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翌年，南京中央大学所办《方志月刊>要求转载。此时我已放 弃了一省一省写下去的念头，便把标题改成《湖南人由来考以应 之。但这篇文章只说明了出于汉族血统的湖南人的由来，在撰写 此文搜集材料过程中，我又发现了近代的湖南“汉人”中又有相当 一部分出于少数民族血统，因而在1933年又写了一篇<近代湖南 人中之蛮族血统》。此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虽然转向了沿革地理， 但对一地区人口的来历仍然很感兴趣，所以1936年一到广州，即 有《粤东初民考》之作；1940年一到遵义，即有<播州杨保考》之 作。除了按地区研究之外，同时也还选了几个特定时代做研究， 1934年先后发表了<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和<晋永 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二文。在研究移民史的过程中，不免要牵涉 到对少数民族族源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因而后来在四十年代又写 了二篇论述十六国北朝时代丁零族和一一篇考证羯族的文章。 我在中学时代就对地理发生兴趣，特别喜欢看地图，在书报上 看到一个不熟悉的地名，定要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来。我的两 个兄弟同样有此兴趣。记得有几次在寒暑假期内，我们兄弟间常 常以考问某一个县名在哪一省哪一部分作为游戏，有时甚至还要 问到这个县的四周是哪些县。在大学学习时代，我曾把历代正史 地理志大致翻过一遍，注意到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有了这个基 础，所以我当研究生时才会在班上对顾颉刚先生讲义中讲到的西 汉十三刺史部制度提出异议，开展讨论。（讨论函件当时由顾先生 作为他的<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印发给班上同学，1980年才作为 史学界的一件档案由我交<复且学报>发表。)这就更提高了我研究 沿革地理的兴趣和信心。那年冬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虽然还没 有正式取得研究生毕业证书，已有可能离校找职业。（那时燕京的 研究生学制定为两年毕业。如果到时学分未读满或论文未写成， 可以再拖上一二年。如不到两年学分已读满，毕业论文已通过，就 5
可以不再留在学校里，但仍要到满二年时才算正式毕业。)寒假期 间我的伯父把我推荐进北平图书馆当上了馆员。事有凑巧，原在 辅仁大学历史系担任教中国沿革地理-一课的柯昌泗先生，因家庭 纠纷仓卒离开北平。春季开学在即，学校不便将这门原定一学年 的课程半途停开，一时又找不到有名望有资历的老教师接替这门 课。正在为难，我的老师邓之诚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便向当时辅仁 的代校长沈兼士先生竭力推荐我去接替。这个偶然的机会，竟把 我这个尚未正式华业的研究生推上了大学的讲台。 1932年春我开始教中国沿革地理这门课。二年之后，顾颉刚 先生又邀我协助他创办以研究沿革地理为主旨的“禹贡学会”，编 辑出版《禹贡半月刊》。从此沿革地理一后来改称历史地理— 便成为我一生治学的主要方向。 可是，从1932年春到1934年底这三年，除教课外还得为北平 图书馆做编目工作，1934年春以后又要为<禹贡半月刊》做编辑工 作。并且教书往往不止一个学校，同时教上二三个学校，教的也不 止一门沿革地理，还开过两门断代史。从1935年秋到1936年夏， 离开北平到广州学海书院任教，又不得不停开沿革地理改开史学 名著通鉴》、《通典》、《通考》研究。1936年秋回北平，除在燕京、清 华两校历史系开沿革地理外，又在清华社会系开中国近代社会研 究。抗战初期二年半留在燕京，除沿革地理外又得新开中国地理。 所以从1932年初到1940年初这八年之内，能从事写沿革地理方 面的文章的时间大致不到一半。这一时期除为<禹贡半月刊>写了 一些以考订校正正史地理志为主的短文外，较长的有《新莽职方 考>、《清代东三省疆理志；也写了少数书评，其中较有分量的是 《渤海国志长编评校》。 1940年春离开北平到贵州进浙江大学任教，1946年秋复员到 杭州，直到杭州解放。在这九年半内，除教中国历史地理外，还教 6
了中国通史、断代史、文化史、史学史等课，大部分时间仍化在备课 教课上。又编绘了几幅用土纸石印的历史地图。所以述作还是很 少。除上面已提到的有关移民和民族史的几篇外，历史地理方面 较有分量的是《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发现>、《秦郡新 考和<秦郡界址考三篇。同时对辽史也研究过一阵，但取得的成 果更少。 解放后第一学年仍在浙大，历史系停办，这一年专一学习马列 主义，不教书，也不写作。第二年转来复旦。开始四年半除半年下 乡搞土改，半年思想改造外，全力从事教学工作，教的是中国通史 第二第三两段，每星期都有六、七节课。这一时期几乎停止了对历 史地理的研究，只在1953年为顾颉刚、章巽二位先生所编的《中国 历史地图一一古代史部分》作了一番校订工作。 从1955年春起，此后约二十年中，只开过两学年的中国历史 地理的课，除参加政治活动和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止工作三年外， 全部力量差不多都放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上，能够 挤出来写一些东西的时间甚至比以教书为主的年代更少。这一时 期的述作主要是： (1)1959年响应百家争鸣的号召，参与了关于评价曹操，讨 论蔡文姬生平、作品等课题的争论，对郭沫若同志的论述提出一些 不同意见。 (2)1958年邻近上海市区的江苏省十县划归上海市管辖， 1959年起在这些新划人上海市的西部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 遗址，报刊上一时刊载了许多文章说解放前中外学者说上海成陆 历史不过一二千年都说错了，现在考古发现证实上海历史至少已 有五六千年。我觉得解放以前的“上海”和1958年以后的上海” 所指地域范围相差太大，前者都在冈身以东，后者包括了大片冈身 以西地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解放前说那时的上海成陆不过一 7
二千年并没有错。搞科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硬说解放前 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全是错的。因而从1960年起，我写了几篇关 于上海成陆年代兼及上海得名和建镇年代的文章，目的端在提倡 实事求是的学风，指出现今约有六千平方公里面积的上海市成陆 年代先后相差达几千年，这几千年内海陆变迁极为复杂，既不能看 作大陆不断在以同一速度向外涨，更不能因在西部发现了五、六千 年前的文化遗址就说全上海的历史都有那么久。 (3)1957年春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汉河北地区时， 发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的西汉河北水道画得不合于《汉 书·地理志》记载，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证明<说文》、《水经》 又有讹误，西汉时河北平原诸大水是分道入海的，还没有象后世那 样合流于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由此又不得不进而探索河北平原水 系由分道入海演变为合流入海，亦即从《汉书·地理志时代的情 况逐步发展为《水经注时代的情况的过程。正好碰上复旦大学在 5月27日召开校庆学术报告讨论会，我便把这一番探索成果在历 史系作了一次题为《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报告。当时由于时 间匆促，来不及写成论文，只写了一个报告提纲，附以几篇用文言 文写的考证水道变迁的笔记，打印分发给听众，并由邮寄发了几十 份给有关单位和历史地理界的朋友。会后因忙于编绘《中国历史 地图集》，图集》工作结束后又忙于其它工作，竟直到今天还抽不 出时间来把当时的报告提纲改写成正式论文付诸公开发表。但 1957年印发报告提纲后因各方来函索取者甚多，又曾两次加印各 数十份以应需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己有所发现，尽管还没有 写成论文正式发表，既然人家急于想知道、利用此项研究成果，我 认为不应保密，应该有求必应。自1957年至今二十多年，已有许 多书刊、论文、历史地图采用了此项研究成果，我从不以此为忤。但 想不到去年竟有人（我曾寄赠报告提纲给他），以此为主要内容，写 8
了一篇专文公开发表，文末还说这是他多年钻研的收获，这就不能 不使我吃惊了。此人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地位，不知何以竟无视科学 道德一至于此？宁不可叹！ 同年夏，我应侯仁之同志之邀去青岛，在疗养所里住了一个 月，为他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撰写其中<汉书地理志 选释>那一部分。我只注释了全志一百零三个那国中的六个郡，却 在认真阐释的过程中，发现不仅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就是在西 南的云贵高原，西北的河西走廊，《汉志>的水道经流都有和后世不 一样的地方。这也就是说，全国许多地区的河流在历史时期都在 不断发生变化。解放以前我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政区 沿革范围以内，从这一年起，才扩展到了水道变迁的研究。 研究河北平原水道的下游及其海口必然要牵涉到渤海湾海岸 的变迁问题，因此到1965年又写了-一篇<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 大海侵》。不过我写的有关海岸变迁的文章倒并不始于此篇，这以 前研究上海成陆年代的文章实际上也就是研究长江口南岸的海岸 变迁。 (4)三十年代中期禹贡学会同仁提出要把旧时代的沿革地理 改造为现代的、科学的历史地理。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两方面 入手：一是把研究广度从疆域、政区、都邑、河渠等几个项目扩展为 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二是把研究深度从满足于考 证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推进到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而后 者的难度一般有过于前者。五十年代以前，我在这方面几乎谈不 上有什么成就。多数文章只谈各个时代的具体不同情况，不谈何 以会变；少数文章仅仅是语焉不详地带到几句。进人六十年代，才 有所突破。 五十年代以前我讲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时，每次讲到历代黄 河的变迁，除要讲到历史上历次重要决溢改道外，一般还要把历史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