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显然，中国改革的农村社会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乡村权 威与秩序仍在构造之中，从而特别需要理论探讨。本书的出版意 义或许正在于此。 四 《岳村政治》的作者是我的第一届博土生，本书的作者是我 的第二届博士生。我本人跨人乡村研究领域，始于村民自治。村 民自治不仅对于农民是新奇的，对于学者来说，也十分陌生。所 以，我的博土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作》主要是研 究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尽管这篇论文获得首届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但我更多的理解是由于其率先进入了~个 新的研究领域。 待我担任博士生导师以后，村民自治迅速发展，对村民自治 的研究也逐步深人。我指导的博士生已不满足于从制度方面研究 村民自治，他们开始从村民自治切入，进人更为广阔的乡村社会 和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以将村民自治的研究引向新的层次。这对 于我来说，是十分高兴的事。因为，我向来认为，不想超过老师 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教出超过自己的老师不是好老师！我惟 一反复强调的是，必须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而不要“纸上谈 农”。对于这一点他们愿意接受，也从中受益。本书展现的丰富 图景，没有作者的实际体验和感受，是无法获得的。我们可以不 同意作者的观点，但这本书所提供的20世纪一个山村的百年变 迁生活却具有特殊的诱惑！ 本人是老师，对于人生有自己的一点安排。这就是30岁之 前的时间全部用于自己学习：30至40岁，7分精力自己学习研 究，3分精力用于教育学生：40至50岁，5分精力自已学习研 究，5分精力指导学生；50至60岁，3分精力自己学习研究，7
10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分精力指导学生。因为一个人的精力、能力毕竞有限，成就更有 限。通过指导学生，可以将有限的学术生命无限延续下去，获得 更多一些成就。 应本书作者再三约请，在此发点感慨，是为序。 徐勇 2002年1月于武汉
导论 本书以研究四川东部地区一个村庄在20世纪.百年历史中 的治理变迁为主旨，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是这一研究所着重要考 察的问题，通过这一研究，我在为丰富20世纪中国农村村治历 程的图像提供一个微观案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这一历程本身 的理解。 在20世纪的乡村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变迁是人们所关注的 重心和焦点之一。所谓乡村的治理，在本书中更多的称为村庄治 理，或称村治，它是指运用公共权贼构建村庄秩序，推动村庄发 展的过程。①20世纪的村治发生在20世纪中国政治跌宕起伏的大 变革场景之中，动荡和变革所导致的村庄权威与秩序结构的转 换、重构与变迁，往往决定着乡村变迁的方式、路向和速率，因 此，村治的变迁往往也就成为这一个世纪之中乡村现代化的前提 和核心。 20世纪的村治变迁发生在同一时期中国现代化恢宏而曲折 的历史进程中，这场起始于晚清时代的现代化是对西方压力的一 种应对，由于应对的失败，现代化给中国所首先带来的并不是由 传统走向现代的成功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场总体性的社会危机。 这场危机不仅摧垮了中国的上层政治社会结构，也导致了上层结
12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构坍塌之后的基层社会失范，即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传统国家 与乡村社会连接机制的松弛和断裂，乡村精英的外流、蜕变或武 化，基层社会的权威或治理真空，这一切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上层 政治社会的重建，也妨得着基层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因此，村治 作为一项事业和话语，②在20世纪初便成为当时的政界与知识界 所关心的问题，并月在波湖壮搁和迂回曲折的20世纪中国现代 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回声。 1904年，河北定县乡绅米迪刚兄弟在家乡翟城村进行改良 实验，劝导农民废庙建学，改善村庄组织，发展地方自治，这是 20世纪村治的滥觞。其后，山东乡绅王鸿一于1928年创办《村 治》月刊，河南地方实力派梁仲华、彭禹庭与著名学者粱漱溟于 1929年共同筹建河南村治学院。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 事乡村建没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 由此，村治作为具有特定内含的概念，旋即又发展为一场改良主 义的“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单纯以改善乡村状况，改良乡村组织，启迪农民自觉 为要旨的“村治”、“乡治”抑或是“乡村建设”，却无法化解总 体性社会危机背景下的乡村危机，所以，随着政治革命的风暴席 卷乡村大地，各种体制之内的治理努力便被汹酒而至的革命洪流 所吞没。 20世纪中叶是中国农村治理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此一 时期，以杜会革命为价值内含的政治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 会主义道路，从50至70年代，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变迁， 村治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实践而存在，它隐含在人民公社的 制度结构和国家对农村所实施的各种革命性的社会改造之中，以 特殊的方式运作秩序，组织经济。 然而，这样一种待殊的治理方式虽然以国家权力对乡村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城的全面渗透和高度整合形塑出以全能
导论 13 化的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乡村秩序，却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乡村社 会的发展问题，因此，随着政治形势的巨变，这一一治理结构本身 也就面临着解体与重建。 80年代上.半叶的农村经济改革在成功地实现了村庄经济再 造的同时，也将村治的问题重新提上了发展的日程，随着乡村体 制的重建和被称为“乡政村治”的基层乡村政治结构的运转，③ 村庄的治理地位和村庄权威与秩序的运作方式以村民自治这·新 的方式重新摆在人们面前。围绕着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和评价，在 20世纪末叶，村治又重新成为知识界最富激发性的话题之 围绕着以村民自治为表征的村庄政治发展，在政界和学界引 发了一场关于乡村治理模式改造的大争论。以学界而论，争论围 绕对村民自治和“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的评价展开。④争 论之中，赞成村民自治者认为，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 种有效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治理方式，体现了法治 和民主的精神，而且还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 突破口，发展前景乐观，⑤而反对者则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方 面对村民自治的连带效应进行了否定，认为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乡 村社会很难产生出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动力，认为乐观派对于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种种制约条件估计不足。®随着争论的深入， 许多学者开始回向历史，力图从历史中，尤其是从20世纪百年 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史中进一步发掘对争论有用的资源。 于是，人们发现，村民自治的研究和争论实际上开启了一扇 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农村的村治历程，乃至农村政治社会发展 历程的窗口。因为一方面，乡村中国、乡土政治在现代中国政治 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起于今日；另一方面，在前述争论中 反复困扰学界的一些由村民自治引发，但却远比村民自治复杂和 宏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诸如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农村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