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世界 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 ■曹晋庄乾伟 [内容提要]乔布斯的苹果“迷思”席卷全球,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未能免于此潮流的驱 动。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着迷iPad、 iPhone等电子智能化 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鉴于此,作者深入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家 庭,调查上海市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 iPhone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都市 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产品有着理性认识,能够监控并合理引导儿童使用 iPad一类的智能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 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 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技 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智能电子媒介技术异化低齡化玩工 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①。与此同时,新技 术的发展还迅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塑 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②。融合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媒介 技术之间的融合催生了各种移动数字终端,实现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实时链接”。 然而,资本逐利的驱动也使得信息技术强势侵入家庭私人空间。乔布斯引领的苹果“迷 思”,已让iPad、 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侵袭全球市场,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卷入到电 子智能产品的消费浪潮中。 学龄前儿童是现代都市家庭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思维、价值观的形成 都是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形塑下形成。但信息化的城市网络了家庭、社会的每一个单
传播与网络 曹 晋 庄乾伟 媒介产品、传播内容的商品化逻辑借由技术之便深入到儿童成长空 间。“地球村”中的儿童在苹果技术的“迷思”与崇拜中，存在着失去多 样性文化环境的危险。甚至，都市家庭可能逐渐演化为苹果的消费 商场，儿童“玩工”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 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 □ 178 □ 179 指尖上的世界* ——都市学龄前儿童与电子智能产品侵袭的玩乐 ■ 曹 晋 庄乾伟 ［内容提要］乔布斯的苹果“迷思”席卷全球，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未能免于此潮流的驱 动。媒介环境成为儿童家庭生活娱乐的重要载体，儿童着迷iPad、iPhone等电子智能化 产品，并日渐将其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鉴于此，作者深入幼儿园和学龄前儿童家 庭，调查上海市学龄前儿童使用iPad、iPhone的基本情况。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都市 家长对学龄前儿童使用新媒体技术产品有着理性认识，能够监控并合理引导儿童使用 iPad一类的智能电子产品；另一方面，新媒介技术对儿童具有极大吸引力，儿童“玩工” 成为智能产品消费终端的低龄劳工，其童年为跨国垄断公司贡献了最易驯服且有充裕 时间玩乐的市场资源，垄断资本与新技术的圈地运动已经深入家庭与年幼的孩童，“技 术异化的低龄化”趋势不容忽视。 ［关键词］学龄前儿童 智能电子媒介 技术异化 低龄化 玩工 一、研究动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①。与此同时，新技 术的发展还迅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塑 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生存”②。融合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媒介 技术之间的融合催生了各种移动数字终端，实现了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实时链接”。 然而，资本逐利的驱动也使得信息技术强势侵入家庭私人空间。乔布斯引领的苹果“迷 思”，已让 iPad、iPhone等电子智能化产品侵袭全球市场，中国大陆都市家庭也卷入到电 子智能产品的消费浪潮中。 学龄前儿童是现代都市家庭的核心成员，他们对世界的感知、思维、价值观的形成 都是在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形塑下形成。但信息化的城市网络了家庭、社会的每一个单
开放时代 元,“人性化”、“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 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 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年苹果 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63%,截止 2016年达到3.604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 市家庭。美国6~12岁儿童中,iPad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40%为面 向5岁以下儿童的应用④。在中国,iPad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 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iad哄孩子, iPad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 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iPad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 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 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 ( 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 对家长做出提醒⑥。 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 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 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 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 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 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 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 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 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 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 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 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 终囿于效果硏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硏究,以及“玩 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人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 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 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 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冋题的关注。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3~5岁的 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 小班共100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 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
元，“人性化”、“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 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 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I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年苹果 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63%，截止 2016年达到3.604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 市家庭。美国6～12岁儿童中，iPad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40%为面 向5岁以下儿童的应用④。在中国，iPad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 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iPad哄孩子， iPad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 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iPad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 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 （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 对家长做出提醒⑥。 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 一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 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 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 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 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 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 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 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 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 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 终囿于效果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研究，以及“玩 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入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 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 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 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问题的关注。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3～5岁的 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 小班共100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 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 传 播 与 网 络 □ 180 □ 181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 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iPad产 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 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 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 产品。 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 《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3～6岁的学龄前儿童。让·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 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 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 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child）和童年（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 学研究中，“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 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 和MTV等媒介上。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佩 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 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 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 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 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 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卡尔弗特提醒读 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 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 术。 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 特在《数字化成长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 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 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但他却 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 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2013/01 开 放 时 代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i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 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iad产 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 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 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 产品。 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 《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3~6岁的学龄前儿童。让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 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 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 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 child)和童年( 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 学研究中,“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 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 和MTV等媒介上①。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佩 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 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⑩, 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 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 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 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③。卡尔弗特提醒读 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 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 术 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 特在《数字化成长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 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 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①。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但他却 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 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 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元，“人性化”、“智能化”的电子设备已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当下学龄前儿童提早进入 到虚拟空间，且媒介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技术异化似乎在原来的基础上更 深层次地控制了“地球村”中的低龄人口。 IHS iSuppli（信息和数据分析公司）的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追踪报告显示，2012年苹果 公司仍将轻松保持其在全球平板电脑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明年销量将增长63%，截止 2016年达到3.604亿台左右③。在强劲的销量背后，其用户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都 市家庭。美国6～12岁儿童中，iPad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想要的节日礼物，其中40%为面 向5岁以下儿童的应用④。在中国，iPad等电子产品本身不仅是媒介工具，同时还是阶 层差距的象征，甚至成为炫富、攀比的标志，有调查显示“六成父母愿意买iPad哄孩子， iPad成为潮爸潮妈送给孩子的时尚礼物。”⑤媒体报道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儿童新宠的同 时，也显示出对儿童过度钟爱此类产品现象的隐忧，“iPad宝宝”等新名词频见报端。目 前，国外一本模仿畅销儿童读物《晚安！月亮》（Goodnight Moon）的新书《晚安！iPad》 （Goodnight iPad）谈到了儿童在计算机和电视机前花费时间太多的问题，并就这一问题 对家长做出提醒⑥。 信息技术连成的“地球村”并非美丽新世界，正如谢瑞（Sherry Turkle）在其论著《在 一起：为什么我们寄予技术胜过彼此》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好像是一个陌生人，处于一 个陌生的世界”。人们时时在线，在网络空间中，传播新科技可以带来上万好友或粉丝， 人类却比以往更加孤独。荣格说：“随着科学知性的增长，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非人性 化。人感到自己在宇宙中隔绝孤独，因为他不再卷入大自然，他失去了自己对自然现象 的情感性‘无意识认同’。”⑦ 可见电子智能技术风靡全球的表象背后蕴藏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新媒体技术并 非纯粹的积极能量释放。作为以融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为职志的批判传 播学者，有必要警示迷恋电子智能产品的果粉，关注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的宰制。尤需重 视的是都市家庭儿童珍贵的情感维护与玩乐时光遭遇系列电子智能产品便捷性的娱乐 控制与隐蔽性的商业剥夺。 儿童的闲暇时光用在使用新的多媒体设备上，而目前对媒介与儿童问题的研究，始 终囿于效果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对信息劳工的研究，以及“玩 工”概念的提出，可以为更深入认识儿童与新媒体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打破技 术迷思。为此，笔者渴望通过都市儿童运用系列电子智能产品的研究，首先，体察中国 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况；其次，深入探索新媒体技术与市场经济力量 如何重塑儿童的玩乐世界，从而引发学界和都市家庭对技术异化的低龄化问题的关注。 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与观察的方法，问卷主体是上海市3～5岁的 学龄前儿童群体，笔者选择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和爱德双语艺术幼稚园中大班、中班、 小班共100名儿童进行调查和观察。问卷内容第一部分为学龄前儿童家庭统计学意义 上的素描：通过调查家长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等角度勾勒出基本家庭面 传 播 与 网 络 □ 180 □ 181 貌；第二部分为调查家长对儿童使用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的态度、用途、使用时间、儿童 使用时的情绪表现、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等，深入认识学龄前儿童在家庭中使用iPad产 品的情况。在回收有效问卷并做统计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数据脱离了都市家庭语境，无 法表现深层动态事实。为此，笔者又根据幼儿园的人脉资源，进入家庭访问和参与观察 儿童运用新技术的现场情境，从而具体了解当下都市家庭学龄前儿童如何使用新智能 产品。 二、文献综述 “学龄前儿童”通俗的解释为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本研究依照蒙台梭利在 《童年的奥秘》中对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3～6岁的学龄前儿童。让·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思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学龄前儿童的思维状况处 于前运算阶段⑧，其主要特征在于儿童能够使用符号来表征物体和事件⑨。家庭环境是 学龄前儿童成长的非常重要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 本规范，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独立自主能力，促进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⑩ 社会学者认为，儿童（child）和童年（childhood）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播 学研究中，“大众媒介与儿童”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四十年来，在大众传播领 域，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儿童媒介需要及其满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视、电子游戏机 和MTV等媒介上。西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佩 恩基金会资助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当时广播和电视都尚未在社会中普及开来，电影是 当时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方式。此项研究被认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中的首个里程碑， 也为日后的媒介与儿童研究定下了“效果研究”的基调。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信息技术与儿童的 关系研究上。卡尔弗特《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可谓总结性论著，该书就从电子媒 介到新的信息技术，对目前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可能影响儿童生活的各种信息技术进 行总结描述，并讨论了这些技术对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卡尔弗特提醒读 者不能对媒体影响儿童的问题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既不能过分推崇信息技术，也不能把 信息技术视为魔鬼，她认为，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信息技 术。 与卡尔弗特较为温和中立的观点不同，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作者唐·泰普斯科 特在《数字化成长3.0》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表达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他倡导全社会接受并 学会使用新的信息技术，从而创造出“创新的公司，开明的家庭，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其 中的民主社会，甚至是由网络连接成的新式社会”。尽管其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但他却 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对于出生和成长在信息社会中的儿童来说，信息技术确实如 空气一般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正如李瑞林（Lee Rainie）在《数字原住民入侵工场》一文 2013/01 开 放 时 代
开放时代 中提到的22岁的大学生所言:“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 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⑥。围绕数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 民( 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 的关注。 《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 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 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 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 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硏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硏究的范式限制。 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 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 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 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 获利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 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 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 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使用者创造内容”(user- 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 从“受众”到“产消者”( 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 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 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消 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 度进行分析⑩。皮特森( 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指 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 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⑩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 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 Julian Kulcklich)敏锐 洞察到的¨ play labour'⑩一词翻译为“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 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 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③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 密的联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②。《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 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②吴良辉 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中提到的22岁的大学生所言：“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 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围绕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 民（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 的关注。 《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 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 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 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 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限制。 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 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 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 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 获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 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 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 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使用者创造内容”（user-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 从“受众”到“产消者”（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 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 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消 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 度进行分析 。皮特森（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指 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 许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 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 洞察到的“play labour”一词翻译为“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 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 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 密的联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 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吴良辉 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2013/01 开 放 时 代 传 播 与 网 络 □ 182 □ 183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 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 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 力”、“奴隶”。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 与社会规范认知。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 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 阅读图书的时间。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 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 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 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 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 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一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入，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 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 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 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 突出和明显。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 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 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 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 本研究意在将“玩工”（play labour）的概念引入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 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入 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 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 三、学龄前儿童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 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 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 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 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 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 力”、“奴隶”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 与社会规范认知。③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 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 阅读图书的时间。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冋题的硏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 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 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②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 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 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 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②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人,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 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 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 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 突出和明显。③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 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 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髙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 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 本研究意在将“玩工"( play labour)的概念引人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 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人 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 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 学龄前儿童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 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 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 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 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
中提到的22岁的大学生所言：“我才是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人，把玩更多的设备，对我父 亲来说，那是工作；对我而言，这却是生活”。围绕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和数字移 民（digital immigrant）的讨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信息社会中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关系问题 的关注。 《童年之死》一书总结了媒介与儿童议题论辩中鲜明的两极化观点。一方面有人认 为，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媒体消解了儿童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从 而破坏了成年人的权威；另一面的观点认为，在媒体的使用上，出现了越来越宽的代沟， 年轻人与父辈对新科技的体验不同，这种情况下，童年与成年人的界限不仅没有消失， 反而被加强了。不管持何种观点，技术进步改变的只是影响儿童的媒介技术形式，而对 于媒介与儿童关系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跳脱效果研究的范式限制。 与主流经验研究范式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意识到，受众在传播产业中付 出了容易被忽略的非物质劳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 点》一文中，提出“受众商品论”，并指出，媒体上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 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 获利。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原本的“受众”概念逐渐被“媒体使用者”身份所取代。使 用者的能动性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单向的信息传播。在新媒体语境中，斯麦兹 的“受众商品理论”也应做新的理解，媒介使用者的“劳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对媒介 内容进行评论、转载等“再加工”和原创内容的生产。新技术发展促成了“受众商品”到 “使用者创造内容”（user-generate content，即生产消费合一）的转变。 从“受众”到“产消者”（prosumer）的流变，引发了新一轮对传播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的 讨论。台湾学者冯建三在《传播、文化与劳动》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随着媒介技 术的不断更新，致使“使用者创生的内容”的意义远远超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消 者”等概念的指涉，并认为要把握“受众商品”新的蕴含，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文化角 度进行分析 。皮特森（Soren Mork Petersen）通过对使用者创造内容的价值的分析，指 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使用者参与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为 许多公司提供了使用者创造出的内容搭便车的机会。 使用者创造价值的理念，具体到数字游戏产业的语境，就产生了“玩工”这一概念。 邱林川在《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一文中，将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敏锐 洞察到的“play labour”一词翻译为“玩工”，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 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 圈地运动。邱林川认为这种“玩工”是新型网络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邱林川，2009）。 电子媒介重新组合了人们交往的社会环境，削弱了有形地点与社会地点间曾经紧 密的联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社会场景类型。《童年消逝与儿童虚拟社区的兴起》 分析电视或网络本身并不是导致童年消逝的真正原因，而是由于欠缺分级制。吴良辉 认为虚拟社区中的游戏本身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竞技，可以促进青少年手眼互动、解决问 2013/01 开 放 时 代 传 播 与 网 络 □ 182 □ 183 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而《儿童媒介教育：批判力的视角》一文作者则认为，日益普及 的大众媒介使得媒介环境有可能完全替代儿童的自然环境，从而导致儿童可能失去其 天真本性，主体发生异化。在此李峰指出，在媒介环境中，儿童异化为“商品”“劳动 力”、“奴隶”。 学龄前儿童社会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加社会环境 与社会规范认知。信息化时代，电子媒介已经成为了儿童生活的重要虚拟环境，儿童 花费大量时间用在看电视、玩视频游戏或者在电脑屏幕前与他人交往，这远远胜过他们 阅读图书的时间。 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传统中，对于儿童与媒介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跳脱效果研究 的范式，在中国已然如此。近十五年来，大众传媒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承担者，而大 众传媒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研究，则以道德社会化问题居多，未能认识到同样作为受 众，儿童与成人一样，已经被吸纳到整个传播产业的运作中来。对信息社会环境中“玩 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论述中，这些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 在玩网络游戏的年轻人身上，没能留意到学龄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如帕金翰所说：“一 直都是消费者，即使实际的购买权掌握在代表他们利益的父母手中。” 资本与技术无孔不入，儿童也无法逃离如此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儿童是一个社 会建构的概念，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家庭也不例 外。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家庭的意识和行为逐渐受市场运行状况和运行规律的 影响和支配。因此，在家庭的儿童观中，竞争和收益的意识就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家庭中，有关儿童的智力投资以及未来的竞争意识，变得特别 突出和明显。受技术迷思的影响，计算机技能成为家长培养孩子能力的重要方面。随 着以iPad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多媒体终端在社会的普及，儿童闲暇时光日渐被新媒体 设备占据。当以培养信息技能、提高媒介素养、辅助学习为理由，使儿童曝露在新媒体 面前时，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娱乐和计算机技能。 本研究意在将“玩工”（play labour）的概念引入到儿童与媒介研究议题中，结合对上 海都市家庭中儿童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调查，考察资本推动下的技术，如何将儿童纳入 市场运作体系，并在技术迷思的掩盖下，将儿童培养成信息社会的技术驯服者、“合格 的”消费者和低龄“玩工”，从而反思科技力量与市场经济如何侵蚀都市儿童的成长。 三、学龄前儿童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使用的实证研究 阶层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社会特征之一。iPad、iPhone等智能电子产品 目标消费群体比较集中在中高层收入群体。在上海，由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 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