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专门篇幅论述。 15 第三，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礼物交换仍然是经济和政治生活 中一种重要的交换方式一它既是国家再分配体系的一部分， 近来又成为市场商品体系的一部分。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生活 的现实情形，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探究过去40年间礼 物关系的持续延存与转变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中国文化传统某 些部分如何得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直存留下来（对所涉过程 的有趣讨论，见M.Yag1986,1989)。而且，礼物交换在某种程 度上已被用作一种谋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方式（见Chan和 Unger1983:Oi1985)。托马斯·戈尔德(Thomas Gold1985)认为， 个人关系在改革时期已经变得越来越工具性和功利化了，进而， 这引起了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腐败问题的高度关注。因而， 礼物交换研究还可能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有所帮 助。 最后，礼物交换尚未能成为全面调查的课题；考虑到它在中 国文化中自始至终的重要性，这未免令人奇怪。在中国研究的 领域中，只能找到少数几本关注礼物交换的著作，其中多数是把 礼物作为一种个人间拉关系的手段。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城市情 境中的个人关系与个体策略，而非支配小规模杜区环境中社会 行为的交换规则。 对中国的个人关系的特征描述 在韦伯看来，“特殊主义原则”是儒家伦理的核心(1968： 236)。帕森斯(Parsons)在韦伯的观点基础之上提出，“为儒家伦 理所接受和维护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突出的“特殊主义 的'关系结构”(1949：551)。作为对这些看法的回应，梁漱溟声 言中国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关系（伦理）本位的 1导论：人类学中的礼物与中国社会
社会：“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 16● 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Liang1963:94)。费孝通在西方与 中国之间作了一个类似的比较并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在结构上 是由无数的私人网络组成的，这些私人网络由二人的(dyadic)社 会联系界定而且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样一个网络本位的社会 中，行为的道德内容是被情境地决定的，而“已”(eg0)在每种情 境中总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此，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描述为是 以“己”为中心的(egocentric）,从而与他视作是个人主义的西方 社会相对(Fi1947:22-37)。值得指出的是，私人网络的价值， 尤其是私营企业中的家庭关系，在近几年已经吸引了研究所谓 工业化东亚“四小龙”之发展的学者们的注意力（参见Hamilton and Kao1990:Kao1991;Vogl1991;及S.Wong1985,1988)。个 人关系的首要性以往被说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健康因素（沿 循韦伯的论点)，现在则被重新评价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一个积 极因素(Redding1990)o 傅高义(Eral Vogel1%5)认为，中国在将传统的特殊主义关 系模式改造为一种以“同志关系”为名义的普遍主义道德这个方 面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人际关系的这一转变主要是通过劝 服和推进削弱私人关系重要性的社会主义经济间的结合而实现 的。然而，80年代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这一转型并不像外部观 察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成功。在80年代期间，特殊主义和工具主 义逐渐支配了社会行为，而礼物交换变成了人们获取好处(d® sirable resources)的主要手段(Chan and Unger1983;Cold1985;Oi 1985:及Walder1986) 在诸多有关著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项关于中国人际 关系的研究；它们都考察了关系这一众所周知的社会现象。布 鲁斯·雅可博(Bruce Jacobs)将关系界定为“特殊主义的联系 礼物的流动
(1979:238),并提出了一个初步模型，这个模型包括在建构特殊 1” 主义联系过程中个人策略的类型学(1979：238)。雅可博把这 模式应用到一个台湾镇区的政治体系中，揭示出特殊主义联系 的操作在地方政治中一特别是在政治结盟与拉选票的情境 中一一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雅可博把关系看成中国政治的个人基础，而魏昂德(Andrew Walder)则将关系视作社会主义工厂里制度性文化的一个非正 式方面，“一种工具性倾向与个人感情参在一起的交换关系” (1986:79)。魏昂德将关系译解为“工具性的个人纽带”，他通 过一个连续谱区分了这些联系：依照私人感情的存在与否，以特 殊主义为一极而以“仪式化的贿赂”(ceremonialized bribery)为另 一极。各种恩惠(favors)的给予和接受是这些私人联系背后的 驱动力，它有助于工人们获得本来不可能得到的好处。工人们 必须在不威胁到权威的前提下追逐利益，因而魏昂德认为“这些 纽带对于权威关系具有某种稳定效应”(1986：186)。 杨美惠(M.Ya如g)采用一种福柯式的视角，进行了一项对中 国城市中礼物交换与私人关系的系统的研究(1989,1994)。杨 美惠认为，中国的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权力 相抗衡的非正式的权力。在她的书中，“礼物经济”和“关系艺 术"是交替使用的术语(1989：35)。她详细考察了在单位内部和 单位之间私人的忠诚、义务与相互扶持的广泛网络。她还分析 了五种机制，通过这五种机制，礼物与其赠送者间的不可分割性 使得送礼者能够迫使受礼者回报某种恩惠，从而获得好处。 在这样一个寻求恩惠的礼物交换过程当中，礼物经济再分配 了国家经济已然分配过的东西，而且还“用一种关系伦理话语取 代了渗透在国家再分配交换方式中的普遍主义伦理的统治话 语”(M.Yang1989:50)。与那些强调寻求恩惠的礼物交换之消 】导论：人类学中的礼物与中国社会
极后果的学者们不同，杨美惠认为“虽然关系艺术的当下目的是 18■ 获得一些物质实利，但同时它对行政权力的微观技术发挥了 种颠覆性的作用”(1989：38)，并因而构成了一种“敌对力量” (1989:49)。正如她所指出的，这些私人网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 充当中国式的某种市民杜会或某种次生社会(a second society) 的基础。“我建议，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中要关注的一个领域 是关系艺术，一个次生社会的动力因素。”(1994：295)在杨美惠 看来，这一基于关系的中国市民社会特征在于其两个“之间”状 态：个人与社会之间及个人与正式的志愿团体之间(1994：295- 305).] 前面提到的学者们倾向于强调关系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工 具性角色。与他们截然不同，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尝试将关系与 其他本土概念（诸如人情、面子和报）作为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社 会和文化的概念工具。杨联升(Lien-sheng Yang1957)或许是第 一位探讨回报在人际关系中角色的学者。据杨联升所述，报是 互惠原则的中国式表达，并且充当着社会关系的基础。“中国人 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一而事实上是人与超自然存在之间的一 行为的回应（喜爱与僧恨，奖赏与惩罚）应当像因果关系一样确 ,定，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行动时他会自然地预期某种回应或回 报。”(L.Yng1957:291)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最为出色的诠释是由 金耀基(Ambrose King1985,1988a和1991)和黄光国(Kwang-ko Hwag1987)提出的。基于对儒家社会理论的分析，金耀基强调 个人在中国杜会中，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中的相对自主性(King 1991:67):“个体自我是.有能力塑造（如果不是决定的话）同 他人具有何种关系的。”(1985：64)金耀基还引人人情观念作为 研究私人关系模式的主要概念工具(1988a:76-77)。金耀基的 礼物的流动
另-“贡献是他平衡地看待中国社会中特殊主义的盛行和普遍 主义规范的存在(1988a,1991)。在认识到私人关系的重要角 19 色的同时，金耀基认为“就在中国文化体系内，也存在使人情 或关系实践失效或冻结的文化机制，而给对于维持经济的和官 僚的（在韦伯意义上）生活来说是必要的工具理性开辟出空间” (1991:75-76)。 黄光国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交换理论，提出了一个 人际关系的框架，试图不仅描述中国杜会中的社会行为，而且勾 勒“一个阐明在大多数文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的一般模型” (1987:945)。类似于金耀基，黄光国将关系、人情和面子视作理 解中国人的行为的关键。他尤其关注个体用以影响他人的策 略，并发现“面子功夫”和寻求私人网络是中国社会中最为基本 的权力游戏。他得出结论，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中国，互惠 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由等级性结构化了的社会关系网络形塑，并 总是通过“面子功夫”面达成(1987：68)。 本项研究的框架 前而对有关中国社会的文献回顾揭示了几个令人关注的问 题。首先，除了杨美惠的著作(1989,1994)之外，中国的札物交 换体系尚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来分析，也未与其他社会中 的馈赠制度相比较。其次，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中人际 关系的研究，关注送礼的功利性与私人网络的培育，面忽视了这 些社会互动的文化意义。第三，金耀基与黄光国的概念分析触 及了人与其所有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二者均在很大 程度上渗透了衢家社会理论的影响，因而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 检验。 1导论：人类学中的礼物与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