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万匹。夏州亦有群牧使，永隆中“牧马死者十八万四千九百 九十”，总数当不止此。又盐州设有八监，岚州设有三监。① 收监、收坊以外，据<新唐书·兵志》说：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 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收布诸道，百倍于县官。”这几句话 说得当然有些夸大，但当时军队和贵族都畜养着相当数量的牛驼 羊马应该是事实。这些牧场虽然遍布于诸道，本区由于自然条件 适宜于畜牧，地理位置外接边防军驻地，内近王侯将相外戚瘸集地 的京畿，所占比例也应该比之于其他地区为特多。 3.人民的耕地初期远比隋代少，极盛时也不比隋代多。 唐初承隋末农民大起义与割据战争之后，户口锐减，贞观初全 国户不满三百万②，不及隋大业时的三分之一。本区一方面在梁 师都、刘武周、郭子和、薛举割据之下，统一最晚，一方面又遭受了 突厥的侵扰，当然不会比其他地区情况好，只会减少得更多。经百 余年到了天宝极盛之世，本区二十六郡在天宝元年的总户数仍不 过三十三万③。安史乱起前夕天宝十三四年全国总户数比天宝元 年约增百分之六七④，则本区约有户三十五万左右，较之隋大业有 户五十五万，相差很远。其时人民为逃避赋役而隐匿户口的很多， 据杜佑估计，实际数字要比入籍数字多二分之一强⑤，依此推算， 仍不过略与大亚户数相当。郡县编户基本上就是农业人口，所以 贞观天宝间本区的编户始终不比隋代多，可以反映其时的耕地面 积大致上也并未扩展。 总上三点，正好用以解释同时期黄河下游的情况：一、由于这 一带基本上是农业区，跟东汉以后北朝中叶以前基本上是牧区不 ①《元和志·原州》、《全君文》卷三六一、《册府元龟》卷六二一、《新唐书·兵志》。 ②⑤《通典·食货典·户口、 ③《新唐书·地理志》。 ④据《通典》、《唐会典》所载天宝元年与十三年、十四年户数比较而得。 27
同，北朝中叶以来的变牧为农，对下游河道已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唐承其后，因而下游也就不可能完全免于决溢之患，先后出现 了九次。二、初年编户锐减，故自武周以前，有溢无决；其后生齿日 繁，就出现了开元年间的两次决口。三、由于编户始终没有超过隋 代，又有大片土地被用作公私牧场未经开垦，因而虽有决溢，并未 改道，河患的严重性远不及西汉。 安史以后，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变动，最明显的是：·一、郡县建 置有所减缩。广德初陇右为吐蕃所占领，历八十余年至大中初始 收复。唐末又放弃了河套地区的丰胜等州。二、编户锐减。建中 初全国户数仅三百万①，开成、会昌间仍不足五百万②。《元和志》 中本区只有十州载有户数，较之天宝，有的只剩下了几十分之一， 最多亦不过三分之一左右③。 既如此，那末安史以后的下游河患何以非但不见减少，仍有九 次之多，并且还出现了改道？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懂得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户口数 字。一般说来，编户数字总比实际数字少，而历史上各个时期由于 生产关系不同，赋役制度不同，编户数字与实际数字的距离又有所 不同。安史前后均田制的彻底崩溃，租庸调之变为两税法，使唐代 后期民户的隐匿逃亡，有过于开元天宝时。因此，安史乱后编户大 减，在肃代之际应该是实际情况，到了开成、会昌时代，全国编户数 已接近五百万，从当时各处逃户往往达三分之二④推算起来，实际 户数恐怕已不会比天宝年间的千三四百万⑤少。本区地处边陲， 比较难于恢复，但也不会少得太多。 ①《资治通鉴》建中元年。 ②《唐会典》卷八四，开成四年、会昌五年。 ③隰州元和户反多于天宝，应有讹误。 ④ 据《册府元龟》卷四八六，元和六年李温奏、《旧唐书·李渤传》元和十五年疏。 ⑤《通典·食货典·户口》，此系杜佑估计数字。 28
其次，得看看耕地到底是增是减？农收比重有何改变？ 安史乱后被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和苛政暴敛赶出自己原来的 田地的农民，除了一部分变成了庄园主的佃户，一部分潜窜山泽， “聚为寇盗”外，又有一部分逃往他州外县，依靠垦辟“荒闲陂泽山 原”为生。对于这种垦荒的农民，政府为安集逃散，增辟税源计，明 令五年之内不收税，五年后再收税。农民在这一法令之下的对付 办法很妙：免税限期之内，努力垦辟，一到满期，又复逃弃，另辟新 荒①。就是这样一逃再逃，以致这一时期的农业尽管是较前衰退 了，而耕地却在不断地扩展。 再者，安史乱后陇右陷于吐蕃，至大中初收复，听百姓垦辟②， 即不再恢复原来的牧监。岐、邻、泾、宁间的收坊，乱后“皆废，故地 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观几千顷”。元 和中一度收原来的岐阳坊地入闲厩，“民失业者甚众”，长庆初复 “悉予民”。其时本区著名的牧监只有银州的银川监和岚州的楼烦 监，养马仅数千匹。③可见本区（不包括河套地区与鄂尔多斯草原） 原来的收监、收坊，至是极大部分都变成了耕地，存者无几；耕地不 是减缩了，而是增加了。就农牧比重而言，已自乱前的以农为主农 牧兼营，变而为几乎是单纯的农业区。 末了，还得让我们想一想，其时扩展的耕地可能在什么地方？ 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之下，平原地带富于灌溉之利的好田地当然是 属于各级地主的，逃户和一般小农所得而垦辟的，当然只能是原来 的牧场和弃地，包括坡地、丘陵地和山地。而这些地区一经垦辟， 正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至于那县的减缩，由于陇右陷于吐蕃时汉民并未撤退，唐末放 ① 《唐会要》卷八四，《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 ②心册府元龟》卷五○三。 ③《新唐书·兵志、《通鉴>中和二年。 29
弃的丰、胜二州又在河套地区，所以对下游河道不会发生多大影 响。又，武周时内徙党项于庆州夏州·带，至唐末形成割据势力， 但党项本“土著有栋宇”，农牧兼营，所据区域大部分在黄河上游与 鄂尔多斯草原，汉民亦未迁出，对下游的影响也不大。 明白了上述这一番道理，不仅唐代后期郡县缩、编户减而河患 不减这一问题得到了解答，并且还可以用以解释五代以后出现的 类似情况，例如元代。 九 唐代后期黄河中游边区土地利用的发展趋向，已为下游伏下 了祸根。五代以后，又继续向着这趋势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中 游的耕地尽可能”地无休止地继续扩展，下游的决徙之患也就无 休止地愈演愈烈。国营牧场随着政治中心边防重心的东移而移向 黄河下游和河朔边塞。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为了生存，惟 有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随着原来的地势起伏，不事平整，尽量扩 大垦种面积。黄土高原与黄土丘陵地带在这样的粗放农业经营之 下，很快就引起严重水土流失，肥力减退，单位面积产量急剧下降， 沟壑迅速发育，又使耕种面积日益减缩。还是为了生存，农民惟有 继续扩展垦地，甚或抛弃旧亚，另开新地。就这样，“越垦越穷，越 穷越垦”，终至于草原成了耕地，林场也成了耕地，陂泽洼地成了耕 地，丘陵坡地也成了耕地；耕地又变成了沟壑陡坡和土阜。到处光 秀秃，到处千沟万壑。农业生产平时收成就低，由于地面丧失了蓄 水力，一遇天旱，又顿即成灾。就这样，当地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穷， 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决徙之祸越闹越凶。就这 样，整个黄河流域都陷于水旱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经历了千有余 年之久，直到解放以后才见转机。 30
总之，王景不是神仙，宋元明清的治河人员也不会都是低能 儿；下游河防工事的技术和经验应该是跟着时代的演进而逐步提 高、丰官的，贾鲁、潘季驯、新辅等这一班人，只会比王景高明，不会 反而比他差。这一班人的每一次努力之所以只能收功见效于三年 五载，至多不过一二十年，而王景之后竟能出现千年之久长期安流 的局面，关键不在于下游修防工事的得失，而在于中游土地利用情 况的前后不同。这就是我对于今天这个讲题的答案，也可以说是 我对于整个儿历史时期黄河安危的总看法。这看法到底是不是讲 得通，是不是符合于历史真实，谨请诸位指教！ 话讲到这里还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还得结合历史经验谈一谈 当前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规划，并稍稍瞻望一下黄河流域的前景， 这应该是同志们所最关心的。 黄河中游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滑、北洛上游这两区，按其自然 条件而言，本来是应该农、林、牧兼营的地区。农耕只应该在不容 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平地上精耕细作地进行，不应该扩展到坡地、台 地上去，这是地理学家、水利学家、农学家们早就作出的科学结论。 我们在上面所讲的历史事实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什么时期的土 地利用合乎此原则，那末本区与下游同受其利，反之，则同受其害。 因此，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 水利，繁荣整个流域经济，那就必须对中游这二区的土地利用予以 充分的注意，作出缜密合理的安排与规划。否则，不仅当地人民的 生活无法改善提高，下游也不可能单单依靠三门峡水库就获得长 治久安。因为三门蛱水库的容积不是无限的，中游的水土流失问 题不解决，要不了一百年，泥沙就会把水库填满。 那末，我们现在是怎样地在对付这一问题的呢？请诸位放心， 象这样的大事，党和政府当然是极为关心注意着的，并且多年来早 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正在有效地把千年以来的不合理现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