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当代亚太 于以往。国际关系史上，政治实体间激烈的军事竞争跌宕起伏、异常残酷。 在很长一段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生存与毁灭的竞争。公元990年，欧 洲存在数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而到了公元1550年，只剩下了500余 个；到1780年则仅剩100个左右。①因此，为了确保生存，国家在实施对外 经济战略时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国际关系的现 实不像一个人处于自然状态时那样污秽、野蛮和短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 家不像自然状态的人那样脆弱”。②在自然状态下，人很容易被他人伤害或者 杀害，而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国家却并非如此脆弱，对当代的大国而言尤其 如此。连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也坦言：“在国际政治中，国家 的消亡率非常低。在19世纪下半期，仅有四个国家灭亡了，它们是爱沙尼 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帝汶。在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企业倒闭破产， 而在国际体系中，却罕见国家灭亡。”③因此，世界政治的变化促使我们要重 新思考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生存的途径和实现国家利益手段的观点。 其次，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自助(self help)的性质，而在当代世界，进 入与退出大国队伍的门槛越来越高，致使大国之间需要长期共存和协调。沃 尔兹在论及大国进入门槛高昂时指出：“大国的强大不仅仅因为它们拥有核 武器，而且还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资源，这些资源让大国能获得并维持各种 权力。因此，超级大国的进入门槛变得非常高昂，超级大国俱乐部将长期是 世界上最具排斥性的俱乐部。”④该俱乐部不仅进入门槛高，退出门槛也变得 比以往高。尤其是权力、制度和理念等因素，都使大国的退出门槛高昂。 1945年以后，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战略防御开始占主导地位。 这样一来，大国的权力资源相对变得不可累积(noncumulative),因而二战 后大国间政治相对稳定。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各大国 Michael Man,States.War and Capitalism: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Oxford and Cambridge:Blackwell,1988,p 153. 2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 30.Na 2. 1978,n172.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 pp137-138. ④Ibid,p183. Ted Hopf."Polarity,the Offense Defense Balance,and War",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85.Na 2.1991.p.490. —40—
□ 当代亚太 于以往。国际关系史上，政治实体间激烈的军事竞争跌宕起伏、异 常 残 酷。 在很长一段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生存与毁灭的竞争。公元９９０年，欧 洲存在数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而到了公元１５５０年，只剩下了５００余 个；到１７８０年则仅剩１００个左右。① 因此，为了确保生存，国家在实施对外 经济战略时往往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为什么国际关系的现 实不像一个人处于自然状态时那样污秽、野蛮和短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 家不像自然状态的人那样脆弱”。② 在自然状态下，人很容易被他人伤害或者 杀害，而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国家却并非如此脆弱，对当代的大国而言尤其 如此。连肯尼思·沃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也坦言：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 的消亡率非常低。在１９世纪下 半 期，仅有四个国家灭亡了，它 们 是 爱 沙 尼 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帝汶。在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企业倒闭 破 产， 而在国际体系中，却罕见国家灭亡。”③ 因此，世界政治的变化促使我们要重 新思考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生存的途径和实现国家利益手段的观点。 其次，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自助 （ｓｅｌｆｈｅｌｐ）的性质，而在当代世界，进 入与退出大国队伍的门槛越来越高，致使大国之间需要长期共存和协调。沃 尔兹在论及大国进入门槛高昂时指出： “大国的强大不仅仅因为它们拥有核 武器，而且还因为它们拥有巨大的资源，这些资源让大国能获得并维持各种 权力。因此，超级大国的进入门槛变得非常高昂，超级大国俱乐部将长期是 世界上最具排斥性的俱乐部。”④ 该俱乐部不仅进入门槛高，退出门槛也变得 比以往 高。尤 其 是 权 力、制度和理念等因素，都使大国的退出门槛高昂。 １９４５年以后，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在世界政治中战略防御开始占主导地位。 这样一来，大国的权力资源相对变得不可累积 （ｎｏｎ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因而二战 后大国间政治相对稳定。⑤ 同时，联合国安理会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为各大国 — ０４ —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Ｓｔａｔｅｓ，Ｗａｒ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８，ｐ．１５３． 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０，Ｎｏ．２， １９７８，ｐ．１７２． 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Ａ：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７９， ｐｐ．１３７－１３８． Ｉｂｉｄ．，ｐ．１８３． Ｔｅｄ Ｈｏｐｆ，“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ｔｈｅ Ｏｆｆｅｎｓ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 Ｗａｒ”，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５，Ｎｏ．２，１９９１，ｐ．４９０．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 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的沟通提供了制度化平台。尽管战后经济增长乏力， 英国等国家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占据一席之地。国际制度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制度的惯性在维系着大国的地位。此外，大国规范也在 变迁。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主权观念在世界范围的普及，美国、英国 和法国等这些主权思想的接受者和支持者，认为剥夺战败国德国的主权和生 存权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随着大国的进入与退出门槛日益高昂，各大国都 必须做好与竞争对手长期打交道的打算。只要竞争对手没有“从肉体上被消 灭”，与竞争对手的博弈就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多轮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注 重长期收益并选择与对方合作对自己更有利。理性的大国在与对手的长期互动 中，不仅需要有能力报复对手的背叛行为，同时还要持有良善、宽容的策略。① 最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需要最大化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当代世界大国 的利益半径在扩大，这使得大国利益与竞争对手乃至边远小国的利益开始关 联。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国影响世界政治的手段更加便捷，大国的权力投射 (power projection)在空间上得到极大的扩展。沃尔兹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完 全竞争来比附国际体系。按沃尔兹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正如完全竞争条件下 众多企业作为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 一样，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一个超出自身控制的国际结构的影响。但是， 现代国际结构并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结构，而是类似于寡头竞争 结构，各个寡头都可以是价格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②连沃尔兹 也坦言，“国家，尤其是大国，就像大公司一样，它们既受到环境的限制， 又能够通过行动来影响环境。大国不得不对其他行为体的行动做出反应，而 后者的行动也会因为前者的反应而随之改变。因此，这就像个寡头市场”。③ 换句话说，大国能成为国际结构的改写者，它们的选择可以重塑世界政治； 反过来，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也会受到自身行为的影响。由于大国的权力投射 更广，以往和自身国家利益无关的安排，包括竞争对手的利益甚至地缘上相 距遥远的国家的利益，现在都可能影响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 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pp 169- 190.相关研究亦可参见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合作者》，龙志勇等译，浙江人民出 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2 Jonathan Kirshner.Appeasing Bankers:Financial Caution on the Road to Wa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B.19. G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34. -41-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 □ 在重大国际事务问题上的沟通提供了制度化平台。尽管战后经济增长乏力， 英国等国家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占据一席之地。国际制度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制度的惯性在维系着大国的地位。此外，大国规范也在 变迁。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初，随着主权观念在世界范围的普及，美国、英国 和法国等这些主权思想的接受者和支持者，认为剥夺战败国德国的主权和生 存权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随着大国的进入与退出门槛日益高昂，各大国都 必须做好与竞争对手长期打交道的打算。只要竞争对手没有 “从肉体上被消 灭”，与竞争对手的博弈就是一个看不见尽头的多轮博弈。在这种情况下，注 重长期收益并选择与对方合作对自己更有利。理性的大国在与对手的长期互动 中，不仅需要有能力报复对手的背叛行为，同时还要持有良善、宽容的策略。① 最后，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需要最大化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当代世界大国 的利益半径在扩大，这使得大国利益与竞争对手乃至边远小国的利益开始关 联。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国影响世界政治的手段更加便捷，大国的权力投射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在空间上得到极大的扩展。沃尔兹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完 全竞争来比附国际体系。按沃尔兹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正如完全竞争条件下 众多企业作为价格的接受者 （ｐｒｉｃｅｔａｋｅｒ）而非价格的制定者 （ｐｒｉｃｅｍａｋｅｒ） 一样，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一个超出自身控制的国际结构的影响。但是， 现代国际结构并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结构，而是类似于寡头竞争 结构，各个寡头都可以是价格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② 连沃尔兹 也坦言， “国家，尤其是大国，就像大公司一样，它们既受到环境的 限 制， 又能够通过行动来影响环境。大国不得不对其他行为体的行动做出反应，而 后者的行动也会因为前者的反应而随之改变。因此，这就像个寡头市场”。③ 换句话说，大国能成为国际结构的改写者，它们的选择可以重塑世界政治； 反过来，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也会受到自身行为的影响。由于大国的权力投射 更广，以往和自身国家利益无关的安排，包括竞争对手的利益甚至地缘上相 距遥远的国家的利益，现在都可能影响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 — １４ — 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Ａｘｅｌｒｏ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６９－ １９０．相关研究亦可参见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 《超级合作者》，龙 志 勇 等 译，浙 江 人 民 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２３页。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Ｋｉｒｓｈｎｅｒ，ＡｐｐｅａｓｉｎｇＢａｎｋｅｒ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ｕ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Ｗａ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９． ＫｅｎｎｅｔｈＷａｌｔ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１３４．
口当代亚太 而影响到自身的安全。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实施了 消极的对外经济战略，既没有减免俄罗斯的债务，也未及时提供有效援助。 而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西 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①米尔斯海默 曾指出，美国自身要对乌克兰危机负责，美国和欧洲推动北约东扩，支持颜 色革命，试图把乌克兰从俄罗斯防卫圈中解脱出来，融入西方怀抱。而俄罗 斯则不会坐视重要邻国成为西方堡垒，从而诱发了此次危机。②再如，冷战 结束后，美国长期没有兑现对外援助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Q7%的承诺，导 致自身也受到了牵连。萨克斯(Jeffery Sachs)曾指出，无论恐怖主义者是 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成长的社会被贫穷、失业、快速的人口 增长、饥饿以及缺乏希望所包围，恐怖主义就有滋生的温床。不解决这些不 稳定的根源，就不能消除恐怖主义。③富裕国家的民众会因全球最底层的十 亿人身处混乱而丧命。①因此，对大国而言，其利益半径的扩大使得其关联 利益变得更为广泛。 基于当代世界政治的上述三个新特点，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探讨国 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时就需要关注竞争者的生存与基本利益，考虑国际社会的 共生性。⑤在现实主义看来，考虑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即国家要实现国家利 益，就需要考虑“关联利益”(complementary interests)。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 所强调的“绝对收益”，也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相对收益”。由于大 国高度卷入世界政治，被其压垮的国家的利益也很可能就是它自己的利益。 本文试图指出，正是由于美国在一战结束后，在处理德国赔款问题上， 罔顾大国之间利益的关联性，把自身的国家利益与获得战争债务绑定在一 起，才造成了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格外混乱，使得德国极端政治势力有了发展 ①黄琪轩：《从大国间关联利益看国家安全一美国对俄德的经济战略及其后果》，载《东北 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3~115页。 2 John Mearsheimer."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Foreign Affairs. Vol93,Na5,2014,pp77-89. 3Jeffery Sachs.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 Possibility of Our Times,pp 210-225. Paul Collier,The Bottom Billion: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 126. ⑤关于国际社会共生性的讨论，参见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 第35一42页：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和平发展》，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3一 49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一22页， —42—
□ 当代亚太 而影响到自身的安全。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实施了 消极的对外经济战略，既没有减免俄罗斯的债务，也未及时提供有效援助。 而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西 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① 米尔斯海默 曾指出，美国自身要对乌克兰危机负责，美国和欧洲推动北约东扩，支持颜 色革命，试图把乌克兰从俄罗斯防卫圈中解脱出来，融入西方怀抱。而俄罗 斯则不会坐视重要邻国成为西方堡垒，从而诱发了此次危机。② 再如，冷战 结束后，美国长期没有兑现对外援助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０．７％的承诺，导 致自身也受到了牵连。萨克斯 （ＪｅｆｆｅｒｙＳａｃｈｓ）曾指出，无论恐怖主义者是 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成长的社会被贫穷、失业、快速的人口 增长、饥饿以及缺乏希望所包围，恐怖主义就有滋生的温床。不解决这些不 稳定的根源，就不能消除恐怖主义。③ 富裕国家的民众会因全球最底层的十 亿人身处混乱而丧命。④ 因此，对大国而言，其利益半径的扩大使得其关联 利益变得更为广泛。 基于当代世界政治的上述三个新特点，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探讨国 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时就需要关注竞争者的生存与基本利益，考虑国际社会的 共生性。⑤ 在现实主义看来，考虑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即国家要实现国家利 益，就需要考虑 “关联利益”（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它既不同于自由主义 所强调的 “绝对收益”，也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 “相对收益”。由于大 国高度卷入世界政治，被其压垮的国家的利益也很可能就是它自己的利益。 本文试图指出，正是由于美国在一战结束后，在处理德国赔款问 题 上， 罔顾大国之间利 益 的 关 联 性，把自身的国家利益与获得战争债务绑定在一 起，才造成了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格外混乱，使得德国极端政治势力有了发展 — ２４ — ① ② ③ ④ ⑤ 黄琪轩：《从大国间关联利益看国家安全———美国对俄德的经济战略 及 其 后 果》，载 《东 北 亚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３～１１５页。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Ｗｈｙｔｈｅ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ｉｓ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Ｆａｕｌ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３，Ｎｏ．５，２０１４，ｐｐ．７７－８９． ＪｅｆｆｅｒｙＳａｃｈｓ，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ＯｕｒＴｉｍｅｓ，ｐｐ．２１０－２２５． ＰａｕｌＣｏｌｌｉｅｒ，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Ｂｉｌｌｉｏｎ：ＷｈｙｔｈｅＰｏｏｒｅｓｔ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Ｆａｉｌｉｎｇａｎｄ ＷｈａｔＣａｎＢｅ ＤｏｎｅＡｂｏｕｔＩ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２６． 关于国际社会共生性的讨论，参见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 《国际观察》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第３５～４２页；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和平发展》，载 《国际观察》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４３～ ４９页；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９期，第４～２２页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 壮大的空间，美国反过来也深受其害：而二战结束后，美国转变其对外经济 战略，关照大国间关联利益，将惩罚德国的措施转变为重建德国，并通过马 歇尔计划等提供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战后的欧洲才得以拥有和平发展的国际 环境，这样的安排最终也惠及了美国。可见，即使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的国 家利益也存在关联性。因此，讨论国家利益时要超越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这 种传统思维的限制，大国的对外经济战略需要关注与其他大国，包括竞争对 手的关联利益。 本文重点关注一战结束后的战后安排，对其进行详尽的过程追踪，并将 二战结束后的战后安排作为辅助案例。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战 后秩序的争论，同时指出世界政治的变迁迫使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关 注大国的关联利益：第二至第四部分是对一战结束后的战后安排及其国际政 治后果的过程追踪，这三部分将展示一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在几个关键时期面 临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原因。第五部分分析二 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如何促进了欧洲的繁荣、 实现了美国的利益。最后是总结。 二、一战后的欧洲经济困局与战争债务问题 一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跌宕起伏，而德国问题则是影响战后国际秩序的 关键。这一时期德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18~1923年的动荡时期，德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经济动荡；第 二个阶段是19241929年，德国处于一个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第三个阶 段是从1929年后期到1933年，这一时期德国又经历了经济衰退、大规模失 业和政治动荡，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抓住机会逐步获得政权。 而在这几个阶段，德国局势的变迁都离不开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变换。 事实上，美国有多次机会扭转一战后德国和欧洲的困局。 在美国卷入一战之前，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提出了结束战争的方案。1917年1月，威尔逊就曾声明反对完全 胜利，他说，“强加给失败者的胜利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以一个不可 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被接受。它将留下苦难、愤怒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和平的 -43—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 □ 壮大的空间，美国反过来也深受其害；而二战结束后，美国转变其对外经济 战略，关照大国间关联利益，将惩罚德国的措施转变为重建德国，并通过马 歇尔计划等提供大规模的国际援助，战后的欧洲才得以拥有和平发展的国际 环境，这样的安排最终也惠及了美国。可见，即使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的国 家利益也存在关联性。因此，讨论国家利益时要超越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这 种传统思维的限制，大国的对外经济战略需要关注与其他大国，包括竞争对 手的关联利益。 本文重点关注一战结束后的战后安排，对其进行详尽的过程追踪，并将 二战结束后的战后安排作为辅助案例。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战 后秩序的争论，同时指出世界政治的变迁迫使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关 注大国的关联利益；第二至第四部分是对一战结束后的战后安排及其国际政 治后果的过程追踪，这三部分将展示一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在几个关键时期面 临的多种可能性，以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构性原因。第五部分分析二 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如何促进了欧洲的繁荣、 实现了美国的利益。最后是总结。 二、一战后的欧洲经济困局与战争债务问题 一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跌宕起伏，而德国问题则是影响战后国际秩序的 关键。这一时期德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 个 阶 段 是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的动荡时期，德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经济动荡；第 二个阶段是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德国处于一个相对繁荣稳定的时期；第三 个 阶 段是从１９２９年后期到１９３３年，这一时期德国又经历了经济衰退、大规模失 业和政治动 荡，阿 道 夫 · 希 特 勒 （ＡｄｏｌｆＨｉｔｌｅｒ）抓 住 机 会 逐 步 获 得 政 权。 而在这几个阶段，德国局势的变迁都离不开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调整变换。 事实上，美国有多次机会扭转一战后德国和欧洲的困局。 在美国 卷 入 一 战 之 前， 时 任 美 国 总 统 伍 德 罗 · 威 尔 逊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就提出了结束战争的方案。１９１７年１月，威尔逊就曾声明反对完全 胜利，他说，“强加给失败者的胜利话语，将在耻辱中被迫地，以一个不可 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被接受。它将留下苦难、愤怒和一个痛苦的回忆。和平的 — ３４ —
口当代亚太 话语建立在此基础上，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①在1918年1月的国会演 讲中，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并许诺要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威尔 逊看来，要实现持久的和平，就需要公正、宽厚地对待战败国。战争结束 后，战胜国不向战败国索要赔款。②威尔逊的讲话给了德国人希望，他们寄 希望于美国能努力促成这样的和平。③但是，当结束一战的巴黎和会召开时， 事情的发展却不遂威尔逊所愿。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召开。协约国曾一再宣称，它们不想摧毁德国， 而只是要向德国人证明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会得逞的。协约国曾向世界宣告： 它们是同德国皇帝及其军事顾问作战，而不是同德国人民打仗。④不过，在 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并未兑现其许诺，对德国的和平条约非常严苛，因而被 认为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和经济失败的关键因素。⑤ 德国人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是一个“强制的和平”，它是由胜利者 强加给被征服者的。尽管“几乎每一个结束战争的条约都是强制的和平，因 为战败国很难接受其战败的结果。但是《凡尔赛和约》中的强制成分，比任 何近代以来和平条约中的强制成分都更为明显”。⑥结束一战的巴黎和会更多 聚焦于惩罚而不是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巴黎和会就是通往二战的起点。⑦ 使《凡尔赛和约》发挥持续恶劣影响的是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问 题强化了和约的强制成分。后来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Jon Dulles)在巴黎和会时曾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写道：赔款问题是 和会上唯一的，也是最惹麻烦的问题。③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恶化了这 一问题，这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把追讨欧洲国家所欠的战争债务和美国的 ①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第95页， 2 Alan Dobson.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f Friendship, 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p.37. Eric Weitz.Weimar Germany:Promise and Tragedy,Prince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15. ④AI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5 Peter Temin and Gianni Toniolo.The World Economy Between the World War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 37. @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徐蓝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页， 1Jay Winter and Blaine Baggett,1914-1918:The Great Wa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BBC Books,1996,p 338. Ronald Pruessen.John Foster Dulles,London and New York:Collier Macmillan.1982. B32. -44
□ 当代亚太 话语建立在此基础上，就如同建立在流沙之上”。① 在１９１８年１月的国会演 讲中，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并许诺要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威尔 逊看来，要实 现 持 久 的 和 平，就 需 要 公 正、宽 厚 地 对 待 战 败 国。战 争 结 束 后，战胜国不向战败国索要赔款。② 威尔逊的讲话给了德国人希望，他们寄 希望于美国能努力促成这样的和平。③ 但是，当结束一战的巴黎和会召开时， 事情的发展却不遂威尔逊所愿。 巴黎和会于１９１９年１月召开。协约国曾一再宣称，它们不想摧毁德国， 而只是要向德国人证明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会得逞的。协约国曾向世界宣告： 它们是同德国皇帝及其军事顾问作战，而不是同德国人民打仗。④ 不过，在 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并未兑现其许诺，对德国的和平条约非常严苛，因而被 认为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和经济失败的关键因素。⑤ 德国人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是一个 “强制的和平”，它是由胜利者 强加给被征服者的。尽管 “几乎每一个结束战争的条约都是强制的和平，因 为战败国很难接受其战败的结果。但是 《凡尔赛和约》中的强制成分，比任 何近代以来和平条约中的强制成分都更为明显”。⑥ 结束一战的巴黎和会更多 聚焦于惩罚而不是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巴黎和会就是通往二战的起点。⑦ 使 《凡尔赛和约》发挥持续恶劣影响的是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问 题强化了和约的 强 制 成 分。后 来 曾 担 任 美 国 国 务 卿 的 约 翰 ·杜 勒 斯 （Ｊｏｈｎ Ｄｕｌｌｅｓ）在巴黎和会时曾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写道：赔款问题是 和会上唯一的，也是最惹麻烦的问题。⑧ 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恶化了这 一问题，这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把追讨欧洲国家所欠的战争债务和美国的 — ４４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第９５页。 Ａｌａｎ Ｄｏｂｓｏｎ，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ｐ．３７． Ｅｒｉｃ Ｗｅｉｔｚ，Ｗｅｉｍａ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ｒｏｍｉｓｅａｎｄ Ｔｒａｇｅｄ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５． Ａ．Ｊ．Ｐ．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８页。 ＰｅｔｅｒＴｅｍｉｎａｎｄＧｉａｎｎｉＴｏｎｉｏｌｏ，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３７． Ｅ．Ｈ．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徐蓝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２页。 Ｊａｙ Ｗｉｎｔｅｒａｎｄ Ｂｌａｉｎｅ Ｂａｇｇｅｔｔ，１９１４－１９１８：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ＢＢ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６，ｐ．３３８． ＲｏｎａｌｄＰｒｕｅｓｓｅｎ，ＪｏｈｎＦｏｓｔｅｒ Ｄｕｌ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ｌｉｅｒ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２， ｐ．３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