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 摘要:深度贫困正从一个描述性概念扩展成为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一种经济标准,获得多维 动态的柔性内涵和区城、群体上的结构化外延。本文通过综述现有文献发现,基于贫困公理化衡量 方法的进展,可进行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与综合测度体系的构建。深度贫困具有不同于一般贫 困的性质,呈现出在区域、人口群体、动态演化上的结构性分布特征。深度贫困在发达国家是不平 等以及社会排斥问题在弱势人口生存危机上的体现,可通过安全网计划与就业帮扶进行动态管控; 在发展中囯家则是不均衡增长与市场失灵等结构性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发展减贫与保障 脱贫的综合施策进行系统解决。国内学界需积极构建中囯深度贫因的结构研究范式,指导深度贫 因问題的高质量破解以及返贫风险防控,为全球深度贫困问题解决做出贡献 关键词:深度贫困结构视角贫困识別与测度深度贫困破解 、引言 攻克深度贫困是打贏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役①,决定了精准脱贫质量、全面小康成色,影响到返 贫风险与相对贫困的管控,因此应集中研究深度贫困破解之策, 中国的深度贫困作为一种区域和群体现象,分布在生存环境恶劣的“三区三州”②和贫困发生率 超20%的极端贫困县(村),涵盖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半(弱)劳动力群体,以及严重缺乏 文化技能或发展机会的劳动力人口。深度贫困具有“两高、一低、一差、三重”特征,即贫困人口占比 高、发生率高,可支配收入低,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低保五保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贫困老人 脱贫任务重。深度贫困破解难,一是致贫成因复杂,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社会发育滞后、民族宗 教问题交织;二是脱贫成本大,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困难;三是施策要求 高,须权衡脱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关系,既要确保如期脱贫,又要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 从贫困类型看,深度贫困的贫困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发生机理复杂,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结构 性特征。从全球比较看,中国深度贫困空间集聚性强,呈“大区块”分布但内部结构复杂,带有发展滞 缓与市场失灵的双重成因,受地理、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从演进阶段看,脱贫攻坚进入 收官期,攻 贫困更加强调质量、效率与返贫风险防控。深度贫困的上述三个属性特征要求研 究思维及政策理念的适应性调整,即从致贫成因与减贫路径的一般性分析,转向瞄准深度贫困特异 性及综合破解之策的结构性研究, 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64,电子邮箱: heilong2002@16 zhfm79 @163.com,124099006@q,com。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与施策效率研究”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因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18AJL013)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輯、内容体系和实践效果研究”(18ZDA035)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岀的 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习近平总书记(2019)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基础条 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 ②“三区三州”特指西藏和青川滇陇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以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 132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贺立龙 朱方明 刘丸源 摘要：深度贫困正从一个描述性概念扩展成为衡量全球严重贫困的一种经济标准，获得多维、 动态的柔性内涵和区域、群体上的结构化外延。本文通过综述现有文献发现，基于贫困公理化衡量 方法的进展，可进行深度贫困的结构化识别与综合测度体系的构建。深度贫困具有不同于一般贫 困的性质，呈现出在区域、人口群体、动态演化上的结构性分布特征。深度贫困在发达国家是不平 等以及社会排斥问题在弱势人口生存危机上的体现，可通过安全网计划与就业帮扶进行动态管控； 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不均衡增长与市场失灵等结构性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应通过发展减贫与保障 脱贫的综合施策进行系统解决。国内学界需积极构建中国深度贫困的结构研究范式，指导深度贫 困问题的高质量破解以及返贫风险防控，为全球深度贫困问题解决做出贡献。 关键词：深度贫困 结构视角 贫困识别与测度 深度贫困破解 一、引言 攻克深度贫困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役①，决定了精准脱贫质量、全面小康成色，影响到返 贫风险与相对贫困的管控，因此应集中研究深度贫困破解之策。 中国的深度贫困作为一种区域和群体现象，分布在生存环境恶劣的“三区三州”②和贫困发生率 超２０％的极端贫困县（村），涵盖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半（弱）劳动力群体，以及严重缺乏 文化技能或发展机会的劳动力人口。深度贫困具有“两高、一低、一差、三重”特征，即贫困人口占比 高、发生率高，可支配收入低，基础设施和住房差，低保五保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贫困老人 脱贫任务重。深度贫困破解难，一是致贫成因复杂，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社会发育滞后、民族宗 教问题交织；二是脱贫成本大，地处偏远、气候恶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困难；三是施策要求 高，须权衡脱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关系，既要确保如期脱贫，又要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 从贫困类型看，深度贫困的贫困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发生机理复杂，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结构 性特征。从全球比较看，中国深度贫困空间集聚性强，呈“大区块”分布但内部结构复杂，带有发展滞 缓与市场失灵的双重成因，受地理、民族、宗教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从演进阶段看，脱贫攻坚进入 收官期，攻克深度贫困更加强调质量、效率与返贫风险防控。深度贫困的上述三个属性特征要求研 究思维及政策理念的适应性调整，即从致贫成因与减贫路径的一般性分析，转向瞄准深度贫困特异 性及综合破解之策的结构性研究。 — １３２ — ① ② 贺立龙、朱方明、刘丸源，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４，电子邮箱：ｈｅｌｉｌｏｎｇ２００２＠１６３．ｃｏｍ，ｚｈｆｍ７９ ＠１６３．ｃｏｍ，１２４０９９００６＠ｑｑ．ｃｏｍ。本文 受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青 年 项 目“精 准 扶 贫 的 瞄 准 机 制 与 施 策 效 率 研 究” （１５ＣＪＬ０５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度贫困的结构性分布与高质量退出研究”（１８ＡＪＬ０１３）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思想：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和实践效果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３５）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 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９）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基础条 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 “三区三州”特指西藏和青川滇陇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以及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深度贫困有所关注(贺立龙等,2017;李小云,2018;盛伟等,2019),但大多是 关于战略、路径与对策的探讨,缺乏对接国际前沿的理论分析。深度贫困作为美国学者于20世纪中 后期提出的一个描述性概念—收入在贫困线标准50%之下的贫困状态,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系统 的学术范式,但其指代的一类反映底层人口生存危机的严重贫困问题已引发广泛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 Iceland8. Bauman,2007; Shaefer8.Edin,2013)。比如,美国一些官方机构及学者对其国内深度贫 困发生率变化及分布进行了统计观测,Sen(1976)、 Alkire8. Foster(2011)、 Alkire8. Santos(2014) 等发展经济学者围绕全球性深度贫困问题开展了度量方法探索及国际比较分析,联合国、世界银行 提出了诸如千年发展目标(MDGs)、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严重贫困的治理纲领 本文为此梳理贫困度量与深度贫困研究的文献进展,引入结构分析视角对深度贫困进行系统的 学术释义与度量方法探讨,并考察深度贫困的结构分布特征及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指导 中国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及其返贫风险的动态防控。 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与释义: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如何界定,相比其他贫困概念有何特异性?本文基于 Web of sci- ence核心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通过输入主题“ deep poverty”,选择不限时间跨度和文献类别进行检 索,得到深度贫困相关研究文献共138篇。对所检索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深度贫困这一概念由美 国学者提出,大多直接用于美国深度贫困率统计研究;2010年以来对其关注热度提升,但文献总量 与学理性远不及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等相近概念 (一)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及界定基准 深度贫困( deep poverty)通常是作为一个统计名词出现在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 reau)发布的贫困发生率报告中,它一般被界定为收入在官方贫困线标准50%以下的贫困水平(U 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2001)。深度贫困的界定基准是家庭收入贫困线。 Haveman et al (2015)基于收入贫困线的不同比例区间,将贫困划为三个层次,即深度贫困(0~50%)、浅层贫困 ( shallow poverty,50%~100%)临界贫困(near-poor,100%~150%)。 贫困线的设定直接关系着深度贫困的界定。最早的收入贫困线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社 会保障总署(SSA)研究人员 Mollie Orshansky设计提出,她将1963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核定为维持 生计所需食物支出预算( subsistence food budget)的3倍收入标准( Fisher,1992)。半个多世纪以 来,这一贫困线标准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 1.收入的真实性与跨期调整。考虑家庭支出结构与物价标准变化,进行贫困线(收人临界值)的 动态调整,以反映真实收入意义上的贫困标准( Iceland,2005)。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提出“准”相 对贫困线( quasi relative poverty line),以维持生活的必要支出为依据,保持贫困线的跨期动态调整。 欧洲学者通常将一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标准,形成了随着总体收入变动而变动 的所谓相对贫困线( relative poverty line)。 2.核算的客观性与财富扩容。将一些政策性转移资源,如非现金支援、转移性收入、税收抵免 纳入贫困家庭财富核算( Fox et al,2015)。传统官方贫困度量指标(OPM)未能充分考虑家庭结构变 化,遗漏了实物转移支付、住房支持、所得税抵免等政策所得,逐渐被补充性度量指标(SPM)替代,以 反映减贫干预后的贫困状态。按照SPM贫困线,美国2012年一个四口家庭的深度贫困线是年收入 12529美元(约8.58美元/人天)( Fox et al,2015)。 3.度量的统一性与差异矫正。深度贫困具有结构分布上的异质性,对其统一度量应剔除区域生 活基准差异的影响。 Shaefer et al(2017)提出,度量深度贫困应考虑贫困标准的时空变迁以及家庭 结构差异。美国加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加州贫困度量方法(CPM),通过引入州 际差异矫正系数,纳入政策资源转移及公共成本扣减因素,构建了剔除异质性的可比性指标。按这 指标统计,安全网计划( social safety net)降低了美国深度贫困发生率,如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 133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深度贫困有所关注（贺立龙等，２０１７；李小云，２０１８；盛伟等，２０１９），但大多是 关于战略、路径与对策的探讨，缺乏对接国际前沿的理论分析。深度贫困作为美国学者于２０世纪中 后期提出的一个描述性概念———收入在贫困线标准５０％之下的贫困状态，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系统 的学术范式，但其指代的一类反映底层人口生存危机的严重贫困问题已引发广泛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Ｂａｕｍａｎ，２００７；Ｓｈａｅｆｅｒ＆ Ｅｄｉｎ，２０１３）。比如，美国一些官方机构及学者对其国内深度贫 困发生率变化及分布进行了统计观测，Ｓｅｎ（１９７６）、Ａｌｋｉｒｅ＆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１）、Ａｌｋｉｒｅ＆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４） 等发展经济学者围绕全球性深度贫困问题开展了度量方法探索及国际比较分析，联合国、世界银行 提出了诸如千年发展目标（ＭＤＧｓ）、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等严重贫困的治理纲领。 本文为此梳理贫困度量与深度贫困研究的文献进展，引入结构分析视角对深度贫困进行系统的 学术释义与度量方法探讨，并考察深度贫困的结构分布特征及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指导 中国深度贫困的高质量破解及其返贫风险的动态防控。 二、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与释义：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作为一个学术范畴如何界定，相比其他贫困概念有何特异性？本文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核心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通过输入主题“ｄｅｅｐｐｏｖｅｒｔｙ”，选择不限时间跨度和文献类别进行检 索，得到深度贫困相关研究文献共１３８篇。对所检索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深度贫困这一概念由美 国学者提出，大多直接用于美国深度贫困率统计研究；２０１０年以来对其关注热度提升，但文献总量 与学理性远不及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等相近概念。 （一）深度贫困概念的提出及界定基准 深度贫困（ｄｅｅｐｐｏｖｅｒｔｙ）通常是作为一个统计名词出现在美国人口调查局（Ｕ．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 ｒｅａｕ）发布的贫困发生率报告中，它一般被界定为收入在官方贫困线标准５０％以下的贫困水平（Ｕ 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１）。深 度 贫 困 的 界 定 基 准 是 家 庭 收 入 贫 困 线。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基于收入贫困线的不同比例区间，将贫困划为三个层次，即深度贫困（０～５０％）、浅层贫困 （ｓｈａｌｌｏｗｐｏｖｅｒｔｙ，５０％～１００％）、临界贫困（ｎｅａｒｐｏｏｒ，１００％～１５０％）。 贫困线的设定直接关系着深度贫困的界定。最早的收入贫困线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美国社 会保障总署（ＳＳＡ）研究人员 ＭｏｌｌｉｅＯｒｓｈａｎｓｋｙ设计提出，她将１９６３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核定为维持 生计所需食物支出预算（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ｏｏｄｂｕｄｇｅｔ）的３倍收入标准（Ｆｉｓｈｅｒ，１９９２）。半个多世纪以 来，这一贫困线标准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 １．收入的真实性与跨期调整。考虑家庭支出结构与物价标准变化，进行贫困线（收入临界值）的 动态调整，以反映真实收入意义上的贫困标准（Ｉｃｅｌａｎｄ，２００５）。美国国家科学院（ＮＡＳ）提出“准”相 对贫困线（ｑｕａｓｉ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ｌｉｎｅ），以维持生活的必要支出为依据，保持贫困线的跨期动态调整。 欧洲学者通常将一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标准，形成了随着总体收入变动而变动 的所谓相对贫困线（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ｌｉｎｅ）。 ２．核算的客观性与财富扩容。将一些政策性转移资源，如非现金支援、转移性收入、税收抵免， 纳入贫困家庭财富核算（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传统官方贫困度量指标（ＯＰＭ）未能充分考虑家庭结构变 化，遗漏了实物转移支付、住房支持、所得税抵免等政策所得，逐渐被补充性度量指标（ＳＰＭ）替代，以 反映减贫干预后的贫困状态。按照ＳＰＭ 贫困线，美国２０１２年一个四口家庭的深度贫困线是年收入 １２５２９美元（约８．５８美元／人天）（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３．度量的统一性与差异矫正。深度贫困具有结构分布上的异质性，对其统一度量应剔除区域生 活基准差异的影响。Ｓｈａｅｆ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提出，度量深度贫困应考虑贫困标准的时空变迁以及家庭 结构差异。美国加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加州贫困度量方法（ＣＰＭ），通过引入州 际差异矫正系数，纳入政策资源转移及公共成本扣减因素，构建了剔除异质性的可比性指标。按这 一指标统计，安全网计划（ｓｏｃｉ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ｎｅｔ）降低了美国深度贫困发生率，如劳动所得税抵免（ＥＩＴＣ） — １３３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项目帮助8%的加州人口摆脱深度贫困( Bohn et al,2013)。 (二)深度贫困概念的辨识 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 extreme poverty)、多维贫困(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长期贫困(chro nic poverty)等同类概念有内涵一致与外延重叠之处,三者都是反映成因复杂、程度深、破解难的绝对 贫困情形。但从具体含义、衡量标准与适用范围上,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又有 严格的区别。深度贫困刻画的是低于贫困线标准一半水平的贫困状态,其学术范式仍在建构之中 极端贫困通常被界定为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状态,其作为世界银行提出的度量全球贫困的概念,指 向欠发达国家最为贫困的那部分人口( Ravallion et al,2009)。多维贫困的本质是Sen(1985)所提出 的“能力贫困”,其不仅表现为收入贫困,还反映贫困者福利的多因素剥夺。长期贫困一般被解释为 持续五年以上,甚至带有代际传递性的慢性贫困陷阱( Hulme8. Shepherd,2003)。 极端贫困的贫困程度超过深度贫困,如2013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是17美元/人天,据此计算的深 度贫困临界值是8.5美元/人天,远高于2美元/人天的极端贫困标准( Shaefer8.Edin,2013)。多维 贫困反映能力多维剥夺,长期贫困强调持续性,它们难以与深度贫困进行阈值比较,但贫困属性可能 更为复杂,确定三者相关性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实证评估( Hulme8. Shepherd,2003) 深度贫困有时与经济困难( hardship)、生活障碍( disadvantage)、赤贫( destitution)等概念联系在 起使用( Iceland&. Bauman,2007; Haveman et al,2015),但又与后三者不尽相同。经济困难、生活 障碍都反映一种综合性的贫困状态,这两个概念缺乏对贫困深度的精准考量( Eckerman et al, 2016);赤贫则常和极端贫困混用( Shaefer&.Edin,2013) (三)深度贫困概念的拓展与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一词在产生之初主要由美国学者用于深度贫困人口统计研究,如基于收入动态调查数 据(PSID)分析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深度贫困发生率变化及减贫干预成效,揭示深度贫困在不 同区域、种族、家庭及年龄群体中的分布特征( Fox et al,2015,2018; Haveman et al,2015)。随着全 球贫困研究的范式融合,深度贫困逐渐跳出美国窠臼,演变成为度量一类全球严重贫困(收入或能力 落入贫困线标准的一半水平之下)的学术概念( Fox et al,2015),其描述性定义及狭义范式已难以满 足对结构复杂、类型多元的跨国(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需要。突破总量及“一元”分析方法的拘囿 转向对贫困异质性及内部层次的结构性考察,有助于精准而系统地剖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中 国家的深度贫困痼疾 结构主义在20世纪中期被引入经济学分析,它突破“经济人”同质假设以及一般均衡理论推演, 探究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结构主义把考察对象当作 体系”,研究各部分关系而非孤立的某个部分(伊特韦尔等,1987)。本文引入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深 度贫困本质及结构属性,强调三个准则:一是整体性与系统性,整体有逻辑优先性,系统行为由结构 决定。二是异质性与动态非均衡性,结构变动影响增长及其平衡。三是市场与政府功能权衡。结构 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侧重于对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与度量,对其外延分布及非均衡演进的异质 性考察,瞄准其结构属性的深度贫困分类破解与综合施策。 (四)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 全球深度贫困呈现出成因复杂、类型多元的异质性和结构化特征,对深度贫困的学术释义应突 破货币收支的单维标准和静态框架,从多维、动态视角下提出一个能揭示其特定贫困量值与结构属 性的内涵界定,由此对应的外延对象,除了深度贫困家庭或其成员个体,还应包括深度贫困“地区、社 群”等总体贫困单元。中国提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体等深度贫困对象范畴,是对 深度贫困概念体系及外延层次的拓展,但对这些对象范畴的界定当前仍停留于政策标准描述,缺乏 对其理论含义和功能边界的学术认定 基于美国对深度贫困的描述性定义,结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的观察认知,我们将全 球语境下的深度贫困统一阐释为“收入或综合贫困程度低于绝对贫困标准50%的结构化贫困陷阱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项目帮助８％的加州人口摆脱深度贫困（Ｂｏｈ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二）深度贫困概念的辨识 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ｅｘｔｒｅｍｅｐｏｖｅｒｔｙ）、多维贫困（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长期贫困（ｃｈｒｏ ｎｉｃｐｏｖｅｒｔｙ）等同类概念有内涵一致与外延重叠之处，三者都是反映成因复杂、程度深、破解难的绝对 贫困情形。但从具体含义、衡量标准与适用范围上，深度贫困与极端贫困、多维贫困、长期贫困又有 严格的区别。深度贫困刻画的是低于贫困线标准一半水平的贫困状态，其学术范式仍在建构之中。 极端贫困通常被界定为日收入低于２美元的状态，其作为世界银行提出的度量全球贫困的概念，指 向欠发达国家最为贫困的那部分人口（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多维贫困的本质是Ｓｅｎ（１９８５）所提出 的“能力贫困”，其不仅表现为收入贫困，还反映贫困者福利的多因素剥夺。长期贫困一般被解释为 持续五年以上，甚至带有代际传递性的慢性贫困陷阱（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 极端贫困的贫困程度超过深度贫困，如２０１３年美国家庭贫困线是１７美元／人天，据此计算的深 度贫困临界值是８．５美元／人天，远高于２美元／人天的极端贫困标准（Ｓｈａｅｆｅｒ＆ Ｅｄｉｎ，２０１３）。多维 贫困反映能力多维剥夺，长期贫困强调持续性，它们难以与深度贫困进行阈值比较，但贫困属性可能 更为复杂，确定三者相关性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实证评估（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 深度贫困有时与经济困难（ｈａｒｄｓｈｉｐ）、生活障碍（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赤贫（ｄ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等概念联系在 一起使用（Ｉｃｅｌａｎｄ＆ Ｂａｕｍａｎ，２００７；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但又与后三者不尽相同。经济困难、生活 障碍都反映一种综合性的贫困状态，这两个概念缺乏对贫困深度的精准考量（Ｎ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赤贫则常和极端贫困混用（Ｓｈａｅｆｅｒ＆ Ｅｄｉｎ，２０１３）。 （三）深度贫困概念的拓展与结构视角的引入 深度贫困一词在产生之初主要由美国学者用于深度贫困人口统计研究，如基于收入动态调查数 据（ＰＳＩＤ）分析美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深度贫困发生率变化及减贫干预成效，揭示深度贫困在不 同区域、种族、家庭及年龄群体中的分布特征（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随着全 球贫困研究的范式融合，深度贫困逐渐跳出美国窠臼，演变成为度量一类全球严重贫困（收入或能力 落入贫困线标准的一半水平之下）的学术概念（Ｆｏ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其描述性定义及狭义范式已难以满 足对结构复杂、类型多元的跨国（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需要。突破总量及“一元”分析方法的拘囿， 转向对贫困异质性及内部层次的结构性考察，有助于精准而系统地剖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中 国家的深度贫困痼疾。 结构主义在２０世纪中期被引入经济学分析，它突破“经济人”同质假设以及一般均衡理论推演， 探究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结构主义把考察对象当作 “体系”，研究各部分关系而非孤立的某个部分（伊特韦尔等，１９８７）。本文引入结构分析方法，考察深 度贫困本质及结构属性，强调三个准则：一是整体性与系统性，整体有逻辑优先性，系统行为由结构 决定。二是异质性与动态非均衡性，结构变动影响增长及其平衡。三是市场与政府功能权衡。结构 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侧重于对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与度量，对其外延分布及非均衡演进的异质 性考察，瞄准其结构属性的深度贫困分类破解与综合施策。 （四）深度贫困的结构化释义 全球深度贫困呈现出成因复杂、类型多元的异质性和结构化特征，对深度贫困的学术释义应突 破货币收支的单维标准和静态框架，从多维、动态视角下提出一个能揭示其特定贫困量值与结构属 性的内涵界定，由此对应的外延对象，除了深度贫困家庭或其成员个体，还应包括深度贫困“地区、社 群”等总体贫困单元。中国提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体等深度贫困对象范畴，是对 深度贫困概念体系及外延层次的拓展，但对这些对象范畴的界定当前仍停留于政策标准描述，缺乏 对其理论含义和功能边界的学术认定。 基于美国对深度贫困的描述性定义，结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深度贫困的观察认知，我们将全 球语境下的深度贫困统一阐释为“收入或综合贫困程度低于绝对贫困标准５０％的结构化贫困陷阱”， — １３４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其外延涵盖两个层次:(1)“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50%”的个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家庭 及成员;(2)“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50%”的总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地区及社群。深度 贫困的结构化释义离不开可综合反映“能力多维剥夺”与“贫困持续性与脆弱性”的界定标准的设立, 这一标准应体现特定的贫困深度与结构属性,并可据以进行深度贫困量值的全球动态比较, 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识别与测度 准确把握深度贫困的含义及其结构属性,离不开对深度贫困的科学度量。我们基于对贫困度量 方法的文献考察,审视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度量(包括贫困者识别与贫困测度)。 (一)贫困识别与测度的公理化:从单维到多维 学界对贫困度量的研究通常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即贫困单位的识别( identifying the poor)与 贫困程度衡量指标的构建( constructing index of poverty)(Sen,1976)。静态或截面意义上的贫困 度量方法探索,已从基于收入贫困线的贫困者个体识别,以及衡量其贫困深度的收入缺口测算,发展 到针对贫困区域或社群等总体贫困单元的多维识别与公理化测度 1.基于收入的贫困者识别与总体贫困公理化测度。早期贫困度量研究集中于对穷人识别方法 的讨论,主要涉及货币收支贫困线设定及价格调整,其提供了穷人甄别的门槛指标,并以之为基础形 成贫困距( poverty gap)、收入缺口( income shortfall)、贫困赤字( poverty deficit)等贫困深度衡量基 准( Haveman et a,2015)。区域、种族等总体层面的贫困度量方法的发展离不开Sen(1976)的开创 性贡献。他通过对个人收入距( Income gap)的加权计算,构建总体贫困距( aggregate gap)以度量社 群( community)综合贫困深度,形成Sen指数即P=Q(z)(z为贫困线),弥补了发生率指标(H)未能 量化贫困深度的缺陷,并满足指数值随收入向非贫困人口上移而上升的转移性公理( transfer axi-- m)。Sen还引人基尼系数(G),将P指数转为一个结构性贫困度量指标,即P=HI+(1-D)G](I 为贫困距比率的均值),以反映贫困广度( breadth)、深度( depth)以及离散性( divergence)的综合影 响。当上述因素增强时,总体贫困程度加深 Sen指数未能刻画子集与总体贫困的相关性,因此需要可分解( additive decomposable)指标来 度量贫困深化的子集贡献。 Foster et al(1984)以收入距自身为加权系数构建了新的贫困指数,P H[2+(1-1)2(]。为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 transfer sensitivity axiom)即贫困者剥夺将加深总体 贫困, Foster et al1984)构建了一个指数群P.=L∑()(FGT指数),a变大有助于更精准地 衡量深度贫困者剥夺对总体贫困的影响:a取值0、1时,指数分别为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均值;a大于 2时,指数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a无穷大时,指数只反映极端贫困人口影响。 Foster et al进一步将 P变形为子集贫困的加性可分形式,即P(y;z)=∑m-1P。(y”;z),用以解析子集(地理或种族) 贫困的广度、深度对总体贫困的贡献。 2.考虑多维剥夺的穷人识别与贫国测度。Sen(1985)以能力方法( capabilities approach)①拓展 了贫困的含义,若在福利与能力视角下全面理解贫困,就须考虑贫困的多维度量。 Bourguignon8. Chakravarty(2003)将贫困解释为由健康、教育、公共物品等非市场因素影响的“福利不足”状态,并 对Sen的公理化度量范式进行多维拓展:将贫困人口区分为单维度贫困者与两维度贫困者,维数成 为贫困度量的标识据此构建了FGT指数集的多维范式即P(X:=)=>2,2,a,(1-2), 从而实现了对个体及总体贫困的多维度量。 早期多维贫困度量选择的联合识别方法( union identification)难以满足贫困聚焦性公理(pove ①Sen(1985)认为收入贫困仅考虑了物质福利需求,忽视了作为社会人的其他非物质需求;能力作为一组涵盖教 育、健康、社会参与等功能因素的可行选择,是个人获得福利的机会,也应纳入贫困内涵的考量范围。 135
其外延涵盖两个层次：（１）“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５０％”的个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家庭 及成员；（２）“收入或综合贫困量值≤贫困标准５０％”的总体深度贫困，如深度贫困地区及社群。深度 贫困的结构化释义离不开可综合反映“能力多维剥夺”与“贫困持续性与脆弱性”的界定标准的设立， 这一标准应体现特定的贫困深度与结构属性，并可据以进行深度贫困量值的全球动态比较。 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识别与测度 准确把握深度贫困的含义及其结构属性，离不开对深度贫困的科学度量。我们基于对贫困度量 方法的文献考察，审视深度贫困的结构化度量（包括贫困者识别与贫困测度）。 （一）贫困识别与测度的公理化：从单维到多维 学界对贫困度量的研究通常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即贫困单位的识别（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ｏｒ）与 贫困程度衡量指标的构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ｅｎ，１９７６）。静态或截面意义上的贫困 度量方法探索，已从基于收入贫困线的贫困者个体识别，以及衡量其贫困深度的收入缺口测算，发展 到针对贫困区域或社群等总体贫困单元的多维识别与公理化测度。 １．基于收入的贫困者识别与总体贫困公理化测度。早期贫困度量研究集中于对穷人识别方法 的讨论，主要涉及货币收支贫困线设定及价格调整，其提供了穷人甄别的门槛指标，并以之为基础形 成贫困距（ｐｏｖｅｒｔｙｇａｐ）、收入缺口（ｉｎｃｏｍｅ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贫困赤字（ｐｏｖｅｒｔｙｄｅｆｉｃｉｔ）等贫困深度衡量基 准（Ｈａｖ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区域、种族等总体层面的贫困度量方法的发展离不开 Ｓｅｎ（１９７６）的开创 性贡献。他通过对个人收入距（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的加权计算，构建总体贫困距（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ｇａｐ）以度量社 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综合贫困深度，形成Ｓｅｎ指数即犘＝犙（狕）（狕为贫困线），弥补了发生率指标（犎）未能 量化贫困深度的缺陷，并满足指数值随收入向非贫困人口上移而上升的转移性公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ｘｉ ｏｍ）。Ｓｅｎ还引入基尼系数（犌），将犘 指数转为一个结构性贫困度量指标，即 犘＝犎［犐＋（１－犐）犌］（犐 为贫困距比率的均值），以反映贫困广度（ｂｒｅａｄｔｈ）、深度（ｄｅｐｔｈ）以及离散性（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的综合影 响。当上述因素增强时，总体贫困程度加深。 Ｓｅｎ指数未能刻画子集与总体贫困的相关性，因此需要可分解（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ａｂｌｅ）指标来 度量贫困深化的子集贡献。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４）以收入距自身为加权系数构建了新的贫困指数，犘＝ 犎［犐２＋（１－犐）２ 犆２ 犘］。为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ｘｉｏｍ）即贫困者剥夺将加深总体 贫困，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４）构建了一个指数群 犘α＝１ 狀∑狇 犻＝１ 犵犻 （狕 ） α （ＦＧＴ 指数），α变大有助于更精准地 衡量深度贫困者剥夺对总体贫困的影响：α取值０、１时，指数分别为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均值；α大于 ２时，指数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α无穷大时，指数只反映极端贫困人口影响。Ｆｏｓｔｅｒｅｔａｌ进一步将 犘α 变形为子集贫困的加性可分形式，即 犘α（狔；狕）＝∑犿 犼＝１ 狀犼 狀犘α（狔（犼）；狕），用以解析子集（地理或种族） 贫困的广度、深度对总体贫困的贡献。 ２．考虑多维剥夺的穷人识别与贫困测度。Ｓｅｎ（１９８５）以能力方法（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①拓展 了贫困的含义，若在福利与能力视角下全面理解贫困，就须考虑贫困的多维度量。Ｂｏｕｒｇｕｉｇｎｏｎ ＆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ｙ（２００３）将贫困解释为由健康、教育、公共物品等非市场因素影响的“福利不足”状态，并 对Ｓｅｎ的公理化度量范式进行多维拓展：将贫困人口区分为单维度贫困者与两维度贫困者，维数成 为贫困度量的标识，据此构建了 ＦＧＴ 指数集的多维范式，即 犘θ（犡；狕）＝１ 狀∑犿 犼＝１∑犻∈狊犼犪犼 １－狓犻犼 （ 狕犼 ） θ犼 ， 从而实现了对个体及总体贫困的多维度量。 早期多维贫困度量选择的联合识别方法（ｕｎ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难以满足贫困聚焦性公理（ｐｏｖｅｒ — １３５ — 贺立龙等：结构视角下的深度贫困研究进展 ①Ｓｅｎ（１９８５）认为收入贫困仅考虑了物质福利需求，忽视了作为社会人的其他非物质需求；能力作为一组涵盖教 育、健康、社会参与等功能因素的可行选择，是个人获得福利的机会，也应纳入贫困内涵的考量范围
螈苧點熊2020年第2期 ty focus axiom),对此 Atkinson(2003)提出了剥夺维度计数法( counting),将之与联合识别、交集识 别纳入统一的贫困识别体系。基于剥夺维度计数法, Alkire8. Foster(2007)构建了集识别与测度为 体的多维贫困衡量范式(AF方法),即M=(m,M)。其中pk是由单维剥夺标准z,与剥夺维数 标准k组成的双临界值( dual cutoff识别函数;M。是多维性质的FGT指数,M=(g°(k))=HA米 lg"(k)|/|g"(k),可综合度量贫困广度、剥夺密度、深度及强度。这一方法可兼容序数数据,为全球 严重贫困( acute poverty)度量提供了可比基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基于AF方法构建了多维 贫困指数(MPI),其涵盖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相比收入极端贫困指标,更适合深 度贫困的综合度量与比较。 Alkire&. Santos(2014)应用MPI指数度量发现,全球16.7亿人口处于 深度贫困,MPI贫困发生率高于极端贫困发生率;MPI指数可分解出总体贫困的贡献因子,如南亚 贫困主因是“营养剥夺”。 (二)贫困度量的结构化:动态视角的引入及演进趋势 贫困的存续、迁延以及退出概率( exit rate)反映了贫困顽固性及返贫风险。因此对贫困的结构 化度量应考虑对贫困持续性( duration)以及贫困脆弱性( vulnerability)的动态测度 1.对贫困进行动态测度的基本方法。对贫困的动态测度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基于家 庭数据的长期贫困度量研究(Llrd&wiis,1978)。Bane8. Ellwood(1986)总结了三种方法 (1)针对固定时期(8~10年)内持续贫困发生率的统计列表( tabulations)。此方法计算简单,但 可能出现贫困时长“删失”( censoring)问题,从而低估贫困存续时间。 (2)构建“固定效应一误差项”结构模型或进行变异性分析( components-of- varlance)。 Duncan 8. Rodgers(1991)基于这种方法计算T年总收入,并将其与贫困线比较,以识别与测度长期贫困,构 建长期贫困发生率指数。此方法集中于对个人的收入核算与贫困测度,因此会受到家庭结构异质性 特征的干扰,也不利于追踪致贫因素变化、推断贫困时段分布 (3)考察既成贫困时段( completed poverty spells分布,估测贫困退出概率及影响因素。Bane 8. Ellwood(1986)、 Duncan8. Rodgers(1988》分别基于PSID数据库估算了美国成年人及儿童的贫 困退出概率,探讨了收入、家庭结构、生计变化以及地理因素对贫困存续及退出的影响。为进一步衡 量多时段贫困, Stevens(1999)引入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discrete- time hazard)构建了多时段脱贫及返 贫概率指数,并运用这一指数对PSID数据进行统计度量发现,已脱贫人口有50%的概率再次陷入 贫困,由此也反映出,传统的单时段方法低估了贫困顽固性 综合来看,变异分析法( components approach)与时段分析法( spells approach)已成为贫困动态 测度的主流范式,前者考虑各时段之间收入可补偿的假设,用以区分长期贫困与短期贫困;后者基于 时段独立性,侧重于估测贫困退出及返贫的概率( Yaqub,2000 2.考虑动态维度的贫因结构化度量范式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对贫困的动态度量 不再局限于发生率指标,开始纳入贫困深度、剥夺维度等指标,与Sen引领的贫困公理化衡量范式走 向融合。 Rodgers8. Rodgers(1993)为弥补贫困动态衡量中深度指标的缺失,基于FGT指数构建了 T年长期贫困指数,其借助PSID数据的测度结果表明,美国长期贫困正在加剧,并在种族、阶层、受 教育群体之间呈现结构性差异。 Hulme8. Shepherd(2003)主张加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非货币 指标,设计多维贫困标准,界分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 Foster(2007)基于AF方法构建了一个长期贫 困“识别一测度”综合衡量指数(P,K。)(p是以时段计数r为临界值的识别函数,K。是纳人多时段 的FGT指数),既可反映贫困广度、深度与不平等,又满足了可分解性公理。Hoy8. Zheng(2011)考 虑时段分布结构,提出了一个公理化的终生贫困衡量范式,满足长期单调性、时段独立性、路径无关 性以及可分解性等定理,并给出了贫困排序支配条件—早期、连续的贫困时段分布将加重贫困。 但是上述方法忽视了时段间的收支替代问题。Jaan8. Ravallion(1998)引入度量跨时段平均收 入的(y)指标构建了长期贫困识别函数P(y,z)及测度指数J(Y;x)=F2(y;z),由此形成的综合 度量范式(pn,J)既可视为 Foster(2007)范式(p,K。)在“平滑”矩阵Y的特定应用,又可看成各时段 136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ｔｙｆｏｃｕｓａｘｉｏｍ），对此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３）提出了剥夺维度计数法（ｃｏｕｎｔｉｎｇ），将之与联合识别、交集识 别纳入统一的贫困识别体系。基于剥夺维度计数法，Ａｌｋｉｒｅ＆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７）构建了集识别与测度为 一体的多维贫困衡量范式（ＡＦ方法），即 犕犽α＝（ρ犽，犕α）。其中ρ犽 是由单维剥夺标准狕犼 与剥夺维数 标准犽 组成的双临界值（ｄｕａｌｃｕｔｏｆｆ）识别函数；犕α 是多维性质的 ＦＧＴ 指数，犕α＝μ（犵α（犽））＝犎犃 ｜犵α（犽）｜／｜犵０（犽）｜，可综合度量贫困广度、剥夺密度、深度及强度。这一方法可兼容序数数据，为全球 严重贫困（ａｃｕｔｅｐｏｖｅｒｔｙ）度量提供了可比基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２０１０）基于 ＡＦ方法构建了多维 贫困指数（ＭＰＩ），其涵盖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相比收入极端贫困指标，更适合深 度贫困的综合度量与比较。Ａｌｋｉｒｅ＆ Ｓａｎｔｏｓ（２０１４）应用 ＭＰＩ指数度量发现，全球１６．７亿人口处于 深度贫困，ＭＰＩ贫困发生率高于极端贫困发生率；ＭＰＩ指数可分解出总体贫困的贡献因子，如南亚 贫困主因是“营养剥夺”。 （二）贫困度量的结构化：动态视角的引入及演进趋势 贫困的存续、迁延以及退出概率（ｅｘｉｔｒａｔｅ）反映了贫困顽固性及返贫风险。因此对贫困的结构 化度量应考虑对贫困持续性（ｄｕｒａｔｉｏｎ）以及贫困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动态测度。 １．对贫困进行动态测度的基本方法。对贫困的动态测度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些基于家 庭数据的长期贫困度量研究（Ｌｉｌｌａｒｄ＆Ｗｉｌｌｉｓ，１９７８）。Ｂａｎｅ＆ Ｅｌｌｗｏｏｄ（１９８６）总结了三种方法。 （１）针对固定时期（８～１０年）内持续贫困发生率的统计列表（ｔａｂｕｌａｔｉｏｎｓ）。此方法计算简单，但 可能出现贫困时长“删失”（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问题，从而低估贫困存续时间。 （２）构建“固定效应—误差项”结构模型或进行变异性分析（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Ｄｕｎｃａｎ ＆ 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１）基于这种方法计算 Ｔ 年总收入，并将其与贫困线比较，以识别与测度长期贫困，构 建长期贫困发生率指数。此方法集中于对个人的收入核算与贫困测度，因此会受到家庭结构异质性 特征的干扰，也不利于追踪致贫因素变化、推断贫困时段分布。 （３）考察既成贫困时段（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ｐｅｌｌｓ）分布，估测贫困退出概率及影响因素。Ｂａｎｅ ＆ Ｅｌｌｗｏｏｄ（１９８６）、Ｄｕｎｃａｎ＆ 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８８）分别基于 ＰＳＩＤ 数据库估算了美国成年人及儿童的贫 困退出概率，探讨了收入、家庭结构、生计变化以及地理因素对贫困存续及退出的影响。为进一步衡 量多时段贫困，Ｓｔｅｖｅｎｓ（１９９９）引入离散时间风险模型（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ｔｉｍｅｈａｚａｒｄ）构建了多时段脱贫及返 贫概率指数，并运用这一指数对 ＰＳＩＤ 数据进行统计度量发现，已脱贫人口有５０％的概率再次陷入 贫困，由此也反映出，传统的单时段方法低估了贫困顽固性。 综合来看，变异分析法（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与时段分析法（ｓｐｅｌｌ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已成为贫困动态 测度的主流范式，前者考虑各时段之间收入可补偿的假设，用以区分长期贫困与短期贫困；后者基于 时段独立性，侧重于估测贫困退出及返贫的概率（Ｙａｑｕｂ，２０００）。 ２．考虑动态维度的贫困结构化度量范式的形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学界对贫困的动态度量 不再局限于发生率指标，开始纳入贫困深度、剥夺维度等指标，与Ｓｅｎ引领的贫困公理化衡量范式走 向融合。Ｒｏｄｇｅｒｓ＆ 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３）为弥补贫困动态衡量中深度指标的缺失，基于 ＦＧＴ 指数构建了 Ｔ 年长期贫困指数，其借助 ＰＳＩＤ数据的测度结果表明，美国长期贫困正在加剧，并在种族、阶层、受 教育群体之间呈现结构性差异。Ｈｕｌｍ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２００３）主张加入人力资本、社会网络等非货币 指标，设计多维贫困标准，界分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７）基于 ＡＦ方法构建了一个长期贫 困“识别—测度”综合衡量指数（ρτ，犓α）（ρτ 是以时段计数τ为临界值的识别函数，犓α 是纳入多时段 的 ＦＧＴ 指数），既可反映贫困广度、深度与不平等，又满足了可分解性公理。Ｈｏｙ＆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１）考 虑时段分布结构，提出了一个公理化的终生贫困衡量范式，满足长期单调性、时段独立性、路径无关 性以及可分解性等定理，并给出了贫困排序支配条件———早期、连续的贫困时段分布将加重贫困。 但是上述方法忽视了时段间的收支替代问题。Ｊａｌａｎ＆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１９９８）引入度量跨时段平均收 入的μ（狔犻）指标构建了长期贫困识别函数ρ狌（狔犻，狕）及测度指数犑（犢；狕）＝犉２（狔珔；狕），由此形成的综合 度量范式（ρ狌，犑）既可视为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７）范式（ρτ，犓α）在“平滑”矩阵犢 的特定应用，又可看成各时段 — １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