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 上 谭 水膜 其襄著
自 序 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著作。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学问的人，年 逾七十，为什么以前从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才是第一部呢？ 客观原因是由于：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比写书更迫切需要应付 的业务，不可能腾出时间来著书立说，写上几十万字。解放以前， 主要是为衣食而要同时担任几种职务，或同时在几个学校开几门 课，经常还要换开新课，终年忙于备课讲课。解放以后初期教学工 作仍然十分繁重。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转入以科研为主，先后承担 了几项大型集体编写任务的负责人，一项未完又上一项，直到现在 还很难预计再过若干年才能摆脱。而我是极不愿意在列入国家计 划的集体任务未完成以前自己先搞个人著作的。 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主观因素。首先是我写文章出 手很慢，一篇东西总是要一改再改才肯拿出去，花的时间比别人多 得多。因而在承担着教学工作或集体编写任务时，别人往往可以 挤出时间来写出成本专著或大量论文，而我则实在无此能力。 更重要的使我写作特少的主观因素是我对著述的要求较高， 我认为，在课堂上可以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用作自己的讲授资料。 所以我教书的胆子相当大，不仅开过中国断代史、几门断代史， 史学史、文化史、专著研究等课，连不属于本行的地理学、社会学的 课也教过。寒暑假期内说定，一开学就上堂，内容不是完全没有自
己的看法，但大部分都是常识性的或别人阐述过的东西。但我对 待著述的态度与此迥然不同。总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识 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写一部书至少基本上应自出 机杼，人所共知的东西，何必写进去？前人已讲过的话，更不肯照 搬。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我弱冠之年率尔操觚以来至今已半个世 纪，只能断断续续写出一些零星论文，连讲义也没有编成过-一部， 更不要说撰写有组织有系统的专著了。 说来真正惭愧，不仅成本的书写不出，就是那已发表的几十篇 论文，真正能达到自己心目中所悬鹄的者也不多。因而多年来朋 友们和几家出版社不止一次鼓励我将这些文章辑成一编问世，我 却兴趣不大，迟迟不敢应命。我有我的想法：旧作反正已经发表 了，如有人要看，可以在旧刊物上找到，何必再费功夫去搜集汇编？ 有这个时间，再为集体工作多尽-一点力量，或多写一二篇新作，不 是更好吗？ 我这种想法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 一则由于这些年来老一辈学者乃至中年学者出论文集的很 多，看到人家都在出，自己也就心动。毕竟已经老了，若及身连自 己的论文集也看不到一本，未免有点说不过去。 二侧由于发现了有些错误的相传旧说，自己在几十年前业已 为文驳正，却由于刊载这些论文的刊物目前已难以见到，以致错误 的旧说仍在学术界里继续传播。例如： 1941年我在当时搬迁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的《史地杂志》 发表过一篇<播州杨保考，论证见于宋濂《杨氏家传》(<宋学士文 集》卷十一)的，以唐末入据播州的杨氏始祖为“其先太原人”，五传 至北宋以同族宋初名将杨业的玄孙为嗣，“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 也”这一说法绝不可信。播州土司杨氏先世实为唐代泸叙边徼地 区少数民族中的酋熹，后裔渐次汉化，遂依托为中朝名门之后，著 2
于谱牒。宋濂为杨氏撰家传，自当以杨氏谱牒为本，因而传中记 载，与史乘显相背谬之处甚多，自不能因此文出于名家之手而遽尔 置信。可是前几年史学界却仍然有人以宋濂心杨氏家传》为据，著 文宣扬杨业的后裔在遵义做了几百年的土司。文中没有提到曾经 有人否定或怀疑《家传>的可靠性，可见作者显然没有看到过我的 旧作，否则他总不至于仍然径以《家传》为据而对拙作不加辩驳。 1942年出版的浙江大学《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 上，有我的<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指出了 丁文江在其《徐霞客年谱》中所提出的“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 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一说是完全错误的。实 际霞客以前千百年来有许多著作都载明金沙江比岷江更为源远流 长，“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不过前人因为“岷山导江”一 语出于《禹贡》，《禹贡>既然被收入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所以 谁也不敢说<禹贡》错了，金沙江才是真江源。霞客“敢言前人所不 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若云发现，则不知其可”。这本《徐霞 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解放后商务印书馆还重印过一次。 可是近年来在报刊上为文介绍、宣扬徐霞客的一些作者，大概都没 有看到过这本纪念刊，所以在他们的文章里，谈到徐霞客在地理 学上的贡献时，依然都袭用了丁文江的那一套。 这种情况还可以列举几件，用不着在这里一一赘陈了。这就 促使我感觉到把旧作汇集起来重新发表，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 以说有此必要的。 自己的想法有所改变了，组织上又大力予以支持，先后委派赵 永复、葛剑雄二位同志帮助我做编选、校定的工作，刘思源同志为 我清绘插图，历时二年，始克定稿。三位同志为此都付出了大量的 劳动，在此理应致以诚挚的谢意。 全集分为上下二集，上集所收的是解放以前的旧作，下集所收 3
的是解放以后截止发表于1981年的作品。编选的条件很宽，不问 精粗深浅，只要基本上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字，都被选入了。只有 极少数几篇，或由于对文章结论的正确性自己已有所怀疑，或由于 当初发表时署的是别人的名字，如今再收入自己的集子似可不必， 或由于发表时虽然署了我的名字，实际我只提供了一部分资料，执 笔者并不是我自己，这些才在被删除之列。 上下集都是按文章的内容分类编排的，这样也许可以给读者 带来一些方便。但不按成文年代的先后排列，读者便不容易看出 我各个时期治学述作的经过，在这里我想就此略述梗概。 我在大学里受潘光旦先生的影响，选择了中国移民史作为研 究方向。我的毕业论文即以《中国移民史要为名，全文约七八万 字，略述自上古直到清代国境内各族的迁移大势。写成后得到了 潘先生的好评，认为经过一番修订补充，可以争取出一本小册子。 但我自己觉得由千题目太大，写得太简单粗糙了，此后就一直没有 肯花功夫去充实提高它。进了研究院以后，虽然不久就对魏晋南 北朝史、中亚交通史都发生了兴趣，写过这二方面的学期论文，又 由于和顾颉刚先生展开了关于两汉州制的讨论，从而提高了我在 读大学本科时业已萌发的对沿革地理学的兴趣，但我到选择毕业 论文题时，还是舍不得丢开移民史。不过此时的想法与以前已有 不同，觉得要研究移民史，应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逐步搞，或一个 时代一个时代逐步搞，而不应急急于搞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简史， 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于 是我决定主要根据地方志中的材料，按今省区一省一省地搞，先从 材料比较好找的湖南省做起。半年之后，我写成了《中国内地移民 史一湖南篇一文，通过答辩，毕业于研究院。又半年，1932年 6月，刊载于燕京大学的《史学年报》，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