先生的看法的，兹就任文对谭文的驳难和任先生自己 的看法一一提出来加以讨论，请任先生和读者们指正。 .任文对谭文的驳难主要有三点，就从这三点谈起。 一，任文说：“河道决溢与否不仅取决于洪水流量的大小，而且 还取决于河道的宜泄能力。同样大小的洪水对于不同泄量的河 流，可以漫溢冲决，也可以安然无事。”目前黄河下游河道“最大宣 泄能力在22,000秒立方米以上。试问东汉以前黄河泄洪的能力 会有现在这样大吗？所以那时河道决溢次数频繁，并不能证明当 时洪水或泥沙的流失要比现在来得大。” 前面一个论点完全正确。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解放以后，三门 峡水库建成以前，当时的洪水泥沙量不会比解放前少，但由于下游 3穷
堤防的增高培厚，却从没有闹过决溢。这一点谭先生在他的文章 里也提到过了。后面一点看法就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谭文并未 说过东汉以前的洪水泥沙流失比现在来得大，谭文推断西汉时代 中游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只是说相对地比东汉以后要来得严重 而已，并没有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严重。其次，历史上各个 时期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有多大？下游的宜泄能力有多大？多大 的洪水会造成灾害？这些问题由于记载缺乏，很难作出正确的量 的估计。但西汉时代黄河的洪水与泥沙问题确乎很严重，这是可 以用《汉书·沟洫志》里王莽时大司马史张戎如下一段话来证明 的： 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 引河谓山]水溉田；春夏于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 水暴至，则褴决。 另一方面，当时黄河下游还存在着许多分支和湖泊，其宜泄调 节能力肯定也不会很小。试问，在这样的情祝下，难道可以说当时 黄河的决溢竟与中游的水土流失无关，专应归之于下游的宜泄无 力吗？ 二，任文认为如果东汉以后长期安流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中游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水土流失程度的减轻，那未河患应核是逐 渐减少才对，因为人口和耕地的减少，自然植被的恢复，都是逐渐 进行的。但据s后汉书·明帝纪》和《王景传记载，东汉初年河患 是十分严重的，等到王景治河工竣，河患即骤然减少，儿乎绝迹，可 见河患的消失“不是由于水土流失逐渐减少，而是防洪标准有了一 个很大提高的原故”。 任文未将《明帝纪心王景传这二条材料引金，今特原文再引 录一下，以便于问题的讨论。 4明帝纪”：“永平十三年四月…诏曰：自汴渠决收，六十余岁。如 34
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沙流东侵，日月益甚，…议者不同，南北异论，联 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 迹。…势 《王景传》：“初，平帝时河汴决环，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 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 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 言：…今居家稀少，出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 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 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水中，充豫百姓怨双，以为县官恒 兴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继汴渠，乃引见景，…” 据上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西汉平帝时河决后，一直没有将决 口堵住，听任河水漫流成灾。东汉初光武帝时曾想修塞过，但因莽 末以来的战乱，社会经济未获恢复，不敢大兴工役，作而复止。明 帝即位后又因议者不同，塞否久不能决，以致拖延到永平十二年 才决意发卒派王景负贲治理。《明帝纪》中所谓“自汴渠决败，六十 余岁”，正是指自西汉平帝〔公元1一5年)时至永平十二年（公 元69年)的六十余年。因此这二条史料实际上并没有说在这六十 余年间有什么新的河患发生，只是说在西汉末年发生的决口，直 到永平十二年长期未予治理面已。我们认为就在这六十余年间， 中游的耕垦面积已经逐渐编小，自然植被已经逐渐恢复，水土流失 已经逐渐减轻，所以才能使王景的治河工程一经告竣，就出现了长 期安流之局；否则是不可能出现这一奇迹的。任文想根据这二条 史料来证明东汉时代的水土流失跟西汉时代同样严重，那是把史 料原义误解了。· 三，任文认为东汉以后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变农为收， 对下游而言，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东汉时以畜收为生的羌 胡人口总数既达一百余万人，“他们所拥有的性畜，粗路估算约在 一千一百万头以上，到南北朝时性畜头数更多，仅陕北一带就有六 35
百万头以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过度放敢，从而引起自然植 被的破坏”。又说“无论是不合理的开垦也好，过度放收也好，都 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究竞那一种后果更坏，这是很雅比较的。” 过度放牧和不合理开垦一样，也会破坏植披引起水土流失，这 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首先我们认为“那一种更环”，却不难比较。 因为过度放枚只是使牧场衰退，土地的一部分失去植被保护而已， 毕竞跟从事农耕时将自然植被全部铲除，并把土地翻松的后果比 起来是迥然不同的。再者，从东汉到南北朝黄河中游一带的载畜 量是否真正已过度了呢？恐怕未必。东汉边区十那的总面积约计 当在四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当时农业人口和做业人口的比例约为 一比三，农业所占用的土地一般远比牧业少，枚区的面积当在三十 万平方公里以上；按任先生估算，当时的牧畜头数是一千一百多万 (姑不论此估计数是否可靠)，每平方公里载畜计三十多头。这个 数字假如全是牛马骡驼等大性畜，也只能说相当多，不能说多到过 度，何况一般游收民族的牲畜总是以羊只占大多数，那就距离过度 相当远了。《魏书·食货志中讲到当时河西畜牧业的原文是这样 的： 世祖之平统万，定素陇，以河西水草善，巧以为收地……。 可见志文所谓“河西”应泛指赫连夏故地，统万一带的今伊克昭盟 和秦陇带的今宁夏和甘肃东部也包括在内，并不专指陕北。这 一地区的面积约计在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性奢数据任先生估计 是六百余万头，那未每平方公里也不过三十多头。 任文接着对东汉以前历代河患的原因提出了他自己的两点看 法，现在再就这两点来谈一谈。 第一，他认为周定王五年黄河第一次大改道的原因是岑种勉 先生所提出的“各国各自筑堤，以邻为壑”，“并不意味着上中游拱 水泥沙的流失已经特别严重”。造成这次改道的“洪水流量不会很 36
大，这一点从史籍记载的稀少和简略也可以推断（仅伪书《竹书纪 年中有“河绝于扈”四字)”。 周定王时代中上游的水土流失当然还不会很严重，这一点跟 潭文的看法是相同的。至于此次黄河改道的原因究竟何在？由于 历史记载过于简略，很难作肯定的解答，故不预备在此多作讨论。 不过记载的稀少和简略根据一般的事理推论，似乎只能说明当时 的河患比较少或不很严重，我不懂得任先生何以能据以得出改道 的原因与洪水无关的结论来。 附带提到一点：“河绝于扈”四字不仅见于伪书今本《竹书纪 年，也见于《水经·河水注冲引《竹书纪年，那是真的汲冢《纪 年》。 第二，任文引用了汉书·沟洫志、《后汉书·明帝纪》中关于 战国以来下游竟筑堤防和西汉成帝时屯氏河塞的记载，认为“秦及 西汉时，黄河下游诸分支已大都淤塞，从而使千流所需要抗御的洪 水大大增加”，以至造成河患的频仍。我不理解筑堤防和分支淤塞 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条屯氏河一时的淤塞，怎能说成是诺分 支已大都淤塞？事实上西汉河患从文帝时开始见于记载，武帝时已 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在以西汉末年资料为据的汉书·地 理志里，黄河下游除了求阳附近派分河水的庞大的鸿沟水系外， 也还有氯于河、漯水，笃马河、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浮水等分支 见在，怎能说“案及西汉时黄河下游请分支已大都淤塞”了呢？ 最后，任文还是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出现，归功于 王景所完成的治河工程，而这正是过去讲水利史的人们的-~般看 法，谭文论辩已详，无须乎我再在这里赞述。但不知任文说王景的 治河工程是黄河下游自周奏以来第一次形成的统-…防洪工程，这 句话有什么根据？怎么知道在秦与西汉的统一时代，没有出现过 统-的防洪工程呢？当然，谁弛不否认在整个黄河治理史【：，王景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