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 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 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 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 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当代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动员的 资源、全球范围重大政治冲突的资源、抗衡国家的资源以及国际政治的资源2), 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大规 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大部分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 兰教以及民间宗教等,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和 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传教运动、宗教非政 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现象,大大改变了世界宗教格 局并对现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为原则、以世界政治世俗化为支柱的国际关 系体系提出了挑战。鉴于宗教复兴的全球趋势以及由此推动的将神明与特定文 化、国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趋势,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 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目前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 的外交政策挑战之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 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苏和发展,西方主导宗教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的北上互 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 如基督教传教运动不仅结束了传教运动史学家赖德烈( Kenneth Scott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p.7.另一美国政治学者艾伦·D.赫茨克同样认为 如“不了解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人们就根本无法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见Al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 3. n]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Religion: The One, the Few,and the 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 d politi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3.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6. 关于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研究,可参徐以骅:《国际视野、当地关怀一一宗教与当代国际 关系》,载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当代传教运动》,时事出版 社会2009年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徐以骅 在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而全球 化的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 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 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 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称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 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 1 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当代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动员的 资源、全球范围重大政治冲突的资源、抗衡国家的资源以及国际政治的资源2）, 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已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世界范围迅速增长。大规 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大部分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 兰教以及民间宗教等，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趋势。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和 加剧了宗教基要主义、政治伊斯兰、种族/宗教散居社会、传教运动、宗教非政 府组织、宗教恐怖主义、宗教人权运动等跨国宗教现象，大大改变了世界宗教格 局并对现行的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为原则、以世界政治世俗化为支柱的国际关 系体系提出了挑战。鉴于宗教复兴的全球趋势以及由此推动的将神明与特定文 化、国家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趋势，有学者甚至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 的斗争已经发生，并且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目前已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 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 3 全球宗教复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 伊斯兰教传教运动的复苏和发展，西方主导宗教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的北上互 相交叉，使宗教进一步成为跨国流动现象，并改写和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 4如基督 教传教 运动不 仅结 束了传 教运 动史学 家赖德 烈（Kenneth Scott 1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4),p.7.另一美国政治学者艾伦·D.赫茨克同样认为， 如“不了解宗教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运动，人们就根本无法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见 Allen D. Hertzke, Freeing God’s Children: The Unlikely Alliance on Global Human Right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p. 3. 2 可参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Religion: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in Ted Gerard Jelen and Clyde Wilcox,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One, the Few, and the 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3. 3 Scott M. Thoma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uggle for Soul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6. 4 关于当代国际传教运动的研究，可参徐以骅：《国际视野、当地关怀——宗教与当代国际 关系》,载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时事出版 社会 2009 年
Latourette)所称的“传教运动伟大世纪”(19世纪)后相对沉寂停滞的状况而 进入所谓的“更伟大世纪”,而且还推动了基督教人口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 和战略性转移。20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 洲妇女。而“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黑人 将军白人士兵”、“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新面孔”的基本 内容。6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 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 支力量,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达2亿以上。照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 者、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戴维·马丁( 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 旬节派的崛起“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端”。上述基督教新 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的新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 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 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 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 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 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 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 “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与继纸面(平面)传媒出现的其他新型媒体如广播和 电视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 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便大大提高了 宗教团体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 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同时也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 信仰团体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从而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事实上,网络的 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 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与其他网络媒体一样,宗教网络作为信息的“简化器” 或“放大器”,也造成和加剧负面宗教信息的流动和宗教领域的媒体/国际偏见 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他国人权状况或贬损他国国际形象的手段,在一些情况下更成 为宗教恐怖主义的工作平台。 5引自达纳·L罗伯特( Dana l. Robert)著、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 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第211页 a]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该书有台湾立绪文化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王国》 的中译本; 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 Oxford:0 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的著名宗教学者罗伯特·伍斯诺( Robert Wuthnow)在考察了关于“新传教运动”的 所有文献资料后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美国基督教会在提供传教人 员、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在世界范围内不仅独占鳌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 极。引自作者在2008年2月间对伍斯诺教授演讲所做的记录。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 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2008年,未正式 发表,第5页。译文载于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当代传教运动》。 《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221页。 可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网络时代的宗教》(第3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2 Latourette）所称的“传教运动伟大世纪”（19 世纪）后相对沉寂停滞的状况而 进入所谓的“更伟大世纪”，而且还推动了基督教人口重心向全球南部的结构性 和战略性转移。20 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已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 洲妇女。5而“第三教会崛起”、“传教士肤色改变”、“反（逆）向传教”、“黑人 将军白人士兵”、“下一个基督教王国”等，也正在成为“基督教新面孔”的基本 内容。6五旬节派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积蓄力量，以其本土化、自发性、包 容性、草根性、跨国性、多中心为特点的发展路线一举成为当前基督宗教的第三 支力量，其在全球范围信徒人数据估计至少达 2 亿以上。照英国著名宗教社会学 者、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戴维·马丁(David Martin)的说法，具有自发性的五 旬节派的崛起“标志着传教时代的终结，而不是新篇章的开端”。7上述基督教新 传教运动或传教运动的新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教运动和传教士的传统形 象，对人们理解传教运动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新的挑战。由于基 督宗教的重心南移，“基督宗教作为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 为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8全球基督教徒也越来越具有所谓宗教迫害的“受害 者”而非“施害者”身份，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端的 所谓国际宗教自由运动。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 来媒体与宗教的第二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故网络宗教所带来的变革甚至有 “第二次宗教改革”之称。与继纸面（平面）传媒出现的其他新型媒体如广播和 电视不同，网络媒体具有“三最”（最快、最广、最直接）、“三无”（无法律、无 国界、无法管制）以及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这便大大提高了 宗教团体基层动员、影响政治议程、直接宣教和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可使世界 各地的任何宗教问题迅速透明化、国际性和政治化，同时也为新兴和弱势宗教或 信仰团体提供了较大发展空间，从而对传统建制教会形成冲击。事实上，网络的 无国界性有助于塑造超宗派、跨国界的社会组织认同，这是宗教参与全球议程、 形成全球动员的前提条件。与其他网络媒体一样，宗教网络作为信息的“简化器” 或“放大器”，也造成和加剧负面宗教信息的流动和宗教领域的媒体/国际偏见， 成为某些国家攻击他国人权状况或贬损他国国际形象的手段，在一些情况下更成 为宗教恐怖主义的工作平台。9 5 引自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著、徐以骅译：《向南移动：1945 年以来的全球 基督教》，载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第 211 页。 6 可参 Philip Jenkins, 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该书有台湾立绪文化题为《下一个基督教王国》 的中译本；Philip Jenkins, 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 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基督教人口重心南移，但神学、机构、经济资源的重点仍在“全球北部”。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的著名宗教学者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考察了关于“新传教运动”的 所有文献资料后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美国基督教会在提供传教人 员、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在世界范围内不仅独占鳌头，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积 极。引自作者在 2008 年 2 月间对伍斯诺教授演讲所做的记录。 7 David Martin, “Another Ki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此文撰于 2008 年，未正式 发表，第 5 页。译文载于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 8 《向南移动：1945 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第 221 页。 9 可参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网络时代的宗教》（第 3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5 年
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其实从来就不是单独起作用的。0比如宗教与民族均具 有跨国属性,宗教对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同的建构有着基础性作用。全球化造成国 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各种宗教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互相渗透,彼此掺合,出 现双重或多重身份认同问题,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移民接受国如英、法、德等 国的传统宗教/民族融合模式造成巨大冲击。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把宗教与民 族冲突带入西方世界的腹地,使“恐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 和处理当前东西方关系的棘手问题。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 分裂主义的结合,更成为各种类型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跨国宗教与领土争端 也有密切关系,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交错、宗教圣地归属主张的重叠、因宗教 问题引起的邻国间的敌视等,都增加了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 度和烈度,“国内宗教问题外溢”和“强国弱宗教”等现象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 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的冲突大多为国内冲 突,而这些国内冲突往往呈现国际化趋势。尽管国内冲突国际化并不限于宗教, 但宗教冲突因其跨国属性较易演变为国际冲突。目前宗教冲突或与宗教有关的冲 突已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因 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这首先表 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有学者曾归纳 了宗教基要派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四种模式,即作为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创造 者和摒弃者,来描述“强宗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或以五个“战”( fight) f(Ep fight back, fight for, fight with, fight against, fight under 来形容宗教基要主义激进好斗的基本特征;“其次可指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 0美国乔治敦大学柏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主任托马斯-乔夫( Thomas banchoff) 就曾指出:“宗教从来不是暴力的唯一原因。它以爆发性的方式与领土争端,不稳定和压 迫性制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分裂等交织在一起。但是,与以往 的时代一样,在当下狂热的宗教认同和参与通常起到了加剧紧张局势和引发流血事件的作 用。” Thomas banchoff,“ Introduction: Religious pluralism in World affairs,"”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 3. Ⅱ可参徐珏:《试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整合的困境一一以法国为例》,载徐以骅主编:《宗 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与国际关系》(上)(第4辑),第314-379页; Joel Fetzer and Christtopher Soper, Muslin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3 13宗教基要主义有广泛的世界性分布,由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资助的一项包括五部论著的关 于全球宗教基要主义的项目,就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考 察了全世界范围内75种不同的“强宗教”或宗教基要派运动。此五部著作由马蒂( Martin E. Marty)和阿普尔比(R. Scott appleby)教授主编,在1991至1995年间由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出版,分别为: Fundamentalism Observed(1991); Fundamen 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1993)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State: Remaking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ilitance(1993):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1994): Fundamentalisms Comprehended(1995). i Gabriel A. Almond,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David Aikman, "The Great Revival: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 188-193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3 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其实从来就不是单独起作用的。10 比如宗教与民族均具 有跨国属性，宗教对世界大多数民族认同的建构有着基础性作用。全球化造成国 际散居社会的形成，各种宗教和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互相渗透，彼此掺合，出 现双重或多重身份认同问题，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移民接受国如英、法、德等 国的传统宗教/民族融合模式造成巨大冲击。移民潮和国际散居社会把宗教与民 族冲突带入西方世界的腹地，使“恐伊（斯兰教）症”成为欧洲各国的普遍现象 和处理当前东西方关系的棘手问题。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 分裂主义的结合，更成为各种类型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11跨国宗教与领土争端 也有密切关系，宗教边界与政治边界的交错、宗教圣地归属主张的重叠、因宗教 问题引起的邻国间的敌视等，都增加了地区乃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冲突的强 度和烈度，“国内宗教问题外溢”和“强国弱宗教”等现象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 家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新景观。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的冲突大多为国内冲 突，而这些国内冲突往往呈现国际化趋势。尽管国内冲突国际化并不限于宗教， 但宗教冲突因其跨国属性较易演变为国际冲突。目前宗教冲突或与宗教有关的冲 突已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因。12 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这首先表 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有学者曾归纳 了宗教基要派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四种模式，即作为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创造 者和摒弃者，来描述“强宗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13或以五个“战”(fight) 字（即 fight back，fight for，fight with，fight against，fight under） 来形容宗教基要主义激进好斗的基本特征；14其次可指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 10 美国乔治敦大学柏克利宗教、和平及世界事务中心主任托马斯·班乔夫（Thomas Banchoff） 就曾指出：“宗教从来不是暴力的唯一原因。它以爆发性的方式与领土争端，不稳定和压 迫性制度，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种族、文化和语言上的分裂等交织在一起。但是，与以往 的时代一样，在当下狂热的宗教认同和参与通常起到了加剧紧张局势和引发流血事件的作 用。” Thomas Banchoff, “Introduction: Religious Pluralism in World Affairs,”in Thomas Banchoff,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 11 可参徐珏：《试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社会整合的困境——以法国为例》，载徐以骅主编：《宗 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上）（第 4 辑），第 314-379 页; Joel Fetzer and Christtopher Soper, Muslins and the State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Brin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63. 13 宗教基要主义有广泛的世界性分布，由美国人文与科学院资助的一项包括五部论著的关 于全球宗教基要主义的项目，就通过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不同的视角，考 察了全世界范围内 75 种不同的“强宗教”或宗教基要派运动。此五部著作由马蒂（Martin E. Marty）和 阿普尔比（R. Scott Appleby）教授主编，在 1991 至 1995 年间由芝加哥 大学出版社出版 ，分别为：Fundamentalism Observed(1991);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1993);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State: Remaking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ilitance(1993);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1994);Fundamentalisms Comprehended (1995). 另参 Gabriel A. Almond, R. 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David Aikman, “The Great Revival: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i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3), pp.188-193. 14 Strong Religion: The Rise of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
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 就被普遍认为是近30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 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在左 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 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 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 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 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 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 四次浪潮”1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 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目 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 胁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 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 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 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 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 A]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New York: Viking, 2006);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安荻等校译的中译本; James Davison Hunter,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 s Culture War(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2期), 第33-38、44页 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 2008年 学界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世纪70 至80年代的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 《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6期)。 1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 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 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普罗乔诺( Elizabeth h Prodronou)的话来说,在“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的 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 Elizabeth h Prodronou,"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omas Banchoff, 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 298. Douglas Johnston,"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 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politik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versity Press, 2003),pp. 3-5
4 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 就被普遍认为是近 30 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 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15在左 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 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16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 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 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 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 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17第四是“国际恐怖主义第 四次浪潮”18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 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 19目 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 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 胁”。20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 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 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 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 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 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 15 可参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New York: Viking, 2006);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该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由安荻等校译的中译本；James Davison Hunter, Searching for Democracy in America’s Culture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16 徐以骅:《宗教在当前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 年第 2 期）， 第 33-38、44 页。 17 可参徐以骅、秦倩、范丽珠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时事出版社 2008 年。 18 学界认为，自 19 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四次恐怖主义浪潮，分别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浪潮、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反殖民主义浪潮、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意识形态浪潮和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宗教极端主义浪潮。可参张家栋： 《现代恐怖主义的四次浪潮》，载《国际观察》（2007 年第 6 期）。 19 主要指美国外交和安全权力建制已开始从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问题，不仅把 宗教自由看成是人权问题，而且视之为“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或是某种“硬性”的地 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问题。用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普罗乔诺（Elizabeth H. Prodronou）的话来说，在 “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和 2001 年 9：11 恐怖主义袭击的 背景下，“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宗教因素已被安全化。”见 Elizabeth H. Prodronou，“U.S.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Religious Pluralism,”in Thomas Banchoff,ed., Religious Plu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298. 20 Douglas Johnston, “Introduction: Realpolitik Expanded,”in Douglas Johnst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Trumping Reapolitik（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5
平、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贡献。2因此在学术界我们一方面有《新冷战:宗教民族 主义对峙世俗国家》(1993年)、《圣战对麦当劳世界》(1995年)和《文明的 冲突》(1996年)2等论著力陈宗教冲突和认同政治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 另一方面又有《宗教,遗失的治国术》(1994年)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2003 年)等论著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介入大 大拓宽了当前国际事务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宗教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 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问题/冲突的有效手段之 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而重新发掘。与理性行为者 决策模式不同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新外交”,目前在世界上已逐步发 展到可具体操作的程度 总之,当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完全可以用“颠覆性”来加以形容。然 而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 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 系内,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大主流学派, 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因此笔 者曾戏言国际关系学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 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 a比如世界性的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 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 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十分积极的作用。可参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当代传教运 动》,时事出版社会2009年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另参该作者的近著《全球 性造反:对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从基督教民兵组织到基地组织》(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llorld(New York: Times Books, 19 2见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World orde Douglas Johns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3l Douglas Johns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n Douglas Johns 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0 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以及上引 Faith- 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有学者区分了九种轨道的外交活动,即政府,非政 府组织和专业组织,企业界,公民,研究、培训和教育机构,活动家,宗教界,提供资金 的组织,传媒等九种轨道。见 Lou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 Multi- Track Diple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3 edition, 996).该书中译本为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8 Pav 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The Return from Exile: An Introductio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2003),p.1.该书有张新樟 等题名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的中译本,2009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宗教与美国社会一一宗教与国际关系》 (上)(第4辑),第16页
5 平、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贡献。21因此在学术界我们一方面有《新冷战：宗教民族 主义对峙世俗国家》(1993 年) 22、《圣战对麦当劳世界》（1995 年）23和《文明的 冲突》（1996 年）24等论著力陈宗教冲突和认同政治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 另一方面又有《宗教，遗失的治国术》（1994 年）25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2003 年）26等论著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介入大 大拓宽了当前国际事务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宗教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 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问题/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而重新发掘。与理性行为者 决策模式不同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新外交”，目前在世界上已逐步发 展到可具体操作的程度。27 总之，当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完全可以用“颠覆性”来加以形容。然 而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 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 系内，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大主流学派， 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28因此笔 者曾戏言国际关系学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29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 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 21 比如世界性的传教运动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 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等方 面，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起十分积极的作用。可参上引《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 动》，时事出版社会 2009 年。 22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us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另参该作者的近著《全球 性造反：对世俗国家的宗教挑战，从基督教民兵组织到基地组织》（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23 Benjamin R. Barber, Jihad vs. Mc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24 见前引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25 Douglas Johns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 上引 Douglas Johnson, ed.,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27 可参 Douglas Johnston and Cynthia Sampson, eds., Religion, The Mission Dimension of Statecra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以及上引 Faith-Based Diplomacy: Trumping Realpolitik. 有学者区分了九种轨道的外交活动，即政府，非政 府组织和专业组织，企业界，公民，研究、培训和教育机构，活动家，宗教界，提供资金 的组织，传媒等九种轨道。见 Lou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 Multi-Track Diplomacy: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3rd edition, 1996). 该书中译本为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著，李永辉等译：《多轨外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28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The Return from Exile：An Introduction,”in Pavlos Hatzopoulos and Fabio Petito, ed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eturn from Exil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3), p.1.该书有张新樟 等题名为《国际关系中的宗教》的中译本，2009 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9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载《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国际关系》 （上）（第 4 辑），第 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