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评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张建立、李薇）.pdf

张建立李薇和安全机制的深层次拓展,最终走向东亚社会和价值的全面制度化建设。这不只是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由易到难,也是理论和逻辑分析时的从低到高。”从功能性路径转换到制度性路径,优先经济合作,逐次冋其他领域深层拓展来建构东亚共同体,此类观点目前似乎己经成为大部分学者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共识。但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联系的加强、抵御风险的需要以及经贸合作的收益确实是东亚合作启动和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仅仅用经济利益来解释东亚共同体这个集体身份符号的快速兴起是不充分的。” 地区共同体建设,实质上也是一种秩序模式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史以来,东亚地区曾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秩序模式: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及以近年来“10+3”机制(东盟 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为建设主体的尚未成形的东亚共同体模式。虽然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人”作为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符号的出现和引发关注是21 世纪以后的事情,但亦恰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个与“欧洲”“西方”对应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在17世纪中叶以前亦曾存在过。温故知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非仅是一个只能由经济到政治、安全、文化的线性推进工程。东亚究竟有无结成共同体的可能,最终取决于该地区能否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根植于“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朝贡体系与根植于“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皆因最终未能化解区域内成员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导致破灭。如今,在“个人”基本人际状态深度渗透下的东亚,东亚共同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纪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建院30周年《现代国际关 2010年庆典特刊 2]季玲:“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兼论“东亚共同体’符号的兴起与消退”,外交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0页。 [3]2001年,由东亚知名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 East Asia Vision Group,简称EAVG)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个“东亚共同体”的地区一体化设想。参见“ 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asperityandProgressEastAsiaVisiongrOupReport,2001,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 4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 (总第八十一辑),2006年第1期,第29~58页 144 Inter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纪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建院30周年《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 [2] 季玲：“情感、身份确认与社会身份的再生产——兼论‘东亚共同体’符号的兴起与消退”，外交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0页。 [3] 2001年，由东亚知名学者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简称EAVG）向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的地区一体化设想。参见“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East Asia Vision Group Report， 2001，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 report2001.pdf. [4]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一辑），2006年第1期，第29~58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建立李薇和安全机制的深层次拓展，最终走向东亚社会和价值的全面制度化建设。这不只是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由易到难，也是理论和逻辑分析时的从低到高。”[1] 从功能性路径转换到制度性路径，优先经济合作，逐次向其他领域深层拓展来建构东亚共同体，此类观点目前似乎已经成为大部分学者关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共识。但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经济联系的加强、抵御风险的需要以及经贸合作的收益确实是东亚合作启动和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但是仅仅用经济利益来解释东亚共同体这个集体身份符号的快速兴起是不充分的。”[2] 地区共同体建设，实质上也是一种秩序模式的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史以来，东亚地区曾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秩序模式：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及以近年来“10+3”机制（东盟 10 国和中国、日本、韩国）为建设主体的尚未成形的东亚共同体模式。虽然 “东亚共同体”或“东亚人”作为东亚地区集体身份符号的出现和引发关注是21 世纪以后的事情，[3] 但亦恰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与“欧洲”“西方”对应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在 17 世纪中叶以前亦曾存在过。[4] 温故知新，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非仅是一个只能由经济到政治、安全、文化的线性推进工程。东亚究竟有无结成共同体的可能，最终取决于该地区能否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根植于“伦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朝贡体系与根植于“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皆因最终未能化解区域内成员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导致破灭。如今，在“个人”基本人际状态深度渗透下的东亚，东亚共同 144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体建设仍属一项充满种种变数的、正在进行的工程。加强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探讨,对促进东亚政治、安保、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身份认同与东亚共同体建设之间的逻辑联系身份认同( identity)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1]我们人类有两种基本属性,即“个体性”和“相互性”。前者指我们是一个能独自判断、独自定和独自行为的、既不能被合并也不能被拆开的实体这一事实,后者指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他者的联系和互动之中这一特性。人实际上是处在既相互独立又与他者联系这两种状态的动态平衡之中,不过由于生存环境(自然和社会)不同,文化对这两种属性的强调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心理文化学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提议用“伦人”、“缘人”和“个人”来分别概括传统中国人、日本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human constant)。“伦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由亲属关系出发一圈圈外推的同心圆结构(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差序格局”),它以“自己” 为中心,由内而外可分为三圈,即“亲人圈”、“熟人圈”和“生人圈”,“自己”与其他个体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责任、权利、义务的强度向外依次递减。在这种人际关系模式下,不同圈子适用不同规则:最内一层的“亲人圈”由近亲组成,适用“亲情规则”,关系恒定而密切,个体与他者区分不明确,每个人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鼓励个体间“不分你我”,个体之间相互信赖和相互依赖,有高度的安全感:“熟人圈”由熟人、朋友等组成,适用“人情规则”,相互帮忙,讲“人情”和“面子”:“生人圈”由既没有“亲情”也没有“人情”的陌生人组成,交往适用“公平规则”,就像在自由市场上买卖东西,公平买卖,讨价还价,交易完成,两不相欠。在这三个圈子中,“亲人圈”是不可转换的,如无论多么要好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亲人”,而兄弟、父子即便反目也不会变为“熟人”或“生人”(可以成为 “仇人”)。而“熟人圈”与“生人圈”可以相互转换:“生人”通过交往可变成“熟人”,“熟人”反目则可成“生人”。“个人”是一种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生存状态,此种基本人际状态对作为个体的人做了最重要的文化编码并将其置于“社会一文化场”的最重要位置。建立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上的社会是“个人社会”(以西方为典型)。反映这种基本人状态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最丰富、最完整的表达)。“缘人”将其人际关系分为远近不同的若干圈子: 最内一圈由“亲人”(日语为“身内”)组成的,最外一圈由生人(日语为“他人”)组成,中间是熟人、朋友同事等(日语为“仲间”)。“缘人”的自我认知的参照群体最主要特征是:亲属集团虽也很重要,但不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亲属集团不那么恒定、持久,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即亲属集团中包括一些他有“缘”遇到的非血缘关系者。“缘人”圈子也有某种序列,但这种序列不完全像中国那样依据血缘的远近、人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伦秩序规范,它还考虑其他差别,如年龄、性别、学历、力量、才能以及情境等。“缘人”的情感配置和控制机制与中国人相近,但不像中国人那样完全指向近亲者集团,而更强调个体所处的“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的相对“位置”,也就是说个体情感的配置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日本人的情感配置允许将情感指向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但是,这个绝对一般既非神明也非灵魂之类,而多是某个权威人物,这就是绝对忠的思想。“家元”是“缘人”状态下的个体所缔结的典型群体,也是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最适外部表现形式。这种群体既带有某种家族的特点,又具有某种契约组织的特点,就是将亲属集团的法则经过改造拷贝到二次集团中。缔结这种集团的原则是许娘光提出的缘约原则”。详细参见尚会鹏:“‘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1-146页;“‘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41~48页;“‘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第129-140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145

[1] 我们人类有两种基本属性，即“个体性”和“相互性”。前者指我们是一个能独自判断、独自决定和独自行为的、既不能被合并也不能被拆开的实体这一事实，后者指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他者的联系和互动之中这一特性。人实际上是处在既相互独立又与他者联系这两种状态的动态平衡之中，不过由于生存环境（自然和社会）不同，文化对这两种属性的强调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心理文化学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尚会鹏教授提议用“伦人”、“缘人”和“个人”来分别概括传统中国人、日本人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的“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 ）。“伦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由亲属关系出发一圈圈外推的同心圆结构（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差序格局”），它以“自己” 为中心，由内而外可分为三圈，即“亲人圈”、“熟人圈”和“生人圈”，“自己”与其他个体关系的亲密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责任、权利、义务的强度向外依次递减。在这种人际关系模式下，不同圈子适用不同规则：最内一层的“亲人圈”由近亲组成，适用“亲情规则”，关系恒定而密切，个体与他者区分不明确，每个人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鼓励个体间“不分你我”，个体之间相互信赖和相互依赖，有高度的安全感；“熟人圈”由熟人、朋友等组成，适用“人情规则”，相互帮忙，讲“人情”和“面子”；“生人圈”由既没有“亲情”也没有“人情”的陌生人组成，交往适用“公平规则”，就像在自由市场上买卖东西，公平买卖，讨价还价，交易完成，两不相欠。在这三个圈子中，“亲人圈”是不可转换的，如无论多么要好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亲人”，而兄弟、父子即便反目也不会变为“熟人”或“生人”（可以成为 “仇人”）。而“熟人圈”与“生人圈”可以相互转换；“生人”通过交往可变成“熟人”，“熟人”反目则可成“生人”。“个人”是一种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生存状态，此种基本人际状态对作为个体的人做了最重要的文化编码并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场”的最重要位置。建立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上的社会是“个人社会”（以西方为典型）。反映这种基本人状态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最丰富、最完整的表达）。“缘人”将其人际关系分为远近不同的若干圈子: 最内一圈由“亲人”（日语为“身内”）组成的，最外一圈由生人（日语为“他人”）组成，中间是熟人、朋友同事等（日语为“仲间”）。“缘人”的自我认知的参照群体最主要特征是：亲属集团虽也很重要，但不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亲属集团不那么恒定、持久，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即亲属集团中包括一些他有“缘”遇到的非血缘关系者。“缘人”圈子也有某种序列，但这种序列不完全像中国那样依据血缘的远近、人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伦秩序规范，它还考虑其他差别，如年龄、性别、学历、力量、才能以及情境等。“缘人”的情感配置和控制机制与中国人相近，但不像中国人那样完全指向近亲者集团，而更强调个体所处的“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的相对“位置”，也就是说个体情感的配置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日本人的情感配置允许将情感指向某种绝对或神圣之物。但是，这个绝对一般既非神明也非灵魂之类，而多是某个权威人物，这就是绝对忠的思想。“家元”是“缘人”状态下的个体所缔结的典型群体，也是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最适外部表现形式。这种群体既带有某种家族的特点，又具有某种契约组织的特点，就是将亲属集团的法则经过改造拷贝到二次集团中。缔结这种集团的原则是许烺光提出的 “缘约原则”。详细参见尚会鹏：“‘伦人’与‘服国’——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视角解读中国的国家形式”，《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 4期，第131~146页；“‘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第 10 期，第 41~48 页；“‘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第129~140页。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体建设仍属一项充满种种变数的、正在进行的工程。[1] 加强建构东亚身份认同的探讨，对促进东亚政治、安保、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身份认同与东亚共同体建设之间的逻辑联系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145

张建立李薇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也就是说,既然彼此要交往,人们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身份认同既有个人层面,亦有群体层面。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言,还可能有多重的认同。“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在出现这种身份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国这种身份认同的狭窄化和泛化现象同样存在于东亚地区。因为“认同决定行为方向”,所以该区域成员对东亚身份认同的波动,也就造成了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消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际关系通常是竞争、敌视以及对抗的。”國群体间的竞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客观竞争( objective competition),即诸如领地争斗、选举权的竞争乃至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等真实利益之争,皆是客观竞争的体现;一种是社会竞争( social competition),即竞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变群体之间的相对位置,且为此而根本不在乎客观得失。國马丁·路德·金在《我们前往何处:混乱还是和谐?》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几十年中,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为获得尊严前赴后继。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够平等地享有公共物品,那么所有遭受的打击、囹圄之灾、死亡都是值得的。能够坐在午餐的吧台前,或者能够在巴士上坐在前排位置,这些对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因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7页。 [2][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因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010年版,第11页。 3同2 4]|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5]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阿6[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146 Interm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7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11页。 [3] 同[2]。 [4]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5]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6] [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张建立李薇 ——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1] 也就是说，既然彼此要交往，人们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身份认同既有个人层面，亦有群体层面。对特定的个人或群体而言，还可能有多重的认同。“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2] “在出现这种身份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3] 这种身份认同的狭窄化和泛化现象同样存在于东亚地区。因为“认同决定行为方向”，[4] 所以该区域成员对东亚身份认同的波动，也就造成了东亚共同体的兴起与消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群际关系通常是竞争、敌视以及对抗的。”[5] 群体间的竞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客观竞争（objective competition），即诸如领地争斗、选举权的竞争乃至国家间的军备竞赛等真实利益之争，皆是客观竞争的体现；一种是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即竞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改变群体之间的相对位置，且为此而根本不在乎客观得失。[6] 马丁·路德·金在《我们前往何处：混乱还是和谐？》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几十年中，黑人，尤其是南方黑人，为获得尊严前赴后继。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够平等地享有公共物品，那么所有遭受的打击、囹圄之灾、死亡都是值得的。能够坐在午餐的吧台前，或者能够在巴士上坐在前排位置，这些对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 146

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们有助于消除阶层污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心理,提升了我们存在的精神意涵。我们会本能地为尊严而战,因为作为低等人所受到的人格贬损比物质剥夺更让人刻骨铭心。”这段话阐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群际间的社会竞争行为。通俗地讲,社会竞争甚至可以理解成为一种“面子”之争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现状来看,近年来由于日本右派政治家的挑衅,推动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国家中日、日韩之间领土争端这样的客观竞争日益凸显。于是,世界上诸多有识之士便纷纷建言中日关系应该借鉴法德和解。例如,中欧论坛的首倡者—一法国国际电台中文部主任、欧华学会秘书长陈彦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欧盟建立最初的动因并不是经济,而是为了避免战争。在20世纪经历的两次激烈的世界大战,欧洲都是战场,也是受苦最深的地方。欧洲人慢慢发现,以民族国家作为框架来避免战争是不可能的,这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欧盟创始人说,要避免战争,必须走联合的道路。这个联合的道路是慢慢从经济走到政治的。中日的和解可以参照法德和解。中日关系如果处理得好,中日的前途都是无量的;若处理不好,会两败俱伤。中国近代的历史,有两次最重要的转折,都是日本带来的,一是甲午战争, 二是抗日战争。现在中国的崛起,仍然面对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法德为什么能和解,不是因为法国人、德国人比中国人、日本人更理性,而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欧盟,走向欧洲的联合。很多主张大力推动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学者、商界精英和官员们也大抵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推动东亚的经济合作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实现东亚地区未来的和平发展。但是,仅就中日关系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不断扩大的经济合作、各类民间交流以及金融等多领域中的合作成果不可谓不大,然而遗憾的是最终却依旧未能阻止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由于在心理及定位上缺乏亚洲归属感,在政治安全领域又受制于美国,所以在推动共同体建设上既无法“脱欧”亦不情愿“入亚”,加之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不能坦诚谢罪的言行也使得其难以“入亚”,难以获得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谅解和接纳。但是,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对于东亚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比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区域合作中的竞山]转引自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 [2]3/ehttp://news.sina.com.cen/c/2007-10-15/034712726603s.shtml. 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3期147

[1] 转引自[澳]迈克尔·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0页。 [2] 参见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5/034712726603s.shtml. 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3 期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成功形塑东亚身份认同们有助于消除阶层污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心理，提升了我们存在的精神意涵。我们会本能地为尊严而战，因为作为低等人所受到的人格贬损比物质剥夺更让人刻骨铭心。”[1] 这段话阐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群际间的社会竞争行为。通俗地讲，社会竞争甚至可以理解成为一种“面子”之争。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东亚共同体的发展现状来看，近年来由于日本右派政治家的挑衅，推动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国家中日、日韩之间领土争端这样的客观竞争日益凸显。于是，世界上诸多有识之士便纷纷建言中日关系应该借鉴法德和解。例如，中欧论坛的首倡者——法国国际电台中文部主任、欧华学会秘书长陈彦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欧盟建立最初的动因并不是经济，而是为了避免战争。在20世纪经历的两次激烈的世界大战，欧洲都是战场，也是受苦最深的地方。欧洲人慢慢发现，以民族国家作为框架来避免战争是不可能的，这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欧盟创始人说，要避免战争，必须走联合的道路。这个联合的道路是慢慢从经济走到政治的。中日的和解可以参照法德和解。中日关系如果处理得好，中日的前途都是无量的；若处理不好，会两败俱伤。中国近代的历史，有两次最重要的转折，都是日本带来的，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抗日战争。现在中国的崛起，仍然面对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法德为什么能和解，不是因为法国人、德国人比中国人、日本人更理性，而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欧盟，走向欧洲的联合。[2] 很多主张大力推动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学者、商界精英和官员们也大抵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推动东亚的经济合作来推动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实现东亚地区未来的和平发展。但是，仅就中日关系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不断扩大的经济合作、各类民间交流以及金融等多领域中的合作成果不可谓不大，然而遗憾的是最终却依旧未能阻止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由于在心理及定位上缺乏亚洲归属感，在政治安全领域又受制于美国，所以在推动共同体建设上它既无法“脱欧”亦不情愿“入亚”，加之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不能坦诚谢罪的言行也使得其难以“入亚”，难以获得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谅解和接纳。但是，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对于东亚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性比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德轴心”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区域合作中的竞 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