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质光（代译序） 生生的杜会过程。宗教也不仅是-一套信条与仪式，它首先是 对各种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与信奉。活动于法律与宗教之中 的，非他，而是血肉丰满，既有理性和意志，又有情感与信 仰的活生生的人。法律与宗教，实是人类经验或说人性的两 个基本方面。“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此， 他需要相信超越他自身的真理，否则，社会将式徽，将衰 朽，将永劫不返。同样，人类处处、永远面对着社会冲突， 为此，他需要法律制度，否则，社会将解体，将分崩离析。” (英文原书第46-47页，下同)人类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彼此 制约，又互相渗透。它们处于对立之中，但是没有另一方， 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完满。宗教因法律面具有社会性，法律 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循死的 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第47 页)不幸，这正是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危险。 在最近两百年里，西方的法律正不断丧失其神圣性，日 益变成为纯功利的东西。与此同时，西方的宗教也逐渐失去 它的社会性，慢慢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去。正义与神圣之间的 纽带开始断裂，它们正变成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然而，仅 凭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够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 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拥戴？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第14页），虽然还 不能说今天西方的法律已变作一纸空文，但是诸如罪一类 严重社会问题的存在，不也反映出法律的无能吗？至于宗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代译序）5 教，没有组织，不依靠程序，它如何应付外部世界的压力， 又如何有效地维护和传递自己的信抑？六十年代于美国各地 大量出现的自发性地方团体如公社，不正是因为它们的反法 律倾向而屡屡受挫，因此往往是一瞬即逝吗？所有这些，都 可说是割裂法律与宗教所生的恶果。当然，仅仅认识到这一 点是不够的，还应当说明原因的原因，说明人类经验中这两 个基本方面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二 西方文明始于希伯莱。希伯莱的法律与宗教是不分的。 《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 这就是律法。在西方文明的这一时期，法律与宗教共享同一 种仪式、传统，且具有同样的权威与普遍性。人类早期的这 段历史似乎预示了未来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某种基本性格。 伯尔曼由人类学立场出发，认为在所有的文明里面，法 律（虽然可能完全与宗教分离）都与宗教共享四种要素，即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它们象征着法律的客观性，标 志着法律的衍续性，体现了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的联系，因 而使法律得与某种超验价值相通。它们所引发的，不是道德 或法律的推理与判断，而是人们的法律情感，是把法律所体 现的正义理想视为生活终极意义之一部分的充满激情的信 仰。任何一种法律，徜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
6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籍光（代语序） 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则不能不诉诸人 ]对于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不能不仰赖法律 的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最能够表明这一点的乃是传 统。 西方的法律传统浸渍了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早在罗 马皇帝皈依基督以前就已开始。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可以 写成一部大书（伯尔曼后来确实做了这项工作）。简单些说， 伯尔曼在书中提到的“过去两千年间历尽艰辛建设起来的西 方法学的伟大原测”，如“公民不服从”原则，旨在使人性 升华的法律改革原则，不同法律制度并存的原则，法律与道 德体系保持一致的原则，财产神圣和基于个人意志的契约权 利原则，良心自由原则，统治者权力受法律限制的原则，立 法机构对公共舆论负责的原则等等（第72页），都与西方历 史上基督教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有些甚至是由基督教的历 史经验和教义中直接引伸出来的。比如为美国宪法中一系列 权利条款奠定基础的，就主要不是启蒙学者们美妙的理论 而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反抗罗马法律的勇敢实践，是十七世 纪清教徒保卫其信仰和良心不受侵犯的无畏抗争。用伯尔曼 的话来说，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包括苏联的法律）， 就是建立在过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许 多种价值上面的（第3页）。 今天的西方人似乎忘记了这段历史，更不曾从中得出富 有教益的结论。法学家把法律看成是纯功利的工具和手段
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光（代译序）7 把它归人“[具理性”的范围之内；神学家把宗教看成是超 越程序与组织的信仰、爱和恩典，把它与法律对立起来。这 ·一切究竞是怎样产生的呢？伯尔曼指出了比如神学家们对于 教义的误解，并且一予以澄清，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抓住 了隐伏在法律与宗教截然对立后面的东西，那就是建立在主 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的对立基础上的二元思维模式。 西方的二元论思想早在十一世纪末圣安瑟伦“先信仰而 后理解”的格言里已露端倪。五百多年以后，它又在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名言中找到了“科学”的表述。伯尔曼以 为，过去的九百年正是一个“我理解”和“我思”的时代， 是首先把上帝，然后是自然，最后是社会视为外在于思维主 体的客观实在的时代（第111页）。这个时代的特征便是主 观与客观、本质与存在、精神与世俗、理性与情感的截然两 分（在某种意义上，宗教改革以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 起，世俗化与合理化的进程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类思想特征 在社会一历史中的显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法律与宗教 的彻底分离原是不可避免的。 割裂法律与宗教带来的灾摊，标志著一个旧时代的终 结。而要重新统一法律与宗教，首先必须克服滲人了一切分 析形式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这种克服不是简单地向以往的历
8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腰光（代译序】 史复归，而是在更高的水准上达到辩证的综合。伯尔曼认 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 “‘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 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 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 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第114页）。这意味着法律与宗 教都将扩展到其他学科、行业和社会进程，意味着法律与宗 教的解释者、观寮者不再把它们看成是认识对象，而把它们 理解为自己也参与其中的事业。如此，则法律与宗教的固有 畛域必将消失，正义的便是神圣的，神圣的便是正义的（在 最高的层次上面)，否则，既没有正义，也没有神圣。 在伯尔曼看来，这便是未来的新时代。然而要进人这新 时代，仅凭综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于新时代的信任，有 全身心的投人，而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新生与再生。这 里，伯尔曼提出了再生的概念，从而把我们带人到一种深邃 而又充满激情的经验之境。 这是一个社会精神上的死亡与再生，这种死亡与再生不 只是观念与行为或者意识形态的激烈改造，而是超越法律和 宗教的。“一个体味过这类经验的杜会承认，它的生存条件 是难以忍受的，它承受自己以往的失败，自甘消解；然而同 时，它超越了它的过去而复生，展示出新的天堂和新的尘 世，并且着手尝试普把它新的信仰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第120页)伯尔曼把这种体验比作佛陀在出家求道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