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决后即塞，从当时情祝看来，决溢次数势必更多。决溢所造成 的灾害很大，泛滥所及往往达好几个那，好几十个县，环官亭民居 以数万计，浸灌良田至十余万顷。当时下游濒河十都，每郡治堤救 水吏卒多至数千人，岁费至数千万①。可见西汉一代的河患是很 严重的。因而也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司马迁就写了《河渠 书》，班固就写了《沟洫志》。这两篇书的内容虽不是完全讲黄河， 但主要是拼黄河；从篇后的“太史公日”和“赞”看来，作者载笔的动 机也显然是有感于河患的严重。 若是单把第一和第二两期比较起来看，虽然中间的变化太大， 未免觉得有点突然，毕竞还是合乎原来所假定的河患日趋严重的 规律的，还不容易看出问题。问题显示在：到了第三期，河患却又 大大地减轻了。 第三期，东汉以后。黄河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决后不塞，隔了将 近六十布之久，到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大，才发动了数 十万劳动人民，在我国历史上著名水利工程师王景的主持之下，大 致按着始建国以来的决河经流，从荥阳（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 到千乘（故城在今山东旧高苑县北）海口千有余里，大规模地予以 修治。到第二年夏天，全部T程告竣②。（西汉以前黄河在今河北 境内入海，此后即改由山东入海)从此以后，黄河出现了一个与西 汉时期迥不相同的局面，即长期安流的局面。从这一年起一直到 隋代，五百几十年中，见于记载的河溢只有四次⑧：东汉一次④，曹 魏二次⑤，西晋一次®；河水冲毁城垣一次，晋末⑦。到了唐代比较 ①见《汉书文帝纪、武带纪、成帝纪、沟洫志，王葬传。 ②见《后汉书明帝纪、王景传。 ③专指发生在下游地区的，在中上游的不计。 ④ 见《后汉书桓帝纪永兴元，五行志。 ⑤ 见《晋书·傅袄传》、《三国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宋书·五行志力。 ⑥见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五行志：《宋书·五行志。 ⑦见水经·河水注、《元和志·鄴州卢其》。 5
多起来了，将近三百年中，河水冲毁城池一次，决溢十六次，改道一 次①。论次数不比西汉少，狽从决溢的情泥看来，其严重程度並然 远不及西汉。就是景福二年(893年)那次改道，也只是在海口地 段首尾不过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总之，在这第三期八百多年中， 前五百多年黄河安稳得很，后三百年不很安稳，但比第期要安稳 得多。 在河患很严重的第二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上安流 无事的第三期，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历史记载有所脱略吗？ 东汉以后不比先秦，流传至今的文献极为丰富，有些小范围内的决 楼可能没有被记录下来，较大规模的决徙不可能不见于记载。从 后汉书》到两《唐书》所有各种正史都没有河渠或沟洫志，这当然 是由于自东汉至唐黄河基本上安流无事，无需专辟一篇之故：否则 $史记》、《汉书既然已开创了这一体制，后代正史皆以其为主臬， 决不至于阙面不载。再者，成书于东汉三国时的《水经>和北魏的 水经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中所载的黄河经流，儿乎可以说完 金相同，并无差别，更可以证实在这一时期内的黄河确乎是长期安 流的。 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既然是事实，所有拼黄河史的人，堆也 没有否认过，那末，我们要拼通黄河史，当然就有必要把导致这一 局面出现的原因找出来。我个人过去一直设有找出来，因此在 1955年那次拼演里只得避而不谈。前代学者和当代的历史学家 与水利学家谈到这一问题的倒很不少，可是他们的解答看来很难 令人信服。诸家的具体说法虽不完金相同，着眼点却是一致的。 他们都着眼于王景的治导之法，都认为东汉以后黄河之所以千年 ① 见两唐书五行志；高宗，武后、代宗、宪宗，文宗、懿宗、昭宗纪；《元和志· 球州、《（字记·滨州
无患①，应归功于王景的工程技术措施深合乎治导之原理”。清 人如魏源②、刘鹗③，近人如李仪祉④，以及今人如岑仲勉⑤，都是如 此看法。《后汉书·王景传>里所载关于王景治河之法，只有“商度 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 门，令更相徊注。”三十三个字。诸家为这三十三个字所作的解释， 估计至少在万言以上。直到最近，1957年出版的黄河水利委员会 所编的《人民黄河》，地还是如此看法。只是加上了这么一句：“当 然”，黄河在工景后数百年间“决溢次数少的原因可能还另有一 些”。只说“可能”，并未肯定。到底另有一些什么原因，也未交代。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真实情祝的。即令王景的治 导之法确乎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治河工作者都远为高明〔其实未 ·必)，他的工程成果顶多也只能收效于一时。要说是一次“合乎治 导之理”的工程竟能使黄河长期安流，“功垂于载”，这是无论如何 也讲不通的。首先，这次工程的施工范围只限于“自荥阳东至千乘 海口”，即只限于下游；工程措施只限于上引三十三个字，这三十三 个字用现代语概括起来，无非是整治河床，修固是防，兴建水门。 稍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黄河的水灾虽然集中于下游，要彻 底解除下游的灾害，却非在整个流域范围内采取全面措施不可，并 且重点应在中上游而不在下游；单靠下游的修防工程，只能治标， 谈不上治本。王景的工程正是一种治标工作，怎么可能收长治久 安之效呢？其次，就是下游的防治工程，也必须经常不断地予以养 护，培补、加厨，并随时适应河床水文的变化予以改筑调整，才有可 ①五代宋初黄河决溢次数虽已很多，灾害很严重，但或仅小改道，或改后不久即 花复故道。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才大改道至今关津入海，从永平十三 年算起至此将近一千年。 ②③见再续行水金鉴”卷一五四、一五八引。 ④见科学7卷9期。《水利月刊》9卷2期1935年。 @见尔黄河变江史》第八节七。 5
》 能维持久长。试问，在封建统治时代，有这个可能吗？何况，王景 以后的东汉中后叶，不正是封建政权最腐朽无能的时代吗？东汉 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不正是长期的割据混乱时代吗？在这样 的时代里，难道行可能始终维持着一套严密而有效的河防制度吗？ 工程技术因素说讲不通，那未，能不能用社会政治的因素来解 韩呢？我们不否认社会政治因素有时会对黄河的安危发生巨大的 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解放以前经常决口，甚至一年决儿次，解 放以后，就没有决过。过去还有许多人把五代、北宋的河患归罪于 五代的兵祸，把金，元、明的决徙频仍推昝于宋金、金元闻的战争， 听起来似乎也还能言之成理。可是，我们能拿西汉来此之于解放 以前，拿东汉来比之于解放以后吗？即使勉强可以说唐代的政治 社会情况比西汉强，总不能说东汉，魏、晋、南北朝比汉、唐强吧？ 魏晋南北朝跟五代、宋金之际同样是乱世，为什么黄河的情祝父截 然不同呢？可见社会政治因素说同样讲不通。 前人并没有解决得了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黄河流域史里必 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整个儿中国史而音，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二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从黄河下游决溢改道的根本因素讲 起。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降水量集中在夏秋之季特别是夏 季，河水挟带大量泥沙，是黄河善淤善决的两个根本原因。近几十 布来的水文实测资料又证明：决溢改道虽然主要发生在下游，其洪 水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因此，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中游，我们应该 把注意力转移到P游去，看看中游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条 件是否有所不同，特别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比之前-时期和后一 时期是否有所不同？
黄河中游上起内蒙古河口镇大黑河口，下迄河南秦厂沁河口。 就河道而言，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河口至山西禹门门；第二段， 自禹门口至河南陕县；第三段，自陕县至秦厂。就流城而言，相应 可分为三区：第一区，包括内蒙古河套东北角的大黑河、沧头河流 域，和晋西北、陕北东北部、伊盟东南部的山陕峡谷流域：第二区， 包括山西的汾水、涑水流域，陕甘二省的渭水、泾水、北洛水流域， 和河南弘农河流域一角；第三区，包括豫西伊洛河流域，和晋东南 沁丹河流域。 根据黄河沿岸各水文站近几十年来的实测记录，这中游三区 跟下游水灾之间的关系人致是这样的： 一、洪水下游发生洪水时的流量来自上游的向不超过百分 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来自中游。中游三区夏秋之际经常有暴 雨，由于地面蕾水能力差，雨后立即在河床中出现洪峰。三区的暴 雨都经常能使本段黄河河床里产生一方钞立方米以上的洪水。如 两区或三区暴丽后所形成的洪锋在黄河里碰在一起，那就会使下 游河床容纳不了，发生危险。而这种涣锋相遇的机会是很多的，尤 以产生于第一第二两区的洪峰相遇的机会为最多。 二、泥沙情况与洪水有同有不同。同的是中下游河床中来 自上游的泥沙很少。在流经陕县的巨量泥沙中，来自河口镇以上 的只占11%。在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包头市，每立方米河水中的多 年平均含沙量只有六公斤。不同的是中游三段河流的输沙量极不 平衡。第一段由于该区地面侵蚀别烈，干支流的河床比降又很大， 泥沙有冲刷无停淤，故输沙量多至占陕县总量的49%，河水的含 沙量则自包头的6公斤到禹门口骤增至28公斤。第二段由于泾、 渭、北洛的含沙量虽很高，但各河下游都流经平原地区，禹门口至 陕县的黄河河谷也相当宽阔，有所停淤，故流域面积虽远较第一段 为大，而输沙盘反而较少，占陕县总量的40%，河水含沙盘到陕县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