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9 体验到的那种“顿悟”，比作十字架上基督口诵诗篇中所描 述的绝望与获救。而这，正是西方社会在诸如1789年和 1917年曾经有过的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整个人类今 天可能会有的体验。 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人类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足和 强大，但实际上，我们又可以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匮乏和孱 弱。它创造出了足以毁灭自身的力量，但却失去了对这力量 的控制；它能够告诉我们几十万年以前和以后行星的某种变 化，对于自己的命运却茫然无知；它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 却又直接面对着生存的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核战争 的危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令人苦恼的地区或者全球性问 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都市问题，犯罪问题，代沟问 题，两性问题，公正问题，效率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 题，等等等等。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一种问题都 有自己特殊的原因，但是在所有冲突之后，都有-一种更根本 的原因，那就是“群体意识的失落，创立团体之能力的丧 失”。（第122页）在伯尔曼看来，这也就是死亡的体验。 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人类发展史上的紧要关头。伯尔 曼寄希望于人类大同一一并非先知们观念中的大同，而是表 现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中的人类联合：已备维形的共同 法，有希望产生的人类宗教。此外，伯尔曼还待别提到六十 年代遍布于美国的地方自发性团体或公社。这些自发性团体 虽然通常总是短暂的，但却为社会提供了关于再生的有益经
0死亡与再生；斯新世纪的婚光（代译序） 验：在一段时间里面，公社成员完全与公社融为-一体，“共 同面对死亡，苦摊，战争和压迫，共同迎接生，共同施予 爱，共同劳作服务；他们感到过去的传统业已枯竭，社会已 厄运当头，但同时又心感笃定安然，似乎已脱胎换骨，重获 生命。”（第129页） 希望尚在，但要实现这希望，必得有大智大勇，有激情 和创造力。 所有这些，听上去显得那么遥远，但又似乎领为切近。 东方与西方，置身于同一个星球，面临同样的困厄。然而， 同一种大背景下面，不同人群面临着全然不同的问题。 伯尔曼谈到的那种理性思维与心灵感受，或者，客观观 察与主观体验之间的分裂，在我们也不能算陌生。但是运用 二元论的结果，我们要么把人看作神，要么把人当作奴隶。 表现在这里的种种笨拙，其实恰好说明，二元论从来不是我 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和谐的最高境界乃是人、 物、自然、字宙的交融于一。这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 用，而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同时，这种和谐的观 念又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而这正是我们全部文化最为根本 的特征。 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毋宁说， “它们不是法律，反倒简直是压制法律的东西”。（黑格尔语
死亡与荐生：新世纪的嚼光（代译序）1？ 见其《哲学史讲演录》卷一，第119页)它是执行道德的工 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这种道德化的法律与法律化的道德 其实应叫作礼法，一如希伯莱的法律只合名为律法。道德无 所不在，法也就“包罗万象”，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法不但 意味着国家的暴力（刑），通常还是耻辱的象征，因为它所 惩罚的，总是不道德。于是，它又成为正常生活之外的东 西。所谓“出于礼则入于刑”，这既是合，又是分，它表明 我们古代的法律只具有否定价值。这样的法律，自然不具有 (也不要求)神圣性。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 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能唤起人尊崇，甘愿践行其原则的，是德与礼，而不是法 (刑政)。这些，不仅有别于西方历史上受基督教影响的法 律，而且不同于希伯莱法或者伊斯兰法。 我们文化的独特性还表现在政治的道德化上面。这种政 治的道德化建立在一种久远的家、国不分的传统之上，它造 成一种家与国、道德与法律、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混然不分 的特殊格局。《大学》里面“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连续式可以很好地用来表明这种状态。这或 可以称作中国式的政救合一。自然，我们的历史上不管有过 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和那样的宗教组织，因此也不存在灵界 与俗界的对立。充作“教”的儒家学说只是伦常日用，并无 神秘色彩，它自始便是世俗的，“理性的”（并非西方意义上 的理性)。然而正椎如此，体现于此种道德化的政治当中的
12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评序】 “政教合一”，实较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更为广泛和彻 底，也更加不容易消除。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综 合，而是分析；不是克服二元论，而是破除一元论；不是综 合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裂隙，而是重新创造出一种法律，重新 创造出一种宗教，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法律与宗教。 当然，伯尔曼是无可指责的。他并不是在讨论中国的问 题，况且，他还在书后的跋里，专门谈到划分法律与宗教对 于维护个人精神价值和国家独立地位的重要意义，谈到“在 历史上的另一些时期，在今日世界的另一些地方”（第138 页)这样做的必要性。伯尔曼的这个补充是必要的，但是对 我们来说，伯尔曼此书的意义绝不只是“补充性”的，而是 积极的和创造性的。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个判断即使 不合于中国古时的情形，却至少是可以针对今日的。我们的 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 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 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 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 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 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 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 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 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13 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 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 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 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人。这样的困境不是比西方人面临 的危机更难以摆脱吗？这也是一种死亡的征兆，其真实性与 严重性绝不在后者之下。 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侵人，我们历史的进程 改变了。我们被迫接受西方的事物，从生产技术，一直到西 方人的基本价值。在这种强有力的挑战面前，传统的文化格 局分崩离析，这是较伯尔曼书中所谓法律与宗教之间纽带的 断裂更为严重的事件，也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史中前所未有的 震荡。生存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有时是以物质的方式，有时 是以精神的方式。前者表现在诸如甲午海战一败所引发的举 国震惊，或者日寇人侵带来的亡国亡种的危机里面，后者表 现在五·四以来的历次文化大论战当中。我们应当这样来认 识近代以来的文化论战，因为所谓文化传统不仅代表着一个 民族的过去，而且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核心。文化 的解体意味着死亡，文化的抗争实即是生存的抗争。这正是 一种死亡的体验，而我们至今仍未脱此死亡之境。这即是八 十年代提出新的现代化方案(“保留球籍”问题)和重开文 化讨论（改造和保存文化）的根本缘由。 社会也象个人一样具有求生的本能，但是处在今天这样 的特殊情境里面，仅仅依靠本能是不够的。历史不曾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