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3 指导他们的已有绅士身份的学生准备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科举 考试制度由朝廷任命的学政官员所挖制，他们与有绅上身份的学 生的知识分子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作为教帅，绅士履行了也许是 他们最重要的职贵，即保车了儒学体制本身。 在作为官员及省、县地方领袖来处置各种事务时，绅士经理了 中国礼会和经济生活屮最重要的方面。不论是作为官员来治理地 方，还是作为绅士来效力桑梓，绅士都代表公众利益，并获得官府 的授权和允准。这些公共服务影响着国家经济生活至关重要的力 面。在中国的农业经济中，灌溉和防止洪灾是头等重要的社会工 程，堤坝、灌溉渠道和排水系统代表着巨额投资和劳力段入，为农 业生产的增长作出了贡献。良好的运河利和道路系统有助于商品运 输。贸易的组织和华斯塑造了中国商业发展的模式。用于对付荒 年的官府和慈善机构的锒仓，影响着粮食的供应和价格。公共经费 树私人典当业的授资，是信用体制的重要方面。所有这些事务都处 于官员和绅上的控制之下 绅士在经济生活中不只是发挥控制作用。他们在私人实业方 面也起了应有的作用在一种士地私有制得到承认的农业经济中， 土地依然是最普遍的投资方式。许多绅士，尽管并非所有绅士，都 是上地拥有者。其他个人的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存在于贸场、信贷和 金融领域。绅士在这些生意场中也很活跃。不过必须记住，在中 华帝国的社会中，从事这些实业并不具有像西万现代礼会那样的 自由。绅七他！自已，无论是作为朝廷的命官，还是作为本地的乡 绅，都对这些活动进行着决定性的控制。因此，他们对这些活动的 参与带有特权性质。作为绅士，他们有力量和影响力来避开一些他 们自己规定的对从事这类活动的普通百姓所施加的限制。因为绅 士对社会和经济处于控制地位，他们在受其控制的私人实业领域 中的活动，并不受普通百姓所受的控制和压力。例如，作为地主，他 们可享受特殊的免税，并在收取地租时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某些行
4中图细士的收入 业中.绅士享有垄断的权利。在经营所有的实业时，他们都因与官 府的特殊关系而得到极大的好处。绅士从农业和商业中获得的收 人是种与特权有关的收人，在一定程度士，它们并不靠这些实业木 身的经营，而是靠了他们的绅士地位。 对于绅士作为官员、公共事务领袖、教师以及有意积聚私人财 产的地主和商人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张博士都进行了仔细考察。经 过对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审镇使用，他重构了绅十行动的模式，进行 了图解式的表述，将中华帝国中绅士作用的复杂性展现了出来。在 其描绘中，张博士表明，不仅在官府工作，绅士工作和教有工作之 间，而且在每个领域之中，都存在着顺利运作的劳动分工。绅士在 他们的家乡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法律、仲裁、各种公共工程、防务 慈善和其他需要特殊经验和兴趣的工作。这些服务的类别界线是 划分得很清楚的.即便是充当官员的幕僚，也存在着公认的专业化 分工。这许多不问的专业是被周密地设定，绅士们或是精于这一 项，或是擅长于为一项。 通过指出绅士活动的全面模式和专业分工，张博士使其研究 既有“度，又有细节。他是第一个试图论述绅士职业生涯的学者。 这或许是张博士此项研究居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价值。 张博士进而试图表明每一种绅士的活动都为有关的绅士提供 了收入，并清楚地展示他们不仅在做官和执教之际，而且在作为地 方领袖时也可获得一份收入。张博士也试图估算绅士个人和群体 从每项公共事务中的收入数量，以及作为地主和商人的收入数堇 当然，这些估算出来的数字是大约数，并且是可以修正的。尽管存 在这些，问题，我感到张博士得出的数据，足以指出绅士各种具有意 义的收入来源的相对重要性。然而，张博士的主要结论并不依赖于 那些估算出来的数据，甚至也不依赖于各种收人数量的比例关系。 他所汇集的资料表明，做宫是绅土最大的财富来源：作为地方领袖 及进行仲裁也有大量的固定收入：而大部分绅士都以授课为主要
字5 职业及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关十地和商业的资料则显示出钟上参 与这些活动的特权性质，以及绅十靠他们的地位所获得的经济利 益。张博士对绅十收入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中国社会中，绅上：地 位不仅意味若道德责任，而且是种谋尘之道。 弗朗兹·迈克尔 1959年1月于西推图华盛领大学
前言 如同我在《中国绅士：一书中描述的那样，在19世纪，中国 绅士在政府和社会中构成了占有特殊地位的特权集团。这一特殊 地位使他们能从若干方面获得高额收入。在本项究中，我试图考 察绅士们各种收人的性质，分析它们对绅士们的重要程度，并阐述 这些发现的意义。 没有所得税申报表之类的记录，而要查明人们收人的情况和 性质，至少是项需要点勃勃雄心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项有难度的 研究，我在阅了撰写或编纂于19世纪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官方 文献和中国、日本及西方学者众多的著述。此外，有两类出版物特 别有用，它们是地方志和族谱。卷帙浩繁的省志、府志和县志是我 主要的资料来源。这批方志中的相当部分刻印于19世纪及20世 纪初叶。它们几乎都有记述本地绅士生平事迹的人物传记。在美 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中，我查阅了数百种 方志，并在本书中引用了其中的80余种。这批方志覆盖了此项研 究涉及的年代，展示了相当数量的各级绅士引人注目的资料，提供 了很多进行分析所需要的信息。我认为，摘录一些传记的原文，可 使读者更加接近原始资料，因而还在本书的附录中附士19世纪不 同朝代的各省绅上传记中的有关段落为样本，来说明他们的多种 收人来源。 在本项研究屮，广泛利用的另一类资料是家谱和族谱。成千上 年中是版部文股年英文版：上海牡会科学院出版社19
2中图绅士的收入 万种族谱编纂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就像有些谱牒的序言宜 称的那样，编印族谱，仅仪是供宗族成员查阅，而不是为了公开出 版发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中能够阅读到 数百种谱牒。它们的内容不尽相同。有些只是载录了宗族成员的 名字，另一些则记录了族中绅士的职位、传记、著述，宗族的财产 以及其他有价值的资料，诸如有时列出某个家庭的预算。我查阅了 约200种族谐和家谱，并利用了58种与本项研究有关的谱牒。由 于族谱等是种独特的资料，它们通常有未公开出版的宗族及家庭 成员私人事务的记载，因而不仅充实了方志所提供的资料，而且提 供了方志中所无的新信息。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方志和谱牒都很有用，但它们主要是由绅 士们自己编纂的，因而有时会过分强调绅士的德行，在利用这些资 料时，应该时时注意此点，而使用其他的资料则必定有助子抵销由 绅士编纂的著述中可能仔在的严重偏差。 还应指出的是，本项研究还体现了这样的意图，即是将经济学 家研究国民生产和国民收人的方法运用于中国的历史资料。由于 分析的并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现代的社会，对上述经济学的某些术 语和概念，本书稍稍作了修改。同时，我也一再强调，木项研究中有 关绅士各种收入及国民生产的数据，是估算的约数。然而，这些估 算是在对多方面的材料作了仔细分析后才得出的，是本项研究的 组成部分。它们可以提供大致的数量概念以支持关于绅士收入的 分析结论。 在进行这一旨在出版的研究工作之际，我得到了朋友们的很 多帮助和鼓励。我特别要感谢弗朗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教 授的各种帮助。无法佔计他为本书做了多少工作，出了多少点子。 还要特别感谢格拉迪斯·格林伍德(Gladys(Greenwood)小如，她 对手稿作了批评性的审读，并对有关资料的最后编辑助了一臂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