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析性概念下意欲考察的共时性因素，而20世纪中国宏观现代化 过程中现代性因素的楔入以及这一契人对村庄秩序的“地方性知 识”的冲击，地方性知识对这一冲击的回应，以及由此所引至的 前述共时性结构的改变，则是这一考察的历时性坐标。 与我所检阅过的研究一样，我同样是在对个案村庄的解读与 阐释中去完成这一使命的，而一旦进人到特定村庄的场景之中， 宏观的理论关注也就转化成为对情景化知识的具体追求，至于这 一情景化知识是否具有典型性，是否能够以小见大，已经不再是 我所要刻意去追求的目标。因为我认为在一个特定村庄的研究中 先人为主地给自己设定这样一个目标，既可能是超离实际的，更 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情景化知识对于现有理论的反照和以个案 研究中抽象出的结论参与学术的交流是我所更在意的。 三 我所研究的村庄位于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磐石乡，它的正 式名称叫双河口村，在书中，我称它为双村，这一是为了行文的 方便，二是为了与学术研究的传统相一致。我力图通过对该村村 治历程的视察，阐释在20世纪的现代化背景下有哪些因素参与 了对村庄权威与秩序格局及日常生活情态的形塑。 双村位于四川省东部大巴山的尾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山 村，由于山川阻隔，这里距离达州市市中心虽然不远，却保留着 完整的农业形态。在川东大地上，这样的村庄为数甚多，双村与 它们相比较，并无特殊之处，但是，这可能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选取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庄作为研究的文本，不能说完全是随机和 偶然的，自从我决定以一个川东老乡的身份到达州进行选点调 查，就“先入为主”地将农业特征完整、历史相对清楚、经济发 展程度一般这样几个并不特殊，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作为选点
导 论 25 的依据。当然，这主要是从研究的方便，并非从其代表性着眼 的、然而，大众化即代表性，这又是在从事农村调研时所应该具 有的一个基本判断。尽管乡村中国幅员辽阔，社会转型中村庄的 异质性日益增大，但是，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像双村这样的农业 型村庄至今仍然占据大多数，双村便由此进人我的视野，并最终 成为本项研究的文本。 199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我曾经两度深人双村，进行长时 间的驻村调研。在双村的那些日子里，围绕着调查提纲，我尽可 能广泛地收集材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于远方城市的教书先 生，村民们先是表现出不解和好奇，继之则给予了理解和接纳， 并在工作上通力配合。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在集贸市场、政 府大院，在饭后的响午和夕阳西下的傍晚，在漆黑的夜路上，甚 至在牛栏猪圈旁，我与众多村民进行了大量接触，并与他们当中， 的许多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收集 到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献和口述资料。 所收集和查阅到的成文文献包括：(1）不同年代的县志、市 志、乡志、民政志、族谱、碑文、墓志、民谣、地方文学作品 等，它们为研究双村及其所在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与 文化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在地方志中，我不仅找到了清代和民 国时期的达县志，而且还获得了国内少存、素来受史家所青睐的 《磐石乡志》。这些志书，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地方史知识。(2)村 里的各种会议记录、工作笔记、总结汇报材料、各种统计报表、 账簿、户口簿、规章制度、协议合同、诉状、调解记录，以及其 他档案材料。双村的干部对我无保留地开放他们的档案，极大地 方便了调研工作的进行。(3)地方党和政府的文件、统计、计 划、报表、地方法规等，这些文献对于了解村治过程中的国家进 人也十分重要。 口述资料是又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调研期间，我与各种受
26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访对象接触总计在300人次以上。受访对象中，既有区、乡主管 农村工作的党政干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公务人员，也有村组 于部和村民；既有八旬以上的乡村老学究，也有目不识丁的乡下 老汉；既有生活半径没有超出过达州地区的小脚老妪，也有走南 闯北的青年打工仔：既有土改和集体化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 也有原来的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既有作为乡村文化精英的 村校教师与赤脚医生，也有作为传统仪式承传者而继续活跃于乡 间的风水先生、“端公”、“师娘子”（即神汉、巫婆）；既有参加 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老英模，也有当年被国民党抓的壮丁和 义勇，甚至还有作为“活历史”但却愈显稀缺的原保甲伪政人 员。他们所勾画出的各自的生活世界，使我关于双村的知识丰富 起来。 但是，若要从这些大量的，却又十分罗散的成文和不成文的 资料中提炼出有关双村历史和现实的一般性知识，并不是一件轻 松的事情。以口述的资料而论，凡是从事过田野工作的人都知 道，口述资料作为对被调查对象生活历程的记录，它们往往会因 为口述者本人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所造成的不词记忆亮点以及 有意无意的遮蔽而走形。而且，口述资料往往呈现出片断性和破 碎性，对其提炼和整理是一件相当费时而又辛苦的工作。而更大 的困难还在于个案的微型叙事远不如宏观研究那样存在着许多现 存的理论范式与材料可以借鉴，既要从大址的材料中梳理出双村 故事的特殊理论逻辑，而不是往某个现存的宏观理论框架中填充 一些微型的材料，以至于被同行疑为伪实证主义，又要避免使这 些故事成为孤立的材料堆积，以免不被人视为学问，个中苦衷 也只有亲身所历者才会有所体验。好在调研中不时骨出来的一些 原创性的理论灵感极大地鼓舞和激发着我，这也成为研究能够最 终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书是一部关于双村村治历程的个案报告，关于个案在社会
导论 27 科学方法论上的价值，前人已经谈得很多，我仅作如下三点说 明： (1)个案微观研究与宏观规范研究一样，均是社会科学研究 的基本方法。理论的形成，无非沿着两条基本的道路。.是归纳 性方法，二是演绎性方法，前者指的是对同类现象的提升和总 结，后者则是对某类规律的推广和引申。应该说，两者在科学 研究上的价值各有所长，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归纳无法得出真 理，真理只能是演绎性的，但就科学研究而言，归纳对于形成类 型学的结论仍然十分重要。具体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宏规规范研 究与个案微观研究而言，宏观规范研究无疑是归纳性的，个案微 观研究则是演绎性的，前者通过对大量近似现象的总结，抽象出 某种类型学结论，后者则有利干对某类现象的内部结构进行条分 缕析和浓深描述，从而获取理论灵感，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将现象 性结论进行推衍的尝试。但是，无论是宏观规范研究还是微观个 案研究的结论，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证实和证伪，不能被个案（即 使只是.个个案)证实或证伪的宏观性结论，只是一种伪论。微 观个案研究的理论功能，则在于证实或证伪已有的宏观性结论， 并且接受其他个案的证实和证伪，形成新的类型学结论。所以 有一点是必须指明的，对于宏观规范研究，不能先定地赋子其代 表性和普遍性，同理，追问微观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也 会犯方法论上的错误。 (2)对于具体的社会研究而言，微观的社区研究是一个较好 的切入点。费孝通先生在谈到社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时曾说： “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 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 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⑤相对于宏观规范 研究，微观个案研究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深人到被研 究对象内部去体察活的历史、活的生活和活的事件，并通过这些
28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历史、生活和事件去考察社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与宏观 的社会历史变迁融会贯通的，从而透过“小杜区”窥视“大社 会”。所以，在对具体社会的研究中，微观个案研究与宏观规范 研究的差别，仅仅是一种运用不同素材与叙述架构的差别，而非 是谁更容易得出真理的差别。 (3)对于学术的发展而言，个案研究尤其有利于学理的反思 与建构。很大程度上，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西方化了的理 论。这种理论在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于无形之中形成了 诸多规范认识危机。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运动本身， 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给全球带来了现代的科 技与文明，但是，在现代化自西向东的扩展中，西方文化凭借经 济与科技的强势，也确立了其以现代意识为外衣的意识形态权力 结构和话语霸权。其后果之一便是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以西方 的文化史排挤东方的历史，变非西方社会为“无历史”的民族 即以西方历史的演进经验去嵌入和改造东方史，从而塑造出.个 “统一的过去”和一个“统一的现在”。®中国研究中早些年间曾 经出现过的诸如纠缠不清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争论，明清 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争论，近年来关于中国 是否存在市民社会的考证，以及以吉登斯的三种国家形态生硬地 切割中国历史的尝试，未必不是这种规范认识危机和无历史的典 型表现？然而，这种以普同性为潜在预设的理论思维模式却首先 遭遇到西方学者的反省与批评，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西方的后 现代主义，便对这种具有普同性预设的总体性理论和“大叙述' (亦即全知全能的对于··般性事物的总体陈述)表示深刻的怀疑， 他们尤其否认那种理论在每一种情景之内都能一成不变地发挥作 用的假定，而主张真理只是在·定的情策中，互为上下文地相对 存在着。故此，后现代主义强调以地方性、异质性、日常生活的 文本、局部知识以及解读、阐释、描写等来取代对于绝对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