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隋苧慈209年第2期」 同的数据库研究了CEO的参军背景对金融不当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曾在美国军队服役的CEO 不太可能参与虚假财务报告,也不太可能回溯股票期权。(2)违法犯罪经历。 Davidson et al(2015) 研究了1980-2004年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会计和审计执行发布(AAER)数据库中3148 家公司的高管(CEO、CFO)先前违法经历和缺乏自控现象,包括工作场所之外是否酒驾、吸毒、家庭 施暴、扰乱治安、违反交通规则等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有违法经历的公司高管更 容易从事财务欺诈活动。这些高管如果有个人挥霍无度的奢侈消费习惯,未来发生欺诈的概率更 高。 Biggerstaff et al(2015)通过对1996-2009年间美国涉及股票期权回溯的公司的261位CEO的 实证研究发现,如果公司从外部聘用的CEO在以前任职公司中曾经有从非法期权回溯中获益的经 历,那么这家公司更有可能从事其他类型的欺诈活动,包括通过粉饰业绩、夸大企业收益进行财务 欺诈 三、公司欺诈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公司欺诈活动的实施和发生还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经过梳理,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 结构、公司内部政策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等 (一)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欺诈 1.董事会特征与公司欺诈。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与公司治理水平密不可分。董 事会特征是指能够代表董事会特点的象征和标志,主要包括董事的背景(如董事会的构成、董事年 龄、专业构成、学历情况等),董事的独立性(如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比例、独立董事人数 等),董事会规模以及领导权结构问题等。 (1)董事会内部构成。Fama8. Jensen(1983)研究指出,外部董事是监督公司经理人行为的有效 机制,他们更不容易与公司管理层发生共谋行为。 Klein(2002)发现当外部股东在审计委员会中任 职时,欺诈的概率显著降低。 Agrawal8. Chadha(2005)通过研究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背景与欺诈的 关系发现,如果董事会中存在拥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或审计委员会成员,则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 较低。 (2)董事会成员内部权力关系。 Hwang&.Kim(2009以1996-2005年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 的100强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审计委员会的监管疏漏与公司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 社会关系。结果表明,当公司CEO和审计委员会成员存在明显的社会关系时,这些非正式联系在审 计委员会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关系容易引起公司为完成盈余目标而取消盈余分配的行为 从而达到增加公司应计利润的目的。 Khanna et al(2015)借助美国1996-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通过CEO任命决策形成的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将提高公司欺诈发生的可能性。作者 认为,借助人际关系形成的公司高层减少了欺诈发生的预期成本,公司高层倾向于隐瞒甚至与CEO 共同实施欺诈 (3)董事会成员外部社会网络关系。 Bizjak et al(2009)就员工股票期权回溯在多个行业大公司 之间蔓延和扩散的现象,研究了董事会成员外部社会网络关系(连锁董事)在这一有争议做法中的作 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董事会成员与之前进行过股票期权回溯的公司存在社会关系时, 该公司效仿执行股票期权回溯的可能性将提高,这说明存在连锁董事社会关系的公司之间可能会存 在一些不当行为的互相模仿和传染扩散。 Chidambaran et a(2010)将CEO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关系,主要指 双方曾经是同事或者因业务往来而建立的关系;另一种是非专业关系,比如双方是同一家俱乐部的 会员、共同信托的持有人、校友或相同NGO组织的成员等。他们以2000—2006年间美国560家涉 嫌欺诈的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形式的内部网络对公司欺诈行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CEO 与董事会成员的非专业关系提高了公司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专业关系反而降低了公司发生欺诈事 件的概率。其原因可能是,欺诈的实施者认为专业关系更易被监管者怀疑,欺诈行为更容易被暴露
2019年第2期 同的数据库研究了 CEO 的参军背景对金融不当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曾在美国军队服役的 CEO 不太可能参与虚假财务报告,也不太可能回溯股票期权。(2)违法犯罪经历。Davidsonetal(2015) 研究了1980—2004年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会计和审计执行发布(AAER)数据库中3148 家公司的高管(CEO、CFO)先前违法经历和缺乏自控现象,包括工作场所之外是否酒驾、吸毒、家庭 施暴、扰乱治安、违反交通规则等对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有违法经历的公司高管更 容易从事财务欺诈活动。这些高管如果有个人挥霍无度的奢侈消费习惯,未来发生欺诈的概率更 高。Biggerstaffetal(2015)通过对1996—2009年间美国涉及股票期权回溯的公司的261位CEO 的 实证研究发现,如果公司从外部聘用的 CEO 在以前任职公司中曾经有从非法期权回溯中获益的经 历,那么这家公司更有可能从事其他类型的欺诈活动,包括通过粉饰业绩、夸大企业收益进行财务 欺诈。 三、公司欺诈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公司欺诈活动的实施和发生还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经过梳理,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 结构、公司内部政策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等。 (一)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欺诈 1. 董事会特征与公司欺诈。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与公司治理水平密不可分。董 事会特征是指能够代表董事会特点的象征和标志,主要包括董事的背景(如董事会的构成、董事年 龄、专业构成、学历情况等),董事的独立性(如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比例、独立董事人数 等),董事会规模以及领导权结构问题等。 (1)董事会内部构成。Fama&Jensen(1983)研究指出,外部董事是监督公司经理人行为的有效 机制,他们更不容易与公司管理层发生共谋行为。Klein(2002)发现当外部股东在审计委员会中任 职时,欺诈的概率显著降低。Agrawal& Chadha(2005)通过研究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背景与欺诈的 关系发现,如果董事会中存在拥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或审计委员会成员,则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 较低。 (2)董事会成员内部权力关系。Hwang& Kim(2009)以1996—2005年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 的100强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审计委员会的监管疏漏与公司 CEO 和审计委员会成员之间是否存在 社会关系。结果表明,当公司 CEO 和审计委员会成员存在明显的社会关系时,这些非正式联系在审 计委员会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关系容易引起公司为完成盈余目标而取消盈余分配的行为, 从而达到增加公司应计利润的目的。Khannaetal(2015)借助美国1996—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发现,通过 CEO 任命决策形成的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将提高公司欺诈发生的可能性。作者 认为,借助人际关系形成的公司高层减少了欺诈发生的预期成本,公司高层倾向于隐瞒甚至与 CEO 共同实施欺诈。 (3)董事会成员外部社会网络关系。Bizjaketal(2009)就员工股票期权回溯在多个行业大公司 之间蔓延和扩散的现象,研究了董事会成员外部社会网络关系(连锁董事)在这一有争议做法中的作 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董事会成员与之前进行过股票期权回溯的公司存在社会关系时, 该公司效仿执行股票期权回溯的可能性将提高,这说明存在连锁董事社会关系的公司之间可能会存 在一些不当行为的互相模仿和传染扩散。 Chidambaranetal(2010)将 CEO 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关系,主要指 双方曾经是同事或者因业务往来而建立的关系;另一种是非专业关系,比如双方是同一家俱乐部的 会员、共同信托的持有人、校友或相同 NGO 组织的成员等。他们以2000—2006年间美国560家涉 嫌欺诈的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不同形式的内部网络对公司欺诈行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CEO 与董事会成员的非专业关系提高了公司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专业关系反而降低了公司发生欺诈事 件的概率。其原因可能是,欺诈的实施者认为专业关系更易被监管者怀疑,欺诈行为更容易被暴露, — 120 —
王爱萍等:公司欺诈问题研究进展 因而不易实施欺诈活动 Khanna et al(2015)研究发现,对于公司的非CEO经理人以及董事,如果至少有一位的任职时 间在现任CEO的任期内,即当现任CEO和其他经理人及董事存在当期雇佣关系时,公司实施欺诈 的概率更高。如果将经理人与董事分开考虑,经理人与CEO的当期雇佣关系的影响系数更大,这表 明欺诈实施的核心是信息的沟通。因为经理人对于公司的日常运作比董事更加熟悉,欺诈活动对经 理人行动配合的依赖性更强 2.股权结构与公司欺诈。通常来讲,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欺诈活动的发生有直接影响。例如 Alexander8. Cohen(1999)发现,当管理者持有大量股份时,公司实施违规欺诈的可能性较低。Cor nett et al(2008)发现外部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代表减少了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 然而, Denis et al(2006)得出了相反结论,通过对美国1993—2002年间涉及证券欺诈辩解的358家 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辩解的可能性与公司高管股票期权、公司股价的敏感度正相 关。而且,当公司中存在机构投资者和控股大股东时,上述正相关的强度会增加,表明上述两者有可能 加剧公司高管采取违规欺诈行为的激励。 Anderson et al(2015)认为在由创始人家族成员控制的公司 中,财务欺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选择1978—2013年间的1166起联邦执法行动作为样本研究发 现,超过70%的由美国联邦执法行动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司,都是因为创始人公司的财务造假引起的。 Agrawal&. Chadha(2005)也研究发现,CEO属于创始家族的公司更有可能参与欺诈活动。 (二)公司内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方面,研究者们发现公司的并购战略、融资政策及分红政策等公司的经营政策影响公司的欺 诈活动;另一方面,研究者从公司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公司欺诈。 1.公司政策与公司欺诈关系。(1)并购政策。 Erickson et al(2011)发现欺诈的公司比不欺诈的 公司更倾向进行并购活动,并且更多地收购国外企业、子公司及不同行业的公司。由于担心并购失 败,欺诈公司更倾向于签订并购终止费用合同,并且更加迅速地完成并购交易。同样是欺诈的公司, 在欺诈事件暴露后,实施并购的公司股价的反应更慢。他们认为,欺诈的公司会将兼并收购当作 种掩饰欺诈的策略。(2)股利分配政策。 Judson8. Hanlon(2013)发现公司的分红政策与欺诈之间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分红政策的公司欺诈的概率更低,实施欺诈的公司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金流, 其分红比例比其他公司平均低17%。此外该研究发现当公司在实施欺诈后,往往会改变分红政策, 降低分红比例。(3)融资政策。 Kumar8. Langberg(2009)的模型发现,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公司更 易发生欺诈活动。在完全资本市场和理性预期假设下,资本成本较低的公司为了吸引投资更易实施 欺诈活动,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低回报的欺诈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的状况,而高回报未实施欺诈的公司 投资不足。公司内部人对外部人信息欺诈的结果是投资资源的扭曲 2.公司文化与公司欺诈关系。 Murphy et a(2009)指出在强调利己主义和公司利益至上的公 司氛围中,犯罪者甚至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进行了欺诈。雇员被期望做任何有利于增加公司利益的 事,他们学习各种有利于公司利益的政策和程序,只因为扩大了公司的利益而受到嘉奖,却不计其他 的后果,最终导致了欺诈的发生。Lu(2016)首次采用流行病学方法(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运 用美国企业内部关键人物(高管和董事)的文化背景信息,构建公司腐败文化测度指数,然后利用美 国1988—2006年间 Compustat数据库的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高度腐败文 化的公司更有可能从事盈氽管理、会计欺诈、期权回溯和机会主义内幕交易等不当行为。公司腐败 文化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7%。 Bereskin et al(2014)研究发 现,企业道德文化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来反映。他以公司近期是否参与过慈善活动作为衡量公司 文化的指标,发现过去五年曾经参与慈善活动的公司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更低。而这类公司一旦发 生欺诈事件,CEO被解聘的条件概率更高 (三)公司外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除了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外,公司所处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公司欺诈的实施
因而不易实施欺诈活动。 Khannaetal(2015)研究发现,对于公司的非 CEO 经理人以及董事,如果至少有一位的任职时 间在现任 CEO 的任期内,即当现任 CEO 和其他经理人及董事存在当期雇佣关系时,公司实施欺诈 的概率更高。如果将经理人与董事分开考虑,经理人与 CEO 的当期雇佣关系的影响系数更大,这表 明欺诈实施的核心是信息的沟通。因为经理人对于公司的日常运作比董事更加熟悉,欺诈活动对经 理人行动配合的依赖性更强。 2. 股权结构与公司欺诈。通常来讲,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欺诈活动的发生有直接影响。例如, Alexander& Cohen(1999)发现,当管理者持有大量股份时,公司实施违规欺诈的可能性较低。Cornettetal(2008)发现外部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代表减少了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 然而,Denisetal(2006)得出了相反结论,通过对美国1993—2002年间涉及证券欺诈辩解的358家 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辩解的可能性与公司高管股票期权、公司股价的敏感度正相 关。而且,当公司中存在机构投资者和控股大股东时,上述正相关的强度会增加,表明上述两者有可能 加剧公司高管采取违规欺诈行为的激励。Andersonetal(2015)认为在由创始人家族成员控制的公司 中,财务欺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选择1978—2013年间的1166起联邦执法行动作为样本研究发 现,超过70%的由美国联邦执法行动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司,都是因为创始人公司的财务造假引起的。 Agrawal& Chadha(2005)也研究发现,CEO属于创始家族的公司更有可能参与欺诈活动。 (二)公司内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一方面,研究者们发现公司的并购战略、融资政策及分红政策等公司的经营政策影响公司的欺 诈活动;另一方面,研究者从公司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公司欺诈。 1. 公司政策与公司欺诈关系。(1)并购政策。Ericksonetal(2011)发现欺诈的公司比不欺诈的 公司更倾向进行并购活动,并且更多地收购国外企业、子公司及不同行业的公司。由于担心并购失 败,欺诈公司更倾向于签订并购终止费用合同,并且更加迅速地完成并购交易。同样是欺诈的公司, 在欺诈事件暴露后,实施并购的公司股价的反应更慢。他们认为,欺诈的公司会将兼并收购当作一 种掩饰欺诈的策略。(2)股利分配政策。Judson & Hanlon(2013)发现公司的分红政策与欺诈之间 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分红政策的公司欺诈的概率更低,实施欺诈的公司由于没有足够的现金流, 其分红比例比其他公司平均低17%。此外该研究发现当公司在实施欺诈后,往往会改变分红政策, 降低分红比例。(3)融资政策。Kumar& Langberg(2009)的模型发现,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公司更 易发生欺诈活动。在完全资本市场和理性预期假设下,资本成本较低的公司为了吸引投资更易实施 欺诈活动,最终的均衡结果是,低回报的欺诈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的状况,而高回报未实施欺诈的公司 投资不足。公司内部人对外部人信息欺诈的结果是投资资源的扭曲。 2. 公司文化与公司欺诈关系。Murphyetal(2009)指出在强调利己主义和公司利益至上的公 司氛围中,犯罪者甚至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进行了欺诈。雇员被期望做任何有利于增加公司利益的 事,他们学习各种有利于公司利益的政策和程序,只因为扩大了公司的利益而受到嘉奖,却不计其他 的后果,最终导致了欺诈的发生。Liu(2016)首次采用流行病学方法(epidemiologicalapproach),运 用美国企业内部关键人物(高管和董事)的文化背景信息,构建公司腐败文化测度指数,然后利用美 国1988—2006年间 Compustat数据库的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具有高度腐败文 化的公司更有可能从事盈余管理、会计欺诈、期权回溯和机会主义内幕交易等不当行为。公司腐败 文化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欺诈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7%。Bereskinetal(2014)研究发 现,企业道德文化可以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来反映。他以公司近期是否参与过慈善活动作为衡量公司 文化的指标,发现过去五年曾经参与慈善活动的公司发生欺诈事件的概率更低。而这类公司一旦发 生欺诈事件,CEO 被解聘的条件概率更高。 (三)公司外部环境因素与公司欺诈 除了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外,公司所处外部环境同样影响公司欺诈的实施。 — 121 — 王爱萍 等:公司欺诈问题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