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温州的那个王爷庙，地方的第一庙宇全都是市民社会的雏形。王 斯福与Paul Katz以及认为行会就是市民社会的William Rowe 不同的是，他只是在提出问题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这地正 是我要替他辩护的原因。 邓正来：主铭铭与王斯福两位先生是研究的合作者，王铭铭因此 在他的评论中，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对王斯福具体运用调查材料 的问题挺出了一些看法，这是一个间题；王常铭提出的第二个看 法是，王斯福在他的论文当中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给出一个非 带温硬的结论，这个阿问题就是市民社会或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农村 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现在轮到我来数评论，我首先想指出，王 铭铭关于王斯福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做结论的看法，并不一定准 确，·因为王斯福在分析论述的过程中已经通过他的论式本身对他 的问舞做出了结论，但我今天不想对这个问题加以评论。王斯福 提交的两篇文章我读了几选，我党得他试图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 法对中国农村地方性的结社进行研究，进而回答一个比较大的问 题，这就是对现代性支配下的研究进行检讨和批判的问题，具体 地说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原有的地方性秩序或者说知识系统中 的公共观念以及中国农民是如何依据这些观念型构其特有的公共 空间的，其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农民在他们的公共活动中表现出 了中国农村有着建立民主制度或市民社会的资源。当然，王斯福 把市民社会简单地化约为民主制度本身，在理论上是很难成立的 但是我认为王斯福的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 角，因为通常的研究一般都认为农民以及他们所承载的传统是落 后的，是与现代性相悖的。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王斯福在他的论 证过程中还是掉入了他所要批判的现代性烫辑陷并之中，而未能 超越那个菱辑：因为他在“农民抑或公民”一文中所给出的衡量 中国农民的五个市民社会标准，虽说不是西方社会的经验标准，而
农民抑或公民？ 19 是他个人从理论上做的归纳，从而是一些理想的标准，但是我认 为这些标准本身却是在现代性思维方式下产生的，即使通过把农 民视作公民可以否定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然而这种否定工作也 是根据出现代性产生的市民社会标准来展开的。这种在间一逻找 之中的自我否定是否可能，我以为是颇有疑问的。关干王斯福的 中国农村的市民社会研究，我还有一个看法，就是他的研究表明 他并没有注意到中国学者所做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果，这方面 的文献非常丰富，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表明了一个由一开 始的建构努力一直发展到后来的反思努力的认识过程。但颇为遗 感的是，王斯福先生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讨论，因此我们在他的 研究当中当然也就着不到他对自己所确立的市民社会的标准的思 考，然而对这些标准以及它们赖以为基的市民社会理论本身的检 讨，在我看来可能是走出现代性逻辑的根本所在，至少也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方面
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 福建美法村的社区史 王铭铭 地方、社会与国家 1992年7月至1995年2月间，本人在英国社会经济科学院 (ESRC)和英国城市大学学术基金会的资助下，在闽南山区安溪 县美法村先后从事共10个月的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美法村共有 570余户(1994年)，全为汉人家户，由陈氏和李氏家族组合而成， 主家族陈氏家族占人口和土地总数的90%以上。我选择以陈氏家 族的发展史和现状为中心展开调查。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个：其一， 陈氏家族是美法村的主家族。其二，历史上陈、李二家族各是独 立的村落，它们的结合是民国时期(1911一1949)政府于1932年 采用“乡镇保改制”对两个家族村加以合并而人为造成的。要考 察家族村落的结构和变迁，应从其原貌开始。其三，把焦点放在 一个家族，有助于更深入地求知地方社会一文化的原型与变迁过 程。 我的具体田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于1992年7 月至9月间。我的关注点是该村家族史和地方社会史素材。第二
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 21 阶段开始的时间与历史调查是同步的，但延续至1992年之年终 主要探索该村家族现时代的组织、社会关系、经济、现代政权和 仪式，可以说是对“制度”(institutions)的研究。第三阶段在l994 年11月至1995年2月间举行，焦点放在美法村的民间信仰和地 方权威的专题研究上，注重乡贤的个人生活史调查。在先后三段 的田野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了大量有关该村的亲属组织、地域性 仪式空间、民间地方认同的素材。在此一村落获得的族谱、家先 谱、官方档案、口头传统资料，使本人有可能在对当代地方生活 的参与观察和访谈基础上对社区变迁的历程有了一定历史深度的 理解；而社区历史的理解又进一步为本人在地方性的场合中考察 明清以来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转型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美法村的历史与当代观察和访谈素材进 行描述和分析。这一描述和分析之主线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框 架下的地方性制度变迁；而采用这一历时性的框架主要是考虑到 传统ethnography方法的不足.传统上，社会人类学者在进行研究 时，通常是在做了长期的区域性田野调查之后，将所获素材整理 出来，把这些素材当成是验证某种理论的证据写作出来成为专著， 即ethnography,传统上，Ethnography有体例上的规定，它们往 往有一个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言，其作用是把田野工作中发现的实 证素材组合成一个论述架构，然后从社区、区域背景出发，人类 学者把具体的素材组成章节加以罗列分析，最后，用分析过的素 材创造出一个整体的杜会一文化形貌，并把这个形貌变成一面反 思理论的镜子，用来评论在思想界有影响的学说。我的叙述文体 也是“理论一田野一理论”的模式。不过，“田野”对我来说不是 一个共时性的“社区”(community),一个分离的时空坐落 (isolates)?,而是不同制度和生活世界的空间和时间变异历程， 从1930年代（吴文藻1935；费孝通1939）算起，社会人类 学的社区田野工作法和ethnography描述法被引进到汉人社会中
22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贼 已有六十多年了，1950-1960年代，Freedman(1963)和Skinner (1964一1965)对之提出了批评，认为在“简单原始社会”提炼出 来的小地方调查与描述方法不足以用来反映汉人社会的宏观历史 体系与文明的复杂社会特质(Freedman 1963:乔健1995；王铭铭 1996a).1970年代以后，随着港、台、大陆田野工作的盛行，ethnog- raphy的方法在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颇有复兴之势。但是，到 了1980年代，一系列人类学反思作品的出现使我们再一次看到 ethnography的局限。在理论人类学界，一些学者主要是针对文本 作者与被表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提出批评的，他们认为整体论的 ethnography所包装的，是人类学者自身的意义体系和非土著文 本权威(Marcus and Cushman 1986;Clifford and Marcus eds, 1986),而并非社会事实本身。另一些学者则针对“异文化”整体 论的局限，指出ethongraphy对于社区之外的世界体系之“大系 统”老不关照(Wallerstein1974;Eric Wolf1982;Marcus and Fischer1986)。还有一些学者则透过对不同区域的人类学传统的 考辩，指出ethnography的写作在人类学区域范式新权(regiona】 paradigmic hegemonies)建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Fardon ed. 1990)。在汉人社会研究中，也出现了若干批评和修正，不过这些 批评和修正与理论人类学的三类ethonography批评关系不大，而 更重要的是回归到Freedman和Skinner所提的问题去寻找解决 和更新途径.其中，最值得引起关注的两类修正性棋式是：(1)San gren(1987)和Feuchtwang(1992)先后作出对于汉人杜会中的 文本传统、正统字宙论、地方象征体系之间的关系探讨；(？)Duara (1988)和Siu(1989a)对国家、地方社会、区域文化之间关系所 作的社会史和人类学探讨。这两种修正性模式的叙述主线均是地 方性区位体系，但是也在其中强调了超地方的历史、观念、关系 网络、国家力量等因素在ethnography写作中的新角色。 对本人来说，反思人类学批评的意义主要在于提醒我们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