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发布时间:2008-06-19浏览次数2179 梁启超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了激变。十九世纪末, 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致力於变法活动的同时,文学的 价值观念有所变化,意识到文学需要革新,也创作了一些新派诗”和新文体'作品,但并 未特别予以强调和号召,故未具规模,声势不大。戍戌变法的失败,逼着他们更加重视 舆论宣传,而文学作为通俗、有效的宣传工具自然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同时,孙中山 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在迅猛发展,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明程度有了极 大提高。这些都促使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得以巨大发展并迅速形成了高潮。一八九九 年,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岀“诗界革命ν、“文界革命”(《汘漫录》、又称《夏威夷游 记》),不久又提出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全面而又具体地描述了各体文学革新的 纲领和目标。他的号召得到了维新派和部分革命派乃至其它政治派别的进步作家的广泛 响应,在文学的创作、评论、研究、翻译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个崭新、全面的兴盛局 面。后来,随着维新派蜕变为保皇党,特别是於一—九O六年前后与革命派公开论战之后 威信大跌,其文学革新运动也由盛转衰。综观这场来去匆匆的文学革新运动,虽然未能 彻底地清算传统旧文学的糟粕,也未能妥善地吸取西方新文学的养料,难免有*粗率浅 薄"之弊,但它在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史上毕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旧文学 的结束和新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文学推进到现代 化。而在这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梁启超。 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 是康有为的学生,同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并称“康梁”。戌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主张立宪 辛亥革命后任司法总长、财政部长,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平生著作宏富,编为“饮冰室 全集"。“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乃是梁启超东渡日本之后在新形势下思想稍有激进,又受了 日本译英语 Revolution"-词为“革命"的影响而首先提岀的。根据目前所知的文献资料, 最早见于梁启超1899年12月25日的《汘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干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辞章家为鹦鹉 名士,自觉过於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 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 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 矣 《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 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唧、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 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 复生本甚能讠 者,然三十年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 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家言,且其所谓欧 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 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新竭 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 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 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
梁启超 发布时间: 2008-06-19 浏览次数: 2179 梁启超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了激变。十九世纪末， 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致力於变法活动的同时，文学的 价值观念有所变化，意识到文学需要革新，也创作了一些“新派诗”和“新文体”作品，但并 未特别予以强调和号召，故未具规模，声势不大。戍戌变法的失败，逼着他们更加重视 舆论宣传，而文学作为通俗、有效的宣传工具自然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同时，孙中山 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在迅猛发展，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明程度有了极 大提高。这些都促使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得以巨大发展并迅速形成了高潮。一八九九 年，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汗漫录》、又称《夏威夷游 记》），不久又提出“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全面而又具体地描述了各体文学革新的 纲领和目标。他的号召得到了维新派和部分革命派乃至其它政治派别的进步作家的广泛 响应，在文学的创作、评论、研究、翻译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一个崭新、全面的兴盛局 面。后来，随着维新派蜕变为保皇党，特别是於一九0六年前后与革命派公开论战之后， 威信大跌，其文学革新运动也由盛转衰。综观这场来去匆匆的文学革新运动，虽然未能 彻底地清算传统旧文学的糟粕，也未能妥善地吸取西方新文学的养料，难免有“粗率浅 薄”之弊，但它在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史上毕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旧文学 的结束和新文学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文学推进到现代 化。而在这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 是康有为的学生，同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并称“康梁”。戍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主张立宪， 辛亥革命后任司法总长、财政部长，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平生著作宏富，编为“饮冰室 全集”。“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乃是梁启超东渡日本之后在新形势下思想稍有激进，又受了 日本译英语“Revolution”一词为“革命”的影响而首先提出的。根据目前所知的文献资料， 最早见于梁启超1899年12月25日的《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 予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年来鹦鹉名士（予尝戏名辞章家为鹦鹉 名士，自觉过於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 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 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 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 矣！……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渡。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及 《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 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 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 者，然三十年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 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 吾论诗宗旨大略如此。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 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 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 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新竭 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 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 矣。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
这段话可谓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的纲领性文字。自一九0二年至一九0七年在《新民丛 报》上连载的《饮冰室外诗话》,则是通过对于当代诗人、诗作的批评,进一步阐发诗 界革命"的理论和总结诗界革命¨的实践。综合两者的基本精神,其论诗界革命'的要旨如 下(本节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以上两书) 分析了“诗界革命”的大势:诗界必须革命,而今正当时机。梁启超认为,中国干馀年 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大都因袭模仿,难有创意,所写的一些佳章名句,也给人以 似曾相识之感,这种局面犹如“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求新,无出路,所谓“非有诗界 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然而近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在维新变法的运动中,以黄 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诗界三杰"为代表的诗人,陆续创作了一些新诗,开辟了诗界的 新境,正预示着诗歌发展的趋势。正因此,他热情地肯定了新诗"的进步,坚决地反 对薄今爱古”,认为“诗界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梁启超对于“诗界革命”形势的这一分 析,一方面固然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他对于政治形势的认识。他认为 当时的国家正处于维新变革之期,作为服务于这一变革的诗歌也必然随之而革新。所以 他的《汘漫录》在分析了诗界革命'的形势后明确地说:“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 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这清楚地说明了他将诗界的新机看作是革命风雨将临的 徵兆。换言之,诗界革命乃是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 指明了“诗界革命的方向: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梁启超这里所说 的意境”,与王国维所标举的情景真切、自然交融的意境有不同的含意,主要是指诗歌的 思想内容及描写对象。他所说的新意境乃“不可不求之於欧洲,实为表现近代世界新兴 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以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比如他推崇黄遵宪《今别离》等 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陵轹干古,涵盖-切”,就是因为歌颂了轮船、火车、电报、照 相等新事物及对地球自转的科学发现等。当然,他也指出这些诗的新意境,主要还是停 留在物质上琐碎粗疏处”,未得¨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ν,以ˆ诗界革命旳的髙标准而言,还 未达到应有的境界,但与过去相比,也不妨谓之描写了新理想ν,“独辟境界,卓然自立 於二十世纪诗界中”。与此相联系的,梁启超的新意境当然也包含着歌颂爱国、图强、 尚武、变革等现实政治内容。如他盛赞黄遵宪的《岀军歌》等¨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 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此而极矣”。又如评“感种族之将 烬,代一棒于当头"的来稿《灭种吟》曰溶铸进化学家言,而毎章皆有寄托,真诗界革命 之雄也”,都反映了梁启超的新意境¨的实际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但其基本精神是要求反 新思想,描写新事物,将国民引向新境地。至于梁启超所说的新语句”,主要是指运 用欧洲语、断新名词。他指出,丙申、丁酉间谭嗣同、夏曾佑等作新学之诗’,就“颇喜 撸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诗《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 门。"喀私德即 Caste之译音,指卬度分人为等级之制度。巴力门即 parliament之译音, 为英国议院之名。又如其赠梁氏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乃 用《新约全书》的故实,若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另外,所谓“古风格”、“旧日风 格”、“古声”,梁氏虽无具体诠解,但从其实际运用中可以窥见,大致是指传统诗词的风 味格律而已。梁启超认为:有新意境、新语句,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三者具备,则 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根据“三长兼备的标准,梁启超检验了黄遵宪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代表诗人的新诗, 发现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缺陷,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诗界革命"的必要和努力的方向。黄遵 宪,是梁启超最推崇的近代诗人,在多处地方称赞说:“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 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近世诗人能溶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然而, 梁启超认为黄诗新语句尚少,亦有欠缺。反之,夏、谭之诗善选新语句”:“经子生涩 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 甚肖诗矣。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梁氏一再指出,夏、谭诸子“当时沽沽自喜”,而至 今思之,诚发可笑,他们虽然得风气之先”,但思想之程度若此”,诚不足以当“革命之 称。因此,夏、谭等人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并不等同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 他们的新学之诗只是“诗界革命的前奏。梁启超正是在总结新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统一为方向的“诗界革命 三、规定了诗界革命”的重点: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梁启超所提出的“三长"实 可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新意境ˆ即指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其新语句”、“古风
这段话可谓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的纲领性文字。自一九0二年至一九0七年在《新民丛 报》上连载的《饮冰室外诗话》，则是通过对于当代诗人、诗作的批评，进一步阐发“诗 界革命”的理论和总结“诗界革命”的实践。综合两者的基本精神，其论“诗界革命”的要旨如 下（本节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以上两书）： 一、分析了“诗界革命”的大势：诗界必须革命，而今正当时机。梁启超认为，中国千馀年 诗之境界被“鹦鹉名士”占尽，大都因袭模仿，难有创意，所写的一些佳章名句，也给人以 似曾相识之感，这种局面犹如“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求新，无出路，所谓“非有诗界 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然而近年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在维新变法的运动中，以黄 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诗界三杰”为代表的诗人，陆续创作了一些“新诗”，开辟了诗界的 新境，正预示着诗歌发展的趋势。正因此，他热情地肯定了“新诗”的进步，坚决地反 对“薄今爱古”，认为“诗界革命”的时机已趋成熟。梁启超对于“诗界革命”形势的这一分 析，一方面固然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他对于政治形势的认识。他认为 当时的国家正处于维新变革之期，作为服务于这一变革的诗歌也必然随之而革新。所以 他的《汗漫录》在分析了“诗界革命”的形势后明确地说：“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 润之徵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这清楚地说明了他将诗界的新机看作是革命风雨将临的 徵兆。换言之，诗界革命乃是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 二、指明了“诗界革命”的方向：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梁启超这里所说 的“意境”，与王国维所标举的情景真切、自然交融的意境有不同的含意，主要是指诗歌的 思想内容及描写对象。他所说的“新意境”乃“不可不求之於欧洲”，实为表现近代世界新兴 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以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比如他推崇黄遵宪《今别离》等 诗“纯以欧洲意境行之”，“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就是因为歌颂了轮船、火车、电报、照 相等新事物及对地球自转的科学发现等。当然，他也指出这些诗的“新意境”，主要还是停 留在“物质上琐碎粗疏处”，未得“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以“诗界革命”的高标准而言，还 未达到应有的境界，但与过去相比，也不妨谓之描写了“新理想”，“独辟境界，卓然自立 於二十世纪诗界中”。与此相联系的，梁启超的“新意境”当然也包含着歌颂爱国、图强、 尚武、变革等现实政治内容。如他盛赞黄遵宪的《出军歌》等“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 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此而极矣”。又如评“感种族之将 烬，代一棒于当头”的来稿《灭种吟》曰“溶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真诗界革命 之雄也”，都反映了梁启超的“新意境”的实际内容是相当广泛的，但其基本精神是要求反 映新思想，描写新事物，将国民引向新境地。至于梁启超所说的“新语句”，主要是指运 用“欧洲语”、“新名词”。他指出，丙申、丁酉间谭嗣同、夏曾佑等作“新学之诗”，就“颇喜 撏撦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诗《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 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度。巴力门即parliament 之译音， 为英国议院之名。又如其赠梁氏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乃 用《新约全书》的故实，若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另外，所谓“古风格”、“旧风 格”、“古声”，梁氏虽无具体诠解，但从其实际运用中可以窥见，大致是指传统诗词的风 味格律而已。梁启超认为：有新意境、新语句，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三者具备，则 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 根据“三长兼备”的标准，梁启超检验了黄遵宪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代表诗人的“新诗”， 发现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缺陷，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诗界革命”的必要和努力的方向。黄遵 宪，是梁启超最推崇的近代诗人，在多处地方称赞说：“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 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近世诗人能溶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然而， 梁启超认为黄诗“新语句尚少”，亦有欠缺。反之，夏、谭之诗“善选新语句”：“经子生涩 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 甚肖诗矣”。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梁氏一再指出，夏、谭诸子“当时沾沾自喜”，而“至 今思之，诚发可笑”，他们虽然“得风气之先”，但“思想之程度若此”，诚不足以当“革命”之 称。因此，夏、谭等人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并不等同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 他们的“新学之诗”只是“诗界革命”的前奏。梁启超正是在总结“新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 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统一为 方向的“诗界革命”。 三、规定了“诗界革命”的重点：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梁启超所提出的“三长”实 可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其“新意境”即指新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其“新语句”、“古风
格ˆ是指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两者之中,梁启超明确地将诗歌的思想性放在第 位。他说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 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 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 人以俭而已。 很清楚,“新名词并非革命要义,“旧日风格"本无所谓革命,三者之中要“革命'者首为精 神,以创造新意境υ。正因为黄遵宪最能将¨欧洲意境行之”,溶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所 以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对黄遵宪的评价高于沾沾自喜於搬弄新语句的夏曾佑、谭嗣同。但 是,即使是对黄遵宪,他也认为“未能确然成-家言,即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 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究其原因,当时学界之情状ˆ如此:“在祖国无 哲理、政法之书可读”,“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於诗界乎?"因此,梁 启超的结论就是:在当前革命的形势下,诗界必须革命;诗界要革命,必须首先革其精 神创新意境;要革其精神,必须首先输入欧洲的真精神真思想'。他作为“诗界革命旳的倡 导者,就表示吾虽不能诗,惟新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充当诗界 革命的马前卒。 综观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服务,其精神主要是 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其结果确实促进了当时诗歌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诗歌近代 化的进程。然而,他过分地强调了诗歌的政治性、功利性,而就形式方面明确提倡的只 是新语句、“古风格。其新语句难免显得偏侠,其“古风格ˆ毕竟趋于保守,不要说与以 后的白话诗运动相比存在距离,就是梁启超自己也看到新 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归根到底,梁启超由于并未注重倡导 艺术形式的革新,致使他的“诗界革命”本质上只是一种“日瓶装新酒"的号召,旧形式的束 缚难免影响着新意境的创造,影响了“诗界革命旳的实绩 文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与提倡“诗界革命”同时,也见於《汗漫录》。梁启超在该文 国谈及有关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著作的读后感时说 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 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於是也。 很清楚,他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文界革命的起点。“文思两字分而解,包括形式和内 容两个方面;合而解,则重要是指西方的文化精神。因此,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核心内容 和基本精神是与其诗界革命”合拍而呼应的。然而,梁启超个人与诗界和文界的因缘大不 相同。对于诗,他自称“向不能为诗,自戍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倡导“诗界革命后 以一部《饮冰室诗话》在舆论界树立了权威;对于文,他尽管几无一篇专论,却以从时 务体"到新民体"的大量创作实践和夹杂着片段的论说而成了“文界革命的旗手。故他 的“文界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实际上贯串於戍戌变法前后,不自一八九九年正式提出“文界 革命”始。 梁启超散文改革的思想是与其积极参与维新活动,重视报章文字”密切相关的。早在维新 运动的准备阶段,如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就认识到报纸为“国之利器”(陈炽《庸言 报馆》),“上则裨於军国,下则益於编氓”(《新政真诠·新政论议》),强烈要求解言 禁,办报纸。梁启超从投身於维新活动起,就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一八九五年五月, 他在《致汪穰卿书》中即指岀:“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於人心,则风气之 成不远矣。不久,他先后主持《中外纪闻》、《时务报》的笔政,开始其“报馆生涯 其《时务报》创刊号即有《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指出“觇国之强弱,则於其通塞而 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来愈 多者,其国愈强。”他认为,报纸不仅可响导国民”,而且能监督政府":“报馆者,摧陷 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 敬告我同业诸君》)总之,他把报纸作为鼓吹维 新,动员群众的最理想的工具,竭尽心力地从事报章文字的撰述和编辑工作,致使《时
格”是指诗歌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两者之中，梁启超明确地将诗歌的思想性放在第一 位。他说：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 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 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 人以俭而已。 很清楚，“新名词”并非革命要义，“旧风格”本无所谓革命，三者之中要“革命”者首为“精 神”，以创造“新意境”。正因为黄遵宪最能将“欧洲意境行之”，“溶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所 以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对黄遵宪的评价高于沾沾自喜於搬弄新语句的夏曾佑、谭嗣同。但 是，即使是对黄遵宪，他也认为“未能确然成一家言，即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 琐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究其原因，当时“学界之情状”如此：“在祖国无一 哲理、政法之书可读”，“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於诗界乎？”因此，梁 启超的结论就是：在当前革命的形势下，诗界必须革命；诗界要革命，必须首先革其精 神创新意境；要革其精神，必须首先输入欧洲的“真精神真思想”。他作为“诗界革命”的倡 导者，就表示“吾虽不能诗，惟新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充当诗界 革命的马前卒。 综观梁启超“诗界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变革服务，其精神主要是 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其结果确实促进了当时诗歌的革新，推动了中国诗歌近代 化的进程。然而，他过分地强调了诗歌的政治性、功利性，而就形式方面明确提倡的只 是“新语句”、“古风格”。其“新语句难免显得偏侠，其“古风格”毕竟趋于保守，不要说与以 后的白话诗运动相比存在距离，就是梁启超自己也看到“新 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三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归根到底，梁启超由于并未注重倡导 艺术形式的革新，致使他的“诗界革命”本质上只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号召，旧形式的束 缚难免影响着新意境的创造，影响了“诗界革命”的实绩。 “文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与提倡“诗界革命”同时，也见於《汗漫录》。梁启超在该文 国谈及有关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著作的读后感时说： 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 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於是也。 很清楚，他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文界革命的起点”。“文思”两字分而解，包括形式和内 容两个方面；合而解，则重要是指西方的文化精神。因此，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核心内容 和基本精神是与其“诗界革命”合拍而呼应的。然而，梁启超个人与诗界和文界的因缘大不 相同。对于诗，他自称“向不能为诗，自戍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倡导“诗界革命”后， 以一部《饮冰室诗话》在舆论界树立了权威；对于文，他尽管几无一篇专论，却以从“时 务体”到“新民体”的大量创作实践和夹杂着片段的论说而成了“文界革命”的旗手。故他 的“文界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实际上贯串於戍戌变法前后，不自一八九九年正式提出“文界 革命”始。 梁启超散文改革的思想是与其积极参与维新活动，重视“报章文字”密切相关的。早在维新 运动的准备阶段，如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就认识到报纸为“国之利器”（陈炽《庸言· 报馆》），“上则裨於军国，下则益於编氓”（《新政真诠·新政论议》），强烈要求解言 禁，办报纸。梁启超从投身於维新活动起，就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一八九五年五月， 他在《致汪穰卿书》中即指出：“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於人心，则风气之 成不远矣。”不久，他先后主持《中外纪闻》、《时务报》的笔政，开始其“报馆生涯”。 其《时务报》创刊号即有《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指出“觇国之强弱，则於其通塞而 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来愈 多者，其国愈强。”他认为，报纸不仅可“响导国民”，而且能“监督政府”：“报馆者，摧陷 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敬告我同业诸君》）总之，他把报纸作为鼓吹维 新，动员群众的最理想的工具，竭尽心力地从事报章文字的撰述和编辑工作，致使《时
务报》一时风靡全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他的以报章文字”为主体的新文体散 文也随之而大放光彩。 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的方向与其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同诗界革命'的精神基本-致,但其 对于语言方面的要求两者却有很大的出入。在诗歌领域,梁启超坚持传统的古风格”,这 就与运用新语句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故他实际上对于诗歌镶嵌新语句`、“新名词"的态 度是比较保守的。而他对于散文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不但自己的创作杂以俚语和外国语 法,显得通俗明畅,而且在理论上一再强调言文合一,鼓吹“俗语文学”,有力地推动了中 国文学的白话化。他说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 不循此轨迹。…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巳,凡百文章,莫不有 然。(《小说丛话》) 另外,狄葆贤在《谂论文学小说之位置》一文中也写到: 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 亦应有然。近今欧美各国学校,倡议废希腊、罗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 以言文一致体为能事。………故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中国文 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 今之计,能造出最适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 所谓俗语文学”(或称省俗语文体”),实际上就是訾言文一致"的白话文学。梁启超在“文界 革命”中,尽管其理论上还没有如裘廷梁等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响亮口号,其实践也 停留在言文参半"的阶段(后来他也写白话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还是 俗语文学为上,指明了“俗语文体"即是“文界革命在语体上改革的方向。中国的白话文学 正是经过了文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逐步走向成熟,梁启超倡导俗语文学是有 其历史功绩的。 诗界革命的口号由梁启超首创,一时间得到广泛的响应。然后,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 家三杰之首、其作品可称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饮冰室诗话》)的黄遵宪,却 至死不脱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处处讳言“革命两字,故他自始至终一直没有附和“诗界 革命”的口号。晚年《与严又陵书》云:“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 新。"这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于“诗界革命”的明确态度:既反对严复的顽固立场,也反对梁 启超的激进提法,而主张用"维新ˆ两字来概括当时诗歌及整个文学的革新运动。因此,自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起,一般论著将黄遵宪作“诗界革命的嘬最早的倡导者”,实 有所误会。当然,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诗歌革新运动,其形成有 个过程。黄遵宪的诗歌“维新'的理论和实践与梁启超“诗界革命'在大方向及主要内容方面 都是大体一致的,故作为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要求诗歌革新的思潮而言,黄 遵宪无疑是一个最初的发动者,而且是一个最有成绩的实践家 黄遵宪(一八四八———九0五),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光绪二年(一八 七六)举人,历任驻日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注意硏究 外国政治经济等情况,致力于保护华侨利益。回国后,任江宁洋务局总办,加入强学 参与创办《时务报》,以救亡图存为已任。一八九七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 察使,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创议设学校、筹水利、兴商业,力谋国家的富强 独立。次年任出使日本大臣,未行,戍戌政变起,罢归。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 诗草》等。 黄遵宪于晚年(一九0三年),正当梁启超竭力鼓动诗界革命之时,他在《与丘菽园 书》中回顾、总结了一生对于革新诗歌的看法云 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 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于诸君子 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 矣。执事其有意乎?(《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一号)
务报》一时风靡全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他的以“报章文字”为主体的“新文体”散 文也随之而大放光彩。 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的方向与其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同“诗界革命”的精神基本一致，但其 对于语言方面的要求两者却有很大的出入。在诗歌领域，梁启超坚持传统的“古风格”，这 就与运用“新语句”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故他实际上对于诗歌镶嵌“新语句”、“新名词”的态 度是比较保守的。而他对于散文的态度则大不相同，不但自己的创作杂以俚语和外国语 法，显得通俗明畅，而且在理论上一再强调言文合一，鼓吹“俗语文学”，有力地推动了中 国文学的白话化。他说： 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 不循此轨迹。……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巳，凡百文章，莫不有 然。（《小说丛话》） 另外，狄葆贤在《论文学小说之位置》一文中也写到： 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 亦应有然。近今欧美各国学校，倡议废希腊、罗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 以言文一致体为能事。……故俗语文体之嬗进，实淘汰、优胜之势所不能避也。中国文 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 今之计，能造出最适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 所谓“俗语文学”（或称“俗语文体” ），实际上就是“言文一致”的白话文学。梁启超在“文界 革命”中，尽管其理论上还没有如裘廷梁等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响亮口号，其实践也 停留在“言文参半”的阶段（后来他也写白话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还是 俗语文学为上，指明了“俗语文体”即是“文界革命”在语体上改革的方向。中国的白话文学 正是经过了“文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逐步走向成熟，梁启超倡导“俗语文学”是有 其历史功绩的。 “诗界革命”的口号由梁启超首创，一时间得到广泛的响应。然后，被梁启超誉为“近世诗 家三杰”之首、其作品可称“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饮冰室诗话》）的黄遵宪，却 至死不脱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处处讳言“革命”两字，故他自始至终一直没有附和“诗界 革命”的口号。晚年《与严又陵书》云：“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 新。”这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于“诗界革命”的明确态度：既反对严复的顽固立场，也反对梁 启超的激进提法，而主张用“维新”两字来概括当时诗歌及整个文学的革新运动。因此，自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起，一般论著将黄遵宪作“诗界革命”的“最早的倡导者”，实 有所误会。当然，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诗歌革新运动，其形成有一 个过程。黄遵宪的诗歌“维新”的理论和实践与梁启超“诗界革命”在大方向及主要内容方面 都是大体一致的，故作为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要求诗歌革新的思潮而言，黄 遵宪无疑是一个最初的发动者，而且是一个最有成绩的实践家。 黄遵宪（一八四八——一九0 五），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光绪二年（一八 七六）举人，历任驻日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注意研究 外国政治经济等情况，致力于保护华侨利益。回国后，任江宁洋务局总办，加入强学 会，参与创办《时务报》，以救亡图存为已任。一八九七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按 察使，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创议设学校、筹水利、兴商业，力谋国家的富强 独立。次年任出使日本大臣，未行，戍戌政变起，罢归。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 诗草》等。 黄遵宪于晚年（一九0 三年），正当梁启超竭力鼓动“诗界革命”之时，他在《与丘菽园 书》中回顾、总结了一生对于革新诗歌的看法云： 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 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于诸君子 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 矣。执事其有意乎？（《小说月报》第八卷第一号）
这里,他提出了自己早在青少年时代即有别创诗界之论”,并以目前不克自践其言而感 到遗憾。今查黄遵宪别创诗界之论”,初见于同治六年(-八六八)二十一岁时所作 的杂感诗。此诗表示了对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的现象表示困惑,提出了"我手写吾 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这虽然很难说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但确可说明他革新诗 界的动机早已萌发。此后,他在实践中努力创作新派诗。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他 将诗作初次编集后作《自序》一篇,对其“别创诗界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 中设一诗境:一日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日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日取《离骚》乐 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日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 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 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 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於晩近小家,不 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同年,他有《与梁任公书》,所谈意见与上《序》大致相同。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 间,维新党人夏曾佑、谭嗣同辈作新学之诗'成风,黄遵宪也就在《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 史》中首次揭橥了新派诗的名目。其诗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 不忘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蚪驷, 出门惘惘更寻谁?”前有小序云:“重伯序余诗,谓古今以诗名家者,无不变体,而称余善 变,故诗意及之。"此诗及序说明了新诗派乃著变"而来。诗中“光丰之后"谓道光、咸丰 以来,“巨蟹横行”指横写的西方文学。此两句点明了新诗派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对它 前途的展望。不久,梁启超即大力鼓吹诗界革命”,并以黄遵宪的作品为新诗的模范。 黄遵宪避其名而行其实”,虽然不提ˆ诗界革命”’,但其维新ˆ诗歌的精神与梁启超息息相 通。一九0二年给梁启超一信又对革新诗歌发表了重要意见 报中(按:指《新小说》)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 西堂之明史乐府。(西堂以前,有李西涯乐府甚伟,然实诗界中之异境,非小说家之支 流也。)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 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即"骆驼 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易乐府之名而日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其题目,如梁 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之纳职,候选道之贯物,皆绝好题目 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 (《黄公渡先生手札》 以上,将黄遵宪别创诗界、“唯新'诗歌的主张作了历史的描述。将此与梁启超ˆ诗界革 命"的理论相比较,其中有异者,略有以下几点 )对于革新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不够鲜明、直接和大胆。梁启超态度非常明 朗:首先,“革命者,当革其精神”,把“创新意”、写新思想"放在第一位;其次,强调创 造新意境首要是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用"欧西文思,创造欧洲意境',提倡引进西方新 的哲学社会思想和物质文明来改变旧的面貌。因此,其理论新的色彩十分鲜明。黄遵 宪则不然。他既没有将思想内容的革命加以强调,又从未直接号召书中输入当时先进的 西方文化精神,祗是借用一些古老的命题、含混的提法来达到革新诗歌内容的目的。他 的纲领性的口号即是“诗外有事,诗中有人”,也即为关心现实,表现个性。用类似的语言 来表达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近代文论中已屡见不鲜。当然,黄遵宪诠释这句口号 时有新的内涵:要求诗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 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也即“用今之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于 诗”。这样广泛而笼统的范围当然也包含着反映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特别是就黄遵 宪本人的“耳目所历而言更不容置疑,所以他的诗作确实也如梁启超所赞誉的那样,能创 造"欧洲意境。但是,一般人的耳目所历"与黄遵宪等少数先进人物相比存在着很大的距 离,仅仅以其个人的见闻和思想是很难一定创造出新意境的。总之,黄遵宪在陈旧的口 号之中,其理论导向是不鲜明的。这或许与他在政治改革运动中一直采取潜移"、"缓 进”、“蚕食”等比较稳健的立场有关
这里，他提出了自己早在青少年时代即有“别创诗界之论”，并以目前“不克自践其言”而感 到遗憾。今查黄遵宪“别创诗界之论”，初见于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二十一岁时所作 的“杂感”诗。此诗表示了对“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的现象表示困惑，提出了“我手写吾 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这虽然很难说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但确可说明他革新诗 界的动机早已萌发。此后，他在实践中努力创作“新派诗”。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他 将诗作初次编集后作《自序》一篇，对其“别创诗界”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 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 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 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 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 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於晚近小家，不 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同年，他有《与梁任公书》，所谈意见与上《序》大致相同。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 间，维新党人夏曾佑、谭嗣同辈作“新学之诗”成风，黄遵宪也就在《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 史》中首次揭櫫了“新派诗”的名目。其诗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 不忘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虯驷， 出门惘惘更寻谁？”前有小序云：“重伯序余诗，谓古今以诗名家者，无不变体，而称余善 变，故诗意及之。”此诗及序说明了“新诗派”乃“善变”而来。诗中“光丰之后”谓道光、咸丰 以来，“巨蟹横行”指横写的西方文学。此两句点明了“新诗派”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对它 前途的展望。不久，梁启超即大力鼓吹“诗界革命”，并以黄遵宪的作品为“新诗”的模范。 黄遵宪“避其名而行其实”，虽然不提“诗界革命”，但其“维新”诗歌的精神与梁启超息息相 通。一九0二年给梁启超一信又对革新诗歌发表了重要意见： 报中（按：指《新小说》）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 西堂之明史乐府。（西堂以前，有李西涯乐府甚伟，然实诗界中之异境，非小说家之支 流也。）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 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即“骆驼 无角，奋迅两耳”之辞也），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其题目，如梁 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之纳职，候选道之贯物，皆绝好题目 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 （《黄公渡先生手札》） 以上，将黄遵宪“别创诗界”、“维新”诗歌的主张作了历史的描述。将此与梁启超“诗界革 命”的理论相比较，其中有异者，略有以下几点： （一）对于革新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不够鲜明、直接和大胆。梁启超态度非常明 朗：首先，“革命者，当革其精神”，把“创新意”、写“新思想”放在第一位；其次，强调创 造“新意境”首要是“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用“欧西文思”，创造“欧洲意境”，提倡引进西方新 兴的哲学社会思想和物质文明来改变旧的面貌。因此，其理论新的色彩十分鲜明。黄遵 宪则不然。他既没有将思想内容的革命加以强调，又从未直接号召书中输入当时先进的 西方文化精神，祗是借用一些古老的命题、含混的提法来达到革新诗歌内容的目的。他 的纲领性的口号即是“诗外有事，诗中有人”，也即为关心现实，表现个性。用类似的语言 来表达这样的思想，在中国古代、近代文论中已屡见不鲜。当然，黄遵宪诠释这句口号 时有新的内涵：要求诗歌“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 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也即“用今之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于 诗”。这样广泛而笼统的范围当然也包含着反映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特别是就黄遵 宪本人的“耳目所历”而言更不容置疑，所以他的诗作确实也如梁启超所赞誉的那样，能创 造“欧洲意境”。但是，一般人的“耳目所历”与黄遵宪等少数先进人物相比存在着很大的距 离，仅仅以其个人的见闻和思想是很难一定创造出新意境的。总之，黄遵宪在陈旧的口 号之中，其理论导向是不鲜明的。这或许与他在政治改革运动中一直采取“潜移”、“缓 进”、“蚕食”等比较稳健的立场有关