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予以改正。 采用了什么措施？是不是把所有非平坦地区的耕地一下子全 部或大批予以退耕，还林还收？不，这是不可能的。当地人民的粮 食必需自给自足，不能依靠外援，此其一。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准原 来就很低，不能再使农民因耕地退耕而受到损失，此其二。因此， 健全的方针应该不是消极地单纯地耕地退耕，而是积极地综合地 发展农、林、收，结合着农、林、收生产的提高和收益的增加，还步移 转或减缩耕地，变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为合理利用。具体的措施是 四化：1.山区园林化。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荒坡、荒沟、荒地， 大量植树种草。这样做不仅增加了林、收业收入，并且对蓄水保土、 调节气候、改良土壤都发生良好作用。2.沟壑川台化。在沟壑中 打坝淤地，制止沟蚀，变荒沟为良田。这样做既有效地控制了水土 流失，又为逐步停耕坡地，把耕地从山上坡上转移到沟川准备了条 件。3.坡地梯田化。用培地埂的办法，起高垫低，把坡地修成一台 台的梯田。4.耕地水利化。打井，挖泉，开渠，修水库，天上水、地 面水、地下水一齐抓，节节蓄水，层层灌溉。3、4二项都是改造现 有耕地，提高产量，减少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 用一句话概括四化，就是改进农业生产，并从单纯的农业经济 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短期内虽然还不能不以农为主， 远景规划则以达到土地充分合理利用，水土流失基本消灭为目标。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党的英明领导之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彻底解决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问题，从而永远保障下游免于决溢 之害，将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做到的事！ 1962年1月，就1961年5月在复旦大学 科学报告会上所作的讲演词改写定稿。 (原载s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作者附志：此文发表以后，任伯平先生着文驳难。邹逸麟同志的答 32
文，经我修改、补充，进一步阐发了原文的论点，故附录 于后。 附：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 长期安流的原因》后 邹逸麟 《学术月刊》本年第2期刊载了谭其壤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 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第9期又刊载了任伯平先 生《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一文。谭文的结论是： 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使 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 决定性因素。任文不同意谭文的看法，对谭文论点提出了几点驳 难，从而又作出了这一时期长期安流的原因不能归之于中游土地 利用方式的改变”，仍应归之于东汉初年王景治河的功绩的结论。 我是同意谭先生的看法的，兹就任文对谭文的驳难和任先生自己 的看法一一提出来加以讨论，请任先生和读者们指正。 任文对谭文的驳难主要有三点，就从这三点谈起。 一，任文说：“河道决溢与否不仅取决于洪水流量的大小，而且 还取决于河道的宜泄能力。同样大小的洪水对于不同泄量的河 流，可以漫溢冲决，也可以安然无事。”目前黄河下游河道“最大宣 泄能力在22,000秒立方米以上。试问东汉以前黄河泄洪的能力 会有现在这样大吗？所以那时河道决溢次数频繁，并不能证明当 时洪水或泥沙的流失要比现在来得大。” 前面一个论点完全正确。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解放以后，三门 峡水库建成以前，当时的洪水泥沙量不会比解放前少，但由于下游 寒度红小小部 ·以+浅输新究
堤防的增高培厚，却从没有闹过决溢。这一点谭先生在他的文章 里也提到过了。后面一点看法就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谭文并未 说过东汉以前的洪水泥沙流失比现在来得大，谭文推断西汉时代 中游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只是说相对地比东汉以后要来得严重 而已，并没有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严重。其次，历史上各个 时期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有多大？下游的宣泄能力有多大？多大 的洪水会造成灾害？这些问题由于记载缺乏，很难作出正确的量 的估计。但西汉时代黄河的洪水与泥沙问题确乎很严重，这是可 以用《汉书·沟洫志》里王莽时大司马史张我如下一段话来证明 的： 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 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千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 水暴至，则溢决。 另一方面，当时黄河下游还存在着许多分支和湖泊，其宜泄调 节能力肯定也不会很小。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可以说当时 黄河的决溢竟与中游的水土流失无关，专应归之于下游的宜泄无 力吗？ 二，任文认为如果东汉以后长期安流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中游 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水土流失程度的减轻，那末河患应该是逐 渐减少才对，因为人口和耕地的减少，自然植被的恢复，都是逐渐 进行的。但据<后汉书·明帝纪>和《王景传》记载，东汉初年河患 是十分严重的，等到王景治河工浚，河患即骤然减少，几乎绝迹，可 见河患的消失“不是由于水土流失逐渐减少，面是防洪标准有了一 个很大提高的原故”。 任文未将《明帝纪心玉景传》这二条材料引全，今将原文再引 录一下，以便于问题的讨论。 明帝纪：“永平十三年四月…诏日：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 34
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议者不同，南北异论，联 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 迹。…” 《王景传》：“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 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 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 言：…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 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 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水中，兗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 兴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 据上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西汉平帝时河决后，一直没有将决 口堵住，听任河水漫流成灾。东汉初光武帝时曾想修塞过，但因莽 末以来的战乱，社会经济未获恢复，不敢大兴工役，作而复止。明 帝即位后又因议者不同，塞否久不能决，以致拖延到永平十二年 才决意发卒派王景负责治理。《明帝纪》中所谓“自汴渠决败，六十 余岁”，正是指自西汉平帝（公元1一5年)时至永平十二年（公 元9年)的六十余年。因此这二条史料实际上并没有说在这六十 余年间有什么新的河患发生，只是说在西汉末年发生的决口，直 到永平十二年长期未予治理而已。我们认为就在这六十余年间， 中游的耕垦面积已经逐渐缩小，自然植被已经逐渐恢复，水土流失 已经逐渐减轻，所以才能使王景的治河工程一经告竣，就出现了长 期安流之局；否则是不可能出现这一奇迹的。任文想根据这二条 史料来证明东汉时代的水土流失跟西汉时代同样严重，那是把史 料原义误解了。 三，任文认为东汉以后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变农为收， 对下游而言，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东汉时以畜牧为生的羌 胡人口总数既达一百余万人，他们所拥有的性畜，粗略估算约在 一千一百万头以上，到南北朝时性畜头数更多，仅陕北一带就有六 35
百万头以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过度放牧，从而引起自然植 被的破坏”。又说“无论是不合理的开垦也好，过度放收也好，都 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究竞那一种后果更坏，这是很难比较的，” 过度放牧和不合理开垦一样，也会破坏植被引起水土流失，这 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首先我们认为“那一种更坏”，却不难比较。 因为过度放牧只是使收场衰退，土地的一部分失去植被保护而已， 毕竟跟从事农耕时将自然植被全部铲除，并把土地翻松的后果比 起来是迥然不同的。再者，从东汉到南北朝黄河中游一带的载畜 量是否真正已过度了呢？恐怕未必。东汉边区十郡的总面积约计 当在四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当时农业人口和牧业人口的比例约为 一比三，农业所占用的土地一般远比牧业少，牧区的面积当在三十 万平方公里以上；按任先生估算，当时的牧畜头数是一千一百多万 (姑不论此估计数是否可靠)，每平方公里载畜计三十多头。这个 数字假如全是牛马骡驼等大牲畜，也只能说相当多，不能说多到过 度，何况一般游牧民族的牲畜总是以羊只占大多数，那就距离过度 相当远了。《魏书·食货志中讲到当时河西畜牧业的原文是这样 的： 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收地…。 可见志文所谓“河西”应泛指赫连夏故地，统万一带的今伊克昭盟 和秦陇一带的今宁夏和甘肃东部也包括在内，并不专指陕北。这 一地区的面积约计在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牲畜数据任先生估计 是六百余万头，那末每平方公里也不过三十多头。 任文接着对东汉以前历代河患的原因提出了他自己的两点看 法，现在再就这两点来谈一谈。 第一，他认为周定王五年黄河第一次大改道的原因是岑仲勉 先生所提出的“各国各自筑堤，以邻为壑”，“并不意味着上中游洪 水泥沙的流失已经特别严重”。造成这次改道的“洪水流量不会很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