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衬治变迁中的汉威与秩序 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政权所面临的困局等， 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反复出现。⑦也就是说， 眼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政治的现实片断，实际上并非一段无根无由 的“新历史”，而是既往一百多年村庄治理变迁史的延续，它所 面临的问题，它所形成的话语，也是历史上类似问题与话语的再 造。由此，关于村民自治的讨论就进一步上升、提炼甚至“回 归”为关于村治问题的讨论，部分学者力图在一个更广的理论视 角下检视、定位与评价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乡村治理研究，正是 在这一层面上，发生了历史与现实的话语对接。⑧ 围绕着村治所发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话语对接表明，在20世 纪整整一百年的现代化变迁中，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 貌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缠 结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发展的乡村治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问题的存在决定着学术研究的价值，因此，90年代 下半叶以来，围绕着村治问题，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有多个学科 进人、并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少有的学术热点，以至于有学者将这 种状况形容为中国学界仿佛进入了一个“草根时代”。 对现实中的“草根问题”的关注固然重要，然而我以为，对 于村治这样一个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困扰中国现代化的 问题仅仅作一种横切面的现实关注又是很不够的，对20世纪中 国村治历程的回溯和梳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相应现 实问题的把握与思考的深度，因此，对于20世纪中国村治历程 的总体性研究就显得刻不容缓，尤其是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方 面已经跨进了新世纪的门槛，另一方面却仍然拖者旧世纪的历史 投影艰难前行的时候，这种纵向性的历史回溯就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来得更为重要。 本书即是这种回湖的一一种努力，尽管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关 于一个村庄治理变迁历程的叙事与思考
导 论 15 二 学术的发展是累积性的，问题的确立离不开对以往研究的清 理，而已有的相关研究又无疑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回湖既往的研 究，我注意到，对20世纪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 在关于20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并且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众多的学科领 域、用“汗牛充栋”这句古语来比喻研究著述之多，并不为过。 在此，我着重就与本书主题和写作形式关系紧密、有影响的、以 村庄为表述对象的个案研究进行检阅，进而探索将研究进一步深 化的可能性。 对于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个案研究最初多出自于 些社会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之手。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教 授DH·库尔普出版了以广东潮州风凰村的调查为基础的《华南 乡村生活》；1929年，李景汉出版了以京郊挂甲屯等四村160H 家庭调查为基础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35年，林耀华出 版了以福州义序调查为基础的《义序的宗族研究》；1948年，他 又出版了以福建玉田县黄村调查为基础的《金翼》；而在：1939年 费孝通则出版了他以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 济》。这些著作，因作者所特有的杜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背景， 多以研究村庄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为主，然而，在那种 被称作是对乡村生活进行全方位透视与描述的“民族志” (ethnography)的文本叙述方法的引导下，乡村政治的变迁及 村庄社会的权威与秩序等问题也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尤其是费孝 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在通过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 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论述，“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 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的同时
6 村治变迁中的权戚与秩序 还提出了国家对基层村儿组织所实施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这 一对中国现代化研究影响甚深的概念，够从而使他仪凭这一本书 就足以赢得终身的荣誉。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不能回避日 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周查”，尽管 这一调查的根本日的是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服务，但是，它所积 累的丰富的田野资料，却为日后日本和美国学者的中国村庄研究 奠定了基础。其中，仁并田陛、内田智雄、平野义太郎、福武 直、中生胜美、佐佐木卫、石田浩以及马若孟、黄宗智和杜赞奇 等人都利用这批资料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研究。 20世纪中期，具体地说是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一般地讲，从事中国农 村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很难有进入衬庄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此 时期不多的几项研究也多是由·一些海外学者完成的。然而，这一 时期的著述却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研究者们十分 关注此一时期中国村庄社会的政治变迁，并且将这种变迂置于 个更大的革命化政治时代的背景下进行考察。1966年，威廉·韩 丁出版了他以40年代苹命根据地的调查为基础的《翻身：-·个 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50一70年代，柯鲁克夫妇出版了关于太 行山区十里店的三部著作，即《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1959),讲述了十里店从1937年至1947年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过 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 了柯鲁克夫妇于1948年2月到5月在十里店目睹的土地改革复 查、整党和民主选举过程；《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讲述了 1958-1960年在十里店地区所展开的公杜化运动。81959年，杨 庆堃出版了以广州魔江村调查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 个中国农村》。1956年，W.R.葛迪斯来到费孝通所描写过的 “江村”，并撰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革命前
导论 17 后开弦号村的社会变化进行了描述、比较与分析。1980年代初， 威廉·韩丁又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陕西长弓村的再次调查，出版 了《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而在1970年，马若孟则 出版了以满铁“惯行调查”中的4个村的资料为基础的《中国农 民经济》，研究了近代中国的村庄和农户的组织、职能及其变迁 问题。 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者们重新进人村 从事田野工作成为可能。在此前后，以村庄的叙事作为文本表达 方式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产生了批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 蓍述。1984年，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 sen,又译作马德森)、安戈(Jonathan Unger)出版了他们在 1975一1978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的数百次访谈 而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 深入考察了人民公杜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紧接着，1992 年，他们在进一步考察了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生活变化之后，出 版了《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而1984年赵 文词利用同一批调查材料出版的《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 一书，则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 了陈村的道德权威与政治秩序，作者认为在传统儒家道德与社会 主义道德的互动之中，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村庄精英人物，即符合 社区道德期望的和适应国家道德期望的，而在每种类型中，又可 以进一步细分为“共产主义士绅”(communist gentry)与“共产 主义起义者”(communist rebel)和“道德主义草命者”(moralis- tic revolutionay)与“实用主义技术官僚”(pragmatic techno- crat)。赵文词的研究将仪式与道德话语放在国家、行动者、社这 之间的互动中进行分析，“强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德治 父权统治之间的根本差异和潜在矛盾与冲突”，心揭示了社会变迁 背景下村落政治文化的一个面相。继赵文词之后，黄宗智出版了
18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利用满铁调查资料撰写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该书 不仅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 而且还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的宗族与村政的关系，黄 认为在宗族组织不发达的华北村落中，族政与村政是相互分离 的，但村政的建立仍然离不开各族的支持。黄还将自然村与国家 的关系置于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了现 代化所导致的国家权力扩张对于新型的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的影 响。同样给黄宗智带来巨大学术声誉的还有他在这之后出版的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后者沿着前一部著作 中“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被”的思 路，通过引入“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中国农村同西 方完全不同的商品化过程。黄指出，这种过密型的商品化过程不 仪未能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反而使其进-一步完善，因此，几百 年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增长”；同 时，黄又将1979年以后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对这- “过密型增长”模式的突破，从而令人信服地解答了困扰中国农 业发展原因的难题。《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同 样探讨了1949年以后的革命性巨变对乡村政治的影响，黄认为， 随着解效后国家权力的扩展，传统的国家政权、地主士绅和衣民 的三角关系已经改变成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他认为，这一变 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远胜于农村社会和财产关系变化所造成的彩 响。6 如果说黄宗智的两本书可以称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的里程 碑式著作，那么，杜赞奇利用满铁“惯行调查”中6个村的材料 所撰写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一1900一1942年的华北农村》 一书，则是一部探讨20世纪上半叶国家与村庄关系的经典之作， 该书所提出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文化的权力网络”这两个贸 穿全书的中心概念，对现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