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求实的比较研究。一直到“文革“结束，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开展，更关键的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以及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长期流行的左的倾向受到了清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也由此有了较好的条件，不仅得以正式启动，而且得到稳步发展。就在1978年中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后的10-11月，在安徽芜湖举行了大型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学者们对长期流行的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的对西方哲学的教条主义评价方式（特别是将其发展史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史的所谓日丹诺夫模式）明确地提出了质疑，一致认为必须纠正。这次会议被公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转折点。对于中断研究近三十年的现代西方哲学，许多专家也建议恢复研究，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还较复杂，这次会议上未能展开讨论。1979年1-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探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政治条件已开始明晰可见，学界适时地于1979年11月在山西太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会议除了由一些专家介绍当前国外的现代哲学流派的研究状况外，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我国是否应当以及怎样恢复，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共识。尽管当时学者们在会上对现代西方哲学评价还很谨慎，但毕竟宣示了这一学
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 求实的比较研究。 一直到“文革”结束，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开展，更关键的是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以及 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长期流行 的左的倾向受到了清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 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也由此有了较好的条件，不仅得以正式启动，而且得到 稳步发展。 就在 1978 年中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后的 10-11 月，在安徽芜 湖举行了大型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学者们对长期流行的以马克思主 义名义出现的对西方哲学的教条主义评价方式（特别是将其发展史简单地 归结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史的所谓日丹 诺夫模式）明确地提出了质疑，一致认为必须纠正。这次会议被公认为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转折点。对于中断研究近三十 年的现代西方哲学，许多专家也建议恢复研究，但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还 较复杂，这次会议上未能展开讨论。1979 年 1-4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 工作务虚会，（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探 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政治条件已开始明晰可见，学界适时地于 1979 年 11 月在山西太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会议除了由一些专 家介绍当前国外的现代哲学流派的研究状况外，讨论的主题就是现代西方 哲学研究在我国是否应当以及怎样恢复，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共识。尽 管当时学者们在会上对现代西方哲学评价还很谨慎，但毕竟宣示了这一学
科的研究的合法性，还制定了一些较具体的研究计划。因此可以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现代外国哲学在我国正式恢复并开始呈现发展的趋势的标志。尽管当时还没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做比较研究，但对现代西方哲学学习和研究的合法化的肯定必然会为这种比较研究创造条件。太原会议以后，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学习和研究可谓形成了热潮。卷入这一热潮的除了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以及大量的青年学生。他们虽然并未打算专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但对以往几十年这方面的封闭状况大都不满；希望除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了解哲学外，还能有机会对现代西方哲学等其他哲学有所了解；以便增进见识，拓宽眼界，促进他们所从事的其他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这股热潮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有原则的区别。如果不加批判地对其笼统肯定，就会造成冲淡、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局。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当时有关部门适时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化的方针。这本来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但在执行中有些地方对其做了过分宽泛的解释，以致教条主义等过左的现象又乘机而起。为了在对待现代西方哲学上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克服左和右的偏向，必须在重新正确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揭示其实际所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两种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正确揭示二者的现实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对待现代西方哲学，从后者发展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用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科的研究的合法性，还制定了一些较具体的研究计划。因此可以把这次会议 看作是现代外国哲学在我国正式恢复并开始呈现发展的趋势的标志。尽管 当时还没有人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做比较研究，但对现 代西方哲学学习和研究的合法化的肯定必然会为这种比较研究创造条件。 太原会议以后，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学习和研究可谓形成了热潮。卷入 这一热潮的除了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专家以及大 量的青年学生。他们虽然并未打算专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但对以往几十 年这方面的封闭状况大都不满；希望除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了解哲学外，还能有机会对现代西方哲学等其他哲学有所了解；以便增进见 识，拓宽眼界，促进他们所从事的其他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 这股热潮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形态与马克 思主义哲学毕竟有原则的区别。如果不加批判地对其笼统肯定，就会造成冲 淡、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局。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当时有关部门适时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和西化的方针。这本来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但在执行中有些地方对 其做了过分宽泛的解释，以致教条主义等过左的现象又乘机而起。为了在对 待现代西方哲学上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克服左和右的偏向，必须 在重新正确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深入 具体的研究，揭示其实际所是，（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并在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两种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正确揭示二者的现实关系。只 有这样才能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正确对待现代西 方哲学，从后者发展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用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丰富和发展。从1980年代中期起至今，尽管有时还有曲折，我国哲学界整体上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开展研究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出现的现代西方哲学纷繁复杂，要对其做出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认识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只能先易后难，择其要者而为之。从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以及在中国受到扭曲之广来说，莫过于实用主义了。因此我个人选择从重新认识实用主义开始，特别是关注如何恰当地将实用主义哲学家本人的学说与一些对实用主义做的片面解释以及野心家，庸人们所奉行的实用主义区分开来。尚在20世纪70年代未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材时我就已如此关注了。这部教材由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本学科第一部教材，曾因受到广泛欢迎而大量发行，但也由此引起其是否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质疑。对实用主义未做以往那种激烈批判估计是引起人们质疑的焦点之一。这促使我拟撰写一篇既有关于实用主义的扎实的事实根据、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从而有较大说服力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1986年写成。（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它以分节小标题的形式对流传近百年的对实用主义的全盘否定性的评价提出了全面的质疑。我深知发表这样的文章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此慎之又慎。写作虽只有几天，但准备了几年。写成后我先打印提交给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让少数专家传阅，他们反映很好。此后我试探性地在发行范围较窄的《现代外国哲学》（以书代刊）上发表，意外地获得了同行专家们的高度赞赏。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还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如何评价实用主义，这次会议于1988年在成都举行，被公认为是
的丰富和发展。从 1980 年代中期起至今，尽管有时还有曲折，我国哲学界 整体上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开展研究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出现的现代西方哲学纷繁复杂，要对其做出 清晰的梳理和深刻的认识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只能先易后难，择其要者 而为之。从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以及在中国受到扭曲之广来说，莫过于实用主 义了。因此我个人选择从重新认识实用主义开始，特别是关注如何恰当地将 实用主义哲学家本人的学说与一些对实用主义做的片面解释以及野心家、 庸人们所奉行的实用主义区分开来。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编写《现代西 方哲学》教材时我就已如此关注了。这部教材由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国内本学科第一部教材，曾因受到广泛欢迎而大量发行，但也由此引起其 是否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质疑。对实用主义未做以往那种激烈批判 估计是引起人们质疑的焦点之一。这促使我拟撰写一篇既有关于实用主义 的扎实的事实根据、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从而有较大 说服力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 1986 年写成。（公众号：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它以分节小标题的形式对流传近百年的对实用主义 的全盘否定性的评价提出了全面的质疑。我深知发表这样的文章要冒很大 的政治风险，因此慎之又慎。写作虽只有几天，但准备了几年。写成后我先 打印提交给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让少数专家传阅，他们反映很好。此后我 试探性地在发行范围较窄的《现代外国哲学》（以书代刊）上发表，意外地 获得了同行专家们的高度赞赏。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还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会 议来讨论如何评价实用主义，这次会议于 1988 年在成都举行，被公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