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自由 使得民间社会无论是自由的利益竞争还是宗法式的排他自治都不可能走 得多远:。 相反地.倒是在近代化的初期状态下随着法家传统的淡出与民间社 会生话的多样化,乡村“个主义”与小共同体自治都有所发展,理性农 民”的因素与“道德经济1因素不是1(如tm论的那样并)此消 彼长地对立,而是同时反传统地成为一种“新2景观它虽然不一定能够 成功导致“近代化”,但却决非在中国抵制、阻碍近代化的主要“传统”力 量。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明清以来像关中这样纯粹本土性的相对更为 封闭与后进的乡村既少租佃制也少有宗族共同体,而像广东,尤其是珠江 三角洲乃至香港新界那样更为富裕、市场化和更为开放的地区反而两者 都非常发达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推进现代性的过程中恰 把这两者作为抗拒现代性的主要障碍而予以消除,于是“理性的”契约关 系与“道德的”小共同体同归于尽,使“广东式的村彻底关中化”了现 代性因素几乎被铲削殆尽。直到改革时代,“关中"试式的乡村才又逐渐重新 变得“广东化”,道德经济、“理性农民"与现代化因素又同步增长 本书分别以若干关中模式的与广东模式的乡村实证资料为基础 20
作为公民的农民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 中国与苏俄之比莪论纲 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都是在现代化起步晚于欧美的古老传统 帝国,在农民为居民主要成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条件下由马克思主义的 政党领导的烈变革。它开辟了一条农民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演进之路。 经过种种波折与斗,苏联在195年,中国在191年新体制最后成形,即 以“劳动组合标准章程”为模式的苏联集体农庄和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为模式的中国人民公社这一体制通过独特的城乡联系机制(苏联的义务 交售制与“身份证制、中国的统购统销与户口制)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 累,对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大影响,也构成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种 类型。它引起了中、俄国内和国际学界的关注,也是历史学经济学政治 学杜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界的关注焦点。中俄农民史的异同,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革命前同为农民国家的中俄两国的异同,而后又成为两国社会主 义模式的异同,到了今天,它仍对中俄两国改革道路的异同产生极大影 响。 、中饿的传统农民社会 中国是国家本位的官僚一小农社会。从秦始皇起,中国建立起中央集 权国家本位的一元化体制:-方面专制国家“利出-孔”,对编户齐民” 实行严格的统治:另一方面法家政治通过强制分异、不许族居等办法力图 打碎民间小共同体,使传统中国农村成了人类各文明中突出的没有村社 织国家权力直达于编户"的“大共同体组织。此后1200,国经 历了从汉承秦制魏晋“以礼人法"与法律儒家化导致共同体多元化与统 帝国的解体,北朝至宋的“表法里”与共同体重新一元化,明初的大军
实践自由 点户与乡村小共同体涣散,直到明清时代中国呈现出东南农村的宗族兴 起与广大内地农村的“无宗族*现象,大共同体本位的结构一直没有根本 改变。 而俄国则是国家本位的贵族一村社社会。基辅罗斯时代有过商业殖 民城邦与渭彻(议会)的诺曼传统,但13世纪后的裂车化”使这种传统基 本消失此后在东北罗斯形成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统一中心,对农村的控 制也逐渐强化,从“黑乡到米尔,自由村社逐渐变成了“攻社合的国家 基层组织。但在*村社国家化”的同时,源自古代黑乡的村社自治传统仍然 有相当程度的残留,村社与东正教文化也保持着相当强的一致性:村社集 体主义与东正教的“致性精神,村社自治与东正教分离派传统,等 从总体上看,国家本位是中俄传统杜会异于西欧小共同体本位的传 统社会的共同特征,但中俄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俄国的村社比起西欧的马 尔克来的确是“国家化”的,但比起中国的保甲体制来,却有更多的自治 性。村杜尤其是哥萨克式的自治村社常成为农民对内压制“个人主义” 对外排斥“国家主义的纽带。中国农村则由于受比俄国更强大的国家控 制小共同体红带不发达农民平时一盘散沙,社区公共生活相对贫乏,但 在大共同体强控制下一旦爆发社会危机却常突破社区空间形成“大面 积扩散"之势。由此导致其他的区别,如在农民造反方面,中饿传统时代都 以有大型农民战争而异于西方,但俄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都由哥 萨克的自治村社发动,而非农奴所为,且多表现为拥护“好沙皇"而反对贵 族,乃至以假沙皇反对真沙皇,但从不否认当时王朝的合法性。而中国的 农民战争多为超社区的乡村民间社会反抗官府(国家,在农民心目中朝 廷与地方官僚体制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常常是不反则已,一反就要以改 朝换代为目标。 二、外来冲击下的中俄农村 俄国在彼得一世以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都面临着西方近代文明 的冲击,但两者的反应迎异。俄国乘西化之势而扩张,中国则在被迫西化 之中成为被扩张的对象。而两国农村社会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同样大有区 别。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冲击时,中西差距已经很大,尤其在农村劳 22
作为公民的农民 动生产率方面这-差距更大,因而外来冲击对传统农村主要产生破坏性 影响由于体制与文化的双重制约,很长时间内中国农村难以适应世界市 场,近代的半殖民化过程导致传统自然经济約破产、衰败,但却没有形成 新的有竞争力的商品性农业,由此产生的农潮多带有明显的排外性质。 而俄国受冲击时,俄国与方差尚不太大元其在农村劳动生产率 方面的差距比土地生产率方面更小,因而冲击在前期反而促进了俄国传 统农村原有体制的加强。从17世紀末到世紀,俄向西方谷物出口大增, 度使俄国拥有'欧洲的面包房”之名声,这反而促使农奴制(传统村社 制进步强化,统治者纷纷增大自营地,加强对农民的奴役,以便扩大劳 役型商品粮生产。由此使农民更加仇视贵族,而不是仇视外敌-:#1812年2 拿破仑征俄时,俄西部六省农民蜂起反抗主人而欢迎法军,这与中国义和 团之排外恰恰相反只是到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发展, 俄国农业传统体制的弊端才日见明显,使俄农业日益难以适应世界市场, 俄国与西欧差距拉大于是外来冲击开始破坏原有农业体制。 三、从改革到草命的中俄农村 由内外的压迫和社会的动乱,中国农村在鸡片战争后一直没有能 适应世界市场,民间激化的尺是传统型冲突(反抗朝廷的传统农民战条争 而不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而后一种冲突在很长时间内只在乡村社会 外的精英阶层中展开,因而从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中国农民在晚清的改 革与革命浪潮中均显得无所作为,游离于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之外而精 英阶层亦不关注农村,所谓改革与革命似乎都仅是城里人之事只有个 别例外,如义和团曾被保守派操纵来打击维新派,而民囡初期的白朗势力 曾与孙中山有过联络,但总的说来这些事情的作用影响有限 而俄园农村对现代化冲击有个从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故这一冲击 不像中国那样导致严重的农村解体,却促进了农村革新,因此在乡村社会 微化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这-时期,俄国农村改革呼声大兴,与中国 形成鲜明的对比1861年农女奴制改革、196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这两次 大改革”,到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运动无不 高度关注农村但由于利益一代价分配格局导致农民运动的转向,共在 23
实践自由 斯托雷平强行剥夺村社农民的“警察式改革”刺激下,农民运动已从96 年以前冲破传统村社束缚的现代化指问,转为此后的“村社复兴运动 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农民运动在191年前后均是传统的官逼民反性 质,只能导致又一次“改朝换代”,现代化(或反现代化〕指问的内容模糊不 由此又导致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农民运动关系上中俄两国之异 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本是-种现代化指向的思想,进人俄国后,社会民 主主义组织(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很长一个时期经济上要求自 由农场而反对村杜集体主义”,政治上要求宪政民主而反对人民专制 在现实政治中更靠近自由主义,而更敌视传统“农民社会主义(民粹主 义但在196年后的村社复兴一“反现代化”农民运动中列宁完成了 社会民主义的俄国化改造,使之带有浓厚的反自由主义色彩,从西方 社会民主党传统转向后民意党"传统,最终脱离社会民主主义而发展成 布尔什维主义。 中国与俄国相比,自由主义传统较弱,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则更弱。 中国接受的是从俄国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化”之后的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人华后不像马克思主义人俄初期那样亲自由主义而拒斥农民, 反而比较容易地与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相结合,并切断了自由主义在中国 的发展。 四、革命后计划体制下的中饿农民改造 革命后,中俄两国均确立了同质的意识形态,相应地,农村社会出现 了共同体排斥个经济自由的进程。因意识形态动因(以社会主义理想消 灭两极分化)与#意识形态的原始积累动因(“抽取”农村资源用于国家工 化)导致了农业集体化。但中俄仍有很大不同: 俄国革命后形成的与其说是小农农村不如说是村社农村。1918年的 土地改革不仅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基本改变了独立农民,全俄农村普遍村 社化了这种村社化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反现代性(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全面 否定),另一方面又具有传统村社小共同体自治倾向,村出现∵村社与村 苏维埃两个政杈并存”局面,对国家本位的一元化改造具有强烈的抵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