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业兴 可以把她又逮捕起来的啊！即使今天不捕，这笔账记上，以 后遇上“运动”随时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这种令人惊恐的 自述之外，还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绥德西北抗敌书店 有一个干部叫杨春熙，过去是在天津当小职员的，又在盛世 才部待过。这时被打成了特务，罪状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复 兴社。在甄别平反大会上，他说的故事是：当时，他被囚禁 多时，怎么也编不出一个能与别人对上口径的口供，无法可 想。正在此时，他有一回在放风的时候遇见了书店经理常 ××(陕北本地干部)。经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对杨春熙“串 供”说：“你就说我是复兴社支部书记，殷三是宣传！”（殷三 是个由武汉去的大学生)杨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 兴，忽然一想不行，忙又问道：“我是什么呢？”常经理一皱 眉，好像为他这样点都点不透的傻气生了气，吐出三个字 道：“你组织！”于是他就照这么招供，才通过了。当他后来 告诉我们的时候，听的人无不笑不可抑。简直同“和尚、包 袱、伞”的笑话差不多，但这是怎样的含着眼泪的笑啊！ 在杨述“交代”之后，我们仍在（抗战报》工作。我们的 小女孩因为我无带孩子的经验，又在这种困苦环境之中，无 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天亡。杨述从延安告状回来，孩子已 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还得勉强工作。这时我 患了美尼尔氏症，有一次出去，在采访绥德小学教师的一个 大会会场上，我竟发病，扶着人家院子的墙，呕吐不止，头晕 眼花，站也站不住。别人叫来杨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 炕上，不能转动，不能坐起进食，连大小便都是杨述伺候的。 就在这时候，宣传部长不知怎么想起一个重要的规划，就是 界社会生义学
业 百年人生 宣传部要建立办公室。他指定要把我们住的那间窑洞改为 办公室，限我们克日迁出。杨述对他说，我实在病得不能 动。却听到他在院里跺着脚喊：“决定叫搬，就是不搬？叫 人替他们搬出去！”于是由杨述架着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 一间破房里。炕已经被老鼠钻塌了一个大角，顶棚也一条 一条地吊着。没人帮我们收拾，简直是被驱逐出来的。我 住在这个与老鼠为邻的破屋里，病倒慢慢好起来。晚上，我 穿件破褂子，脚上穿着捡来的别人不要的破鞋，在这个院角 徘徊。月光明亮，万感萦心。我究竟身犯何罪，会弄到今天 这个样子？于是我走着转着，旧习复发，吟成了一首既不能 发表，也不能示人的诗： 小院徐行曳破衫，风回犹似旧罗纨。 十年豪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 自忏误吾唯识字，何似当初学纺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几何年。 这种事情不止在绥德地委发生，我们还参加过驻绥德 的抗大分校的斗争会。那个分校，校长、副校长都是老红 军，他们是怎样搞的呢？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讲他们的批 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通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 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 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 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在抗大会场上还发现 一个上台坦白的女“特务”华逸。杨述说：“她会不会是小华 18
思痛录兰 呀？清华纪毓秀的朋友，我们曾同声赞美的革命女青年。” 两人一琢磨，她就是！但当时谁敢上前相以！从这时起，我 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 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如此天翻地覆闹了一场，伤了许多人。结果呢？结果 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 节正式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从前的天津志 恒书店创办人)，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惟一 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 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一个负责千部。自然也是假案。 这就是全部结果！ 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大会上，毛主席说：“整风整错了的 同志！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款。”说罢举手齐帽行了一个 军礼，又说：“我行了礼你们要还礼，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 呀！”有这几句话，我们就全都原谅了，而且全都忘掉了。因 为我们自认是为了革命才来延安的，革命还正在进行，党中 央把我们弄错了，但是毛主席本人都道了歉了，还不就算了 吗？大家总是一家人呀。当时有一位作家吴伯箫，他在延 安挨整的消息传到了“蒋管区”，传说是他已被整死，西安为 他开了追悼会。延安一听这消息，立即要吴伯箫亲自出来 “辟谣”。于是吴伯箫也就真的出来写文章，自称在延安愉 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这些话，我不认为 是吴伯箫在压力之下勉强写的。他是一个极其老实忠厚的 好共产党员。写这样的文章，我想是他出自内心，愿意为了 维护党的声誉忘却个人的一切不幸的。只可惜的是，到“文 19
w业》 业尽百年人生 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又把他打倒了一次。他现在已经 去世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不能讲这些话，我只能在我未 死之前替他说出来。 还有那个邹凤平。1945年春在党校，各地来的同志分 别召开“山头会议”以总结工作经验。四川来的也开了一 次，我随杨述去参加。只听主持会议的同志低声沉重地说： “现在，邹凤平同志已经死了”他说不下去，在座者一片 唏嘘之声，简直开成了个追悼会。谁不知道他是冤枉的呢？ 谁不知这次运动是错误的呢？哀悼的泪水说明大家的思想 并不糊涂。到底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有不少的 解释。例如说：情况太隔膜啦，做这种工作是瞎子摸鱼，不 会不出错啦，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啦…所以大家就凉解了。 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 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 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直到1988年，我们又经过了无数冤苦，我才从蒋南翔 临终的遗稿上，知道他早在当年（就在经历过执行错误政策 之后)就明确了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个 反对抢救的意见送到了中央，结果却是“留中不发”，认为错 误。并且给提意见者以批判。 20
思痛录丝 二、解放初期有那么 一点点运动 解放初期那一阵，大家因为刚刚摆脱国民党那种贪污、 横暴、昏庸无一不备的统治，的确感到如沐初升的太阳。就 是我们这些从老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摆脱了长 年受歧视的境遇，一变而为“老干部”。我记得刚进城时，我 和杨述在北平街头闲步，指着时装店和照相馆的橱窗里那 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我们就说：“看吧！看看到底是这个腐 败的城市能改造我们，还是我们能改造这个城市！”当时真 是以新社会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 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 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 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 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 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 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 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