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录 语)啦，由江青把他找到中南海亲自接见啦，全国铺开地大 闹腾。好像是全国的文化界都在支持《武训传》。起码是杨 耳本人，本来是一篇随便写的小文章，闹成轩然大波，之后 江青老找杨耳，要他写这个抓那个，他实在感到不堪其扰， 曾对我们当面说过。 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附带打击(《清宫秘史》，说是“卖国 主义的影片”。这个，我就感到更与前两个问题不同了，这 不是马列主义常识问题，而是违反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的提法了。以光绪帝与慈禧来比，谁是开明的谁是守旧的？ 以戊戌六君子与荣禄比，谁是爱国的谁是卖国的？这不是 我们在中学念历史时就知道的吗？马列主义总不能违反历 史吧。那时候我们还很尊敬苏联，学苏联。苏联不也肯定 库图佐夫甚至肯定彼得大帝吗？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 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但是，这句话终归是附带骂的，我就 马虎过去了。而且，我由十几岁时培养起来的对党忠诚，十 分牢固。又是刚开国不久，那一片万象更新的气象掩盖了 一切，我就没有再深思了。后来由于习惯地接受上边一切 “布置”，我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我实在没有想通的小小 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了什么！我的脑子自此不大受自己支 配。换一句话说，变“僵化”了。 还有一件肃反中的故事，那实在是冤枉了人，我是一直 到1985年才觉悟的。杨述有-一位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 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初期，他原在国 民政府交通部工作。后来抗战展开，他到武汉，碰见杨述和 他们这一大家子弟妹一全是救亡青年。他说，想跟大家 27
百年人生 一起去延安。想积极为党做贡献的杨述，当即把这件事秘 密报告了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中央调查部的），问 共产党需不需要这种人才。李克农当即表示：“好呀。叫他 打到国民党里边去，把破译到的情报交给我们。不要他上 延安。”于是，李克农亲自秘密召见了这个人，布置了任务， 而且决定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此加入了军统局 戴笠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如此一干数年，一直升到 少将，戴笠始终没有发现他的秘密活动。和他联系的共产 党人，只有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长周怡一个。这样的 单线联系，在周怡被调往延安之后就中断了。他失去了关 系，在那个特务系统里继续做破译日本电码工作。至解放 前夕，他忍受不了，脱离了那系统，刚一解放就跑来北京找 关系。周怡已死，杨述把这人又来的事情报告了李克农。 李克农当即同意由军委技术部录用他，而且交代过：“可重 新入党。”可是没过多久，肃反运动一起来，忽然听说他以反 革命罪被捕。我们简直诧异万分。是怎么回事？后来，他 又被定成战犯，被拘押在徐州战犯集中营里许多年。释放 回上海，无事可干，只好到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他们技术 部调查部，都是共产党内的绝密部门，外人无从打听，更无 从过问。这时杨述和我就分析：此中必有特殊机密，那种部 门既肯录用他，忽又拘捕他，一定是发现了他什么不可告人 的坏事。他一向置身于戴笠系统，又脱离组织那么多年。 有一度他到我婆婆（他的婶母）那里去，曾有特务跟踪过。 后来他回重庆又没事了。于是我们分析：可能是戴笠方面 发现了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所以才来盯梢：后来又能解脱 28
思痛录 开，准是他叛变投降，把党的事情向戴笠交代了。这事我党 过去不知道，大概到建国后组织上才调查清楚。这可是件 神秘而又机要的大案子！这样越分析越像，我们始终对这 种推理相信不疑，因此到杨述去世为止，我们一直对他冷冷 的，也是这个缘故，他来北京，也不热心招待他。 1984年初夏我为了改小说去上海，小说的背景牵涉到 我婆婆那段生活，于是我去访问他，问他那次到我婆婆家的 事。他很坦率地说：是国民党特务系统里两派之争，两派都 想要他。后来他赶回重庆面见戴笠，戴笠一句话就把这事 解开了。我一听，已经有点感到他的事未必如我们过去的 推测。此时潘汉年、杨帆等几个“铁证如山”的案子已经证 明全属子虚，我心中既无把握，也便怀着疑问告辞。 更没有想到的是，1985年春，他的结论来了。那个结 论本身很不公道（承认了他在李克农领导下做过地下工作， 同时却又说他身份是国民党军官，按投降起义论)，且不去 说，最令我吃惊的是，全部结论没有一一句是说他干过什么坏 事或出卖党的机密的罪行，他的全部罪状只是在国民党内 所任的各级职务，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神秘，没有机要！ 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看来肯定是 那一年搞镇反和肃反运动，凡够“职务线”的一律或审查或 拘捕，就这么糊里糊涂让他坐了这么些年牢！ 我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那种分析，以 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 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 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更觉 29
业必 业 百年人生 得遗憾万分的是，杨述至死也不知道，年轻时曾影响过他的 堂兄并未犯罪。他从前是对我讲过的，最早给他进步书籍 看的，就是这个在上海上大学，回乡度暑假的四哥。他热心 介绍四哥去参加革命，但到最后却完全相信了哥哥就是坏 人。悲剧！无可挽回的悲剧！这悲剧，当然得由我们俩自 己负一部分责，可是，能完全由我们负责吗？ 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 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 30
w 思痛录兴 三、我曾相信“反 胡风运动” “反胡风运动”，是从作家协会开始的。那时我正在作 家协会，而且参加党组。周扬对于胡风确实不满意，这是我 听得出来的。说他是个小宗派，说他想办同人刊物，不愿被 领导。对于他的那个“万言书”，更是极为生气，说要把它印 出来随（文艺报）附送，让文艺界大家评评理。但是，要把胡 风连同下面的青年都打成反革命分子，则实在没有听到周 扬说过。 我看过胡风一派的一些作品，例如《洼地上的战役》，还 比较喜欢，但是对于他们特别喜欢描写人的疯狂性，就不大 看得惯了。就像邵荃麟说的：“他们专爱写精神奴役创伤” 那种味儿。但是，谁喜欢什么味儿，绝对拉不到反革命上 去。这样做是谁也想不到的。 早年，我从书上得知鲁迅和周扬在左联取消与否的问 题上意见不一。取消左联是党中央的意见，这一点我早在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