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EM全球智库半月谈 智库介绍 就无暇于形成大规模经济协议。在北京,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把这些问题提到他 们最高级别的议程上来。二位领导人应该就有利于未来长期更深入的贸易和投资 合作,在开放、透明和高标准方面取得一致。特别的,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推动 中美从双边投资协定(BT过渡到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并最终实现自贸区 (FTA;由此,把中国纳入到TPP,以便更快的在不远的将来形成APEC所提出 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除了实质性条件之外,亚太之旅将测试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另一维度:外交政 策风格的转变。这就是广为嘲笑的“背后领导”策略,即美国在全球事务上放弃传 统的领导地位,退居二线。但是,正如CSS主席 John hamre所认为,全球大多 数具有挑战性的事务,从埃博拉到伊斯兰极端主义,都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 而得到解决;美国把各国联合在一起,并让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由此实现“内部 领导”。 这正是奥巴马于2009年决定采用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并在两年 后参加EAS的背后逻辑。G20峰会在早些时间就全球金融危机采取协同行动取 得了成功,这在某种程度确认了该方式的可行性。同样,美国总统在2011年巴 厘岛的东亚峰会(EAS)的出席,就促成了该地区海事安全和防核扩散标准的达 成。如果仅凭这些国家(东盟10国+6国)内部讨论,是无法取得这些成果的 但是,在G20和EAS的情形中,近期的峰会开始失去动力。若“内部领导”是奥 巴马希望外交政策的方式,他应该以此次缅甸和澳大利亚之行为契机,在安全和 经济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内比都,奥巴马应该促使EAS领导者签署海域信任建 设措施和宣布承诺共同应对全区域的挑战,包括从传染病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广 泛议题。在布里斯班,他应该采取具体行动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包括G20 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结构性改革,推进全球贸易谈判议程和国际税收合作 奧巴马总统忙于在国际舞台上燃烧几把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大 多数问题,遏制它们可能是他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一个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比任 何其他措施都来得重要,这取决于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能否成功,以及唤起国际 合作的努力程度。 本文原题名为“ Obamas legacy tour”。作者 Matthew p. Goodman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高级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11月刊于cSIS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8 CEEM 全球智库半月谈 智库介绍 就无暇于形成大规模经济协议。在北京，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把这些问题提到他 们最高级别的议程上来。二位领导人应该就有利于未来长期更深入的贸易和投资 合作，在开放、透明和高标准方面取得一致。特别的，奥巴马和习近平应该推动 中美从双边投资协定(BIT)过渡到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并最终实现自贸区 (FTA)；由此，把中国纳入到 TPP，以便更快的在不远的将来形成 APEC 所提出 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 除了实质性条件之外，亚太之旅将测试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另一维度：外交政 策风格的转变。这就是广为嘲笑的“背后领导”策略，即美国在全球事务上放弃传 统的领导地位，退居二线。但是，正如 CSIS 主席 John Hamre 所认为，全球大多 数具有挑战性的事务，从埃博拉到伊斯兰极端主义，都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 而得到解决；美国把各国联合在一起，并让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由此实现“内部 领导”。 这正是奥巴马于 2009 年决定采用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并在两年 后参加 EAS 的背后逻辑。G20 峰会在早些时间就全球金融危机采取协同行动取 得了成功，这在某种程度确认了该方式的可行性。同样，美国总统在 2011 年巴 厘岛的东亚峰会（EAS）的出席，就促成了该地区海事安全和防核扩散标准的达 成。如果仅凭这些国家（东盟 10 国+6 国）内部讨论，是无法取得这些成果的。 但是，在 G20 和 EAS 的情形中，近期的峰会开始失去动力。若“内部领导”是奥 巴马希望外交政策的方式，他应该以此次缅甸和澳大利亚之行为契机，在安全和 经济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内比都，奥巴马应该促使 EAS 领导者签署海域信任建 设措施和宣布承诺共同应对全区域的挑战，包括从传染病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广 泛议题。在布里斯班，他应该采取具体行动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包括 G20 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结构性改革，推进全球贸易谈判议程和国际税收合作。 奥巴马总统忙于在国际舞台上燃烧几把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大 多数问题，遏制它们可能是他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一个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比任 何其他措施都来得重要，这取决于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能否成功，以及唤起国际 合作的努力程度。 本文原题名为“Obama’s legacy tour”。作者 Matthew P. Goodman 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11 月刊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GEEM全球智库半月谈 智库介绍 发达国家主权债务100年 S. M. Ali Abbas, Laura blattner, Mark de broeck等/文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基于币种、期限结构、流动性、持有者四个角度,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1990 2011年的债务结构。虽然数据存在缺陷,仍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编译如下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界、政界及市场人士都对主权债务充满兴趣。 本文认为,主权债务的结构对于债务的可持续性、最优税收制度、货币政策及金 融管制等方面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分别从以下四个角度研究了主权债务的结构 币种(国外或本国)、期限结构(短期或中长期)、流动性与持有者(非居民、 国家中央银行、国内商业银行和其他)。然而,研究长时段主权债务结构的最大 障碍是数据缺失。作者搜集了13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奧地利、比利时、加 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1900 2011年的债务数据结构。由于这是第一次尝试,作者指出了其所使用数据的缺 陷,如某些类型或某一时期债务数据的缺失(如二战前后)。尽管存在缺陷,这 些数据仍能为我们深入分析过去100年来发达国家的债务结构提供一条途径。 l、历史债务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发达经济体中,约90%的债务为本币债务。其中,有6个国家的外币债务占 比曾超过50%,一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最为显著 本币债务中,中长期期限债务约占68%,说明政府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发行 中长期债券,在萧条时期通过缩短债务期限降低风险。不同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 大致相似,除非某些国家遭受了财政或军事危机。 战前,几乎所有中央政府的债务均以可流通证券的形式发行。一战后可流 通证券的份额开始下降,在二战后的金融抑制时期最低降至55%。直到20世纪 70年代,可流通证券的份额才开始增加,目前约占80%左右 中央银行持有的债务份额约占10%,国内商业银行约占20%。20世纪70年 代后,非居民持有的债务份额飙升,央行和国内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务份额同步下 跌。1970-2011年,非居民持有的债务份额从5%升至35%,反映出一系列潜在 因素:金融创新和全球化;对主权债务管理的加强,独立的中央银行致力于降低 通胀;欧元引入导致欧元区内部汇率风险的消除,以及逐渐积累的亚洲新兴经济 体(尤其是中国)的安全证券 2、债务削减意味着什么 过去,政府主要使用两种策略降低债务:第一种为传统策略,包括保护长期 债务,整顿财政,某些情况下采取温和的通货膨胀(今天看来已经很髙);第二 种则是非传统策略,主要依靠垄断金融投资者持有债务,伴随一定的高通胀,以
9 CEEM 全球智库半月谈 智库介绍 发达国家主权债务 100 年 S. M. Ali Abbas, Laura Blattner, Mark De Broeck等/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基于币种、期限结构、流动性、持有者四个角度，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1990- 2011年的债务结构。虽然数据存在缺陷，仍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编译如下：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学界、政界及市场人士都对主权债务充满兴趣。 本文认为，主权债务的结构对于债务的可持续性、最优税收制度、货币政策及金 融管制等方面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分别从以下四个角度研究了主权债务的结构： 币种（国外或本国）、期限结构（短期或中长期）、流动性与持有者（非居民、 国家中央银行、国内商业银行和其他）。然而，研究长时段主权债务结构的最大 障碍是数据缺失。作者搜集了 13 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 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1900- 2011 年的债务数据结构。由于这是第一次尝试，作者指出了其所使用数据的缺 陷，如某些类型或某一时期债务数据的缺失（如二战前后）。尽管存在缺陷，这 些数据仍能为我们深入分析过去 100 年来发达国家的债务结构提供一条途径。 1、历史债务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发达经济体中，约 90%的债务为本币债务。其中，有 6 个国家的外币债务占 比曾超过 50%，一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最为显著。 本币债务中，中长期期限债务约占 68%，说明政府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发行 中长期债券，在萧条时期通过缩短债务期限降低风险。不同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 大致相似，除非某些国家遭受了财政或军事危机。 一战前，几乎所有中央政府的债务均以可流通证券的形式发行。一战后可流 通证券的份额开始下降，在二战后的金融抑制时期最低降至 55%。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可流通证券的份额才开始增加，目前约占 80%左右。 中央银行持有的债务份额约占 10%，国内商业银行约占 20%。20 世纪 70 年 代后，非居民持有的债务份额飙升，央行和国内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务份额同步下 跌。1970-2011 年，非居民持有的债务份额从 5%升至 35%，反映出一系列潜在 因素：金融创新和全球化；对主权债务管理的加强，独立的中央银行致力于降低 通胀；欧元引入导致欧元区内部汇率风险的消除，以及逐渐积累的亚洲新兴经济 体（尤其是中国）的安全证券。 2、债务削减意味着什么 过去，政府主要使用两种策略降低债务：第一种为传统策略，包括保护长期 债务，整顿财政，某些情况下采取温和的通货膨胀（今天看来已经很高）；第二 种则是非传统策略，主要依靠垄断金融投资者持有债务，伴随一定的高通胀，以
GEEM全球智库半月谈 智库介绍 减少短期债务。考虑到目前经济的低增长率以及财政调整面临的政治压力,非传 统策略似乎难以实行。 表1主权债务的构成 Debt/GDP Marketable Domestic MLT Domestic ST End of wwll End of great Recession Central bank Com banks Non-residents Non-bank dom End of wwll 12 34 3 5 End of Great Recession 12 作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不满足实施非传统策略的条件,如缺乏资本账户管 制,缺少竞争性的投资机会。而且,非居民持有债务比例高达36%(二战结束时 为3%),国内银行系统持有债务份额仅占21%(二战结束时46%),很难为债 务持有者提供可持续的回报。 同样,通过实施高于央行通货膨胀目标的意外通货膨胀以贬低已发行的中长 期证券价值,也会面临一系列挑战:第一,目前的低通胀环境很难实施意外的通 货膨胀措施;第二,全球接受的稳定价格机制不允许实施意外的通货膨胀措施; 第三,一旦实现了高通胀,再回到低通胀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第四,如果债务 可持续或是低风险的,采取高通胀政策也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 2、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的意义 主权债务的管理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需要硏究新的模 型来分析这种变化。比如,一战前,主权债务管理主要服务于某一项特殊的需要 或目的,如为一战融资;一战后,主权债务管理主要通过金融抑制和通货膨胀政 策降低债务的GDP占比;最近几十年,债务管理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在于降低未 来债务的偿还成本,将其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债务结构是否有助于预测危机,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直觉分析的结果是 债务结构变化可能会增加危机的风险,如缩短债务期限。同样,如果债务持有者 主要为非居民而非本国投资者,那么,政府的违约意愿也会有所不同 本文原题名为“A100 year perspective on sovereign debt composition in I3 advanced economies”。本文作者 Ali Abbas, Laura,Mak,Asma为IMF经济学家, Malin hu为康奈尔 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于2014年10月刊于ⅤOX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10 CEEM 全球智库半月谈 智库介绍 减少短期债务。考虑到目前经济的低增长率以及财政调整面临的政治压力，非传 统策略似乎难以实行。 表 1 主权债务的构成 作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不满足实施非传统策略的条件，如缺乏资本账户管 制，缺少竞争性的投资机会。而且，非居民持有债务比例高达 36%（二战结束时 为 3%），国内银行系统持有债务份额仅占 21%（二战结束时 46%），很难为债 务持有者提供可持续的回报。 同样，通过实施高于央行通货膨胀目标的意外通货膨胀以贬低已发行的中长 期证券价值，也会面临一系列挑战：第一，目前的低通胀环境很难实施意外的通 货膨胀措施；第二，全球接受的稳定价格机制不允许实施意外的通货膨胀措施； 第三，一旦实现了高通胀，再回到低通胀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第四，如果债务 可持续或是低风险的，采取高通胀政策也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 2、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的意义 主权债务的管理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需要研究新的模 型来分析这种变化。比如，一战前，主权债务管理主要服务于某一项特殊的需要 或目的，如为一战融资；一战后，主权债务管理主要通过金融抑制和通货膨胀政 策降低债务的 GDP 占比；最近几十年，债务管理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在于降低未 来债务的偿还成本，将其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债务结构是否有助于预测危机，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直觉分析的结果是： 债务结构变化可能会增加危机的风险，如缩短债务期限。同样，如果债务持有者 主要为非居民而非本国投资者，那么，政府的违约意愿也会有所不同。 本文原题名为“A 100-year perspective on sovereign debt composition in 13 advanced economies”。本文作者 Ali Abbas, Laura, Mark, Asmaa 为 IMF 经济学家, Malin Hu 为康奈尔 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于 2014 年 10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