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谁者记录 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中学校长们 根本无权自作主张。此外，“贪生怕死”居然也能作为定成“四类”的根 据，难道人就应该要死不要生？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卞仲耘在 这个学校已经十七年，免不了和同事们谈到吃饭穿衣的事，比如她曾经告诉 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这类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 并由工作组正式列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些“罪状”单方面定出，不允许本 人辩护和说明。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盘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 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则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批判斗争”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 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 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 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1966年7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团 中央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该校的文革情 况。在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 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时，邓小 平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排队“比例” (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对师大女附中被 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 没有表示异议。 这种通过制定打击对象的比例来领导和控制“运动”的做法，是早已 开始的。整人者在会议上一本正经地讨论这这些百分比，已经将此作为正常 的工作方式，丝毫不顾忌这样做违反法律程序，以及对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人 意味着的残酷。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一“文革”岁月》一书中，把邓小平接见 女附中工作组并讲话的日子写成1966年6月4日（见该书第19页）。把邓 小平的这一讲话的日期由7月5日提前到6月4日，而6月4日还没有发生 卞仲耘在6月23日被“斗争”和被打以及她写信给上级求助的事情。显 然，这样改动日期，可以除去邓小平对卞仲耘这样的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 被划成“四类干部”并遭到“斗争”的责任，以及邓作为6月7月间文革的 最高领导人之一对这一阶段的“运动”应该负的责任。 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在文革的新一轮中，随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 判，各校“工作组”的领导人，也被“斗争”。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副组长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35
受难者记录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35 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中学校长们 根本无权自作主张。此外，“贪生怕死”居然也能作为定成“四类”的根 据，难道人就应该要死不要生？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卞仲耘在 这个学校已经十七年，免不了和同事们谈到吃饭穿衣的事，比如她曾经告诉 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这类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 并由工作组正式列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些“罪状”单方面定出，不允许本 人辩护和说明。 1966 年 6 月在北京全盘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 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则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批判斗争”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 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 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 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1966 年 7 月 5 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团 中央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该校的文革情 况。在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 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时，邓小 平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排队“比例” （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对师大女附中被 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 没有表示异议。 这种通过制定打击对象的比例来领导和控制“运动”的做法，是早已 开始的。整人者在会议上一本正经地讨论这这些百分比，已经将此作为正常 的工作方式，丝毫不顾忌这样做违反法律程序，以及对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人 意味着的残酷。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把邓小平接见 女附中工作组并讲话的日子写成 1966 年 6 月 4 日（见该书第 19 页）。把邓 小平的这一讲话的日期由 7 月 5 日提前到 6 月 4 日，而 6 月 4 日还没有发生 卞仲耘在 6 月 23 日被“斗争”和被打以及她写信给上级求助的事情。显 然，这样改动日期，可以除去邓小平对卞仲耘这样的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 被划成“四类干部”并遭到“斗争”的责任，以及邓作为 6 月 7 月间文革的 最高领导人之一对这一阶段的“运动”应该负的责任。 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在文革的新一轮中，随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 判，各校“工作组”的领导人，也被“斗争”。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副组长
受谁者记录 马娴华是女的，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即把半边头发剪掉。他们受到的 暴力对待，甚于他们当初对待卞仲耘的做法。领导北京中学工作组的共青团 中央的领导人，也遭到大会“斗争”。文革后，1980年代，卞仲耘的丈夫 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 克实为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款。卞仲耘先被工作组划成“四 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之后，在他自 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之后，胡克实终于能这样作了。这是相当难 得的好态度。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款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 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7月中，北京的工作组把多数中学生送到军队去“军训”，把“有问 题”的学生集中送去农村劳动，留下“左派学生”参与教职员的“定案”。 他们命令教职员们集中住在一起，分批“交代”和“检讨”。师大女附中的 教师都搬到了马神庙小学。每人都必须写“检讨”，然后，逐个过关。 当时，在全国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对教育工作者也采用了同样的做 法。在各省，按照专区为单位，命令所有的中学老师都离开家，集中居住， 检查交代，还要互相揭发。被上级指定为“有问题”的人遭到“斗争”。有 一些教师在那个阶段就不堪压力自杀了。这显然是中共中央在全国统一领导 部署的结果。 当时的计划是，把教职员按照他们划分的“类”处理，把这些“四 类”“批倒批臭”后，撒职，赶出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一个相 当冷酷的决定，而作这决定的人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的上级们。作为一个 中学校长，卞仲耘从来没有也几乎不可能在上级指示之外作过什么标新立异 之事，也没有违抗过他们的命令。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孩子都到她主管的 学校上学。然而，当“革命”需要打击目标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 人，把一个一个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分惩罚。他们根本不把 他们的下级当人来看待，而只是一些数字和百分比，一些可以服务于“革 命”目标的工具甚至靶子。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文革不但严厉打击 反对革命的人，而且严厉打击从来未曾反对革命的人。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工作组（他们后来被称为“刘邓工作组”，即刘少奇和邓小平 领导的工作组)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重处 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 有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 36 中因信息中心制作
受难者记录 36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马娴华是女的，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即把半边头发剪掉。他们受到的 暴力对待，甚于他们当初对待卞仲耘的做法。领导北京中学工作组的共青团 中央的领导人，也遭到大会“斗争”。文革后，1980 年代，卞仲耘的丈夫 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 克实为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先被工作组划成“四 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之后，在他自 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之后，胡克实终于能这样作了。这是相当难 得的好态度。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 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7 月中，北京的工作组把多数中学生送到军队去“军训”，把“有问 题”的学生集中送去农村劳动，留下“左派学生”参与教职员的“定案”。 他们命令教职员们集中住在一起，分批“交代”和“检讨”。师大女附中的 教师都搬到了马神庙小学。每人都必须写“检讨”，然后，逐个过关。 当时，在全国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对教育工作者也采用了同样的做 法。在各省，按照专区为单位，命令所有的中学老师都离开家，集中居住， 检查交代，还要互相揭发。被上级指定为“有问题”的人遭到“斗争”。有 一些教师在那个阶段就不堪压力自杀了。这显然是中共中央在全国统一领导 部署的结果。 当时的计划是，把教职员按照他们划分的“类”处理，把这些“四 类”“批倒批臭”后，撤职，赶出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一个相 当冷酷的决定，而作这决定的人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的上级们。作为一个 中学校长，卞仲耘从来没有也几乎不可能在上级指示之外作过什么标新立异 之事，也没有违抗过他们的命令。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孩子都到她主管的 学校上学。然而，当“革命”需要打击目标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 人，把一个一个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分惩罚。他们根本不把 他们的下级当人来看待，而只是一些数字和百分比，一些可以服务于“革 命”目标的工具甚至靶子。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文革不但严厉打击 反对革命的人，而且严厉打击从来未曾反对革命的人。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工作组（他们后来被称为“刘邓工作组”，即刘少奇和邓小平 领导的工作组）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重处 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1966 年 6 月 18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 有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
受谁者记录 威”，打他们，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 他们脸上涂墨，等等。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 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 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 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 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 “工作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 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 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 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 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阶段开始的已经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 级。升级到一个别人无法想象到的残酷程度。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在7月下旬前往北京大学宣称北大的6月18日 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首都革命师生代 表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 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 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 文件。这个1966年395号文件十分短，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 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 销这个文件。”但是其中的含义十分清楚：现在中共中央支持“乱斗”了， 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 掌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得到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 连”。学校里首先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所有的果树上的果子，都被 红卫兵摘光了。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被吃掉。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 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 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 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 “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新的 “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37
受难者记录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37 威”，打他们，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 他们脸上涂墨，等等。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 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 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 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7 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 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 “工作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 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 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 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 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阶段开始的已经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 级。升级到一个别人无法想象到的残酷程度。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在 7 月下旬前往北京大学宣称北大的 6 月 18 日 事件是“革命事件”。7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首都革命师生代 表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1966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 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8 月 5 日，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 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 文件。这个 1966 年 395 号文件十分短，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 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 销这个文件。”但是其中的含义十分清楚：现在中共中央支持“乱斗”了， 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1966 年 7 月 31 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 掌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得到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 连”。学校里首先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所有的果树上的果子，都被 红卫兵摘光了。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被吃掉。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 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 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 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 “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新的 “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
受谁者记录 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 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 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45名学 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 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 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 “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 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 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 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 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象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 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她和丈夫商量是给中央领导人 写信求救，还是逃跑？都不能做。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说：“别去学 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束手就擒。 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没有地方可以逃亡， 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知道处境危险，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 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 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 “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眼看着 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 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 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 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 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 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红卫兵学生的乱棒之下，甚至没 有可能作一点点反抗来保护自己。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 背叛了，被抛弃了，被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 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的方面，还是从处死的“理由”方面，都是绝对的 前所未有的残酷。 拿着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医生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王晶 尧随送卞仲耘的尸体去了东郊火葬场。卞仲耘的孩子来和妈妈的尸体告别。 38 中因信息中心制作
受难者记录 38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 年 8 月 4 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 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 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 45 名学 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 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 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 “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 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 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 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 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象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 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她和丈夫商量是给中央领导人 写信求救，还是逃跑？都不能做。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说：“别去学 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束手就擒。 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没有地方可以逃亡， 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知道处境危险，8 月 5 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 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 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 “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眼看着 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 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 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 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 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 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红卫兵学生的乱棒之下，甚至没 有可能作一点点反抗来保护自己。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 她被无情无义地 背叛了，被抛弃了，被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 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的方面，还是从处死的“理由”方面，都是绝对的 前所未有的残酷。 拿着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医生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王晶 尧随送卞仲耘的尸体去了东郊火葬场。卞仲耘的孩子来和妈妈的尸体告别
受谁者记录 王晶尧用一块布蒙住了卞仲耘的头，没有让孩子们看到非常可怕的满是青紫 血痕的头部。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只有9岁。 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之 后，关于文革的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他们听到其中“要文斗，不要武 斗”的说法，还以为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卞仲耘的命运。但是《决定》中 还有一段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 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对正在北京的中学里开始的暴力是有力的 支持。这个《决定》发表于8月9日，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之后。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 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 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 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 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 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 者，也可能听到后什么都没说，但是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 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还未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 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 残忍，必须回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内部消息，从外面看，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 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 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 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 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 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 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 接见了100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8月18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 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 的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39
受难者记录 中国信息中心制作 39 王晶尧用一块布蒙住了卞仲耘的头，没有让孩子们看到非常可怕的满是青紫 血痕的头部。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只有 9 岁。 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在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的《通知》之 后，关于文革的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他们听到其中“要文斗，不要武 斗”的说法，还以为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卞仲耘的命运。但是《决定》中 还有一段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 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对正在北京的中学里开始的暴力是有力的 支持。这个《决定》发表于 8 月 9 日，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之后。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1966 年 8 月 5 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 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 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 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 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 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 者，也可能听到后什么都没说，但是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 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还未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 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 残忍，必须回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内部消息，从外面看，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 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 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 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 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 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 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 13 天以后，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 接见了 100 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 7 次）。8 月 18 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 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 的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