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19 响。由前者，杜赞奇探讨了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国家政权内 卷化”和国家与村庄连接机制的变异问题，杜赞奇称这种变异 为“保护型经纪”向“羸利型经纪”的变化：由后者，杜赞奇 探讨了村落中的政治权力与文化网络的脱节过程，深刻地分析了 20世纪上半叶国家在基层乡村丧失合法性的原因。该书无疑使 人们对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政治衰败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论 及20世纪国家对村庄社会的改造，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与 受害者》.书也是不能不提及的，作者通过对乡、镇、村社区的 个案研究，指出在传统时代，中国的地方社区离中央权力机构行 政控制中心较远，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当时的国家主要是利用地 方精英的网络控制民间社会和社区生活。20世纪以来，国家的 行政力量不断向下延伸，乡村的权力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相对独立 向行政“细胞化”的社会控制单位的转变，而新的政治精英也成 为这些“行政细胞”的“管家”，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黄树 民的《林村的故事 一1949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则以叶文德这 样一个特殊人物的人生经历为主轴，反映了在福建林村的社会变 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黄认为，在中国农村中有 “一种全国性文化明显抬头。传统上小型、半自治而独立的农村 社区，慢慢被中央政府为主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的 与50一70年代的中国村庄叙事-一样，80年代有影响的著述 也多为海外学者所作，这大抵与此一时期中国大陆严肃的社会科 学研究传统业已缺失，尚需重新与海外和20世纪上半叶的本土 杜会学研究续接，重新积著能量有关。然而，在进入90年代以 后，这一状况有了改变，.批由本土学者所撰写的村庄研究的个 案性著作相继问世，给关于中国村庄的个案研究注人了一股本土 的空气。1997年4月，王铭铭出版了他根据自已对福建安溪县 美法村的调查而撰写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 究》一书，该书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以福建溪
20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村陈氏家族社区自明初迄今600多年的经济、文化、社会演变史 作为叙述架构，力图在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变 迁的场景，细致地描摹出国家同村落之间在时间维度中的互动过 程。同年10月折晓叶出版的《村庄的再造 一个“超级村庄” 的社会变迁》，则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万丰村为个案，“将乡 镇企业的兴起利农民外出流动这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 区的观察和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由外 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乡村变 迁”，0而万丰村这-·“超级村庄”的社区结构和村政运作，也为 人们认识非农化过程中的村治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面相。张乐天 于1998年出版的《告别理想 一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浙北联 民村为研究对象，全景式地描述了这个村庄自1949年以后，尤 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且从 “外部冲击一村落传统互动模式”人手，分析了人民公社制度 的嵌人对浙北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以及它对传统村落文化瓦解的 双重作用，从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中对人民公社制度做出 了历史的定位。1999年出版的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 家” 一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也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田 野研究作品，李书磊将村校作为村庄社会中的国家楔入性因素， 在特定的村落场景中讨论了国家与社会的交切与互渗，从而使其 在当今方兴未艾的“第三部门研究”中占据着自己特有的位置。 庄孔韶于2000年出版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更是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作者通过对林耀华的金翼黄村的再调 查，展现了黄村数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人事更替和文化传承。此 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 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1996)、王铭铭、王斯福主编的《乡 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城》(1997）、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 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
导论 21 的变迁一一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2000)、张厚 安、徐勇、项继权等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 个村的调查与比较》等书，也都以不同的村庄为文本，描事和 分析了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变量和乡村社会变迁的不同面 相。 当然，上述检阅仍然是不完整的，至少它还没有包括那些我 所知道，但在我写这段文字时尚未出版的一些有特点的研究，诸 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博士的《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 (1938-1952)》,华中师范大学项继权博士的《集体经济背景下 的乡村治理一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 究》，华中师范大学于建嵘博士的《岳村政治一转型期中国农 村政治结构研究》等，这些研究，与前述那些研究一样，也为人 们回望20世纪的村庄政治打开了多扇不同的窗口。 应该说，个案研究是以特定的村庄为研究对象的，对特定村 庄叙事与分析的理解断不可脱离该村庄的特定情景和“上下文” 关系，因而，不同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性与价值，然而， 我又意识到，对这些虽然可能并不具有可比性的研究文本的梳 理，又确能有助于发现和寻找问题，进而为自己的研究进行定 位。 我注意到，已有的村庄个案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从研究的学科类别上看，它们多是由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 完成的，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以村庄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 文化构成为要，虽然因为这种研究多具有全景式的民族志特征而 设有回避对于村庄政治的讨论，且有的著述也是以政治变迁作主 题或以政治变迁为背景的，但是，这种学科的偏向性仍然为政治 学者进入田野提供了十分充分的空间。(2)除王铭铭、庄孔韶、 于建磔等人的研究之外，绝大多数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时间维 度，但却不是以整个20世纪作为考察时段的。虽然说世纪的时
2 村治变迁中的权戚与秩序 间设置只是一个文化上的象征标志，但是，从对这一标志所覆盖 的历史时空的研究中，也确有助于发现不同世纪时段中村庄社会 演进的特征。况且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性因素的切 入，支配中国社会演进的基本逻辑较之于这以前的若干个世纪已 经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以20世纪作为村庄研究的时间设置 无论对于比较村庄社会在进入现代化前后的历史差别，还是为已 经展开的现代化新世纪提供一面昨日的镜子，都是很有意义的， 而这一工作在目前的知识界还设有真正的展开。(3)在已有关于 20世纪村庄变迁，包括村庄政治变迁的个案研究中，“国家与社 会”的研究框架是一个被学者们运用较多的分析框架。究其原 因，有西方学术资源影响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现代化是 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主导与 规划所导致的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及两者的新互动结构是 形塑村庄特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这就决定了“国家与社 会”研究框架的生命力和运用范围的广泛性。然而，从月前的状 况看，以这一研究框架为背景的村庄变迁研究还远未结束，这不 仅是因为已有的研究远未能穷尽问题，也是因为有的研究也并不 能使人满意。例如，我们若依寻着杜赞奇等人所开创的“国家政 权建设”的路径，就不禁会进一步追问：在整个20世纪现代化 背景下的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乡土权威与秩序究竞发生了一种 什么样的总体性变化？这些变化在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期 和20世纪后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之间，是表现为一种历史逻料的 断裂与置换，还是存在者某种一以贯之的逻辑？这种逻辑是表现 为国家权力与话语对村庄地方性权威空间的单向进占，还是表现 为一种更为复杂的交切、互渗与博弈，以及由博弈所导致的新的 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 而从宏观的历史模型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值得进一步追问 的问题就更多。例如，考虑到村落场域中的宗族、地域、人情网
导论 23 络等非经济因素与生存经济在20世纪上半叶乡土中国普遍存在 这一经济因素的制约，杜赞奇那一影响广泛的关于“赢利型经 纪”对“保护型经纪”替代的论断，究竞是一种普遍化的结论抑 或只是一种情景化的知识，20世纪50一70年代政经合一的乡村 治理结构是否真的完成了杜赞奇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建没”过 程，进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1980年代“乡政村治”对人民 公社的取代，如何理解这种取代在“国家政权建设”框图中的位 置，如何看待当下学界中关于村民自治是一种经纪模式的观点。 又如.存国家与村庄的石动电.为一动物质题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