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学 媒介与文化研究 JOURNALISM QUARTERLY 2008年第3期总第97期 边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热线研究 曹晋1曹茂2 (1.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200433;2.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云南昆明651092) 【摘要】本文以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性恋健康热线咨询电话为经典个案,检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反思 本土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女同性恋议题的育点;同时,认识女同热线电话参与社会动员的对话价值,从而探索中国女同 性恋社群如何借助国际的公共政策组织参与社会抗争的问题,这两个议题也是对本土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扩展进行 当代反 【关键词】健康热线咨询: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6249.2【文献标识码】A 、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中国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思想随着全球化浪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术 界,而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更加带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 本土女性主义话语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启蒙异性恋妇女反对异性恋父权制( heteropatriarchy) 从婚姻、家庭、就业、教育、参政等层面争取两性平等,忽略了中国妇女内部(同性恋妇女与异 性恋妇女)的差异。同时,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之间相互隔膜,难以形成合力实践抗 争目标,导致女同性恋议题(1 ebian issues)的讨论非常溥弱。在同性恋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 论述以李银河与王小波1992年出版《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现象研究》为标志,许多受访谈 的同性恋者都一致提及因为李银河教授的论著(1992&1996&2003)而改变了自己的认同,从 中获得及时的心灵抚慰。目前,中国大陆有关女同性恋与公共政策、社会运动的研究依然甚为罕 就研究问题而言,笔者期望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两个议题:其一,以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 热线电话为经典个案,检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反思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同性 恋问题的盲点;其二,认识女同热线电话参与社会动员的对话价值,从而探索中国弱势群体如何 借助国际与国家的公共政策参与社会抗争的问题。这两个议题也是对本土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理 论扩展进行当代反思 [作者简介]曹晋,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 杜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曹茂,女,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 上海妇女类热线电话与都 和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日的子课题—“都市妇女交往与杜会变迁”(项目编号为05JD860173)的系列成果之 致谢]感谢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主任王明医生的全力协助,以及热线志愿者阳光女士的热情支持 万方数据
·媒介与文化研究· 新闻大学 JOURNALISM QUARTERLY 2008年第3期总第97期 边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热线研究 曹 晋1曹茂2 (1．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200．433；2．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云南昆明651092) 【摘要l本文以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性恋健康热线咨询电话为经典个案，检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反思 本士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女同性恋议题的百点；同时，认识女同热线电话参与社会动员的对话价值，从而探索中国女同 性恋社群如何借助国际的公共政策组织参与社会抗争的问题。这两个议题也是对本土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理论扩展进行 当代反思。 【关键词l健康热线咨询：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l G249．2【文献标识码l A 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中国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思想随着全球化浪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学术 界，而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更加带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 本土女性主义话语的核心问题聚焦于启蒙异性恋妇女反对异性恋父权制(heteropatriarchy)， 从婚姻、家庭、就业、教育、参政等层面争取两性平等，忽略了中国妇女内部(同性恋妇女与异 性恋妇女)的差异。同时，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与女同性恋者之间相互隔膜，难以形成合力实践抗 争目标，导致女同性恋议题(1esbian issues)的讨论非常薄弱。在同性恋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 论述以李银河与王小波1992年出版《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现象研究》为标志，许多受访谈 的同性恋者都一致提及因为李银河教授的论著(1992＆1996＆2003)而改变了自己的认同，从 中获得及时的心灵抚慰。目前，中国大陆有关女同性恋与公共政策、社会运动的研究依然甚为罕 见。 就研究问题而言，笔者期望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两个议题：其一，以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 热线电话为经典个案，检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反思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同性 恋问题的盲点；其二，认识女同热线电话参与社会动员的对话价值，从而探索中国弱势群体如何 借助国际与国家的公共政策参与社会抗争的问题。这两个议题也是对本土女性主义传播研究的理 论扩展进行当代反思。 [作者简介】曹晋，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蓖点研究基地“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酋茂，女，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研究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卜_海妇女类热线电话与都市和谐社会建设” (项目编号为2007BXW004)和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子课题——“都市妇女交往与社会变迁”(项目编号为05JJD860173)的系列成果之 一。 [致 谢]感谢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主任王明医生的全力协助，以及热线志愿者阳光女士的热情支持。 131 万方数据
从研究方法来说,笔者首先是运用“民族志”( Ethnography)方法,亲临云南省卫生厅领 导的云南健康教育所负责的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进行实地观察与深度访 谈,在项目办主任王明医生的协助之下,与女同健康咨询热线电话的志愿者直接交流,并获得女 同热线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其次,根据2003年7月16日的第一份热线电话记录到本研究调查的 截止时段—2007年2月7日的全部通话文本,进行样本的内容分析,这是透过分类与统计来检视 研究对象,女同性恋议题的明示意涵可以在资料数据汇集中演绎出来,但这一方法只能说明表 象,却不能检视内容背后的深刻社会意涵,而且还忽略了女同性恋社群受到多重压制的痛苦体验 和丰富情感。所以,必须借助质的研究去揭示表象背后的热线电话与女同性恋社群生存的社会情 境,笔者再次对部分参与热线电话交流的女同性恋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并在昆明市区女同性恋聚 集的场所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深度访谈。 、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引发了研究者探讨“社会性别化的资讯科技”( Harding, 986)。如台湾学者方念萓与林鹤玲的综述性论文《本地历来传播硏究中性別研究分析》,就对 社会性别化科技的语境内妇女与电话的讨论有所论证与诠释(2004:749841)。再如美国批判 传播学者詹森( Sue Curry Jansen)也指出:“信息时代知识一权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 面——社会性别政治仍然保持沉默”,“因为在西方语言和话语实践中,社会学和语言学建构的 科技’这一术语导致了这种沉默”,“西方科技史其实是男性的活动。这些历史注重的是工业 和先进武器的铸造工具和技术,而不是分娩、烹饪或养育儿童的技能和策略。通常这些历史受到 未经推敲的带有大男子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假设的护佑。当技术史提及妇女的时候 技术史很少涉及妇女),她们通常被构想成科技的消费者,诸如自行车、电话、打字机和传真 机的使用者”( Jansen,2002:72)。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普遍认为:传播新技术在改变妇女的被动 性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起对身处边缘地位的妇女而言,从新技术受惠与获利的程度很 低,现实中的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平等反而因此加剧。 台湾学者王雅各曾以“文化分析”的架构探讨包括妇女解放、黑人民权、同志平权、 反战、环境保护等的学生运动(Wang,1992:103-131),他也援用此范式理解台湾的同志现 象,从同志借助媒介报导、创办同志社团和个别同志现身三个方面,以“文化型貌转换”(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社会运动进程勾勒台湾同志平权运动( Tongzhi Equal rights Movement)的历程(王雅各,1999:247-251)。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秘书长赖钰 麟则以成立于1989年的社团法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为案例,援引 Mcadam等学者强调的“政治 机会(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动员结构( mobilizing structures)和诠释过程( framing processes)”三个决定社会运动的要素分析台湾同志运动的机构化问题,作者的研究发现 台湾同志社群对于同志机构的参与,很重要的是透过消费同志商业机构——同志酒吧、三温暖、 书店、餐厅、网站等所提供的相关商品(赖钰麟,2003:79-114)。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运动与 台湾同志平权运动有共同之处,但因社会情境的差异,大陆女同运动也自有其特殊性。因中西方 社会政治、经济与历史的悬殊,笔者的研究并不援用西方女同性恋社会运动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框 架,而是以本土的案例剖析来呈现东方中国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健康热线咨询电话的图景, 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亚洲中国的公共政策与女同性恋运动的本土经验与阐释。 三、热线电话的产生与通话内容的分析 作为毗邻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有73个国家级贫困县,其省会城市——昆明,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旅游城市(世居26 万方数据
从研究方法来说，笔者首先是运用“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亲临云南省卫生厅领 导的云南健康教育所负责的云南省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进行实地观察与深度访 谈，在项目办主任王明医生的协助之下，与女同健康咨询热线电话的志愿者直接交流，并获得女 同热线电话的全部通话记录。其次，根据2003年7月16日的第一份热线电话记录到本研究调查的 截止时段——2007年2月7目的全部通话文本，进行样本的内容分析，这是透过分类与统计来检视 研究对象，女同性恋议题的明示意涵可以在资料数据汇集中演绎出来，但这一方法只能说明表 象，却不能检视内容背后的深刻社会意涵，而且还忽略了女同性恋社群受到多重压制的痛苦体验 和丰富情感。所以，必须借助质的研究去揭示表象背后的热线电话与女同性恋社群生存的社会情 境，笔者再次对部分参与热线电话交流的女同性恋者进行了电话访谈，并在昆明市区女同性恋聚 集的场所进行了深入观察和深度访谈。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探讨 大众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引发了研究者探讨“社会性别化的资讯科技”(Harding， 1986)。如台湾学者方念萱与林鹤玲的综述性论文《本地历来传播研究中性别研究分析》，就对 社会性别化科技的语境内妇女与电话的讨论有所论证与诠释(2004：749—841)。再如美国批判 传播学者詹森(Sue Curry Jansen)也指出：“信息时代知识一权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 面——社会性别政治仍然保持沉默”， “因为在西方语言和话语实践中，社会学和语言学建构的 ‘科技’这～术语导致了这种沉默”，“西方科技史其实是男性的活动。这些历史注重的是工业 和先进武器的铸造工具和技术，而不是分娩、烹饪或养育儿童的技能和策略。‘通常这些历史受到 未经推敲的带有大男子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假设的护佑。当技术史提及妇女的时候 (技术史很少涉及妇女)，她们通常被构想成科技的消费者，诸如自行车、电话、打字机和传真 机的使用者”(Jansen，2002：72)。女性主义传播学者普遍认为：传播新技术在改变妇女的被动 性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起对身处边缘地位的妇女而言，从新技术受惠与获利的程度很 低，现实中的社会群体利益的不平等反而因此加剧。 台湾学者王雅各曾以“文化分析”的架构探讨包括妇女解放、黑人民权、同志平权…、 反战、环境保护等的学生运动(Wang，1992：103—131)，他也援用此范式理解台湾的同志现 象，从同志借助媒介报导、创办同志社团和个别同志现身三个方面，以“文化型貌转换”(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社会运动进程勾勒台湾同志平权运动(Tongzhi Equal Rights Movement)的历程(王雅各，1999：247—251)。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秘书长赖钰 麟则以成立于1989年的社团法人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为案例，援引Mcadam等学者强调的“政治 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和诠释过程(framing processes)”三个决定社会运动的要素分析台湾同志运动的机构化问题，作者的研究发现—— 台湾同志社群对于同志机构的参与，很重要的是透过消费同志商业机构——同志酒吧、三温暖、 书店、餐厅、网站等所提供的相关商品(赖钰麟，2003：79—114)。中国大陆的女同性恋运动与 台湾同志平权运动有共同之处，但因社会情境的差异，大陆女同运动也自有其特殊性。因中西方 社会政治、经济与历史的悬殊，笔者的研究并不援用西方女同性恋社会运动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框 架，而是以本土的案例剖析来呈现东方中国边陲城市——昆明的女同健康热线咨询电话的图景， 为全球传播研究提供亚洲中国的公共政策与女同性恋运动的本土经验与阐释。 三、热线电话的产生与通话内容的分析 作为毗邻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地“金三角”的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有73个国家级贫困县，其省会城市——昆明，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旅游城市(世居26 132 万方数据
个民族),到2005年2月为止,实际暂住昆明市的流动人口总数已突破120万人,与常住人口的比 例为1:4。自1989年在云南省边境地区的静脉吸毒人群中成批发现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 000年全省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达7973例,病人448例,死亡326例。专家估计2000年底感 染者总数已超过5万人2。而来自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5年暗娼中艾滋病毒流 行率为0.5%,1996年至1997年上升到1.5%,1998年至2003年波动在20-2.9%之间,部分地区最高 达7.6%。艾滋病毒感染在暗娼和孕妇中增多,导致女性感染比例扩大。同时,性传播成为增长最 快的感染途径,占20.8%;吸毒传播下降到51.4%;另有27.1%的不明原因感染,专家估计多数是 性途径传播③。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势,20年9月,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启动首个跨国政府的 合作项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China- UK HIV/ 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该项目执行期为200年9月至2006年8月,计划使用资金340万英镑(约折合人民币 441万元),对每个省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而当时云南省每年的防治经费仅为40万元。中英 目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负责运作,设立三项基金,即宣传教育基金、省级挑战基金和运用性研 究基金,并公开在社会上招标,发动民间力量防治艾滋病。经过项目组成员和专家,以及各级行 政领导长达六年的努力,在针对男男性接触者、注射吸毒人群、女性商业性工作者、嫖客的干预 活动,以及对感染者及其家属的关怀和支持方面,此项目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国家卫生部 领导、英国国务大臣、国际发展署总司长、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等英国方面高层多次到云南视察项 目,对中国防治艾滋政策与艾滋病行为干预的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近20个兄弟 省市的同行和全国艾滋病综合示范区项目、全球基金项目、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中国/联 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计划生育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都专门组团,到云南考察和学习中英项目 在本项目对“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疗”(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td and AIDS for high- risk population)的实施策略与活动中,专门于2002年8月13日开通了“云南男 同志健康热线”,本着“健康、交流、关爱”的宗旨,为男男性接触(MSMs)人群提供心理疏导 与减压、情感分享与交流、信息传播、艾滋病性病咨询、服务的转介等方面的服务。热线自开设 来主要由男男性接触人群的志愿者进行值班,每周二、四晚20:00到22:0提供服务。2002年 8月到2006年4月底,热线共收到1457条来电,咨询内容涉及性病艾滋病、心理、情感、家庭和社 会关系的处理、活动场所、项目活动安排等,来电地区涵盖昆明、云南其他地州,以及外省市 。2003年6月,因有女同愿意做咨询热线的志愿者,故该项目决定开通“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 线”,每周晚19:30到21:30提供咨询服务,并规定每一次通话时间不能超过25分钟。6月热线 开通之初,由于没有及时广泛宣传,并没有接到来电,笔者得到的最早来电记录时间是2003年7 月16日,两名女同性恋者轮流值守热线。目前唯一的咨询志愿者阳光,从2004年11月咨询接线至 今,她在2005年向父母现身,期间经过10多年的抗争,曾经被逼迫去看心理医生,她对同性恋的 知识与信心源自于阅读台湾出版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在大学时段也积极参加艾滋病防治的宣 传工作,她的热情、坚强与认真品质支持了热线的维护工作。在2006年以前,每一次热线值班可 以得到项目办公室支付的交通费25元,2006年以后增加到30元。热线办公室设立在云南健康教育 所楼内,与“云南同志健康热线”使用同一电话号码,每月电话开销不超过100元。云南健康教 育所每月组织一次志愿者例会,每年举行一次志愿者年终会,期间有一些免费的聚餐与培训活动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笔者从项目办公室主任王明医生处获得的2003年7月16日到本研究调查 的截止时段—2007年2月7日的全部通话记录文本,具体统计如表所示: 133 万方数据
个民族)，N2005年2月为止，实际暂住昆明市的流动人口总数已突破120万人，与常住人口的比 例为1：4。自1989年在云南省边境地区的静脉吸毒人群中成批发现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 2000年全省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达7973例，病人448例，死亡326例。专家估计2000年底感 染者总数已超过5万人幢J。而来自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5年暗娼中艾滋病毒流 行率为0．5％，1996年至1997年上升到1．5％，1998年至2003年波动在2．0-2．9％之间，部分地区最高 达7．6％。艾滋病毒感染在暗娟和孕妇中增多，导致女性感染比例扩大。同时，性传播成为增长最 快的感染途径，占20．8％：吸毒传播下降N5i．4％；另有27．1％的不明原因感染，专家估计多数是 性途径传播‘3I。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势，2000年9月，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启动首个跨国政府的 合作项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China—UK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Project)。该项目执行期为2000年9月至2006年8月，计划使用资金340万英镑(约折合人民币 4411万元)，对每个省每年投入i000多万元，而当时云南省每年的防治经费仅为400万元Ho。中英 项目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负责运作，设立三项基金，即宣传教育基金、省级挑战基金和运用性研 究基金，并公开在社会上招标，发动民间力量防治艾滋病。经过项目组成员和专家，以及各级行 政领导长达六年的努力，在针对男男性接触者、注射吸毒人群、女性商业性工作者、嫖客的干预 活动，以及对感染者及其家属的关怀和支持方面，此项目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国家卫生部 领导、英国国务大臣、国际发展署总司长、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等英国方面高层多次到云南视察项 目，对中国防治艾滋政策与艾滋病行为干预的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近20个兄弟 省市的同行和全国艾滋病综合示范区项目、全球基金项目、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中国／联 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计划生育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都专门组团，到云南考察和学习中英项目 经验‘5l。 在本项目对“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疗”(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TD and AIDS for high—risk popularion)的实施策略与活动中，专门于2002年8月13日开通了“云南男 同志健康热线”，本着“健康、交流、关爱”的宗旨，为男男性接触(MSMs)人群提供心理疏导 与减压、情感分享与交流、信息传播、艾滋病性病咨询、服务的转介等方面的服务。热线自开设 以来主要由男男性接触人群的志愿者进行值班，每周二、四晚20：00至U22：00提供服务。2002年 8月至U2006年4月底，热线共收到1457条来电，咨询内容涉及性病艾滋病、心理、情感、家庭和社 会关系的处理、活动场所、项目活动安排等，来电地区涵盖昆明、云南其他地州，以及外省市 哺]。2003年6月，因有女同愿意做咨询热线的志愿者，故该项目决定开通“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 线”， 每周晚19：30]11]21：30提供咨询服务，并规定每一次通话时间不能超过25分钟。6月热线 开通之初，由于没有及时广泛宣传，并没有接到来电，笔者得到的最早来电记录时间是2003年7 月16日，两名女同性恋者轮流值守热线。目前唯一的咨询志愿者阳光，从2004年11月咨询接线至 今，她在2005年向父母现身，期间经过10多年的抗争，曾经被逼迫去看心理医生，她对同性恋的 知识与信心源自于阅读台湾出版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在大学时段也积极参加艾滋病防治的宣 传工作，她的热情、坚强与认真品质支持了热线的维护工作。在2006年以前，每一次热线值班可 以得到项目办公室支付的交通费25元，2006年以后增加到30元。热线办公室设立在云南健康教育 所楼内，与“云南同志健康热线”使用同一电话号码，每月电话开销不超过100元。云南健康教 育所每月组织一次志愿者例会，每年举行一次志愿者年终会，期间有一些免费的聚餐与培训活动 [7】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于笔者从项目办公室主任王明医生处获得的2003年7月16日到本研究调查 的截止时段——2007年2月7日的全部通话记录文本，具体统计如表所示： 133 万方数据
表1.242份电话记录的内容统计 从242份来电记录与开通时间 性别男:94女:144未告如 相比较,“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 线”并不热,除去热线休息的节假 (294)区:465(2686%)(256x%) 日,每周三晚平均约接1个电话, 通话时间一般在5-25分钟之间, 婚斯状况未婚:5 本也有个别突破规定的特例。从来 25岁;46 64岁,口米告如 样本B电声音可以自然断定性别,但有4 4%6%)(493) 份没有具体记录,并且从文献内容 )(4628% 票也无法别性别特证,其中3950 口(m友他人4+2口样46恋男子来电。热线电话不显示来电 妈的逾(53)》 041(89.6)数242 号码,也不主动询问对方的个人资 讯,在来电者不明确自己的背景资 料的情况下,无法判别其来电地 区。北京、深圳、重庆、西安等云 表2.热线电话的重要咨询议题 南以外省市均有来电咨询,从通话 电话咨又性病,7感心交友,万性病行:其,龆样本B内容看,往往是因为顾虑在本地通 而议题 话会暴露身份,或者是不了解当地 状告作南性出框R性|动地点的|给手电热线服务信息,例如,一位贵阳的 艾病的的星狄告参认知担心哪可以cC的地助 男同性恋,他不知道贵阳是否有同 身份暴露,组找到女朋友址 建形式家庭,等 恋的热线情战议题 志热线,他与男友相处一年多了 久的件怎 对配偶的问总数 已经被对方母亲发现,自己虽然是 关系等 性意身份的十也心理医生,但却不能与对方母亲沟 以*通,希望通过热线找到张北川医生 的电话,请张医生与对方母亲联 系,从而协助自己解决问题。云南省政府已经把这个热线号码公布于网站,使更多人可以获得咨 询资源。项目组2004年以来,为增进大众对同性恋社群的了解,与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午夜1+1 栏目合作,展开同性恋问题的专题讨论,并有意识地在节目中公布热线电话号码,在217个不明 确信息源的来电中,应该还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电话号码的来电者。 在咨询的议题统计中,艾滋病(7.30%)和性病(2.55%)主要是与高危人群发生了性关 系而忧心忡忡的男同或是异性恋男子,担心已被感染而不能及时发现。16到35岁(占样本量的 5397%)是人生交往朋友的重要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女同问题聚焦于交友、身份认同、出柜、如 何应对异性恋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也就是图表中的交友、情感/心理、其他议题的部分,这些 内容的咨询占89.05%。北京的女同性恋组织曾经于2005年调查北京女同性恋者的压力来源,其中 有81.8%是来自婚姻、生育、人际关系与自我身份认知,这个数据与昆明热线来电内容的统计类 似明。有一位21岁的女同来电咨询,非常谨慎地询问电话情况,仅从她紧张而又小心翼翼的语气 也可体会到她对自己身份的惶恐。而一位正在准备考试的20岁姑娘说:她很孤独、郁闷,除了上 网,就是想自杀,讨厌自己现在的身份,甚至想做变性手术解决问题,同时,极为担心同学、父 母知道她的身份。阳光还告诉笔者:“热线对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的同志来说,这是唯一了解信息 和情感倾诉的渠道。一次打进热线的是个拉拉,当时她说家里逼她去相亲,她形容自己的心情是 每次去相亲她都想自杀一次’,如果家人实在逼她,要不她就随便嫁了,要不她打算学完驾照 就离家出走。这是很典型的同志面对家庭和婚姻的压力问题,当时我对她说:首先你要想清楚自 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安抚她的情绪,任何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不 要冲动做伤害自己也伤害家人的事,还有,你首先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让父母知道你有独立 万方数据
表L 242份电话记录的内容统计 性别 男： 94 女： 1“ 未告知：4 样本总 (38．84％) C59．50％) (1．65％) 数：242 来电地点 昆明：7l 云南其他地 其他省市： 未告知：62 样奉总 (29 34％) 区： “ 65(26 86％) (25．62％) 数：242 (18．18／,) 婚姻状况 未婚：53 已婚l 7 离异；2 束告知：180 样本总 (21．90％) (2．89％) (0．83％) (74 39％) 数：242 年龄 16-25岁：46 26-35岁：68 36-45岁：12 未告如：116 样本总 (1吼01％) (3496％) (4．960) (47．93％) 教：242 性取向 男同l 39 女同：84 双件恋：7 未告知：112 样本总 (16．12％) (34．71％) (2．89％) (46．28％) 数：242 性别气质 T：14 P：3(1．24％) 未告知：225 样奉总 (5．78薯) (92．98％) 教：242 获知热线 网络：13 ‘朋友通 他／她人介 电台：3 撤纸：l 未告知：217 样本总 号码的途 (5．37■) 信)：5 绍：3 (1．24％) (0．41董) (89．67％) 数242 径 (2．07％) (1．24％) 表2．热线电话的重要咨询议题 电话咨 艾滋病：20 性旃；7 情感／心理： 交友；77 性病治疗： 其他：8s 样本总 询议题 (7 30％) (1．09％) 79(28 83％) (2810％) 3(2．55％) (32．12％) 数：274 艾滋病的 性待预防 家庭压力，是 女同壤会活 性痫的确 如何对同性 凼部分 症状咨询， 咨询．性嫡 否}fj柜．同性 动地点的咨 诠。 峦给予帮 来电涉 艾滋病的 的症状咨 恋认知，担心 询．哪里可以 CDC的地 助， 及多个 预斩 询 身份暴露．组 拽到女朋友 址 了解男同忭 议题， 建形式家庭。 等 恋的热线情 故议题 如何维持长 况． 的样本 久的同性恋 对配偶的同 总数大 芙系等 性恋身份的 于来电 确认等 样本总 数。 从242份来电记录与开通时间 相比较， “云南女同健康咨询热 线”并不热，除去热线休息的节假 日，每周三晚平均约接1个电话， 通话时间一般在5—25分钟之间， 也有个别突破规定的特例。从来 电声音可以自然断定性别，但有4 份没有具体记录，并且从文献内容 也无法辨别性别特征。其中59．50％ 是同女来电，38．84％是同男或异性 恋男子来电。热线电话不显示来电 号码，也不主动询问对方的个人资 讯，在来电者不明确自己的背景资 料的情况下，无法判别其来电地 区。北京、深圳、重庆、西安等云 南以外省市均有来电咨询，从通话 内容看，往往是因为顾虑在本地通 话会暴露身份，或者是不了解当地 热线服务信息，例如，一位贵阳的 男同性恋，他不知道贵阳是否有同 志热线，他与男友相处一年多了， 已经被对方母亲发现，自己虽然是 心理医生，但却不能与对方母亲沟 通，希望通过热线找到张北川医生 的电话旧-，请张医生与对方母亲联 系，从而协助自己解决问题。云南省政府已经把这个热线号码公布于网站，使更多人可以获得咨 询资源。项目组2004年以来，为增进大众对同性恋社群的了解，与云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午夜l+l 栏目合作，展开同性恋问题的专题讨论，并有意识地在节目中公布热线电话号码，在217个不明 确信息源的来电中，应该还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电话号码的来电者。 在咨询的议题统计中，艾滋病(7．30％)和性病(2．55％)主要是与高危人群发生了性关 系而忧心忡忡的男同或是异性恋男子，担心已被感染而不能及时发现。16N35岁(占样本量的 53．97％)是人生交往朋友的重要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女同问题聚焦于交友、身份认同、出柜、如 何应对异性恋原生家庭的种种问题，也就是图表中的交友、情感／心理、其他议题的部分，这些 内容的咨询占89．05％。北京的女同性恋组织曾经于2005年调查北京女同性恋者的压力来源，其中 有81．8％是来自婚姻、生育、人际关系与自我身份认知，这个数据与昆明热线来电内容的统计类 似旧1。有一位2l岁的女同来电咨询，非常谨慎地询问电话情况，仅从她紧张而又小心翼翼的语气 也可体会到她对自己身份的惶恐。而一位正在准备考试的20岁姑娘说：她很孤独、郁闷，除了上 网，就是想自杀，讨厌自己现在的身份，甚至想做变性手术解决问题，同时，极为担心同学、父 母知道她的身份。阳光还告诉笔者： “热线对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的同志来说，这是唯一了解信息 和情感倾诉的渠道。一次打进热线的是个拉拉，当时她说家里逼她去相亲，她形容自己的心情是 ‘每次去相亲她都想自杀一次’，如果家人实在逼她，要不她就随便嫁了，要不她打算学完驾照 就离家出走。这是很典型的同志面对家庭和婚姻的压力问题，当时我对她说：首先你要想清楚自 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安抚她的情绪，任何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不 要冲动做伤害自己也伤害家人的事，还有，你首先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让父母知道你有独立 134 万方数据
的生活能力(当时她一直失业在家),你才能争取自己想要的。”(笔者2006年12月23日的田野 笔记)。一位25岁的女同说:她为了缓减与父母的冲突,找了个男同,假装自己的男朋友,回家 与父母一起聚餐,这才缓和了火药味的氛围,没有想到,应付完见面,家中就催促结婚,她本人 点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也有女同电话咨询:为了应对家庭与社会的妇女角色压力,与男同的 形式婚姻”(即互助婚姻)是否可行?在中国家庭逼婚的重压下,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性选 择,台湾的同女运动比中国大陆成熟,她们也运用这一婚姻形式混过( passIng)父母的逼婚指 令(郑美里,1997) 而在异性恋掩饰的婚姻家庭内,同女与异性恋男性的婚姻并不稳定、并不幸福,一位倍感 压抑,需要倾诉的31岁女同说,她刚办完离婚手续,很轻松,但又对以后的旅途感到迷茫,询问 聊之际要做些什么?希望热线志愿者推荐些好的女同题材的影片。同女健康咨询热线并不承担 友中介的任务,但在来电记录中,仍然有女同明确询问,甚至要求咨询志愿者提供个人资讯 流露出渴望与咨询志愿者交友的态度,但被咨询志愿者婉言拒绝。这是全国各地开通同志热线之 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缺少伴侣的同志希望热线架起鹊桥,说明女同性恋者寻觅伴侣的资源极 其短缺。另有相当数量的女同来电咨询其他朋友如何出柜?很想参加女同活动,包括做志愿者, 因为生活中缺少同女交往的资源与途径。阳光不但服务热线电话,而且以电话联络为契机组织女 同性恋者的联谊和活动,她说:“联合昆明的拉吧一起做活动,参加人数要看活动形式,一般主 讨论我们会把人数控制在10-30人,联谊的话人会比较多,几十人到上百人都有。活动一般我 会在云南的拉拉网站和QQ群里做通告,热线也是通知的途径,还有志愿者的宣传和转告。有一位 朋友,两年多时间里经常打热线,有时候是情感倾诉,有时候就是为了聊聊自己对拉拉群体的看 法,她很关注热线的工作情况和活动情况。今年7月27日我在云南电台《午夜1+1》做了一期‘走 近女同热线’的节目,当晚有很多朋友在收听,还有一些外地的拉拉在网上在线收听了,她们也 很关注这样的事,因为这是让社会大众了解拉拉和拉拉自己交朋友的机会。”(笔者2007年10月 25日的田野笔记)。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 Kate millett,1969; Gayle Rubin,1975; Adreinne rich, 1980; Charlott bunch,1987; Monique Wittig,1992)已经完整论证了异性恋的霸权,但她 们的研究没有认识到异性恋霸权的强制性对同女与异女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柯采新( Cheshire Calhoun)敏锐体察到异性恋霸权( heterosexuality hegemony)对同女关系的特殊性,呼吁 分离女同性恋理论与女性主义”( Separating Lesbian Theory from Feminist Theory) ( Calhoun,1991:558-581),她的研究有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面,但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关于性的 伦理道德和生殖再生产价值的特别定义,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 子·离娄上》)的传统,妇女的价值首先被定位为生殖再生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青 年人必须履行的成年礼。因此,中国同性恋者与家庭的关系,除了经济生产关系之外,还有传 统文化中的中国家族主义。女同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约束下的强制性异性恋宰制(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dominance)的体系中,女同性恋经验被认为是不符合异性恋的性爱、婚姻与 家庭的伦理规范,她们的行为属于社会性别越轨( gender deviant)。她们没有生活的公/私领 域、缺少交友渠道、无力违抗传统婚姻,多数人只能违心地接受异性婚姻生活,没有发声的空 间,更因为没有同性恋的知识而对同性恋充满困惑和恐惧( homophobia),同时,还不得不面对 异性恋原生家庭要求妇女结婚与生育的压力。因此,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妇女通过反对男性 霸权来获得平等地位,只体察到了异性恋的父权制( heteropatriarchy)对妇女的压迫,没有 意识到同女与异女分别属于不同的性阶级( sex-class),更没有尊重同女内部有T婆( butch feme)和施虐与受疟(S/ M practice)的角色区分。同女遭受的压制力量不仅有父权结构,还 有更为重要的中国社会的异性恋霸权结构。也就是说,同女的生活实践——女性情欲、同性婚姻 都脱离了中国异性恋结构所要求的性爱、婚姻与家庭的伦理正轨,所以同女身份是见不得人的 不能现身( come out),亮出身份的“出柜”意味着受到异性恋霸权的惩罚。同女只有以扮装 135 万方数据
的生活能力(当时她一直失业在家)，你才能争取自己想要的。”(笔者2006年12月23日的田野 笔记)。一位25岁的女同说：她为了缓减与父母的冲突，找了个男同，假装自己的男朋友，回家 与父母一起聚餐，这才缓和了火药味的氛围，没有想到，应付完见面，家中就催促结婚，她本人 一点生活的信心都没有了。也有女同电话咨询：为了应对家庭与社会的妇女角色压力，与男同的 “形式婚姻”(即互助婚姻)是否可行?在中国家庭逼婚的重压下，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性选 择，台湾的同女运动比中国大陆成熟，她们也运用这一婚姻形式混过(passing)父母的逼婚指 令(郑美里，1997)。 而在异性恋掩饰的婚姻家庭内，同女与异性恋男性的婚姻并不稳定、并不幸福，一位倍感 压抑，需要倾诉的3l岁女同说，她刚办完离婚手续，很轻松，但又对以后的旅途感到迷茫，询问 无聊之际要做些什么?希望热线志愿者推荐些好的女同题材的影片。同女健康咨询热线并不承担 交友中介的任务，但在来电记录中，仍然有女同明确询问，甚至要求咨询志愿者提供个人资讯， 流露出渴望与咨询志愿者交友的态度，但被咨询志愿者婉言拒绝。这是全国各地开通同志热线之 后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缺少伴侣的同志希望热线架起鹊桥，说明女同性恋者寻觅伴侣的资源极 其短缺。另有相当数量的女同来电咨询其他朋友如何出柜?很想参加女同活动，包括做志愿者， 因为生活中缺少同女交往的资源与途径。阳光不但服务热线电话，而且以电话联络为契机组织女 同性恋者的联谊和活动，她说：“联合昆明的拉吧一起做活动，参加人数要看活动形式，一般主 题讨论我们会把人数控制在10一30人，联谊的话人会比较多，几十人到上百人都有。活动一般我 会在云南的拉拉网站和QQ群里做通告，热线也是通知的途径，还有志愿者的宣传和转告。有一位 朋友，两年多时间里经常打热线，有时候是情感倾诉，有时候就是为了聊聊自己对拉拉群体的看 法，她很关注热线的工作情况和活动情况。今年7月27日我在云南电台《午夜1+1》做了一期‘走 近女同热线’的节目，当晚有很多朋友在收听，还有一些外地的拉拉在网上在线收听了，她们也 很关注这样的事，因为这是让社会大众了解拉拉和拉拉自己交朋友的机会。”(笔者2007年10月 25日的田野笔记)。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Kate Millett，1969； Gayle Rubin，1975；hdreinne Rich， 1980；Charllott Bunch，1987；Monique Wittig，1992)已经完整论证了异性恋的霸权，但她 们的研究没有认识到异性恋霸权的强制性对同女与异女是不一样的，美国学者柯采新(Cheshire Calhoen)敏锐体察到异性恋霸权(heterosexuality hegemony)对同女关系的特殊性，呼吁 “分离女同性恋理论与女性主义”(Separating Lesbian Theory from Feminist Theory) (Calhoen，1994：558-581)，她的研究有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面，但还必须考虑到中国关于性的 伦理道德和生殖再生产价值的特别定义，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 子·离娄上》)的传统，妇女的价值首先被定位为生殖再生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青 年人必须履行的成年礼。因此，中国同性恋者与家庭的关系，除了经济生产关系之外，还有传 统文化中的中国家族主义。女同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约束下的强制性异性恋宰制(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dominance)的体系中，女同性恋经验被认为是不符合异性恋的性爱、婚姻与 家庭的伦理规范，她们的行为属于社会性别越轨(gender deviant)。她们没有生活的公／私领 域、缺少交友渠道、无力违抗传统婚姻，多数人只能违心地接受异性婚姻生活，没有发声的空 间，更因为没有同性恋的知识而对同性恋充满困惑和恐惧(homophobia)，同时，还不得不面对 异性恋原生家庭要求妇女结婚与生育的压力。因此，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妇女通过反对男性 霸权来获得平等地位，只体察到了异性恋的父权制(heteropatriarchy)对妇女的压迫，没有 意识到同女与异女分别属于不同的性阶级(sex—Class)，更没有尊重同女内部有T婆(butch— femme)和施虐与受疟(S／M practice)的角色区分。同女遭受的压制力量不仅有父权结构，还 有更为重要的中国社会的异性恋霸权结构。也就是说，同女的生活实践——女性情欲、同性婚姻 都脱离了中国异性恋结构所要求的性爱、婚姻与家庭的伦理正轨，所以同女身份是见不得人的， 不能现身(come out)，亮出身份的“出柜”意味着受到异性恋霸权的惩罚。同女只有以扮装 135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