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卷第4期 经济学报 Vol.4,No.4:28-60 2017年12月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December 2017 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 以“四万亿投资”为例 梁斌2周晔馨 摘要研究应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 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在带有投资专 有技术进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本文区分了“四万亿投资”中 的3种不同支出,分析了它们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并估计了其政策 效果。研究发现:基础投资类政府支出具有最大的乘数效应,但会抑 制私人授资;消费类政府支出会提升私人投资,但会对私人消费产生 挤出效应;而设备资本型投资则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恢复,又可以 鼓励私人消费和授资。对整体政策效果的模拟还发现,“四万亿投资” 会使经济体的公共部门不断膨胀、私人部门不断萎缩。“四万亿投资” 在正式实施时进行了微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私人部门的挤出 效应,同时产生了更大的挤入效应。本文为政府改进财政刺激计划中 的投资结构提供了较为稳健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关键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财政刺激方案;投资专有技术进步; 结构调整 0引言 2007年次贷危机( subprime crisis)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在应对 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各国又大行其道,长 期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诟病的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也屡见不鲜。面对突如 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于2008年推出“四万亿投资”经济刺激计划。 1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源价格跳跃波动、创造性破坏与资源地区经济增长” (715630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与偏好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大 样本的入户实验”(71773010),以及国家杜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专利制度、企业专利战略与经济技术发 展研究”(12BJL041)的支持。 2粱斌,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E-mail: hellobin@126.cm 3周晔馨(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E-mail:zhouvexint@bnu.edu.cn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经 济 学 报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４，Ｎｏ．４：２８－６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基于 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 ———以“四万亿投资”为例１ 梁斌２ 周晔馨３ １本文得 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资 源 价 格 跳 跃 波 动、创 造 性 破 坏 与 资 源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７１５６３０３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资本与偏好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大 样本的入户实验”（７１７７３０１０），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专利制度、企业专利战略与经济技术发 展研究”（１２ＢＪＬ０４１）的支持。 ２梁斌，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Ｅ－ｍａｉｌ：ｈｅｌｌｏｂｉｎ＠１２６．ｃｏｍ。 ３周晔馨（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ｙｅｘｉｎ＠ｂｎｕ．ｅｄｕ．ｃｎ。 摘 要 研究应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 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对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尤为重要。在带有投资专 有技术进步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本文区分了“四万亿投资”中 的３种不同支出，分析了它们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并估计了其政策 效果。研究发现：基础投资类政府支出具有最大的乘数效应，但会抑 制私人投资；消费类政府支出会提升私人投资，但会对私人消费产生 挤出效应；而设备资本型投资则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恢复，又可以 鼓励私人消费和投资。对整体政策效果的模拟还发现，“四万亿投资” 会使经济体的公共部门不断膨胀、私人部门不断萎缩。“四万亿投资” 在正式实施时进行了微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私人部门的挤出 效应，同时产生了更大的挤入效应。本文为政府改进财政刺激计划中 的投资结构提供了较为稳健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关键词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财政刺激方案；投资专有技术进步； 结构调整 0 引言 ２００７年次贷危机（ｓｕｂｐｒｉｍｅｃｒｉｓｉｓ）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球。在应对 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在各国又大行其道，长 期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诟病的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手段也屡见不鲜。面对突如 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８年推出“四万亿投资”经济刺激计划
第4卷第4 期梁斌周哗馨: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29 这个计划不仅对经济本身影响巨大,因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又由于它 是中国在经济调控方面强势政府行为的象征,从而也引起社会对政府主导投 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的广泛关注。中央政府计划从2008年四季 度到2010年底,新增投资1.18万亿元,再加上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共约4 万亿元,因此被称为“四万亿投资”。尽管被称为投资,但其并不仅限于政府投 资领域,而是包括了政府支出的各个方面,包括:建设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 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环境保护、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 方面(见表1)。 表1“四万亿”投资安排 四万亿投资计划 原计划/亿元 占比/%调整后/亿元占比/% 铁路、公路、机场、电网 18000 15000 37.5 保障性住房 4000 10 技术改造与结构调整 1600 农村民生与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卫生、文教、杜会 400 节能减排生态环境 8.75 灾区恢复重建 10000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① 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万亿,较上 年增长9%,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0%②。尽 管有人对“四万亿投资”的效果十分推崇,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饮鸩止渴”——一暂 时性的政府支出扩大会使真实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 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进而产生挤出效应( Romer,2001),最终可能影响 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2009; Zhang and Zhang,2011)。不但“四万亿投资”的效率被怀疑,而且关于中国经济保持 的长期增长,也一直被质疑认为是靠低效政府投资拉动的。国内外的许多研究 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在低的技术进步率下,依靠政府主导的高资本投入、不可持 续的低效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下降(沈利生和王恒,2006),而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也经历了不断下 降的过程,从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郑京海和胡鞍钢,2005;郭庆 和贾俊雪,2005)。政府支出在中国真是低效的吗?这一问题并非中国所独 Ohttp://www.ndrcgov.en/fzgggz/gdzctz/t2gz/200905/120090521_286873.html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 梁斌 周晔馨：基于 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 这个计划不仅对经济本身影响巨大，因而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又由于它 是中国在经济调控方面强势政府行为的象征，从而也引起社会对政府主导投资 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后果的广泛关注。中央政府计划从２００８年四季 度到２０１０年底，新增投资１．１８万亿元，再加上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共约４ 万亿元，因此被称为“四万亿投资”。尽管被称为投资，但其并不仅限于政府投 资领域，而是包括了政府支出的各个方面，包括：建设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 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环境保护、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等 方面（见表１）。 表１ “四万亿”投资安排 四万亿投资计划 原计划／亿元 占比／％ 调整后／亿元 占比／％ 铁路、公路、机场、电网 １８０００ ４５ １５０００ ３７．５ 保障性住房 ２８００ ７ ４０００ １０ 技术改造与结构调整 １６００ ４ ３７００ ９．２５ 农村民生与基础设施建设 ３７００ ９．２５ ３７００ ９．２５ 医疗、卫生、文教、社会 ４００ １ １５００ ３．７５ 节能减排生态环境 ３５００ ８．７５ ２１００ ５．２５ 灾区恢复重建 １０００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５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①。 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３４万亿，较上 年增长９％，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２．５万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０％②。尽 管有人对“四万亿投资”的效果十分推崇，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饮鸩止渴”———暂 时性的政府支出扩大会使真实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 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进而产生挤出效应（Ｒｏｍｅｒ，２００１），最终可能影响 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等，２００９；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不但“四万亿投资”的效率被怀疑，而且关于中国经济保持 的长期增长，也一直被质疑认为是靠低效政府投资拉动的。国内外的许多研究 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在低的技术进步率下，依靠政府主导的高资本投入、不可持 续的低效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持续下降（沈利生和王恒，２００６），而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也经历了不断下 降的过程，从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郑京海和胡鞍钢，２００５；郭庆 旺和贾俊雪，２００５）。政府支出在中国真是低效的吗？这一问题并非中国所独 ９２ ① ②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ｆｚｇｇｇｚ／ｇｄｚｃｔｚ／ｔｚｇｚ／２００９０５／ｔ２００９０５２１＿２８６８７３．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经济学报 2017年12月 有,政府支出的扩大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一直被国际上关于生产效率的 文献所关注。 早期的关于政府支出效率的研究仅仅考虑了 Hicks中性技术进步,但技术 进步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应包括劳动力的有效性、资本质量的改进①。 投资专有技术进步( Investment- Specific Technology progress,ISTP),最早 于关于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否蕴含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具体化争论” embodiment controversy ) Solow, 1960; Domar, 1963: Denison, 1964 Jorgenson,1966)②,指的就是技术进步体现在新的资本品之中,其技术进步的 收益必须通过投资来获得。新的技术通常都会体现在资本之中,从而被运用到 新的设备和生产过程中。比如,近十几年在信息处理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 从电子邮件和手机的普及到现代仓储和物流管理,再到自动制造装备技术,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工作方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这些技术进步更多地 体现在新的资本中,从而使得投资品的价格相对整体价格水平出现下降趋势 此,要更准确地评估以“四万亿投资”为例的中国政府支出,就必须引入投 专有技术进步,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分析政府主导投资行为的政策效果,这对于 更准确地度量经济中的生产效率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四万亿投资”到底是有益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美酒,还是仅仅 够止渴一时的鸩酒呢?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四万亿投资”的文献,但大都只是 孤立地分析某个侧面,而“四万亿投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调控手段,各个方 面会反复相互影响,局部均衡分析远远不能模拟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 常有必要进行一般均衡的分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透视“四万亿投资”的政策 效果,本文进行了以下两个技术处理:(1)建立了一个带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n,DSGE)模型,进 而区分了两类投资资本—基础资本和设备资本,并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对模 型进行估计;(2)在家庭效用函数中引入政府消费支出,进而估计了政府消费类 支出对私人部门消费替代一互补效应。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改进,本文主要回答 了如下问题:“四万亿投资”是否是中国经济抵御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的有效方 式?“四万亿投资”计划在2008年底推出后,又于2009年3月又进行了一定的 调整(如表1所示),这样的调整是否合理?今后推出类似的财政刺激计划时应 ①关于劳动力的有效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主要基于知识的积累,对知识积 累进行进一步的描述;二是对资本的范围进行扩展,从而使得资本既包括实物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同质的,并且技术进步并不墓舍其中,但是 Solow(1960)指出,很多技 术进步都需要通过机器设备来产生效果,技术进步在资本积系过程中形成,或者通过新一代的设备代替 老一代的设备过程中形成。因此产生了技术进步是否墓含在资本品中的争论,并由此带来了考虑资本品 使用年限的年代资本理论( vintage capital theories)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有，政府支出的扩大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一直被国际上关于生产效率的 文献所关注。 早期的关于政府支出效率的研究仅仅考虑了 Ｈｉｃｋｓ中性技术进步，但技术 进步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应包括劳动力的有效性、资本质量的改进①。 投资专有技术进步（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ＳＴＰ），最早见 于关于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否蕴含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具体化争论”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Ｓｏｌｏｗ，１９６０；Ｄｏｍａｒ，１９６３；Ｄｅｎｉｓｏｎ，１９６４；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１９６６）②，指的就是技术进步体现在新的资本品之中，其技术进步的 收益必须通过投资来获得。新的技术通常都会体现在资本之中，从而被运用到 新的设备和生产过程中。比如，近十几年在信息处理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 从电子邮件和手机的普及到现代仓储和物流管理，再到自动制造装备技术，在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工作方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这些技术进步更多地 体现在新的资本中，从而使得投资品的价格相对整体价格水平出现下降趋势。 因此，要更准确地评估以“四万亿投资”为例的中国政府支出，就必须引入投资 专有技术进步，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分析政府主导投资行为的政策效果，这对于 更准确地度量经济中的生产效率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四万亿投资”到底是有益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美酒，还是仅仅能 够止渴一时的鸩酒呢？国内已经有不少研究“四万亿投资”的文献，但大都只是 孤立地分析某个侧面，而“四万亿投资”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调控手段，各个方 面会反复相互影响，局部均衡分析远远不能模拟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 常有必要进行一般均衡的分析。为了能够更清楚地透视“四万亿投资”的政策 效果，本文进行了以下两个技术处理：（１）建立了一个带有投资专有技术进步的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ＤＳＧＥ）模型，进 而区分了两类投资资本———基础资本和设备资本，并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对模 型进行估计；（２）在家庭效用函数中引入政府消费支出，进而估计了政府消费类 支出对私人部门消费替代—互补效应。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改进，本文主要回答 了如下问题：“四万亿投资”是否是中国经济抵御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的有效方 式？“四万亿投资”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底推出后，又于２００９年３月又进行了一定的 调整（如表１所示），这样的调整是否合理？今后推出类似的财政刺激计划时应 ０３ ① ② 关于劳动力的有效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主要基于知识的积累，对知识积 累进行进一步的描述；二是对资本的范围进行扩展，从而使得资本既包括实物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同质的，并且技术进步并不蕴含其中，但是 Ｓｏｌｏｗ（１９６０）指出，很多技 术进步都需要通过机器设备来产生效果，技术进步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形成，或者通过新一代的设备代替 老一代的设备过程中形成。因此产生了技术进步是否蕴含在资本品中的争论，并由此带来了考虑资本品 使用年限的年代资本理论（ｖｉｎｔａｇ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第4卷第4期 梁斌周晔馨:基于DSGE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3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并非只是2009年才出现天量的“四万亿投资”,实际 上中国的政府支出占GDP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比率,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具 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文献述评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是生产性的,是学术界关于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 影响的文献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关于政府支出和生产效率的研究,部分研究 ( Aschauer,1988,1989; Munnell,1990)验证并肯定了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的 正相关关系,如。但也有研究反对这一观点,比如 Gramlich(1994)认为 Aschauer(1988)对政府支出的贡献估计过高, Sturm and de haan(1995)认为 由于早期的研究受到计量方法的限制,很难解决生产效率对政府支出的影响和 数据的不稳定性带来的伪回归问题。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估计索洛剩余来估算TFP( Solow,1957),从而可能 会低估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设 备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趋势,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设备投资品相 对价格的下降反映出技术进步可能不再是中性的,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新的投资 中。如果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则技术进步对总产出的影响独立于资本积累;相 反,如果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设备中,则需要在投资过程中体现在资本上。将 技术进步蕴含到资本设备中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Solow和 Jorgenson的“具体化争论”,然而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却无法将蕴含在资本品 中的技术进步表示出来。在此思想的启发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估算投资专有 技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Gordon(1989)构造了一个估算生产设备质量改进的 价格指数,该指数显示美国的生产设备价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Greenwood etal.(1997)在增长模型中首次引入ISTP,从而把设备投资从其他用途的投资 中区分出来,当资源分配给设备投资时资本积累依赖于ISTP,分配给其他用途 的投资时则资本积累不受ISTP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很多文献开始引入ISTP 并估计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由 Strachan and Van dijk(2013)做出,他们分析了美国1998年之后的经济数据,发现美国的经 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投资专有技术冲击而不是中性技术进步引起的 关于中国的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有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探索性地研究。通过 在RBC模型中引入ISTP,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赵 志耘等(2007)通过构建一个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 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即中国的高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第４卷第４期 梁斌 周晔馨：基于 ＤＳＧＥ模型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分析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中国并非只是２００９年才出现天量的“四万亿投资”，实际 上中国的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比率，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具 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文献述评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是生产性的，是学术界关于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 影响的文献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关于政府支出和生产效率的研究，部分研究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Ｍｕｎｎｅｌｌ，１９９０）验证并肯定了政府支出对生产效率的 正相关 关 系，如。 但 也 有 研 究 反 对 这 一 观 点，比 如 Ｇｒａｍｌｉｃｈ（１９９４）认 为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８）对政府支出的贡献估计过高，ＳｔｕｒｍａｎｄＤｅＨａａｎ（１９９５）认为， 由于早期的研究受到计量方法的限制，很难解决生产效率对政府支出的影响和 数据的不稳定性带来的伪回归问题。 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估计索洛剩余来估算 ＴＦＰ（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从而可能 会低估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二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设 备投资品相对价格的下降趋势，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设备投资品相 对价格的下降反映出技术进步可能不再是中性的，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新的投资 中。如果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则技术进步对总产出的影响独立于资本积累；相 反，如果技术进步蕴含在资本设备中，则需要在投资过程中体现在资本上。将 技术进步蕴含到资本设备中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Ｓｏｌｏｗ 和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的“具体化争论”，然而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却无法将蕴含在资本品 中的技术进步表示出来。在此思想的启发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估算投资专有 技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９）构造了一个估算生产设备质量改进的 价格指数，该指数显示美国的生产设备价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在增长模型中首次引入ＩＳＴＰ，从而把设备投资从其他用途的投资 中区分出来，当资源分配给设备投资时资本积累依赖于ＩＳＴＰ，分配给其他用途 的投资时则资本积累不受ＩＳＴ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很多文献开始引入ＩＳＴＰ 并估计不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由 Ｓｔｒａｃｈａｎａｎｄ ＶａｎＤｉｊｋ（２０１３）做出，他们分析了美国１９９８年之后的经济数据，发现美国的经 济周期波动主要是由投资专有技术冲击而不是中性技术进步引起的。 关于中国的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有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探索性地研究。通过 在 ＲＢＣ模型中引入ＩＳＴＰ，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能力。赵 志耘等（２００７）通过构建一个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 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即中国的高 １３
经济学报 2017年12月 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唐文健和李琦(2008)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 步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两种方法对中国的ISTP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的 ISTP增速平均达到了4%。宋冬林等(2011)沿用赵志耘等(2007)的方法,将资 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计算出资本质量指数从而调整设备资本存 量,并最终计算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 资本设备价格倒数的假设进行的估计,进而得到ISTP增长率。 另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从 Bailey(1971)开 始,学者们就开始对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以 Barro(1974)为 代表的研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考察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认为政 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家庭的收入,负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家庭的私人消费,而为 了平滑其消费,家庭会增加其劳动供给,从而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 不足以抵消财富效应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从而得到政府支出必定会挤出私人消 费的结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 消费,如 Kormendi(1983)、 Aschauer(1985)、 Ahmed(1987);而另一些研究则认 为政府支出非但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反而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 Karras, 1994; Perotti,2004; Davig and Leeper,2011)。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学者 针对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研究支持 互补关系(李广众,2005),部分研究则支持替代关系(申琳和马丹,2007),还有些研 究则认为不同政府支出类别和不同的考察区间下两者关系不同(温娇秀,2007)。 随着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工具上的不断发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DSGE)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扩展,已成为目前政府支出研究中 较多被采用的主流数量分析工具。DSGE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描述不确 定环境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参数为结构性参数,从而避免 了“卢卡斯批判”( Lucas,1976)。 Kydland and Prescott(1982)建立了第一个基 于完全竞争假设的DSGE模型,并因此开创了真实经济周期( Real business Cycle,RBC)学派;随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兴起,一些学者则在RBC模型中引 入了垄断竞争,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从而建立了目前主流的DSGE模型 ( Christiano et al.,2005; Smets and wouters,2007)。刘斌(2008)最早建立了针 对中国贝叶斯估计的DSGE模型。近年来,国内的部分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DSGE模型分析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谭政勋和王 聪,2011;王艺明和蔡昌达,2012;范从来等,2012),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梁斌和 李庆云,2011;谭政勋和王聪,2011;骆永民和伍文中,2012),中国的对外贸易和 汇率问题(黄志刚,2009;刘尧成和徐晓萍,2010;袁申国等,2011),预期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李成等,2011;庄子罐等,2012),以及财政支出的偿债方式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郭长林等,2013)。DSGE模型对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 21994-2017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唐文健和李琦（２００８）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 步的增长核算框架，运用两种方法对中国的ＩＳＴＰ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中国的 ＩＳＴＰ增速平均达到了４％。宋冬林等（２０１１）沿用赵志耘等（２００７）的方法，将资 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计算出资本质量指数从而调整设备资本存 量，并最终计算出投资专有技术进步。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是 资本设备价格倒数的假设进行的估计，进而得到ＩＳＴＰ增长率。 另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的影响。从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７１）开 始，学者们就开始对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以 Ｂａｒｒｏ（１９７４）为 代表的研究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考察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认为政 府支出的增加会降低家庭的收入，负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家庭的私人消费，而为 了平滑其消费，家庭会增加其劳动供给，从而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 不足以抵消财富效应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从而得到政府支出必定会挤出私人消 费的结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支出会挤出私人 消费，如 Ｋｏｒｍｅｎｄｉ（１９８３）、Ａ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８５）、Ａｈｍｅｄ（１９８７）；而另一些研究则认 为政府支出非但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反而会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入效应（Ｋａｒｒａｓ， １９９４；Ｐｅｒｏｔｔｉ，２００４；ＤａｖｉｇａｎｄＬｅｅｐｅｒ，２０１１）。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学者 针对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研究支持 互补关系（李广众，２００５），部分研究则支持替代关系（申琳和马丹，２００７），还有些研 究则认为不同政府支出类别和不同的考察区间下两者关系不同（温娇秀，２００７）。 随着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工具上的不断发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ＤＳＧＥ）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ＣＧＥ）的扩展，已成为目前政府支出研究中 较多被采用的主流数量分析工具。ＤＳＧＥ模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描述不确 定环境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参数为结构性参数，从而避免 了“卢卡斯批判”（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６）。Ｋｙ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２）建立了第一个基 于完全竞争假设的 ＤＳＧＥ 模型，并 因 此 开 创 了 真 实 经 济 周 期 （Ｒｅ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ＲＢＣ）学派；随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兴起，一些学者则在 ＲＢＣ模型中引 入了垄断竞 争，采 用 贝 叶 斯 估 计 方 法，从 而 建 立 了 目 前 主 流 的 ＤＳＧＥ 模 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ｍｅｔｓａｎｄＷｏｕｔｅｒｓ，２００７）。刘斌（２００８）最早建立了针 对中国贝叶斯估计的 ＤＳＧＥ模型。近年来，国内的部分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 ＤＳＧＥ模型分析中国经济中的问题，包括中国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谭政勋和王 聪，２０１１；王艺明和蔡昌达，２０１２；范从来等，２０１２），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梁斌和 李庆云，２０１１；谭政勋和王聪，２０１１；骆永民和伍文中，２０１２），中国的对外贸易和 汇率问题（黄志刚，２００９；刘尧成和徐晓萍，２０１０；袁申国等，２０１１），预期对中国 经济的影响（李成等，２０１１；庄子罐等，２０１２），以及财政支出的偿债方式对居民 消费的影响（郭长林等，２０１３）。ＤＳＧＥ 模型对动态调整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刻 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