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 中囻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牛军 【内容提要】作者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与苏联结 盟并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建交并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联盟”与局部战争 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囯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依据对中国行为及 其后果的观察,首先,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 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以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 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其 次,中国对外战略决策同国家战略的两次重大变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两 次“联盟”和局部战争都伴随着中囯领导人对囯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它 们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 件。研究这两次有较高相似性的对外战略决策对构建中国的战略决策理论具有特殊 的价值 【关键词】中囯对外战略;联盟;朝鲜战争;战略决策;冷战 【作者简介】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邮编:100871) 【中图分类号】D82D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 (2014)06-069-24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2014 年第 6 期 “联盟与战争冶 :冷战时代的 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牛 军 揖内容提要铱 作者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与苏联结 盟并参加朝鲜战争、与美国建交并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联盟冶与局部战争 之间的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 依据对中国行为及 其后果的观察,首先,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 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以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 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 其 次,中国对外战略决策同国家战略的两次重大变化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两 次“联盟冶和局部战争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它 们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 件。 研究这两次有较高相似性的对外战略决策对构建中国的战略决策理论具有特殊 的价值。 揖关键词铱 中国对外战略;联盟;朝鲜战争;战略决策;冷战 揖作者简介铱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 邮编:100871) 揖中图分类号铱 D82 D819 揖文献标识码铱 A 揖文章编号铱 1006 -9550 (2014)06-0069-24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69· 中国外交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中“联盟”与局部战争之间的 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所谓对外战略决策包括两 个:一是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结盟和随后不久出兵朝鲜,在境外打了三年多的大规 模局部战争。二是1979年1月中国与美国建交,2月中旬即出兵越南,在境外打了29 天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1962年秋发生的两阶段33天中印边界战争同样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其经验对中国局部战争中军事谋划的影响甚至超过抗美援朝战争。例如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谋划(避免超级大国介入)和军事谋划(速战速决速撤、避免 境外长期消耗作战)等,更多的是汲取对印作战的经验。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 战略决策中“联盟”与局部战争的关系,而对印作战导致的中长期结果之一是中国选 择在冷战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故它不作为分析对象。 本文题目中使用“联盟”是为了简练一些,它不是专指寻求结成军事同盟的政策 和行动,而是指代与苏联或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即决定中国对外关系全局和基本安 全环境、军事安全占至关重要地位并对国家战略有根本性影响的关系,而且比较稳定 持久,除非出现国家战略转变或世界性的大事变,通常都难以逆转。中国传统战略思 想中,对建立“不结盟”的战略关系已有不少论述,这种思想在当代融汇在“统一战线” 理论中,并明显占主导地位。 本文所谓“联盟”或“战略关系”对于建国初期的中苏关系比较容易理解。中国与 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中苏战略关系名实相副。中美则没有同盟条约,并被认为因为 存在结构性矛盾而纠纷不断,是否具有本文所说的战略性质有些含混不清。本文的立 论基于确认中美关系是战略关系,这是基于中美建交以及随后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内 容,而且中国领导人当时也是这样定义的。故本文将中苏结盟与中美关系建交并列 为战略决策,将两对关系并列为“战略关系”。 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本文的研究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同局部战争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或者说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的三次对外局部战争中,有两 次与同美苏“联盟”或敌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战争与“联盟”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另 方面,无论对动机、过程等如何评价,中国在冷战时期的三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都对塑造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618、623页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冷战时代中国两次对外战略决策中“联盟冶与局部战争之间的 关联以及对外战略决策与中国国家战略转变之间的关联。 所谓对外战略决策包括两 个:一是 1950 年 2 月中国与苏联结盟和随后不久出兵朝鲜,在境外打了三年多的大规 模局部战争。 二是 1979 年 1 月中国与美国建交,2 月中旬即出兵越南,在境外打了 29 天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 1962 年秋发生的两阶段 33 天中印边界战争同样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其经验对中国局部战争中军事谋划的影响甚至超过抗美援朝战争。 例如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略谋划(避免超级大国介入)和军事谋划(速战速决速撤、避免 境外长期消耗作战)等,更多的是汲取对印作战的经验。 由于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中国 战略决策中“联盟冶与局部战争的关系,而对印作战导致的中长期结果之一是中国选 择在冷战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故它不作为分析对象。 本文题目中使用“联盟冶是为了简练一些,它不是专指寻求结成军事同盟的政策 和行动,而是指代与苏联或美国建立“战略关系冶,即决定中国对外关系全局和基本安 全环境、军事安全占至关重要地位并对国家战略有根本性影响的关系,而且比较稳定 持久,除非出现国家战略转变或世界性的大事变,通常都难以逆转。 中国传统战略思 想中,对建立“不结盟冶的战略关系已有不少论述,这种思想在当代融汇在“统一战线冶 理论中,并明显占主导地位。 本文所谓“联盟冶或“战略关系冶对于建国初期的中苏关系比较容易理解。 中国与 苏联缔结了同盟条约,中苏战略关系名实相副。 中美则没有同盟条约,并被认为因为 存在结构性矛盾而纠纷不断,是否具有本文所说的战略性质有些含混不清。 本文的立 论基于确认中美关系是战略关系,这是基于中美建交以及随后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内 容,而且中国领导人当时也是这样定义的。淤 故本文将中苏结盟与中美关系建交并列 为战略决策,将两对关系并列为“战略关系冶。 一 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本文的研究包括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冶同局部战争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或者说是互动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三次对外局部战争中,有两 次与同美苏“联盟冶或敌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战争与“联盟冶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另一 方面,无论对动机、过程等如何评价,中国在冷战时期的三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都对塑造 ·70· “联盟与战争冶: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618、623 页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冷战结束时,除了因苏联解体而根本缓 解了中国在北部面临的安全压力,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南亚半岛等三个陆地主要 方向上,都形成了对中国比较有利或可以接受的安全态势。在朝鲜半岛,经朝鲜战争 形成了北南双方持续至今的对峙;在南亚半岛,主要是通过对印战争(及其他一些外 交行动),造成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相互制衡的局面;在中南半岛,中国通过对越自卫还 击作战(及后来持续的援柬抗越),永久性地结束了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历史抱负 并保持可撬动地区形势的战略支点(柬埔寨)。在中国不同的毗邻地区都出现如此类 似的局面,就很难说是偶然的了。形成这些局面固然不都是因为中国的行为,但中国 肯定起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依据对中国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可以说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 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保持 个缓冲地区既是为了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也被认为是邻国有友好诚意的象 征;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 当然这还有利于展示反对恃强凌弱的道义形象。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分析和解释中国 是否存在以塑造地区均势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为主旨的战略原则,它指导或规范着中 国对不同毗邻地区的行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使用过相关的标准术 语。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分别同苏联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的动机到底为何?是否包 含为造成地区均势利用超级大国的内容?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与战争同中国国家战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两 次“联盟”和局部战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固然相当复杂,更重要的是“联盟”和局部战争 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简单地说,这里所谓的 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综合,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之道 也即决定中华民族存亡、兴衰和荣辱的根本之道。客观地看,不论两次战略决策的动 机和过程如何复杂,客观上都与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是同步的。例如,与苏联结盟是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同中国选择苏联模式建国和实现 现代化是同时进行的。中美建交是在1978年11-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 定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成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步的。要证明国家战略与 对外战略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进程之间相互没有影响甚或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乎是不可 能的,何况两次决策都是最高领导人亲力亲为、直接处理的。前者是毛泽东,后者是邓 小平。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在冷战40年间出现过两次。 两次重大决策过程中都伴随着国内政治动员和广泛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的结果
2014 年第 6 期 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冷战结束时,除了因苏联解体而根本缓 解了中国在北部面临的安全压力,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南亚半岛等三个陆地主要 方向上,都形成了对中国比较有利或可以接受的安全态势。 在朝鲜半岛,经朝鲜战争 形成了北南双方持续至今的对峙;在南亚半岛,主要是通过对印战争(及其他一些外 交行动),造成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相互制衡的局面;在中南半岛,中国通过对越自卫还 击作战(及后来持续的援柬抗越),永久性地结束了越南建立“印支联邦冶的历史抱负, 并保持可撬动地区形势的战略支点(柬埔寨)。 在中国不同的毗邻地区都出现如此类 似的局面,就很难说是偶然的了。 形成这些局面固然不都是因为中国的行为,但中国 肯定起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依据对中国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可以说中国的战略决策至少展示了两个共 同的目的:一是绝不允许敌对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力量过度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保持 一个缓冲地区既是为了降低安全威胁和提升安全感,也被认为是邻国有友好诚意的象 征;二是坚决地抑强扶弱,主动塑造地区内部的均势,保持影响地区形势的有效杠杆, 当然这还有利于展示反对恃强凌弱的道义形象。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分析和解释中国 是否存在以塑造地区均势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为主旨的战略原则,它指导或规范着中 国对不同毗邻地区的行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使用过相关的标准术 语。 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分别同苏联和美国建立战略关系的动机到底为何? 是否包 含为造成地区均势利用超级大国的内容? 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联盟冶与战争同中国国家战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两 次“联盟冶和局部战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固然相当复杂,更重要的是“联盟冶和局部战争 都伴随着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的探索、确立或根本性调整。 简单地说,这里所谓的 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综合,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之道, 也即决定中华民族存亡、兴衰和荣辱的根本之道。 客观地看,不论两次战略决策的动 机和过程如何复杂,客观上都与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是同步的。 例如,与苏联结盟是 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同中国选择苏联模式建国和实现 现代化是同时进行的。 中美建交是在 1978 年 11-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确 定的,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成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同步的。 要证明国家战略与 对外战略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进程之间相互没有影响甚或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乎是不可 能的,何况两次决策都是最高领导人亲力亲为、直接处理的。 前者是毛泽东,后者是邓 小平。 更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在冷战 40 年间出现过两次。 两次重大决策过程中都伴随着国内政治动员和广泛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的结果 ·71·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 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都是国家战略被“联盟”与局部战争推向一个方向并最终定格。而且在战争之后的十 年,通常都会出现内政与外交十分协调一致的时期,如1949-1959年以及1979-1989 年(甚至之后很长时间),这种现象也是不能忽视的。本文的目的包括解读这两次战 略决策既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 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国家战略的两次根本性转变同两次重大战略决策 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总而言之,两次“联盟”与战争既对中国的世界地位、安全环境、对外关系布局、东 亚地区形势等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国家战略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这里 所谓历史性的影响就是指如无国内全局性或外部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中国的战略 指导和战略布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为的逆转努力都必定是徒劳无功 的,于国家则是徒耗资源和精力。 将这两次战略决策做上述比较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它们都是在冷战背景下 发生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选择了不同的盟友。究竟什么是冷战? 美国和苏联之间对抗的本质和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近年迅速发展的新冷战史研究 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做了大量优秀的研究,并提供了很多相当有启发的思想。①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相关学术界没有被注意,其后果肯定是负面的,因为冷 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诞生和随后40年对外关系的主要国际背景,极为深刻地 塑造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特别是他们那一代 人诸多思考和结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既没有有意识地研究这些影响,当然 也就无从判断其利弊得失。 新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以及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等 并没有也不可能决定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其他诸多国际行为体实际上是在 根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行事。这方面中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中国领导人 通常是根据自己对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解和对特定时期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 选择美苏作为敌人或盟友,然后再按照他们的选择来衡量和判断国际体系及其中的他 国,突出的特点是将他国对自己的敌人的态度当做标尺来决定亲疏远近。简言之,就 是“以美划线”或“以苏划线”。例如,中国在分处东亚大陆两端的朝鲜半岛和中南半 岛大规模使用武力,这两个决策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在战略层面思考则有实质性的共 ①201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是冷战史研究新成果的集大成者。该书由来自 世界各地近80名学者参加撰写,内容涵盖了冷战史研究的所有领域。参见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m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都是国家战略被“联盟冶与局部战争推向一个方向并最终定格。 而且在战争之后的十 年,通常都会出现内政与外交十分协调一致的时期,如 1949-1959 年以及 1979-1989 年(甚至之后很长时间),这种现象也是不能忽视的。 本文的目的包括解读这两次战 略决策既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战略得以确立———包括获得足够的认同和 统一思想等———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国家战略的两次根本性转变同两次重大战略决策 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总而言之,两次“联盟冶与战争既对中国的世界地位、安全环境、对外关系布局、东 亚地区形势等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国家战略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 这里 所谓历史性的影响就是指如无国内全局性或外部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中国的战略 指导和战略布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为的逆转努力都必定是徒劳无功 的,于国家则是徒耗资源和精力。 将这两次战略决策做上述比较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它们都是在冷战背景下 发生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选择了不同的盟友。 究竟什么是冷战? 美国和苏联之间对抗的本质和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 近年迅速发展的新冷战史研究 利用新发现的历史档案,做了大量优秀的研究,并提供了很多相当有启发的思想。淤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相关学术界没有被注意,其后果肯定是负面的,因为冷 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诞生和随后 40 年对外关系的主要国际背景,极为深刻地 塑造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基本看法,特别是他们那一代 人诸多思考和结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人们既没有有意识地研究这些影响,当然 也就无从判断其利弊得失。 新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是,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以及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等 并没有也不可能决定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所有方面,其他诸多国际行为体实际上是在 根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行事。 这方面中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 通常是根据自己对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本质的理解和对特定时期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 选择美苏作为敌人或盟友,然后再按照他们的选择来衡量和判断国际体系及其中的他 国,突出的特点是将他国对自己的敌人的态度当做标尺来决定亲疏远近。 简言之,就 是“以美划线冶或“以苏划线冶。 例如,中国在分处东亚大陆两端的朝鲜半岛和中南半 岛大规模使用武力,这两个决策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在战略层面思考则有实质性的共 ·72· “联盟与战争冶: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2010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是冷战史研究新成果的集大成者。 该书由来自 世界各地近 80 名学者参加撰写,内容涵盖了冷战史研究的所有领域。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喝台与沿2014年第6期 同点,即都同中国领导人对冷战的战略态势及其对中国威胁的程度等问题的认知有 关。前者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反击美国的侵略,后者被认为是反击苏联的扩张,而且 它们分别反映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前者是中苏同盟的产物,后者则同联美 抗苏直接相关。在中印边境战争中,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军 事挑衅行为,同美国和苏联的鼓励与支持有关 毫无疑问,中国的战略选择对冷战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冷战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 响。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其他角色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决策同样有力地影响了冷 战的进程,特别是塑造了东亚冷战的主要形态。由此给后来者的提示是,中国实际上 在很多重大事态和历史关头,是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的。对所谓 历史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 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期中国战略决策的研究来厘清和 改变。 所谓中国的战略决策塑造了东亚冷战的形态,并不仅仅是指战略格局、战略环境 和大国的均势。冷战区别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了世界的未来,所以都特别热衷于 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惜为此对外发动战争,进行侵略和干 涉。但是,它们能否如愿只部分取决于其权力,对主要国家来说,在很多情况下则取 决于其他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择。历史的进程表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曾经有过 曲折。每一次重大决策不仅仅伴随着“联盟”与战争,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 的路径,并因此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巨大的冲击,而这恰恰是中国影响 冷战进程的最深刻的方面。 历史研究本能地排斥简单的方法和单一的视角,更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性 重视偶然性和叙事的可读性。但是,从事历史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同意并因循这种 本能,对研究问题的界定本身实际上就是在确定视角,只是因为比较粗放和边际不那 么清晰,才声称没有单一的视角。本文的叙述以回答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为主要目的 和主要线索,其过程必定会遗留诸多具体的或者是更大的问题。例如,这项研究涉及 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同一代人,有类似的政治经验,面临 同样的问题,并且都有异乎寻常的使命感,都想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伟大国家。所 不同的是,两个人选择了非常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包括选择不同的 ①这方面较负盛誉的成果可参见 Odd Arm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14 年第 6 期 同点,即都同中国领导人对冷战的战略态势及其对中国威胁的程度等问题的认知有 关。 前者被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反击美国的侵略,后者被认为是反击苏联的扩张,而且 它们分别反映了中国在不同阶段的战略选择:前者是中苏同盟的产物,后者则同联美 抗苏直接相关。 在中印边境战争中,中国决策者也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军 事挑衅行为,同美国和苏联的鼓励与支持有关。 毫无疑问,中国的战略选择对冷战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冷战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 响。 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其他角色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决策同样有力地影响了冷 战的进程,特别是塑造了东亚冷战的主要形态。 由此给后来者的提示是,中国实际上 在很多重大事态和历史关头,是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塑造外部环境的空间的。 对所谓 历史必然性的笃信和官样的叙述严重限制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思想创造力,也造就了 一种宿命式的学术思维方式。 这需要通过对冷战时期中国战略决策的研究来厘清和 改变。 所谓中国的战略决策塑造了东亚冷战的形态,并不仅仅是指战略格局、战略环境 和大国的均势。 冷战区别于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 斗争,它们都认为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代表了世界的未来,所以都特别热衷于 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并不惜为此对外发动战争,进行侵略和干 涉。淤 但是,它们能否如愿只部分取决于其权力,对主要国家来说,在很多情况下则取 决于其他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择。 历史的进程表明,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曾经有过 曲折。 每一次重大决策不仅仅伴随着“联盟冶与战争,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 的路径,并因此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形成巨大的冲击,而这恰恰是中国影响 冷战进程的最深刻的方面。 历史研究本能地排斥简单的方法和单一的视角,更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性、 重视偶然性和叙事的可读性。 但是,从事历史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同意并因循这种 本能,对研究问题的界定本身实际上就是在确定视角,只是因为比较粗放和边际不那 么清晰,才声称没有单一的视角。 本文的叙述以回答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为主要目的 和主要线索,其过程必定会遗留诸多具体的或者是更大的问题。 例如,这项研究涉及 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即毛泽东和邓小平。 他们是同一代人,有类似的政治经验,面临 同样的问题,并且都有异乎寻常的使命感,都想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伟大国家。 所 不同的是,两个人选择了非常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包括选择不同的 ·73·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这方面较负盛誉的成果可参见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