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0806-19浏览次数2197 词论 近代词坛,继清代前中期一破元、明冷寂局面,而“中兴之后,扬波逐流,涌现出了中国 词学史上最后一个高潮。在词学的理论总结和整理考订方面都有相当的成绩。其中谭献 的《复堂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及冯煦所辑的《宋 六十一名家词选》、王鹏运校刊的《四印斋所刻词》、朱祖谋编校的《彊村丛书》等都 名重一时,影响较大。这些编著大多沿着常州词派的道路,再作若干发展和折衷。此 外,如刘煕载的《艺概ˆ词曲概》、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等均能不囿门户之见,时 有独到之论。至王国维《人间词话》出,词学则融会中西,别开生面 刘熙载刘熙载(一八 八八一),字融斋,晚号寐崖子,江苏兴化人。道 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进土,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他的文学批 评著作《艺概》一书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 义概》六部分。实际上可以视作一部分体艺术史。《自叙》云:“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 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 多,亦何必殚竭无馀,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盖得其大 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以引伸,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说明其书命名原因和方 法,力求抓住重点,以概括其馀。本节介绍其论词部分,也体现了他的主要文学倾向 (引文见《艺概"词曲概》的,一般不另注出处)。 刘煕载和常州词派一样,推尊词体并注重寄托微婉的特徵 《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内, 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 按张惠言《词选》开端附会《说文解字》“词”字的定义以为词体争文坛地位和说明词的 思想艺术特点,刘煕载更引徐锴《说文解字通论》作补充。学者论词,能不再鄙为小 道,把它提高到与经史诗文同等地位,已是思想解放;但以训诂之学牵强附会,则又不 免迂腐。 值得注意的是刘熙载关于词体发展中“正”变的看法。自从《诗 》“风”雅有“正”变”之分,正统学者多崇“正抑变,而进步批评家则多肯定变"体的发 展,如叶燮《原诗》揭示诗变而仍不失其正”,为诗体的发展明确了合法地位。词论中也 有这样情况,对唐五代宋词,论者大都以温庭筠、周邦彦等的绮丽婉媚为宗,而视苏 轼、辛弃疾等豪放之作为非本色。这种本色论自然为历代不少敢于创造的词家所突破, 但依然居于正统的位置。张惠言《词选》高标追溯冈骚之旨,实仍受到本色之论的牢 笼,故所选以温派为多。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与辛弃疾并 列,意图调和,而最终评价仍有轩轾。刘煕载则明确指出,从词的起源看,晚唐五代婉 丽之风实为变调,而苏、辛之词,恰是返于正途: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晩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 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岀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 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 这里举李白《忆秦娥》为词的源头,虽可商榷,此词是否李白所作还无定论。但考之唐 代民间词,本来不枸一格,偏尚婉丽之风,实为后起。刘煕载的说法是合乎词史发展 的。又词的本色论者,往往强调音律的特殊性,而刘煕载则认为:“词固必期合律, 然雅“颂合律,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律和声本於诗言志',可为专讲律者进一格
词论 发布时间: 2008-06-19 浏览次数: 2197 词论 近代词坛，继清代前中期一破元、明冷寂局面，而“中兴”之后，扬波逐流，涌现出了中国 词学史上最后一个高潮。在词学的理论总结和整理考订方面都有相当的成绩。其中谭献 的《复堂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及冯煦所辑的《宋 六十一名家词选》、王鹏运校刊的《四印斋所刻词》、朱祖谋编校的《彊村丛书》等都 名重一时，影响较大。这些编著大多沿着常州词派的道路，再作若干发展和折衷。此 外，如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等均能不囿门户之见，时 有独到之论。至王国维《人间词话》出，词学则融会中西，别开生面。 刘熙载 刘熙载（一八一三——一八八一），字融斋，晚号寐崖子，江苏兴化人。道 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他的文学批 评著作《艺概》一书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 义概》六部分。实际上可以视作一部分体艺术史。《自叙》云：“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 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 多，亦何必殚竭无馀，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盖得其大 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以引伸，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说明其书命名原因和方 法，力求抓住重点，以概括其馀。本节介绍其论词部分，也体现了他的主要文学倾向 （引文见《艺概•词曲概》的，一般不另注出处）。 刘熙载和常州词派一样，推尊词体并注重寄托微婉的特徵： 《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 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 按张惠言《词选》开端附会《说文解字》“词”字的定义以为词体争文坛地位和说明词的 思想艺术特点，刘熙载更引徐锴《说文解字通论》作补充。学者论词，能不再鄙为小 道，把它提高到与经史诗文同等地位，已是思想解放；但以训诂之学牵强附会，则又不 免迂腐。 值得注意的是刘熙载关于词体发展中“正”“变”的看法。自从《诗 经》“风”“雅”有“正”“变”之分，正统学者多崇“正”抑“变”，而进步批评家则多肯定“变”体的发 展，如叶燮《原诗》揭示“诗变而仍不失其正”，为诗体的发展明确了合法地位。词论中也 有这样情况，对唐五代宋词，论者大都以温庭筠、周邦彦等的绮丽婉媚为宗，而视苏 轼、辛弃疾等豪放之作为非本色。这种本色论自然为历代不少敢于创造的词家所突破， 但依然居于正统的位置。张惠言《词选》高标追溯风骚之旨，实仍受到本色之论的牢 笼，故所选以温派为多。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与辛弃疾并 列，意图调和，而最终评价仍有轩轾。刘熙载则明确指出，从词的起源看，晚唐五代婉 丽之风实为变调，而苏、辛之词，恰是返于正途：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 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 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 这里举李白《忆秦娥》为词的源头，虽可商榷，此词是否李白所作还无定论。但考之唐 代民间词，本来不枸一格，偏尚婉丽之风，实为后起。刘熙载的说法是合乎词史发展 的。又词的本色论者，往往强调音律的特殊性，而刘熙载则认为：“词固必期合律， 然‘雅’‘颂’合律，‘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律和声’本於‘诗言志’，可为专讲律者进一格
焉。给予以审音律为主的词论以有力冲击。他在《赋概》中也有云:“赋当以真伪论,不 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正。”变风变雅,变之正也。《离骚》亦变之正也。'都 说明他的文学思想是比较解放的 刘煕载肯定苏轼、辛弃疾及其词作,乃至对陈亮、刘克壮、文天祥等作品也都作了 高度的评价,相反,对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柳永、周邦彦等词,虽然也赞赏它们 艺术形式的精美,但对他们的思想境界都感到有所不足,这与常州词派把虚无飘渺所谓 寄托硬塞到他们绮语之中而加以拔高的评价,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韦端已、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 怜,盖亦易飘扬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 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 陵恐不许之。 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於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 个“贞”字。 刘煕载并不反对言情之作,不过他主张抒写正当的感情而不取庸凡的艳情,他还不满足 于专写儿女私情,而认为小词也应有时代的风云气概。“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 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 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刘熈 载的肯定“正”与反对'是以封建教义为指导的,所谓词家彀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儒雅 之內自有风流”,即流露浓厚的儒家正统观念,然而与一概排斥言情的道貌岸然者还有所 不同。 刘煕载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较好的见解。他提倡情景交融,多种风格与表 现手法的结合,精心锻炼、戛戛独创而臻于自然天成:“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 景情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昔人论词要如娇女步春。余为更当有以益之,日:如 异军特起,如天际真人。"词尚清空妥溜,昔人已言这矣。惟须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 沈厚,才见本领。”词要恰好,粗不得,纤不得,硬不得,软不得。不然,非伧父即儿女 矣。黄鲁直跋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γ一阕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 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余案: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 所有;清,空诸所有也。词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古乐府中至语,本 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 籁矣。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 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诸如此类,他对词的艺术特征的 概括都颇具识罗,虽是论词,对于诗、文创作也都是有意义的 云:装楼点(基都)很得岁乙无全家连(入间诗 话》亟称其评周邦彦、史达祖词的周旨荡而史意贪"语为“令人解颐”;又转述其论南、北 宋词风之区别一段云: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 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反映该书对后来词论的影响 谭献谭献(一八三二——九0一),初名定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 (今杭州)人。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举人,历任安徽歙县等地知县,晚年主湖北经心 书院。有《复堂类稿》。他能诗,工骈文,於词学尤有硏究,曾选录清人词为《箧中 词》。他的词论,散见于《箧中词》、周济《词辨》中的批语和《复堂日记》。他的弟 子徐珂于光绪庚子(一九00)辑成为《复堂词话》(本节引文见《复堂词话》,不另注 出处)。 谭献论词,继承与发展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的词学,他的选《箧中词》即是“以衍 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他对清代词家陈维崧、浙派的朱彝尊、厉鹗及吴锡麒、郭黁等均 有所不满,认为他们各有成就,但分别存在粗率、琐碎、词藻堆砌、模仿因袭、轻薄浮 滑等缺点;他推许常州词派的提倡比兴寄托为端正了词体发展的方向,但他也指出常州
焉。”给予以审音律为主的词论以有力冲击。他在《赋概》中也有云：“赋当以真伪论，不 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正。”“变风变雅，变之正也。《离骚》亦变之正也。”都 说明他的文学思想是比较解放的。 刘熙载肯定苏轼、辛弃疾及其词作，乃至对陈亮、刘克壮、文天祥等作品也都作了 高度的评价，相反，对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柳永、周邦彦等词，虽然也赞赏它们 艺术形式的精美，但对他们的思想境界都感到有所不足，这与常州词派把虚无飘渺所谓 寄托硬塞到他们绮语之中而加以拔高的评价，表现出不同的倾向： 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韦端已、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 怜，盖亦易飘扬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 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 陵恐不许之。 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於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 个“贞”字。 刘熙载并不反对言情之作，不过他主张抒写正当的感情而不取庸凡的艳情，他还不满足 于专写儿女私情，而认为小词也应有时代的风云气概。“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 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 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刘熙 载的肯定“正”与反对“欲”是以封建教义为指导的，所谓“词家彀到名教之中自有乐地，儒雅 之内自有风流”，即流露浓厚的儒家正统观念，然而与一概排斥言情的道貌岸然者还有所 不同。 刘熙载在艺术形式方面也发表了不少较好的见解。他提倡情景交融，多种风格与表 现手法的结合，精心锻炼、 戛戛独创而臻于自然天成：“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 景情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昔人论词要如娇女步春。余为更当有以益之，曰：如 异军特起，如天际真人。”“词尚清空妥溜，昔人已言这矣。惟须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 沈厚，才见本领。”“词要恰好，粗不得，纤不得，硬不得，软不得。不然，非伧父即儿女 矣。黄鲁直跋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 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余案：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 所有；清，空诸所有也。词澹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古乐府中至语，本 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 籁矣。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 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着之字也。”诸如此类，他对词的艺术特征的 概括都颇具识罗，虽是论词，对于诗、文创作也都是有意义的。 《艺概》涉及面很广，其词论很得批评家的推崇。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云：“兴化刘氏熙载所著《艺概》於词多洞微之言，而论东坡尤为深至。”王国维《人间诗 话》亟称其评周邦彦、史达祖词的“周旨荡而史意贪”语为“令人解颐”；又转述其论南、北 宋词风之区别一段云：“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 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反映该书对后来词论的影响。 谭献 谭献（一八三二——一九0 一），初名定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 （今杭州）人。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举人，历任安徽歙县等地知县，晚年主湖北经心 书院。有《复堂类稿》。他能诗，工骈文，於词学尤有研究，曾选录清人词为《箧中 词》。他的词论，散见于《箧中词》、周济《词辨》中的批语和《复堂日记》。他的弟 子徐珂于光绪庚子（一九0 0）辑成为《复堂词话》（本节引文见《复堂词话》，不另注 出处）。 谭献论词，继承与发展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的词学，他的选《箧中词》即是“以衍 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他对清代词家陈维崧、浙派的朱彝尊、厉鹗及吴锡麒、郭麐等均 有所不满，认为他们各有成就，但分别存在粗率、琐碎、词藻堆砌、模仿因袭、轻薄浮 滑等缺点；他推许常州词派的提倡比兴寄托为端正了词体发展的方向，但他也指出常州
词派所产生的穿凿附会、平庸迂阔的流弊,还说:“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 落,当求其用意深隽之处。”态度还是比较平允的 周济的词学,尤深得谭献的推崇,认为超过张惠言:“此《四家词选》,为后来定 本,陈义甚高,胜于《宛邻词选》。”又高度评价周济“夫词非寄托不久,专寄托不出”之 论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谭献的“作者之用心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 不然一说,即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他曾自述其词学的成长历程道 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然喜寻其恉於人 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年 逾四十,益明於古乐之似在乐府,乐府之馀在词。昔云礼失而求之野,其诸乐失而求之 词乎。然而靡曼荧眩,变本加厉,日出而不穷,因是以鄙夷焉,挥斥焉。又其为体固不 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 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於诗者, 今遂有得於词。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见始定 他开始硏究词学,注意考察作品的本事,分析作者的身世,进一步,他认识到词体是古 代乐府的继承者,作品中思想倾向不是直接表达,而是通过比兴手法,触类旁通,使读 者可以得到无穷体会,甚至超出作者原来的主观意图。这实际上是作品意境的蕴蓄深远 和形象的典型性、丰富性所决定的,因而具有更普遍怕意义。谭氏此说,对文学作品的 形象性、感染作用以及批评与欣赏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例如苏轼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其中寄寓着某种思想情操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张惠言《词选》谓其句 句有讽刺,并以君臣关系附会其寓意,比之为《诗经·卫风考槃》(《诗序》谓系刺卫庄 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则胶柱鼓瑟,流于穿凿。谭献认为虽然苏轼创 作的本意已从无考证,但根据词的形象意境,读者又何尝不能作种种体会呢?“此亦鄙人 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种分析继承张惠言的观点,却比张惠言来得通达 了。因之,谭献论词,常常激赏含蓄蕴藉之作,崇尚“柔厚之旨”,对于倾冋鲜明之作,就 有所不满,如赞扬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为“雄奇幽怨,乃兼二难而贬低辛弃疾 说“后起稼轩,稍伧父矣。"这里流露了与常州词派共同的局限 冯煦与谭献大致同时的冯煦(一八四 九二七),字梦华,号蒿庵,江苏 金坛人。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进士,官至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又号 蒿隐公。他曾从明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实为六十一家)选其精华为《宋六 家词选》,并在例言中加以评介(今通行本《蒿庵论词》为其例言的辑录)。其论与周 济、谭献之说相出入而有自己的特点。 他对唐、五代,特别是冯延巳尤为推重,非常突出。其《唐五代词选序》称:唔吾家 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李璟、李煜),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纽、短长之流 别。"在《阳春集序》中淋漓尽致地运用了常州词派的基本观点,诸如“若显若晦”,叱匕兴 为多”;“旨隐词微’,“意内言外";“忧生念乱,“郁不自达,一於词发'云云,高度地崇扬 了冯延已。他与前人相比,更强调词作要在“国势岌岌”之中“有所匡救"。他之所以对冯延 巳以及晚唐、五代词特别欣赏,与其说是对于那个时代与作品的客观评论,毋宁说是由 于家国身世之感的共呜而借题发挥,藉此宣扬其ˆ忧生念乱的词论。也正是从这种思想岀 发,偏爱於怨悱不乱、婉约蕴藉的他,对于南宋爱国忧民的豪放词人也给予高度的评 价。在《蒿庵论词》中,除评辛弃疾“负高世之才,不可羁勒,能於唐宋诸大家外别树 帜”、评陆游逋峭沈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之外,又赞向子誣、张孝祥、陈 亮、刘克庄等词作辞旨怨乱”,“感愤淋漓”,“忠愤之气,随笔涌岀,拳拳君国,似放翁 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等等,足证其论词,随着时世的剧变,越来越突出 忧时念乱、忠君爱国的基调,以致发展到了“不论工拙”,不顾“本色”,几乎於到了以“独往 独来”、胎宕奔放之势突破低徊要眇ˆ、“温柔敦厚'藩篱的边缘了 冯煦词论的另一特色,就是在常州词派的基础上又能融贯众家之长,用颇为辩证的 点评析一些代表作家的艺术风格,使近代词论史上出现了若干转机。例如他用明确的 语言指出稼轩能推刚为柔,缠绵悱恻”(《嵩庵词话》),而且扩而大之,认为苏词也能 刚柔相济,既雄豪纵轶,又缠绵深婉,空灵蕴藉。他还以情深与语浅、清空与幽涩、绵
词派所产生的穿凿附会、平庸迂阔的流弊，还说：“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 落，当求其用意深隽之处。”态度还是比较平允的。 周济的词学，尤深得谭献的推崇，认为超过张惠言：“此《四家词选》，为后来定 本，陈义甚高，胜于《宛邻词选》。”又高度评价周济“夫词非寄托不久，专寄托不出”之 论为“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谭献的“作者之用心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 不然”一说，即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他曾自述其词学的成长历程道： 献十有五而学诗。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然喜寻其恉於人 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年 逾四十，益明於古乐之似在乐府，乐府之馀在词。昔云礼失而求之野，其诸乐失而求之 词乎。然而靡曼荧眩，变本加厉，日出而不穷，因是以鄙夷焉，挥斥焉。又其为体固不 必与庄语也，而后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 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发，向之未有得於诗者， 今遂有得於词。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见始定。 他开始研究词学，注意考察作品的本事，分析作者的身世，进一步，他认识到词体是古 代乐府的继承者，作品中思想倾向不是直接表达，而是通过比兴手法，触类旁通，使读 者可以得到无穷体会，甚至超出作者原来的主观意图。这实际上是作品意境的蕴蓄深远 和形象的典型性、丰富性所决定的，因而具有更普遍怕意义。谭氏此说，对文学作品的 形象性、感染作用以及批评与欣赏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例如苏轼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其中寄寓着某种思想情操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张惠言《词选》谓其句 句有讽刺，并以君臣关系附会其寓意，比之为《诗经•卫风•考槃》（《诗序》谓系刺卫庄 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则胶柱鼓瑟，流于穿凿。谭献认为虽然苏轼创 作的本意已从无考证，但根据词的形象意境，读者又何尝不能作种种体会呢？“此亦鄙人 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这种分析继承张惠言的观点，却比张惠言来得通达 了。因之，谭献论词，常常激赏含蓄蕴藉之作，崇尚“柔厚之旨”，对于倾向鲜明之作，就 有所不满，如赞扬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为“雄奇幽怨，乃兼二难”而贬低辛弃疾 说“后起稼轩，稍伧父矣。”这里流露了与常州词派共同的局限。 冯煦 与谭献大致同时的冯煦（一八四三——一九二七），字梦华，号蒿庵，江苏 金坛人。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进士，官至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又号 蒿隐公。他曾从明毛晋所刻《宋六十名家词》（实为六十一家）选其精华为《宋六十一 家词选》，并在例言中加以评介（今通行本《蒿庵论词》为其例言的辑录）。其论与周 济、谭献之说相出入而有自己的特点。 他对唐、五代，特别是冯延巳尤为推重，非常突出。其《唐五代词选序》称：“吾家 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李璟、李煜），下启欧、晏，实正变之枢纽、短长之流 别。”在《阳春集序》中淋漓尽致地运用了常州词派的基本观点，诸如“若显若晦”，“比兴 为多”；“旨隐词微”，“意内言外”；“忧生念乱”，“郁不自达，一於词发”云云，高度地崇扬 了冯延已。他与前人相比，更强调词作要在“国势岌岌”之中“有所匡救”。他之所以对冯延 巳以及晚唐、五代词特别欣赏，与其说是对于那个时代与作品的客观评论，毋宁说是由 于家国身世之感的共鸣而借题发挥，藉此宣扬其“忧生念乱”的词论。也正是从这种思想出 发，偏爱於怨悱不乱、婉约蕴藉的他，对于南宋爱国忧民的豪放词人也给予高度的评 价。在《蒿庵论词》中，除评辛弃疾“负高世之才，不可羁勒，能於唐宋诸大家外别树一 帜”、评陆游“逋峭沈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之外，又赞向子諲、张孝祥、陈 亮、刘克庄等词作“辞旨怨乱”，“感愤淋漓”，“忠愤之气，随笔涌出，拳拳君国，似放翁。 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等等，足证其论词，随着时世的剧变，越来越突出 忧时念乱、忠君爱国的基调，以致发展到了“不论工拙”，不顾“本色”，几乎於到了以“独往 独来”、駘宕奔放之势突破“低徊要眇”、“温柔敦厚”藩篱的边缘了。 冯煦词论的另一特色，就是在常州词派的基础上又能融贯众家之长，用颇为辩证的 观点评析一些代表作家的艺术风格，使近代词论史上出现了若干转机。例如他用明确的 语言指出稼轩能“推刚为柔，缠绵悱恻”（《嵩庵词话》），而且扩而大之，认为苏词也能 刚柔相济，既雄豪纵轶，又缠绵深婉，空灵蕴藉。他还以情深与语浅、清空与幽涩、绵
密与空灵等辩证关系来论析秦观、姜夔、吴文英等名家之词,亦别具只眼,令人注目 对近代词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廷焯陈廷焯(一八五三——八九二),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 (一八八八)举人,他所著《白雨斋词话》,为常州派后期重要著作。自叙作于光绪十 七年,原有十卷,删刻本为八卷,约七百条,卷帙之富,为词话中所少见。今上海古籍 出版社又据其手稿十卷足本及所评选的《词则》影印出版。 陈廷焯论词标举《国风》、《离骚》的传统,强调比兴与寄托,要求有深厚的思想 感情和沈郁顿挫的艺术风格。《白雨斋词话自序》云 夫人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 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词章,不外比兴,《谷风》阴雨,犹自期以同心,攘言句]忍尤, 卒不改乎此度,为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所感者深且远也。后人之感,感于文不 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词,诗有韵,文无韵,词可按节寻声,诗不能尽被弦 管。飞卿、端已,首发其端;周、秦、姜、史、张、王,曲竟其绪。而要皆发源于风 雅,推本于《骚》《辩》,故其情长,其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 是六百余年,沿其波流,丧厥宗旨。张氏《词选》,不得已为矫枉过正之举,规模虽 隘,门墙自高,循是以寻,坠绪未远。而当世知之者鲜,好之者尤鮮矣。萧斋岑寂,撰 词话十卷,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引以干端,衷诸壹是。 他的词话基本上发挥常州派一脉相承的观点,然而在论“沈郁"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方 面,则有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首先他认为沈郁风格来源於《国风》、《楚辞》,作者 思想品质的忠诚醇厚是其主要的内在因素 作词之法首贵沈郁,沈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沈郁未易强求,不根柢於风骚,乌能 沈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沈郁之至,词之源也 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沈郁;沈郁之中,运 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 他认为沈郁是诗词中最高境界,然而诗歌长篇不妨畅达,词则由于形式比较短小,不宜 说尽。这是把委婉含蓄作了沈郁的基本形式特徵 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沈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 或以钜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沈郁于四者之中,是化境;即不尽沈郁,如五七言大篇 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沈郁之外,更无以为词。盖篇幅狭小,倘一直说 去,不留馀地,虽极工巧之致,识者终笑其浅矣 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巨之感。凡交情之 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於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 绵,终不许—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髙,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 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 之苦。又花落孑规啼,绿窗残梦迷ˆ,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ˆ,皆含深意。此种 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 他还以“沈郁"的准则来广泛地评论了历代各派词家,不拘豪放与婉约,都以沈郁为标 准:“张鋋云: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此亦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 也。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沈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 其纤弱矣。"这在某种意义说,“沈郁"应是“豪放"与婉约的结合。然而从他对一系列作 家、作品的具体批评中,虽也表扬豪情慷慨,但毕竟仍以深婉隐约为宗。他于晩唐五代 极力推崇的是温庭筠,以为李白、李煜尚有所不及,韦庄、冯延巳差可拟;在宋代词人 中,他最赞赏苏轼、秦观、周邦彦、姜夔,尤其响往王沂孙之作:而后三者之词为绝 旨: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 也。苏试、秦观都不够此格了。对柳永、辛弃疾、陈亮等作,陈廷焯更在肯定之余,颇 多遗憾。如说柳永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然竟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 温、韦忠厚之意。又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词“才气虽雄,不免粗
密与空灵等辩证关系来论析秦观、姜夔、吴文英等名家之词，亦别具只眼，令人注目， 对近代词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廷焯 陈廷焯（一八五三——一八九二），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 （一八八八）举人，他所著《白雨斋词话》，为常州派后期重要著作。自叙作于光绪十 七年，原有十卷，删刻本为八卷，约七百条，卷帙之富，为词话中所少见。今上海古籍 出版社又据其手稿十卷足本及所评选的《词则》影印出版。 陈廷焯论词标举《国风》、《离骚》的传统，强调比兴与寄托，要求有深厚的思想 感情和沈郁顿挫的艺术风格。《白雨斋词话自序》云： 夫人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 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词章，不外比兴，《谷风》阴雨，犹自期以同心，攘[言句]忍尤， 卒不改乎此度，为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所感者深且远也。后人之感，感于文不 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词，诗有韵，文无韵，词可按节寻声，诗不能尽被弦 管。飞卿、端已，首发其端；周、秦、姜、史、张、王，曲竟其绪。而要皆发源于风 雅，推本于《骚》《辩》，故其情长，其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 是六百余年，沿其波流，丧厥宗旨。张氏《词选》，不得已为矫枉过正之举，规模虽 隘，门墙自高，循是以寻，坠绪未远。而当世知之者鲜，好之者尤鲜矣。萧斋岑寂，撰 词话十卷，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 他的词话基本上发挥常州派一脉相承的观点，然而在论“沈郁”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方 面，则有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首先他认为沈郁风格来源於《国风》、《楚辞》，作者 思想品质的忠诚醇厚是其主要的内在因素： 作词之法首贵沈郁，沈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沈郁未易强求，不根柢於风骚，乌能 沈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沈郁之至，词之源也。 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沈郁；沈郁之中，运 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 他认为沈郁是诗词中最高境界，然而诗歌长篇不妨畅达，词则由于形式比较短小，不宜 说尽。这是把委婉含蓄作了沈郁的基本形式特徵： 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沈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 或以钜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沈郁于四者之中，是化境；即不尽沈郁，如五七言大篇， 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沈郁之外，更无以为词。盖篇幅狭小，倘一直说 去，不留馀地，虽极工巧之致，识者终笑其浅矣。 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巨之感。凡交情之 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於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 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 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 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 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 他还以“沈郁”的准则来广泛地评论了历代各派词家，不拘豪放与婉约，都以沈郁为标 准：“张綖云：‘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此亦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 也。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沈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 其纤弱矣。”这在某种意义说，“沈郁”应是“豪放”与“婉约”的结合。然而从他对一系列作 家、作品的具体批评中，虽也表扬豪情慷慨，但毕竟仍以深婉隐约为宗。他于晚唐五代 极力推崇的是温庭筠，以为李白、李煜尚有所不及，韦庄、冯延巳差可拟；在宋代词人 中，他最赞赏苏轼、秦观、周邦彦、姜夔，尤其响往王沂孙之作：而后三者之词为 绝 旨：“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 也。”苏试、秦观都不够此格了。对柳永、辛弃疾、陈亮等作，陈廷焯更在肯定之余，颇 多遗憾。如说柳永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然竟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 温、韦忠厚之意”。又说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词“才气虽雄，不免粗
鲁”,“为后世叫嚣者作俑,并强调"读稼轩词'要“去取严加别白”。他称道了陈亮的¨豪气纵 横”,又认为“《龙川词》一卷合者寥寥”,并评陈亮《水调歌头》“尧之都五句云:“精警 奇肆,几於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就词论则非高调。”意谓这些都是不合於歌词艺 术规律的。他还曾说张孝祥《六州歌头》“忠愤气填膺”一句,提明忠愤,转浅转显,转 无馀味”,也出于同一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白雨斋词话》在历论各代词人之后,表示不以他们所达到的境界 为限极,指出例如陶渊明和杜甫诗歌的独特而巨大的成就,在词史上还没有谁能及到两 者的:“诘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 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一则如渊明之时,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 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求之於词,未见有 造此境者。一则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干变万化之中,却极沈 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求之於词,亦未见有造此境 总结过去,指出不足,展示前景,勉励后来作者努力开拓词艺新境,眼光是比较远大 晚清词坛称有“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王运鹏 四八 九o四),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其词论最突出 的是提出了“重、拙、大"的理论。这一理论经他的同乡后学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宣扬和 发挥,在清未词坛影响极。况周颐(一八五九——九二六),原名周仪,字笙 蕙风词隐等。他在《蕙风词话》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 是。"他所领会的重、拙、大”,即是词人创作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体格。三者当融为· 体,而又各有所重。具体而论,所谓"重”,即是情真理足,而表现得沉着浑厚;所 谓拙”,即指醇朴自然,炉火纯青;所谓“大”,是指才情大,托旨大,有大家的风度。综 上所述,“重、拙、大"三者虽然各有内涵,各有侧重,然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其主要精 神是强调词有寄托,主旨重大,而其感情需至真,流露任自然,风貌呈浑厚,格调具深 沈。它融合了常州词派前辈理论的要义,又针对现实而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应该说这 理论在晚清词坛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且也道中了词作的某些艺术规律。 在晚清词坛“四大家"中,朱孝臧致力于词集校刊,另有郑文焯(一八五六——一九 八,字俊臣,号小坡,大鹤山人等)也喜谈艺论词,其论词文字后人辑为《大鹤山人词 话》。 文焯论词不脱常州派习气,然亦自有其特点。特点之一是相对更重视音律硏究。对 不谙音律者批评甚苛。特点之二是重“骨气”。所谓骨气,是指词中有学养,有内容,但 必以清空出之,不露痕迹。他说 词之难工,以属事遗词,纯以清空出之。务为典博,则伤实质;多著才语,又近昌 狂。…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 雅,渊渊乎文有其质。如石帚之用“三星”,则取之诗跤彼织女”之疏,梦窗之用“棠笏 则取之《旧唐书》李暮(下面是一个言)之传,馀类不可胜数。若子集中所取裁者益 夥,读者贵博观其通耳 近代常州词派,从谭献起,冯煦、陈廷焯等面对动荡的现实,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忧时念 乱,反映世变。然而,随着时代潮流的滚滚冋前,处於末世的封建文人,终于尝到 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涩味。那种关切时代命运的声音到后来相对薄弱了。郑文焯、朱孝 臧、况周颐等的词论,就反映了这一倾向。至于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即以遗老自居,在 理论上也难以有所创见了。 谢章铤谢章铤(一八二0 九0三),字枚如,晚号药阶退叟,福建长乐 人。毕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已刊有《赌棋山庄集》,包括其诗文、笔记等十种。其中 《赌棋山庄词话》正续编十七卷(本节以下简称《词话》,引文不再注明出处),积五 十年之力,汇注了作者词学心得
鲁”，“为后世叫嚣者作俑”，并强调“读稼轩词”要“去取严加别白”。他称道了陈亮的“豪气纵 横”，又认为“《龙川词》一卷合者寥寥”，并评陈亮《水调歌头》“尧之都”五句云：“精警 奇肆，几於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就词论则非高调。”意谓这些都是不合於歌词艺 术规律的。他还曾说张孝祥《六州歌头》“忠愤气填膺”一句，“提明忠愤，转浅转显，转 无馀味”，也出于同一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白雨斋词话》在历论各代词人之后，表示不以他们所达到的境界 为限极，指出例如陶渊明和杜甫诗歌的独特而巨大的成就，在词史上还没有谁能及到两 者的：“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 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一则如渊明之时，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 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求之於词，未见有 造此境者。一则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沈 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求之於词，亦未见有造此境 者。……然则词中未造之境，以待后贤者尚多也。有志倚声者，可不勉诸！”卒章明志， 总结过去，指出不足，展示前景，勉励后来作者努力开拓词艺新境，眼光是比较远大 的。 晚清词坛称有“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王运鹏（一八四八—— 一九0四），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其词论最突出 的是提出了“重、拙、大”的理论。这一理论经他的同乡后学况周颐《蕙风词话》的宣扬和 发挥，在清未词坛影响极。况周颐（一八五九——一九二六），原名周仪，字 笙，号 蕙风词隐等。他在《蕙风词话》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 是。”他所领会的“重、拙、大”，即是词人创作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体格”。三者当融为一 体，而又各有所重。具体而论，所谓“重”，即是情真理足，而表现得沉着浑厚；所 谓“拙”，即指醇朴自然，炉火纯青； 所谓“大”，是指才情大，托旨大，有大家的风度。综 上所述，“重、拙、大”三者虽然各有内涵，各有侧重，然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其主要精 神是强调词有寄托，主旨重大，而其感情需至真，流露任自然，风貌呈浑厚，格调具深 沈。它融合了常州词派前辈理论的要义，又针对现实而作了新的理论概括。应该说这一 理论在晚清词坛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且也道中了词作的某些艺术规律。 在晚清词坛“四大家”中，朱孝臧致力于词集校刊，另有郑文焯（一八五六——一九一 八，字俊臣，号小坡，大鹤山人等）也喜谈艺论词，其论词文字后人辑为《大鹤山人词 话》。 文焯论词不脱常州派习气，然亦自有其特点。特点之一是相对更重视音律研究。对 不谙音律者批评甚苛。特点之二是重“骨气”。所谓“骨气”，是指词中有学养，有内容，但 必以清空出之，不露痕迹。他说： 词之难工，以属事遗词，纯以清空出之。务为典博，则伤实质；多著才语，又近昌 狂。……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 雅，渊渊乎文有其质。 如石帚之用“三星”，则取之诗“跂彼织女”之疏，梦窗之用“棠笏”， 则取之《旧唐书》李暮（下面是一个言）之传，馀类不可胜数。若子集中所取裁者益 夥，读者贵博观其通耳。 近代常州词派，从谭献起，冯煦、陈廷焯等面对动荡的现实，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忧时念 乱，反映世变。然而，随着时代潮流的滚滚向前，处於末世的封建文人，终于尝到一 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涩味。那种关切时代命运的声音到后来相对薄弱了。郑文焯、朱孝 臧、况周颐等的词论，就反映了这一倾向。至于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即以遗老自居，在 理论上也难以有所创见了。 谢章铤 谢章铤（一八二0 ——一九0 三），字枚如，晚号药阶退叟，福建长乐 人。毕行致力于教育和著述。已刊有《赌棋山庄集》，包括其诗文、笔记等十种。其中 《赌棋山庄词话》正续编十七卷（本节以下简称《词话》，引文不再注明出处），积五 十年之力，汇注了作者词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