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伟大的中国革命 年都得及时筑堤，但筑堤的结果却使河床越来越高，以 致高出两岸的陆面，河堤随之加高，终于决口为患。因 而黄河人海，有时在山东半岛以北，有时在半岛以南。 它从来不是一条大的运输河道。 和早期中国的内陆封闭状态相对比，地中海盆地的 各族文化就不同了，如辨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 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 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迦太基的敌对者，都不一 样。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 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 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到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 上走出来，自然地变为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了民 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漂洋过海， 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 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 密的人口填充他们美丽的国家。因为古代中国人没有什 么海外的去处，没有强大的对手和她进行贸易交往，也 不怕遭受外敌的人侵。 中国内向爆炸的办法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土范围内 不断增长的人口。在一定的地块上，靠稻子和灌溉生产 出的粮食总比早地上种的谷子和小麦要多些，所要的就 是许多靠大米过活的手脚利落的工人而已，不过每个人 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很低。种稻子就意味着中国农民用锄 头和水牛把水田犁好，把稻谷撒下，然后用手插秧、收 割。这种种稻方法从来都是以劳力为主的。中国南方都 是以稻米为主粮，其他作物比起稻子来都是次要的。这 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
了解中国的革命 7 皇帝围猎图。猎手为满清皇帝逐鹿，使鹿易于皇帝猎杀。朝臣在旁观看
8 伟大的中国革命 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于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 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小小的技术改 进和改良稻种能够增加产量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不 能改变耕种者同地主和收税者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 在干早的华北和欧洲，农业是比较艰苦些，容易遭受自 然灾害，但同时却易于耕作多样化，进行集中管理和大 规模经营。不仅如此，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早地 耕作早就开始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 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 准备。 中国人口的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农业按各家 各户进行，都得由家长说了算。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的 社会里，所有的儿子们都分享家长制的权利。中国家庭 中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庭集体的一部分，一般都不能出 走海上，既不能单独去发财，也不至于死于杂疾百病。 中国人总是作为他家庭中忠诚的成员生活着，非常关心 亲族关系，对于辈分、男女性别和身分的区别很是敏 感，从古代起，女儿都是嫁到别家去，儿子则将媳妇娶 进自己家里来。妇女是从属的成员。虽说这些区别只是 程度不同，主管全家的家长和不幸的儿媳妇在别的社会 也是有的，可是在中国社会，由于在一块土地上聚集着 许许多多家庭，就发展起来一些特异的制度。 在这些制度中，中国这个国家有其最特异之处。在 最古老的有记载的时代，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最有权威 的家系头头。他和他的亲人、帮手们变成了治国的能 手。后来这个统治者就不再是一个凡人，而能同他的祖 先和其他看不见的自然力量互通音讯。他借助于杀性祭
了解中国的革命 9 祀，代表人民就商于已故的祖先，正如甲骨文的下辞所 显示的那样。中国文字首先出现在甲骨上记录的卜辞， 卜辞记载了统治者的祥符吉光和从祖先那里获得的诰 命。这样，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和宗教信仰体系和文字书 写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样形成起来的国家权 力就包容和利用了文化。在政府里辅助治理的缙绅们通 常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而言 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孔子 以及其他诸子百家试图向统治者进言，建议怎样治国平 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已经在想着，社会团结在一个 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类型 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独立于国家 之外，各个边远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 这种形势产生了两个重大的歧异。第一是古代的中 华帝国必须建立官僚政府的各种职能。汉代朝廷派遣官 吏在一定时期内管理一定的地区，由朝廷发给薪俸，而 额定的租税测通过一种通信制度，在中央政府监督之下 汇给朝廷。官僚制度允许中央集权，但需要训练有素的 士绅充当官吏。在七世纪欧洲处于黑暗时代，中国的中 央政府创造了考试制度：想应试做官的人必须刻苦学 习，熟读经书，并且证明自己是忠于君国儒家的原则。 同时，他们学会了通过制定一种互相担保从而互相监督 的“法家”体系来控制居民。 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 早地繁荣昌盛。农业官僚社会从全国人才库中选拔出一 群士大夫，他们成为史家、艺术家、鉴定家、哲学家和 幕僚官佐。从7世纪到2世纪，唐宋两朝蓬勃而起的
10 伟大的中国革命 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证据不仅是宋 代的山水画及朱熹等人的理学，还有那一长系列的“中 国第一”的科技发明。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很早就提出 的，塑造欧洲近代史的三大技术业绩是印刷术、航海的 指南针和火药。这三件东西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的。当 代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12卷《中国科技史》中详细论 述了中国在科技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结果是中国在文 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 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 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 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 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 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 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 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 性。如果现代化事业能从当代经验中—臂如在美 国一实行起来，人们就不儒要那么费劲，用不着废弃 圣母玛丽亚和基督教圣父，用不着否定自己祖先的价值 和接受外国模式。 当然，“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如果说现 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 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 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 样的刺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 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 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 对待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革命已经在一种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