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 兼论外交决策者个人因素 张曙光 提要：尼克松对使冷战转型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心是美国推动中美 “解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基辛格在贯彻尼克松战略意图层面上所发挥的关键 性作用不可低估。基辛格参与“解冻”中美关系决策行为的个案充分说明：决策 者的战略理念与对外安全政策选择存在关联；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是制 约其决策行为的要素；决策者的“心智习惯”对政策行为具有持久影响；决策者 “治理国家的本领”与其决策交易成效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基辛格中美缓和美国外交决策 现代国际关系中发生重大甚至带有变革性的变化，不仅与国际政治的实力结构有关，也离 不开外交决策者在特定时空中发挥的作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美“解冻” 是该世纪后半叶冷战国际关系中一个具有“体系转型”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果说中美从 1949年开始的长期对抗走向缓和是大国力量均衡变化的客观结果，①那么中美两国高层决策者 的主观努力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而时任尼克松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为 贯彻尼克松确定的改善中美关系战略方针所发挥的作用应是此要素的一个重要成分。 决策者要素向来是国际关系学、特别是外交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西方此类研究始于对外交 官的关注，但已逐步聚焦高层决策者，②其中对美国“冷战斗士”(cold warrior)的研究最为突 出。③综合现存研究，本文设定了四个研究议题：(1)决策者的战略理念是否影响其对外与安全 DWilliam Barr (ed.),"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1969-1972:Declassified U.S. Documents,"Washington: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February 2002;Jeffrey Kimball,Nixon's Vietnam War,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p.119. ②最为经典的包括：Gordon A.Craig and Felix Gilberts(eds.),，The Diplomats,I919一l939,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Gordon A.Craig and Francis L.Loewenheim (eds.) The Diplomats,1939-1979,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3 Richard H.Immerman (ed.)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Steven L.Rearden,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trategic Doctrine: Paul H.Nitze and the Soviet Challenge,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4;H.W.Brands,Jr., Inside the Cold War:Loy Henders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1918-1961,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Seymour R.Hersh,The Price of Power: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New York,NY:Summit Books,1983;Thomas J.Schoenbaum,Waging Peace and War:Dean ·156· 1994-2010 China Academie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专题研究 · 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 ———兼论外交决策者个人因素 张 曙 光 提 要 : 尼克松对使冷战转型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心是美国推动中美 “解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 但基辛格在贯彻尼克松战略意图层面上所发挥的关键 性作用不可低估。基辛格参与“解冻”中美关系决策行为的个案充分说明 : 决策 者的战略理念与对外安全政策选择存在关联 ; 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是制 约其决策行为的要素 ; 决策者的“心智习惯”对政策行为具有持久影响 ; 决策者 “治理国家的本领”与其决策交易成效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 : 基辛格 中美缓和 美国外交决策 现代国际关系中发生重大甚至带有变革性的变化 , 不仅与国际政治的实力结构有关 , 也离 不开外交决策者在特定时空中发挥的作用。发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中美“解冻” 是该世纪后半叶冷战国际关系中一个具有“体系转型”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果说中美从 1949 年开始的长期对抗走向缓和是大国力量均衡变化的客观结果 , ① 那么中美两国高层决策者 的主观努力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 而时任尼克松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亨利 ·基辛格 , 为 贯彻尼克松确定的改善中美关系战略方针所发挥的作用应是此要素的一个重要成分。 决策者要素向来是国际关系学、特别是外交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西方此类研究始于对外交 官的关注 , 但已逐步聚焦高层决策者 , ② 其中对美国“冷战斗士” (cold warrior) 的研究最为突 出。③ 综合现存研究 , 本文设定了四个研究议题 : (1) 决策者的战略理念是否影响其对外与安全 ·156 · ① ② ③ William Barr (ed. ) ,“Sino2American Rapprochement and the Cold War , 1969 —1972 : Declassified U. S. Documents ,”Washington :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 February 2002 ; J effrey Kimball , N i xonπs V ietnam W ar , Lawrence , KS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1998 , p . 119. 最为 经 典 的 包 括 : Gordon A. Craig and Felix Gilberts ( eds. ) , The Di plomats , 1919 —1939 ,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3 ; Gordon A. Craig and Francis L. Loewenheim (eds. ) , The Di plomats , 1939 —1979 ,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4. Richard H. Immerman (ed. ) , J 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 plomacy of the Col d W ar , Princeton ,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Steven L. Rearden , The Evol ution of A merican S trategic Doctrine : Paul H. N itze and the S oviet Challenge , Boulder , CO : Westview Press , 1984 ; H. W. Brands , Jr. , I nsi de the Col d W ar : L oy Henderson and the Rise of the A merican Em pire , 1918 —1961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Seymour R. Hersh , The Price of Power : Kissinger in the N i xon W hite House , New York , N Y: Summit Books , 1983 ; Thomas J. Schoenbaum , W aging Peace and W ar : Dean
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 政策的选择？(2)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是否是制约其决策行为的要素？(3)决策者的 “心智习惯”(the habit of mind)对决策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①(4)决策者“治理国家的本领” (statesmanship)与决策交易成效存在着怎样因果关系？②为探索上述议题的意义，本文聚焦于 基辛格。作为哈佛的政治学者、欧洲犹太人移民和冷战高潮期间美国决策高层的“新人”，基辛 格是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为此，本文将依据美国最新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文献 和外交与国防档案，③解析基辛格从1969年1月进入白宫至1971年7月秘密访华前，参与白宫 “解冻”中美关系决策的行为。 一 契合中美“解冻”的战略理念 基辛格是尼克松1968年大选成功后亲自挑选的国家安全助理。他的职责是协助总统制定对 外与安全政策，并通过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国防与情报等强力部门的政策研判和实 施。一个从未在美国政府任过职的国际关系学者担负如此重任，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实属罕见。 正是由于基辛格的思想者和学者身份使他在尼克松政府调整美国冷战战略上起到了确定理念的 重要作用。 基辛格崇尚传统实力均衡的国际体系，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相关。作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被迫从希特勒德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他对欧洲19世纪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均 势”而产生的“久安”情有独钟。作为哈佛的政治学博士和副教授，他通过长期研究欧洲大国 关系得出结论：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不会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势而受到保障，只会因 大国间的实力平衡而成为现实。美国的冷战战略，在他看来，首先只有“明白无误”地确定美 国“国家根本利益的理念”，才能使危机得到有效的“控制”，有望实现“长治久安”。④自认为 是“大战略”思想家的他，确信有责任帮助决策者确定这一理念。 改变美国冷战决策者的“思想方法”是基辛格弃学从政的最重要诉求。⑤美国陷入越战泥潭 引发了学术界、舆论界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活跃于美国对外关系公共论坛的基辛格，则坚 信美国的错误源于决策者的思辨误区。对此，他开出的处方是要求决策者在思想方法上挣脱冷 战意识形态的约束，学会对冷战国际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哲学评判”。©基辛格的哲学批判方法 包含了五个主要层面。 第一，必须考虑到国际均势的多种可能。基辛格认为，在衡量任何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绩 DRusk in the Truman.Kennedy,and Johnson Years,New York,NY:Simon and Schuster,1988. DCraig and Loewenheim (eds.),The Diplomats,1939-1979,p.3. 2 Ken Booth (ed.),Statecraft and Security,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Gordon A.Craig,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3rd ed.,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③本文所利用的原始档案大都出自美国国家档案与文献局2002年初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文献”和2006 年8月公开发行的美国国务院编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1ates,I969一l976,Vol.XVIl, China,1969-1972 4 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77. 5John Lewis Gaddis,"Rescuing Choice from Circumstance:The Statecraft of Henry Kissinger,"in Craig and Loewenheim (eds.)The Diplomats,1939-1979,p.564. 6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7. ·157·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政策的选择 ? (2) 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是否是制约其决策行为的要素 ? (3) 决策者的 “心智习惯”(the habit of mind) 对决策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 ?① (4) 决策者“治理国家的本领” (statesmanship) 与决策交易成效存在着怎样因果关系 ?② 为探索上述议题的意义 , 本文聚焦于 基辛格。作为哈佛的政治学者、欧洲犹太人移民和冷战高潮期间美国决策高层的“新人”, 基辛 格是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为此 , 本文将依据美国最新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文献 和外交与国防档案 , ③ 解析基辛格从 1969 年 1 月进入白宫至 1971 年 7 月秘密访华前 , 参与白宫 “解冻”中美关系决策的行为。 一 契合中美“解冻”的战略理念 基辛格是尼克松 1968 年大选成功后亲自挑选的国家安全助理。他的职责是协助总统制定对 外与安全政策 , 并通过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外交、国防与情报等强力部门的政策研判和实 施。一个从未在美国政府任过职的国际关系学者担负如此重任 , 在美国政治历史上实属罕见。 正是由于基辛格的思想者和学者身份使他在尼克松政府调整美国冷战战略上起到了确定理念的 重要作用。 基辛格崇尚传统实力均衡的国际体系 , 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治学方法相关。作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被迫从希特勒德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 , 他对欧洲 19 世纪国际关系中由于大国“均 势”而产生的“久安”情有独钟。作为哈佛的政治学博士和副教授 , 他通过长期研究欧洲大国 关系得出结论 : 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 并不会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势而受到保障 , 只会因 大国间的实力平衡而成为现实。美国的冷战战略 , 在他看来 , 首先只有“明白无误”地确定美 国“国家根本利益的理念”, 才能使危机得到有效的“控制”, 有望实现“长治久安”。④ 自认为 是“大战略”思想家的他 , 确信有责任帮助决策者确定这一理念。 改变美国冷战决策者的“思想方法”是基辛格弃学从政的最重要诉求。⑤ 美国陷入越战泥潭 引发了学术界、舆论界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活跃于美国对外关系公共论坛的基辛格 , 则坚 信美国的错误源于决策者的思辨误区。对此 , 他开出的处方是要求决策者在思想方法上挣脱冷 战意识形态的约束 , 学会对冷战国际结构进行“深层次的哲学评判”。⑥ 基辛格的哲学批判方法 包含了五个主要层面。 第一 , 必须考虑到国际均势的多种可能。基辛格认为 , 在衡量任何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绩 ·157 · 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Rusk in the T ruman , Kennedy , and J ohnson Years , New York , N Y: Simon and Schuster , 1988. ① Craig and Loewenheim (eds. ) , The Di plomats , 1939 —1979 , p. 3. Ken Booth ( ed. ) , S tatecraf t and Securit y , New York , N 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Gordon A. Craig , Alexander L. George , Force and S tatecraf t : Di 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 3rd ed. , New York ,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5. 本文所利用的原始档案大都出自美国国家档案与文献局 2002 年初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文献”和 2006 年 8 月公开发行的美国国务院编 Forei 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 tates , 1969 —1976 , V ol . XV I I , China , 1969 —1972. John Lewis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A Critical A p p raisal of Postw ar A merican N ational Securit y Policy , New York ,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 p . 277. John Lewis Gaddis ,“Rescuing Choice from Circumstance : The Statecraft of Henry Kissinger ,”in Craig and Loewenheim (eds. ) , The Di plomats , 1939 —1979 , p. 564.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p. 277
历史研究 2007年第5期 效时，不能依据单一坐标；①继续“把均势的运作看成零和游戏’”（即对抗中一方所失必定意 味着另一方所得)显然“过于简单”，因为在一地的失利，则可能是在另一地的取胜。基辛格 1969年著书指出，在均势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在乎一地、一役的得失”，而是对“整体力 量对比的评估”。②据此，他指出，美国并非要从现已担负的国际责任里“全然退身”，而是要明 确美国不应、也不可能“单独承担维护世界范围内均势的责任”。③ 第二，必须抛弃理想主义的妄想。通过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基辛格发现大多数美国人 不接受“冲突与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国际生活的主要特征”这一事实，仍幻想有 一天他们能够彻底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④因此，他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应该“放弃所有改 变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内部制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企图，因为“结构稳定观”表明，现存结 构往往是在其支撑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倒塌和崩溃”的危险最大，美国在越南的遭遇即是 最有力的佐证。⑤相反，美国应与意识形态相悖但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在承认彼此“地缘政治利 益”（包括“国家生存、安全、相互适宜的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改善关系，甚至结盟。⑥ 第三，必须承认自身可动员的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基辛格在哈佛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工 作期间，曾多次激烈批判美国国防思想库“均势要求无限制地使用一切手段”的提法。他的观 点是，如果决策者认为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本国资源，其所赋予国际行动所追求的目标也 会变得“毫无限制”；同时，这种不考虑资源有限的行动必将迫使对手“下决心斗争到底”，因 为对手在面对“全面投入”的敌人面前已无退路可言。于是，他指出，现代社会中最能显出 “大智慧”的是领导人“知道何时何地如何悬崖勒马”。⑦在他看来，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不顾美 国战略资源的有限性的对外与安全政策，不仅导致美国与苏联进行“毫无理智”的核竞赛，也 迫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无限制”地资源投入。⑧据此，他提出，美国决策者要走出政策的困 境，就必须先强化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 第四，必须认清“多极”体系的优越性。基辛格1968年著文解释说，一个单极或两极的世 界只会“鼓励消极与顽固”，只会“使领导人不再注意（国际环境）任何细小的变化”；长此以 往，“任何（无足轻重的）国际问题都被视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一个“多极”的世界， 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领导人的这种思维逻辑。尽管“多极”本身并不能保证体系的永久稳定，但 它为大国共同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国际制度所创造的合作机会要比单极或两极大得多。此外， 多极制本身所拥有的一种“自然的”平衡机制，是单极或两极所缺失的。因此，致力于“一个 多极化世界”的构建“是完全符合任何一个大国的基本利益的”。冷战从“两超对抗”向“多极 平衡”方向发展也是完全符合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⑨ 第五，必须着力构建大国“动态平衡”机制。由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威胁、资源和目标永 D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7. 2 Henry 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ree Essays,New York,NY:W.W.Norton,1969,p. 56. 3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New York,NY: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9,p.1049 4 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146-147. 5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78. 6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1089. 7 Peter W.Dickson,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9092. 8 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56-57. 9 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56-57. ·158·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效时 , 不能依据单一坐标 ; ① 继续“把均势的运作看成‘零和游戏’”(即对抗中一方所失必定意 味着另一方所得) 显然“过于简单”, 因为在一地的失利 , 则可能是在另一地的取胜。基辛格 1969 年著书指出 , 在均势形成过程中 , 重要的不是“在乎一地、一役的得失”, 而是对“整体力 量对比的评估”。② 据此 , 他指出 , 美国并非要从现已担负的国际责任里“全然退身”, 而是要明 确美国不应、也不可能“单独承担维护世界范围内均势的责任”。③ 第二 , 必须抛弃理想主义的妄想。通过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 , 基辛格发现大多数美国人 不接受“冲突与矛盾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国际生活的主要特征”这一事实 , 仍幻想有 一天他们能够彻底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④ 因此 , 他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应该“放弃所有改 变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内部制度”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企图 , 因为“结构稳定观”表明 , 现存结 构往往是在其支撑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倒塌和崩溃”的危险最大 , 美国在越南的遭遇即是 最有力的佐证。⑤ 相反 , 美国应与意识形态相悖但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在承认彼此“地缘政治利 益”(包括“国家生存、安全、相互适宜的国际环境”) 的前提下 , 改善关系 , 甚至结盟。⑥ 第三 , 必须承认自身可动员的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基辛格在哈佛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工 作期间 , 曾多次激烈批判美国国防思想库“均势要求无限制地使用一切手段”的提法。他的观 点是 , 如果决策者认为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本国资源 , 其所赋予国际行动所追求的目标也 会变得“毫无限制”; 同时 , 这种不考虑资源有限的行动必将迫使对手“下决心斗争到底”, 因 为对手在面对“全面投入”的敌人面前已无退路可言。于是 , 他指出 , 现代社会中最能显出 “大智慧”的是领导人“知道何时何地如何悬崖勒马”。⑦ 在他看来 ,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不顾美 国战略资源的有限性的对外与安全政策 , 不仅导致美国与苏联进行“毫无理智”的核竞赛 , 也 迫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无限制”地资源投入。⑧ 据此 , 他提出 , 美国决策者要走出政策的困 境 , 就必须先强化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 第四 , 必须认清“多极”体系的优越性。基辛格 1968 年著文解释说 , 一个单极或两极的世 界只会“鼓励消极与顽固”, 只会“使领导人不再注意 (国际环境) 任何细小的变化”; 长此以 往 ,“任何 (无足轻重的) 国际问题都被视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一个“多极”的世界 , 就会从根本上改变领导人的这种思维逻辑。尽管“多极”本身并不能保证体系的永久稳定 , 但 它为大国共同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国际制度所创造的合作机会要比单极或两极大得多。此外 , 多极制本身所拥有的一种“自然的”平衡机制 , 是单极或两极所缺失的。因此 , 致力于“一个 多极化世界”的构建“是完全符合任何一个大国的基本利益的”。冷战从“两超对抗”向“多极 平衡”方向发展也是完全符合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⑨ 第五 , 必须着力构建大国“动态平衡”机制。由于民族国家的利益、威胁、资源和目标永 ·158 ·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p. 277. Henry Kissinger , A merican Forei gn Policy : Three Essays , New York , N Y: W. W. Norton , 1969 , p. 56. Henry Kissinger , W hite House Years , New York , N 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1979 , p . 1049. Kissinger , A merican Forei gn Policy , pp. 146 —147.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p. 278. Kissinger , W hite House Years , p. 1089. Peter W. Dickson ,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 New York , N 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 , pp . 90 —92. Kissinger , A merican Forei gn Policy , pp. 56 —57. Kissinger , A merican Forei gn Policy , pp. 56 —57
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 远处于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大国间针对这些要素的平衡根本无法恒定。理性的选择则是追求 不同地缘大国间的动态平衡，而基辛格理想中的动态平衡是由美、苏、西欧、中、日间相互牵 制、不断整合的多极平衡。除了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中心地位不变外，他提倡“团结、统 一、自立”的西欧联盟（而非英国）应成为欧洲地区维护国际均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①至于在 亚洲、太平洋地区，他不仅认定日本作为西方“工业经济中心”的作用，同时坚持仍需要确立 另一个能够支撑国际均势的政治中心，即与美国对抗了长达20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 格1969年初曾对尼克松解释道，这样一个动态平衡体系的建立，关键是改善中美关系；其战略 意义是，由于中苏盟约关系破裂，使北京成为莫斯科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挑战者， 也成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最大牵制者。② 基辛格要求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对冷战政策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虽然在当时“反 战”、“反文化”的思潮中显得势单力薄，却引起尼克松的极大关注。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拜读了基辛格的所有著说之后，他得出了两人“在如何区隔并影响世界均势因素的重要意义 方面理念一致”的结论。③部分地缘于政治家与学者管理国际事务的理念一致，尼克松聘请基辛 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并为后者在政策中体现其战略思想提供了一个决策平台，于是学者基 辛格不再只是坐而论道了。 二 构建中美“解冻”的特殊决策机制 如何构建一个有中国参与的“多极”世界和大国的动态平衡，成为尼克松政府对外战略决 策最具优先的议题。然而，如何实施这样具有变革意义的外交举动，无疑是对华盛顿的“新人” 基辛格政治交易能力的测试。为了将对外战略的决策权更大程度地集中于白宫以便“排除干扰” 降低交易成本，④新任国家安全助理采取了三个超常规的举动。 基辛格的第一个举措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内政治对冷战战略调整的干涉。尼克松政府的 “多极观”提出不久，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同时予以反驳。前者 认为新政府“容忍集权”，“以意识形态的大原则换小利”，后者批评尼克松从冷战前沿上“倒 退”，致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下降。为了化解这些来自内外的压力，崇尚灵活和多变的基辛格 建议尼克松在对“多极”的公开解释中闪烁其词。如基辛格参与撰写的尼克松1971年7月在堪 萨斯城的公开演讲稿中，便将“国际新秩序”中的“五极”，解释为将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世界 经济发展未来”的“五个经济大国”；而“经济实力的发展将成为其他实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将以其他方式决定着本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的安全与发展。⑤基辛格在此后的一次公 开演讲中，也试图说明新政府对世界均势的诉求是“全面的”、“多层次的”，他还解释说，新政 府“提出五个、或者六个、甚至七个实力中心时，其目的并非要将任何其他中心排斥在外，而 1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282;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pp.1063-1065. 2Nixon to Kissinger,February 1,1969,Box 1032,NSC Fil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PMP),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 3 Richard Nixon,RN: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NY:Grosset Dunlap,1978,p. 340.黑体为引者所加。 ④总统安全助理办公室位于白宫地下室。 5 Nixon's Speech at Kansas City,July 6,197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Richard M.Nixon, /969-/974,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1975,p.806. ·159·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远处于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 , 大国间针对这些要素的平衡根本无法恒定。理性的选择则是追求 不同地缘大国间的动态平衡 , 而基辛格理想中的动态平衡是由美、苏、西欧、中、日间相互牵 制、不断整合的多极平衡。除了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中心地位不变外 , 他提倡“团结、统 一、自立”的西欧联盟 (而非英国) 应成为欧洲地区维护国际均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① 至于在 亚洲、太平洋地区 , 他不仅认定日本作为西方“工业经济中心”的作用 , 同时坚持仍需要确立 另一个能够支撑国际均势的政治中心 , 即与美国对抗了长达 20 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 格 1969 年初曾对尼克松解释道 , 这样一个动态平衡体系的建立 , 关键是改善中美关系 ; 其战略 意义是 , 由于中苏盟约关系破裂 , 使北京成为莫斯科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挑战者 , 也成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最大牵制者。② 基辛格要求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对冷战政策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 虽然在当时“反 战”、“反文化”的思潮中显得势单力薄 , 却引起尼克松的极大关注。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 在拜读了基辛格的所有著说之后 , 他得出了两人“在如何区隔并影响世界均势因素的重要意义 方面理念一致”的结论。③ 部分地缘于政治家与学者管理国际事务的理念一致 , 尼克松聘请基辛 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并为后者在政策中体现其战略思想提供了一个决策平台 , 于是学者基 辛格不再只是坐而论道了。 二 构建中美“解冻”的特殊决策机制 如何构建一个有中国参与的“多极”世界和大国的动态平衡 , 成为尼克松政府对外战略决 策最具优先的议题。然而 , 如何实施这样具有变革意义的外交举动 , 无疑是对华盛顿的“新人” 基辛格政治交易能力的测试。为了将对外战略的决策权更大程度地集中于白宫以便“排除干扰” 降低交易成本 , ④ 新任国家安全助理采取了三个超常规的举动。 基辛格的第一个举措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内政治对冷战战略调整的干涉。尼克松政府的 “多极观”提出不久 , 民主党的“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同时予以反驳。前者 认为新政府“容忍集权”, “以意识形态的大原则换小利”, 后者批评尼克松从冷战前沿上“倒 退”, 致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下降。为了化解这些来自内外的压力 , 崇尚灵活和多变的基辛格 建议尼克松在对“多极”的公开解释中闪烁其词。如基辛格参与撰写的尼克松 1971 年 7 月在堪 萨斯城的公开演讲稿中 , 便将“国际新秩序”中的“五极”, 解释为将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世界 经济发展未来”的“五个经济大国”; 而“经济实力的发展将成为其他实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因此将以其他方式决定着本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的安全与发展。⑤ 基辛格在此后的一次公 开演讲中 , 也试图说明新政府对世界均势的诉求是“全面的”、“多层次的”, 他还解释说 , 新政 府“提出五个、或者六个、甚至七个实力中心时 , 其目的并非要将任何其他中心排斥在外 , 而 ·159 · 基辛格与中美“解冻”序幕的拉开 ① ② ③ ④ ⑤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p. 282 ; Kissinger , W hite House Years , pp. 1063 —1065. Nixon to Kissinger , February 1 , 1969 , Box 1032 , NSC Files ,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 (NPMP) , National Archives II , College Park , MD. Richard Nixon , R N :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 i xon , New York , N Y: Grosset & Dunlap , 1978 , p. 340. 黑体为引者所加。 总统安全助理办公室位于白宫地下室。 Nixonπs Speech at Kansas City , J uly 6 , 1971 , Public Pa pers of the Presi dents : Richard M . N i xon , 1969 —1974 ,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1970 —1975 , p . 806
历史研究 2007年第5期 是希望改变近几年大家所产生的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的观念”。① 由于“五极”的提法过于敏感，基辛格很快建议采用另一种说法，即“三边主义”。他和尼 克松多次公开解释说，一个多极“秩序”，可以由多个“三边关系”来组成。这些“三边”可以 是“大三边”，如美、苏、中，也可以是“小三边”，如美、英、西欧或美、日、中。另外，“三 边”既可以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协作关系，也可能成为“以政治、军事为基础”的协议关 系。②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基辛格在不同场合告诉美国公众，尽快“解冻”中美关系是新政 府致力于塑造一个“能够为美国减轻负担、并保障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的关键之一。 基辛格的第二个重要举动是说服尼克松排除“官僚机构”的影响。传统上，美国外交与安 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为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文官部门主管，因此形成了基辛格称之 为“官僚主义”的决策团队。出于对决策话语权、资源分配权和政策实施权的争夺，这些部门 对白宫的决策往往产生“漏斗”和“干扰器”效应。基辛格多年的学者生涯养成他对充满惰性 甚至为蝇头小利不惜争斗的权力机构的本能排斥。为了排除这些部门对中美“解冻”这样具有 巨大战略冲击力的政策行动的干扰，基辛格说服尼克松于1969年1月20日发布“国家安全决策 备忘录”，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升格，使基辛格能够发挥“国家安全决策的最重要的作用”。③ 此项决定通过三个制度将决策大权独揽于基辛格之手。其一，约翰逊时期的部门考察联席 小组被分解成考察小组与部门联席小组。后者虽仍担负“制定应急计划以及发展政策研究的职 责”，但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在考察小组的领导下进行，而考察小组组长则是由国家安全助理担 任。其二，传统的部长联席会议被新建立的副部长委员会所取代。由于副部长只起执行作用， 很少参与决策，故而这个新建委员会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只是一个政策实施的协调机制。其三， 新的国安会可在基辛格的要求下，在任何时候，就任何议题进行研究，成立或者撤销“高级专 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只根据国安会下达的指令就诸如危机管理、军备控制、秘密行动等 研究战略、政策的“雏形计划”，供国家安全助理以及国安会选用。④ 当新机制全面运转后，基辛格将国安会变成了对外与战略决策的唯一机构。⑤尽管国安会的 权限在扩大，但一段时间后，基辛格开始对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情局 局长等每次都要参加国安会例会感到“烦不甚烦”。一方面，他不得不面对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William P.Rogers)、甚至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的“刨根问底”，另一方 面也担心任何一个尚在考虑中的涉及中美关系的“敏感”议题被“泄露出去”。于是，基辛格说 服尼克松在1969年6月初减少国安会的例会次数，并规定正常情况下最多每两个月一次。任何 涉及国防外交的事宜，一经尼克松、基辛格确定便无须提交国安会讨论，只须总统与国家安全 1Kissing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pp.128-129. 2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281-282. 3"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January 20,1969,in Stephen A.Cambone,4 New Structure fo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lanning,Washington DC:The CSIS Press,1998,pp.190- 194. Alistair L.K.Shepherd,"Evolution of Security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in Stephen A.Cambone, A New Structure fo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lanning,pp.151-52;"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January 20,1969,ibid.,pp.190-194. 5Chester Crocker,"The Nixom 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ystem,1969-1972:A Study in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in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a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Effective:Case Studies of Attempted Reforms in Foreign Affairs,"Occasional Paper,vol.6,pp. 7999. ·160·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是希望改变近几年大家所产生的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的观念”。① 由于“五极”的提法过于敏感 , 基辛格很快建议采用另一种说法 , 即“三边主义”。他和尼 克松多次公开解释说 , 一个多极“秩序”, 可以由多个“三边关系”来组成。这些“三边”可以 是“大三边”, 如美、苏、中 , 也可以是“小三边”, 如美、英、西欧或美、日、中。另外 , “三 边”既可以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协作关系 , 也可能成为“以政治、军事为基础”的协议关 系。② 更为重要的是 , 尼克松、基辛格在不同场合告诉美国公众 , 尽快“解冻”中美关系是新政 府致力于塑造一个“能够为美国减轻负担、并保障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的关键之一。 基辛格的第二个重要举动是说服尼克松排除“官僚机构”的影响。传统上 , 美国外交与安 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为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文官部门主管 , 因此形成了基辛格称之 为“官僚主义”的决策团队。出于对决策话语权、资源分配权和政策实施权的争夺 , 这些部门 对白宫的决策往往产生“漏斗”和“干扰器”效应。基辛格多年的学者生涯养成他对充满惰性 甚至为蝇头小利不惜争斗的权力机构的本能排斥。为了排除这些部门对中美“解冻”这样具有 巨大战略冲击力的政策行动的干扰 , 基辛格说服尼克松于 1969 年 1 月 20 日发布“国家安全决策 备忘录”, 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升格 , 使基辛格能够发挥“国家安全决策的最重要的作用”。③ 此项决定通过三个制度将决策大权独揽于基辛格之手。其一 , 约翰逊时期的部门考察联席 小组被分解成考察小组与部门联席小组。后者虽仍担负“制定应急计划以及发展政策研究的职 责”, 但所有这些工作都必须在考察小组的领导下进行 , 而考察小组组长则是由国家安全助理担 任。其二 , 传统的部长联席会议被新建立的副部长委员会所取代。由于副部长只起执行作用 , 很少参与决策 , 故而这个新建委员会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只是一个政策实施的协调机制。其三 , 新的国安会可在基辛格的要求下 , 在任何时候 , 就任何议题进行研究 , 成立或者撤销“高级专 门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只根据国安会下达的指令就诸如危机管理、军备控制、秘密行动等 研究战略、政策的“雏形计划”, 供国家安全助理以及国安会选用。④ 当新机制全面运转后 , 基辛格将国安会变成了对外与战略决策的唯一机构。⑤ 尽管国安会的 权限在扩大 , 但一段时间后 , 基辛格开始对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情局 局长等每次都要参加国安会例会感到“烦不甚烦”。一方面 , 他不得不面对国务卿威廉 ·罗杰斯 (William P. Rogers) 、甚至国防部长梅尔文 ·莱尔德 (Melvin Laird) 的“刨根问底”, 另一方 面也担心任何一个尚在考虑中的涉及中美关系的“敏感”议题被“泄露出去”。于是 , 基辛格说 服尼克松在 1969 年 6 月初减少国安会的例会次数 , 并规定正常情况下最多每两个月一次。任何 涉及国防外交的事宜 , 一经尼克松、基辛格确定便无须提交国安会讨论 , 只须总统与国家安全 ·160 ·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Kissinger , A merican Forei gn Policy , pp. 128 —129.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pp. 281 —282.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 ,”J anuary 20 , 1969 , in Stephen A. Cambone , A New S tructure f or N ational Securit y Policy Planning ,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 1998 , pp. 190 — 194. Alistair L. K. Shepherd , “Evolution of Security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in Stephen A. Cambone , A New S tructure f or N ational Securit y policy Planning , pp. 151 —152 ;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2 ,”J anuary 20 , 1969 , ibi d. , pp. 190 —194. Chester Crocker , “ The Nixon2Kissinge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ystem , 1969 —1972 : A Study in Foreign Policy Management ,”in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Mak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Effective : Case Studies of Attempted Reforms in Foreign Affairs ,”Occasional Paper , vol. 6 , pp. 79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